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创性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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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生命力在于科学的原创力。同志在201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创新成果迭出，但笔者认为以下三大理论最具原创性。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原创性经济理论，莫过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无疑要归功于邓小平。如果说，160多年前伴随着《共产党宣言》的诞生，一个共产主义“幽灵”开始在欧洲游荡的话，那么，30多年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幽灵”开始在中国游荡。而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不是什么“幽灵”，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蔚为壮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的最终确立，经历了曲折过程，付出了沉重代价，包含着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未来的科学憧憬。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的一大难题。当时在理论上，可以遵循的就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可以借鉴的就是前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因此，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我国就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构建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满足人民群众的就业医疗养老保障和抵御外敌入侵等方面，都曾经发挥了它应有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联系的日益复杂，这一体制中的各种弊端特别是经济管理中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问题，开始显露出来，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很快发现，苏联的经验并不完全对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和民主革命道路一样，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去寻找，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道路，因而先是向地方下放权力，继而要求重视研究经济规律，强调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提出一系列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采取不少具体政策、措施力矫其弊，但这些，没有也不可能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藩篱。

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掀起“反右”、“”、“”、“四清运动”等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斗争，到“十年动乱”时，更是“以路线斗争为纲”，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把发挥市场作用、发展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统统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使得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使得本来应该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变得僵化呆滞，经济发展艰难曲折，国民经济几近崩溃，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1978年底，我们党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在三中全会春风吹拂下，神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党和国家又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地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论当代中国的原创性经济理论储东涛内容提要：创新贵在原创。科学的原创是前无古人、今无争议的创造，是震古烁今、跨越时空的开创，是对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么，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才能促进生产力大发展呢？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中第一次对市场经济从理论上作了明确阐述。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那时到1992年，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14个年头中，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冷静地审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同时向传统西方经济理论提出挑战，围绕着社会主义能不能、要不要和怎么样实行市场经济，一共发表了10次重要谈话。特别是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他总结性地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国家到底能不能实行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没有既定答案，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没有现成经验，因此，邓小平的十论市场经济，其原创性就表现在：第一，突破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属于“经济制度”的传统理论，认为它们都只是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实行。第二，破除了把计划和市场作为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标志”的陈旧观念，认定它们都是经济手段。它们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两者都得要，两者要结合。第三，强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力的好方法，两者统一在发展生产力这一点上，互相兼容，互相促进。第四，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方法上“基本相似”，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由此可以说，如果没有邓小平超越“本本”的理论勇气，没有结合我国国情的主动探索，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党要在十四大上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我们还将摸索更长一段时间。

1992年举行的党的十四大，对于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会议的一个标志性贡献，就是确认我国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体制，走上了振兴国家经济、实现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总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思路清晰，观点鲜明，石破天惊，震聋发聩。现在，除了极少数人，全世界都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成为当代最伟大的国际事件之一：它突破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经济的固有模式，突破了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的传统观念；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开创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

二、新型工业化道路理论

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后，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辛探索和持续奋斗，推动工业化不断前进，改革开放后突飞猛进。欧美发达国家用了将近300年的时间，才使10亿左右的人口进入工业社会，我国仅用了五六十年，就将13亿人口带入工业社会，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长期以来，我国走的是一条传统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对我国实现工业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同时弊端也很明显。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工业化的特征是：速度高、效率低，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城市工业、轻农村工业，技术水平低、经济效益差，工业总量扩张、人民消费紧缩。改革开放后，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工业化，工业结构经过不断调整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外开放提高了工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带来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传统工业化道路并未从根本上转变：铺摊子、拉战线，上项目、扩总量，先污染、后治理，形成“高投入、高速度、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率、低效益”的局面。到世纪之交，随着我国大力发展制造业、不断扩大对外出口、争做“世界工厂”，我国工业投资规模越来越大，资源能源过量消耗，耕地大面积占用甚至流失，环境严重污染，生态明显破坏……2002年，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型工业化”这一概念，并针对传统工业化道路揭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丰富内涵：“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条道路，主要“新”在反映时代特征采用先进技术，“新”在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新”在开发人力资源拓宽就业渠道，“新”在防止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新”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尤其要正确处理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关系：工业化是信息化之母，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信息化；信息化是工业化之子，信息化的成长壮大必然成为工业化的强大动力；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两者互相融合，互动并进。可以说，这不仅是对中国工业化的历史性贡献，而且是对世界工业化的历史性贡献。今天，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性任务，但新型工业化道路符合我国国情，不但能提高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水平，而且能带动农业和农村发展，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因此，我国将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服务业大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2007年，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把长期以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一改而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尽管只改了两个字，即把“增长”改为“发展”，但体现了原创精神，扣人心弦，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新的原创性经济理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初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曾把扩大再生产分为“外延型”与“内含型”或“粗放型”与“集约型”两种类型，到20世纪60年代初，一些苏联学者提出了“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这两个概念。1971年，苏共“24大”正式提出“国民经济集约化”方针，要求苏联经济向“集约增长”方向转变，因而有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我国在改革开放伊始，也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最早见于1981年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当时就强调“从片面追求速度和数量”向“重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方向转变。之后，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先后重申了这一思路。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还提出两个著名的“根本性转变”，一个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经过世纪之交的艰苦努力，我国的经济体制确实发生了重大转变，特别是十六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进一步完善，但经济增长方式一直没有多大转变。

中共十七大之所以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从理论上来说，是因为“经济增长”涵盖不了“经济发展”的丰富内涵，而我国并非仅仅追求经济增长。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但它基本上是一个纯经济概念，只是指后期的国民经济产出量在规模上比前期增加，即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劳务服务在量上的增多。经济发展比之于经济增长，内涵丰富得多，外延宽广得多，它不仅包含经济增长，而且涵盖社会发展尤其是人的全面发展。2003年，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新世纪我国的经济发展，决不仅仅是要解决一个“粗放增长”还是“集约增长”的问题，同时还涉及到内需与外需以谁为主，即投资、消费、出口三大动力如何优化配置问题，涉及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三次产业之间能否协同发展问题，涉及到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还是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人力资本投入问题。总之，按照科学发展观，我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其次，从实践上来看，是因为我国经济在经过30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已经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并在新形势下日益尖锐和突出。比如，投资高度膨胀带来了产能过剩，出口高度依赖带来了内需不足，资源能源高度消耗带来了瓶颈约束并掩盖了管理松弛，二产“单兵突进”抑制一、三产业发展和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经济总量迅速扩张而人民收入提高不快、消费明显不足，等等。这些问题，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十七大报告鲜明地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由此可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扬弃，是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超越，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领域中的突出要求，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中又一场深刻的变革，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它揭示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核心思想，体现了扩大内需、关注民生的执政理念，对我国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飞跃，具有长期的战略性指导意义。

四、结论与启示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人民币，下同），人均国民收入为66．1元，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大多只有历史上最高产量的一半左右。从1950年到1952年底，我国经过和“三反五反”运动，国民经济迅速得以恢复和初步发展，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均超过旧中国的最高水平。按照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英国安格斯•麦迪森教授的测算，1952年，我国的人均GDP为538国际元，日本的人均GDP为2336国际元，我国相当于日本的1／4。到1978年，我国GDP在世界总量中的比重跌到了深谷之底，仅为1．8％。按照安格斯•麦迪森教授的计算，当年人均GDP仅为978国际元，比1952年增长了0．82倍，而日本的人均GDP则达到12585国际元，增长了4．39倍，我国变得只相当于日本的1／13。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经济成就不断刷新。从1978年到2010年的30多年中，我国GDP增长了40多倍，先后超过了西班牙、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目前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8％提高到7．8％；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加到29727．6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我国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加到28473亿美元，居世界第1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超过10000亿美元，对外投资也大幅增长，既加快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稳定解决了13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人民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得到根本性改变。

国际上曾经有人断言，中共在军事上可以打100分，政治上可以打80分，经济上却只能是零分；曾经有人宣称，中共要让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来个180度大转弯，就如同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圈。但是，我国仅仅用了10多年时间，就初步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仅仅用了30多年时间，就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二外贸大国，我国目前吸引利用外资、对外出口、外汇储备均居世界第一。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十分感慨地说：“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在过去1／4个世纪里，中国的增值率为9％，人均收入提高了4倍（从220美元到1100美元）。……在以往的经济革命中———比如19世纪的工业革命———增长率最高也就是2％到3％”。以曾经为前苏联设计“休克疗法”而名噪一时的美国青年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也试图从一些年份中找到解释“中国之谜”的答案：“中国经济史上有一些重要的年份：1434，1839，1898，1937，1949，1978。理解这些跨度为500年的日期，可以理解中国经济的划时代摆动之谜———从世界上处于技术领先地位到变成一个穷国，再到最近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革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发展终于摆脱困境，突飞猛进，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人民生活都上了一个大台阶，举世公认。伟大祖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精神昂扬，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自信、自立自强，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当前，我国正在中共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可以相信，只要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定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国经济一定能又好又快地发展，从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