试议经济法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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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经济法缺乏实际可操作性

史际春教授从理论服务实践的角度，强调部门法的部门划分理论应该不拘小节地、积极地、现实地和立法与法的实际可操作性结合起来，提出“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干预和参与经济活动并直接体现国家意志的经济关系的法”。其中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由经济法的原理和理论，转向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否则，经济法的原则宗旨，只能沦落成政策性的口号，或是为“新行政法”的理论组成部分。

二、经济法应该以经济学为基础，进行活动

从逻辑上讲，正是因为经济法未以经济学作为基础，进行理论和实践，所以导致了经济法缺乏实际可操作性的局面。一言以蔽之，经济管理主体在进行宏观调控行为之时，应重新评估经济学理论的价值，应该融入经济学的理论作为基础；此外，经济学理论在法律对经济管理主体进行规制之时，将会起到衡量其违法性的标杆的作用。经济管理主体在财政、税收、信贷、利率、汇率、价格等方面施展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撬动经济杠杆，传输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以诱导和制约经济活动主体（管理相对人）的经济行为之时，必须要强调经济管理主体的经济责任制和权责统一。我认为，考量其行为的合法性，不仅要通过经济法律制度，也必须考量其行为是否经济。违法性，在这个地方，不存在明显的下限（应该被扩大），其行为如果是违反法律规定的，那么被法律制裁毫无疑问；如果其行为，是明显不经济的（即违背经济原理的），造成较大或更严重损失的，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比如，经济法（<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央行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职权，若其在金融危机大环境下，对我国中小企业或以出口为主的生产制造业持续收紧银根、减少货币流通量，或未及时提供贷款支持，最终致使中小企业大面积破产，则应承担法律责任。因此，笔者认为，经济学是经济法的基础，经济法的“工业革命”已经来临，经济学在这场“工业革命”中，将扮演着“蒸汽机”的角色。

三、国有企业缺乏自身定位

国企改革应该接受公众监督即其透明度，特别是定价谈判，必须经过听证。第二点，国企改革应该保证克制和冷静，改革不革是为改革。仓促地、大规模地改革，只会损害国民（国有资产所有人）的利益。有经济学家说，政府、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经济舞台，自由经济、民营经济，更可以像美国靠拢的经济体系。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法和经济法，都有本土性。我国历史数千年的禁榷制度和文化特性，决定了我国经济法的独特性：国有资产参与、保障经济运行，并且计划性地、服从性地有效带动民营企业，它具有计划经济的高效性和执行力，能有效配合国家宏观调控举措。可以说，国有企业是必要的，从国家经济命脉稳定和控制的角度出发如此，它对宏观调控举措的辅助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经济调控行为缺少审判监督

经济调控行为的可诉性，笔者不愿赘述。简而言之，经济调控行为，是增加和减少部分相对人利益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它是对相对人现存利益的剥夺，若该经济调控行为是对权力的不合理使用，诉讼理应成为相对人寻求救济的途径。因此，法院增设“经济调控审判庭”，打破以往行政庭“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怪圈。笔者认为，“经济调控审判庭”的设立并且一定程度上的审判独立，对相对人的利益的保护来说，是意义重大的。而且，它监督宏观调控主体的调控行为，有权作出裁定、判决撤销违法的宏观调控行为；对于宏观调控主体不履行或拖延履行调控职责的，有权判决宏观调控主体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作者：卢丙乾单位：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