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科经济问题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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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越来越需要加强和深化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先后呈现出以“革命”、“建设”和“改革”为特征的发展脉络，而经济问题与之的联系呈趋紧之势。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还不足以构成党的活动重心的话，那么，作为经济制度变迁的社会主义革命及随后开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主要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积淀愈发深厚，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在党史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经济问题在其中的分量更是不言而喻。可以说，没有对经济问题的涵盖和研究，中共党史的研究是不全面的，中共党史学科的体系是不完整的。

一、中共党史学科范畴内的经济问题

首先，什么样的经济问题属于中共党史学科范畴内的经济问题?根据现代学术的学科划分规则，对人类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属于经济学的学科范畴。然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任何社会形态或者经济体的经济运行，都不是经济本身的自我运行，它必然同社会的其他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相联系。随着经济运行技术和方式愈发复杂，这种联系愈发紧密。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已经看不到没有政党、政治社团或政府等政治组织施加影响的经济。正如迪克西特在分析美国财税政策制定的历史经验时总结的那样:“该过程在每一步都是政治的———不仅立法过程是政治的，而且政策的实施以及行政机构及其下设机构的选择和组建都是政治的。”①研究和分析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各种问题，抛开这个国家的政治组织将寸步难行。这一点，在研究当代中国经济问题上尤为突出。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序言中就曾明确指出:“要考察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而不考察共产党变革它的努力的来龙去脉，则是毫无意义的。”②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离开对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组织的研究，犹如缘木求鱼。此为经济问题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相耦合的内生逻辑，也体现了中共党史学科之于中国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另一方面，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和经验，其中当然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国民经济建设、改革和发展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的历程和经验。关于经济问题的研究必然是中共党史学科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学科建设的意义上讲，并不是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属于中共党史学科范畴。至于什么样的经济问题属于中共党史学科，需要从本学科的范畴和体系入手来界定。中共党史是历史学门类的成员，应秉持历史学的治学方法，这已是党史学界的共识。本文要强调的是，中共党史是一门特殊的历史，是执政党的历史，其本身不可避免地要承担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责任和功能。作为一个政党的历史，一种专门史，中共党史不可能涵盖当代中国的一切经济事件，它只能关注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发展历程中所呈现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事实上，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决定了当代中国的经济建设、改革和发展。这种思想、政策和行为必定是针对宏观经济层面的，是有机组成国民经济整体的各类经济制度安排和政策结构，而不是细枝末节的或者与国民经济这一整体无系统联系的经济现象。换言之，中共党史学科范畴内的经济问题，应是与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国民经济发展建设的历程、经验和规律的问题，是“政治经济史”层面的问题。

二、两种偏离学科范畴的经济问题研究范式

对照上述界定我们能发现，目前党史学界有两种偏离中共党史学科范畴的经济问题研究范式，即宏大叙事与“社会经济史”。宏大叙事是中共党史学科的一种传统研究范式。这种范式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和宏观规律，但对于历史事件的描述和分析有着“大而化之”或以论代史的缺陷。这种缺陷在经济问题研究中的负面影响尤为明显。它秉承革命史的逻辑，以阶级斗争的道义革命立场，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哲学路径，来观察和分析经济问题，总体上处于规范研究和价值判断的范畴。它的特点和缺陷正如有的论者所总结的那样:“预设立场，无限制地扩张历史学的宣传、教化功能。以权威论述或权威文件为指导，有选择地剪裁史料，来论证某种权威性论述。……在叙述方式上，频繁性地使用某种不言自明或无法证明的集合性语汇。”①宏大叙事的研究范式在经济问题的具体运用上，过分重视对经济事件性质的论述，忽视事件背后的技术过程，对经济问题原因的解释呈现出无法被证伪的“套套逻辑”②。比如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有关论述颇有代表性:“利用、限制、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基本政策，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的主要途径;由于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再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行公私合营”③。然而已有研究证明，公私合营的实现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在宏大的理论预设之下有着复杂而合乎经济制度变迁规律的技术过程①。这种技术过程反映了工商业改造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的真实逻辑。宏大叙事的研究范式无法展现这种真实，因而它所呈现的只能是经济问题在定性上的一个侧面，并未触及内在的规律与历史经验。如果我们仅仅秉持这一种研究范式，中共党史学科的经济问题研究显然无法深化和拓展。宏大叙事的弊端已被学界充分认识并得到很大程度的扬弃。然而在经济问题研究方面，这种扬弃走向了一个矫枉过正的极端，即“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它的主要表现是一方面重视史料收集和考辨工作，注重实证考察和“史从论出”，另一方面又将经济问题社会学化、简单化、个案化，经济问题中特有的定量分析方法依然没有受到重视，同时宏大叙事研究范式中原有的理论分析方法也被遗弃。仍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为例，近年来一些研究成果做出了“眼光向下”的实证考察尝试。如《北京市私营商业与社会主义改造(1949－1960年代中期)》一文，利用北京市档案展示了完整的地方性商业改造②。如果仅仅考虑对历史事件梳理得完整与否，而不去探讨是一种什么样的完整的话，该文是非常出色的。但遗憾的是，这种研究表面上看似以实证的手法，为我们展现了私营商业改造的全过程;但它以国家与社会之间既定的“运动”观念，从社会变迁的层面来观察经济变迁，用档案图表等原始资料堆砌的方式来阐述经济变量，削弱了研究的价值和科学性。这种以社会变迁框架去研究历史上的经济问题，以政策档案叙述代替经济要素的定量分析，其结果只能掩盖经济问题的真实逻辑。与该文类似的这种取“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的成果，虽自觉利用档案文献资料，重视史料梳理，关注叙事的完整和全面，但较少考察真正的经济要素。其秉持的以“进村找庙”式的民族志叙事范式来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论，事实上混淆了中共党史学科内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界限，客观上出现了一种将经济研究“社会学化”或“社会史化”的倾向。它不仅忽视或掩盖了经济问题的内在要素，没有反映经济问题的本原，而且其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也只能为其他学科(比如经济学)的研究提供资料，对本学科的发展难以作出有学术分量的贡献。

三、经济问题研究的实质与基本规范

要正确认识中共党史学科的经济问题研究范式，就首先要正确理解经济问题研究的实质与基本规范。经济问题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的经济现象，其研究实质是要发现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因果联系或约束条件，以解释经济现象，描述经济要素的变动规律。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本质上是一种“解释性”的研究，它不仅要考察经济现象“是什么”，更要探求“为什么”。这一本质内涵无论是对于现实中的经济问题研究还是对于历史上的经济问题研究都是一样的。对于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言，显然，解释清楚“为什么”才能有助于认识清楚“是什么”;即便是对已经成为历史的经济问题的研究，探求“为什么”仍然是搞清楚“是什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所强调的:“历史学家必须充分认识经济因素在历史变革的形成中的重要性，以及研究清楚这些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目的的重要性。”③科学地解释现实，需要在简化现实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推理。理性的科学研究不是简单地用事实解释事实，而是通过头脑中的思维和思辨，运用一套逻辑严密的推理体系，构造相关理论，以“讲理”、“推理”的方式对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说明或解释。因此，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必须遵循运用逻辑推导产生的理论命题解释历史事实，和用历史事实证明或证伪理论命题的基本研究规范。这种基本研究规范包括两个方面的要素:首先是由逻辑推导产生的理论命题，再者是进行历史事实的检验尤其是计量检验。由逻辑推导产生的理论命题事实上是运用一定的理论范式，从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找出关键的条件变量从而建构出经济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体系。理论建构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通用方法，无此则无科学研究可言。理论建构应该是“唯理主义”的，追求的是理论框架的解释力，讲究的是逻辑推导中的层层递进的严密性。同时，科学研究仅仅是要构建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关系，不能为理论而理论。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假说，都需要证明或证伪，即都需要发现其中的“实验逻辑”，而这证明或证伪即为运用历史事实检验理论逻辑的过程。由于经济现象相对于政治、文化、社会等现象在数量方面的特殊性，计量检验成为经济问题研究中的关键环节。可以说，没有对计量方法的运用，就无法真正开展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最直接的表现是各经济要素在“量”上的变动。计量检验是发现和验证经济现象中因果逻辑的最有力的工具。

以严格的经济研究规范来研究中共党史学科范畴内经济问题的成果，在本学科中虽不多见，但在理论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科中却频频出现。例如名噪一时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决定论”，利用比较优势、制度调节、计量校准等概念和方法，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持续及历史绩效做出了新的、科学而深入的探讨①。又如关于改革开放历史缘起的问题，“财政联邦主义”、“政治锦标赛”等独特的研究视角相继出现，改变了之前改革开放史研究中政策梳理式的单一格局，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过程和关节点做出了既有理论深度、逻辑推论，又有严密的计量支持的梳理和阐释②。这些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非凡。事实上，党史学界在这些问题上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可与之共鸣或争鸣，皆因研究的规范性欠缺而不能展现在一个更高的学术平台上，这原本也应是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阵地，但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显然，这种被动的封闭削弱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学术地位，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四、中共党史学科正确的经济问题研究范式由于研究的问题仍然是经济问题，中共党史学科的经济问题研究不能脱离经济问题研究的实质与规范;由于研究的角度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共党史学科的经济问题研究又应有自己的基本规范。这些基本规范概括起来有四点:历史的长度、政治的高度、理论的深度和视域的广度。首先，中共党史学科的经济问题研究应坚持历史的长度原则。既然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那么这类经济问题就要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尤其是有过较长发展历程和较大影响的问题。比如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工农业剪刀差的研究、国有经济的研究、财政政策变迁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以及中共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等。相反，类似金融危机和货币政策这种在现实经济研究中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因其在当代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上没有足够的“长度”，不宜作为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其次，应有政治的高度。如前文所述，中共党史不可能涵盖当代中国的一切经济事件，它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因而中共党史学科的经济问题只能关注“政治经济史”层面的问题，关注与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探求中国共产党领导国民经济发展建设的历程、经验和规律。基于此，中共党史学科的经济问题在研究规范上应坚持有政治的高度。“社会经济史”领域的个体、家庭及村庄社区等微观经济体的研究不宜作为经济问题来研究，以免误导或阻碍后学者对真正经济问题的研究。开展有政治高度的经济问题研究，对于巩固中共党史的学科阵地、建设完整的学科体系有着重要意义。复次，应有理论的深度。法国年鉴学派的费尔南•布罗代尔曾感慨“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①。固然，我们不应再建构宏大叙事式的理论框架，然则理论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却是不容否认的。

一切历史理论，都是从历史和当时的社会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来。“论从史出”并不是要取消“论”。那种脱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背景来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的惟一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的认识，对于研究经济问题是无益的。“理论是断不可少的，不应当号召学者们退回到纯粹的考证工作上去，或者只对次要的问题进行探讨，或只限于使用‘纯科学’的技术手段研究历史。”②最后，应有视域的广度。研究中共党史学科的经济问题，应具备跨学科的研究视域。当代学术研究的大趋势是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不断加强，学科之间的壁垒不断被打破，跨学科研究成果的价值愈益凸显。由于经济问题自身的特点，在中共党史学科范畴内开展经济问题研究，除秉持历史学的治学理念外，应紧密结合和充分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进展，建构中共党史学科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规范。唯有如此，中共党史学科的经济问题研究才能建立起宽厚的学术支点。没有这一支点，便不可能实现党史研究全面的理论创新，也不可能实现同其他学科的真正对话与交流。因为交流需要共同的话语基础，而研究方法、分析架构、学术话语则是构成对话的重要基础，否则双方都将自说自话。“不同学科之间或者运用不同学科的方法对同一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对于激活创新性思维、对于全方位研究某一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它值得党史学者重视并付出艰辛的努力。党史研究者在日新月异的学术思潮面前要有危机感，要充分意识到本学科的相对封闭状态，树立开放的学术意识，培养宽容的学术心态，努力营造一种鼓励创新的学术氛围，不仅在微观问题上而且在宏观问题上、体系上鼓励创新。”③应该说，近年来我们在经济问题研究方面已经充分意识到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述而不作”的研究理念，先进的学术范式越来越多地被吸纳进来。但是，对于其他学科的某些新颖的概念、原理和分析框架的盲目追求乃至不求甚解的运用，又使得我们的很多研究陷入了“范式泛滥”的误区。比如，对于制度、制度安排、博弈论等制度经济学概念和原理，中共党史学科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存在着“形似而神不是”的运用，或者将制度安排等同于政策规定，或者将逻辑严谨且动态演化的博弈论简化为对立斗争的矛盾两面，等等。这样的运用并没有真正做到研究范式的跨学科耦合，反而损伤了中共党史自身的研究逻辑，应当引起研究者的足够警觉。中共党史学科正确的经济问题研究范式，应是在坚持上述四项基本规范的基础上，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运用实证方法，研究问题的“是什么”、“为什么”。对于价值的判断，应从技术上回答“应该是什么”，而不能持泛道德化的批判态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最主要的是坚持逻辑与实证的统一。一方面，针对所研究的经济问题，研究者应在逻辑推导的基础上建构合适的分析框架或者理论模型去应用于史料的解读。这种建构因史料的不同而不同。“历史学家更大的需要却是有效的分析工具，而这一切正在从历史资料本身中内生出来。”

基于史料建构逻辑是经济问题中实证研究的本来含义。因为言明理论逻辑及其存在条件，则读者可以判断这些理论与史实之间的关系。当这些言明的框架足够多样化，且在不同框架之间有充分竞争时，对理解历史最有帮助的框架才会在学界共识的基础上脱颖而出。如果不言明潜在的分析框架，使读者误以为存在一个没有理论框架的纯客观历史，则读者反而会轻易相信一些很没有竞争力的分析框架，而失去对分析框架的识别和批判能力，反而使历史记述变得非常主观。如果没有这种基于逻辑推导产生的理论框架，研究者在考察史料时只能采用归纳式的经验主义方法。这种方法既不能在逻辑上肯定其真实性，在解释史料和作判断时，也会由于缺乏公理原则和强调个性，只能凭研究者的主观推理和直觉，很难理解经济现象背后的真正逻辑。另一方面，针对所研究的经济问题，研究者应充分运用实证检验尤其是计量验证的方法。能够被计量方法所验证，是经济问题研究与其他问题研究的重要区别。定量分析是经济问题研究的基本理念，因为经济系统中的各要素，无论是资金、技术、劳动力，还是制度供给及其绩效，都是可以量化的变量。研究者可以依据这些变量所呈现出来的历史数据，按照一定的数学原理，进行排列、组合、计算或函数推导等，找出其中的因果逻辑。计量验证是实证研究的基本特征，没有计量验证的经济问题研究只能称之为“伪实证”。由于数学运算是最严密的形式逻辑，计量验证必须依据一定的数学原则，或是简单计算，或是复杂的函数推导，单纯对史料中数据表格的摘录引用不能成为计量验证。包括规范和方法在内的范式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基础问题。只有匡正研究范式，学术研究才能真正深化下去。中共党史学科的经济问题研究范式对研究者在研究能力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掌握基本的经济规律以及经济知识、理论和方法，从经济的角度解读历史;另一方面要掌握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规律，从历史的角度解读经济。只有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中共党史学科的经济问题研究才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这虽然对很多党史研究者的既有知识结构提出了挑战，但更重要的，是为中共党史学科提供了巩固学科阵地、深化研究领域的平台，以及提升学术水平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