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权问题的经济学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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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是当前国家发展中受重点关注的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环境问题屡禁不止，环境污染事件频频发生，甚至危及人的财产、生命安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问题的特点决定的。

人类所处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整个外部世界都可称之为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一个有机整体，包括了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等。环境系统内的各个要素互相联系和影响，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同时环境的容量是有限的，环境容量是指一定时期内，环境资源所能允许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大小，即环境所能允许的人类需求的最大限度。

自然环境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当人们排放的废弃物在环境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时，环境能够通过自己的净化功能清除这些污染，但是当人们排放的废弃物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环境就无法彻底地净化人类造成的污染，从而威胁到人的生存，因而人类进行的排污行为也要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在环境的有限容量内进行，这种情况就会造成人们之间的竞争，争夺有限的污染排放资格。

自然环境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属性。所谓公共物品，根据萨缪尔森定义，是指任何一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私人物品确定了所有权之后就限制了其他人对于此物品的占有和消费，而公共物品无法将某个人排除在外，或者可以排除但需要巨大的成本，产生极大的不经济。自然环境就有明显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正是这一特性决定了环境污染问题具有负外部性，进而导致现实生活中污染问题严重。所谓外部性（或溢出效应）是指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效益。斯蒂格利茨指出：“只要一个人或一家厂商实施了某种有影响其他人的行为，而且对此既不用赔偿，也不用得到赔偿的时候，就出现了外部性。”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那些给其他人带来了效益的行为；负外部性则是指给别人造成了损失，从而把成本强加给别人的行为。环境污染具有典型的负外部性。

外部不经济是环境违法的内因。市场主体可以通过任意无偿地开发共有资源或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获得全部正效益，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而产生的负效应则分摊给其他开发利用者以及后来人。在获利动机的驱使下，每个市场主体都会无节制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这就是环境的外部不经济造成的“共有物的悲剧”。

在经济学中，对于稀缺资源和外部性问题的解决，经济学家有多角度的论述，形成了相关的理论观点，其中著名的有庇古有关税收的理论和科斯产权定理。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论述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当前对污染问题最有效、最能形成长期制度的解决方法——环境经济政策，也产生了一项当前备受关注的环境政策——排污权和排污权交易。

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最早提出通过税收或补贴的方式解决外部性问题，称为“庇古税”，其理论内容是通过政府征税或补贴，矫正经济活动中私人成本，使之与社会成本相一致，从而使私人的最优等于社会最优。与之不同的是，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认为，外部不经济从根本上是产权界定不够明确或界定不当引起的，他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指出只要产权已经明确界定并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那么，交易的任何一方将拥有产权带来同样的资源最优配置的结果，这可通过双方之间的谈判自然实现，产权赋予不同的人只会带来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同。科斯定理阐述了一种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方法。产权界定明确使得企业或个人在产生外部性，特别是负外部性时，会受到产权所有者的追究，从而把外在的成本作为内在的考虑，支付一定的赔偿，进而使个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

基于以上经济学理论分析，在环境污染问题上，各国广泛采取排污收费或排污税的方式控制企业的排污行为，目前，关于排污权和排污权交易的研究也在各国深入发展。

传统的排污收费或排污税只是对于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事先或事后收取一定的费用，属行政手段。而这种费用一般不与企业的污染排放相挂钩，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看做是认可了企业的污染行为，企业缴纳一定的污染费用就得到了污染的许可，就不会顾及污染的产量。如果企业所需缴纳的污染费用与治理污染所需的投入相比较少的话，企业还是会选择缴纳费用获得污染的许可，这样并不能达到减少环境污染的初衷。因此，需要加大污染费的力度，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而如果是加大执法的力度，则会相应地增加行政执法的成本，同时也会增加权力寻租的机会，社会成本过高。目前，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排污收费已逐渐被新的形式所取代，即排污权。

排污权和排污权交易理论能有效地解决环境污染的内部原因，但是作为一种市场行为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排污总量的确定。排污权和排污权交易是建立在环境一定的容量性的基础上的，排污总量的确定就成为排污权和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前提。但是区域内环境自身所能允许的人类需求的最大限度的确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大量的数据资料，而且也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涉及水土、气候、植被、物种等环境的各个方面。另外，一个地区环境的容量还要取决于本地产生污染的种类和性质，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往往需要多年的资料积累才能有微妙的效果，难以准确界定。

第二，市场交易成本和政府失灵。按照经济学的分析，要完全实现资源的市场配置需要多重条件，达到市场的交易成本为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完全市场是不存在的，是不易达到的。比如信息的对称，在排污权交易中，政府和企业的信息占有就是不对称的，政府总是在信息方面优于企业，从而占据优势地位。政府占有大量的相关信息，需要企业对此付出一定的成本获得政府的服务，这种情况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的市场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给了政府一定的利用职权设置寻租的空间，产生以权谋私、贪污索贿的可能。

第三，资源权益人的损失。环境是一种开放性的公共产品，容易产生外部性，排污权虽然体现了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但从另一种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做是对于企业的污染行为的合法化的过程。虽然可以把污染降到很低的水平，是一种有效益的措施，但是，这种措施不一定是公平的，在排污权和排污权交易制度中缺少对资源所有人权益的保护。环境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关系到生活在一定区域内的所有居民的健康等切身利益，排污权在用市场手段分配给企业排污的权利的同时，没有足够的措施补偿其他居民的损失，要解决这一问题恐怕还要回归到政府的职能问题，由政府出台一定的措施为居民谋福利，这就又回到了政府职能和政府失灵的分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