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经济增长的矛盾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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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出,要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充分认识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密切关注和认真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努力化解经济增长中的主要矛盾,为“十一五”我国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此,必须加强对经济增长中的主要矛盾和若干重大关系问题的研究。

一、经济增长与总量过剩的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困境”,这就是在高增长低通胀的基础上,出现既增长又过剩的局面。

一方面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加快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必须保持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这是现阶段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必须保持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才能为体制创新和社会进步创造条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但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又面临总量过剩的风险,社会生产的主要领域同时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使得经济越是快速增长,总供给能力越增强,总量过剩趋势越明显,由总量过剩累积的问题越突出。与以往情况不同的是,以往的局部过剩,现在则表现为全面过剩;以往的生产能力过剩,现在则表现为总量过剩;以往的短期现象,现在则表现为一种长期持续的现象。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总量过剩问题愈演愈烈,并且呈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越居世界第六位,制造业总量已居世界第四位,其中172类产品的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今年以来,虽然经过宏观调控的有效调整,但总量过剩趋势却有增无减,据商务部最新调查分析报告显示,下半年全国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有172种,占28.7%;供过于求商品428种,占71.3%,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供过于求商品增加11种,所占比重上升1.8个百分点。

同时,由于近几年部分行业生产能力迅速扩张,在需求趋缓的情况下,供大于求的矛盾开始显现。水泥、电解铝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已经显现,电解铝行业125户生产企业中已经有39户停产,55户净亏损,水泥行业上半年实现利润下降77%。钢铁行业根据上半年粗钢产量计算,我国今年钢产量将突破3亿吨,达到3.32亿吨,比上年增加5900万吨左右,产大于需已成必然。尽管如此,下半年还有新的生产能力投产,这无疑会使产能过剩的问题雪上加霜。此外,还有汽车、平板玻璃、化纤甚至包括电力、煤炭等行业也隐含着这种风险。

中国经济增长的深层次问题是总量过剩问题,由此将导致的通货紧缩将是未来几年我国面对的主要问题。特别是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加深,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和价格波动,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产业整体缺少国际竞争力的情况下,这种不利影响将使我国产业发展长期处于被动地位。

分析其原因,一是长期形成的结构不合理在新一轮增长周期被再度强化。就产业结构而言,第二产业过快增长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相反表现出加快增长的势头。其中制造业更是一枝独秀,生产能力过剩集中在制造业得以加强。二是结构转换迟缓,新的生产能力大量增加,旧的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及时淘汰,形成新旧生产能力的叠加。三是重复性投资加剧,越是相对过剩领域越是投资竞争的热点,在市场开放的背景下,外资和民间资本表现出更大的投资冲动,进一步加剧了在这些行业和领域的过剩现象。

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协调发展上。

二、消费结构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的矛盾

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消费结构整体升级并呈多样性变化。但由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相对滞后,结构性不适应的矛盾凸显,并有进一步扩大成社会性矛盾的趋势。

首先从消费来看,随着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加快。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4500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374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6%,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9.5%,比去年同期增长0.8个百分点。人均消费支出3865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9%,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8.9%,比去年同期增长0.2个百分点。收入的增长推动消费跃上一个新的台阶,社会消费结构将向着发展型、享受型升级,汽车、住房等成为家庭消费的热点。居民的吃、穿、用、住消费向优质、高档化迈进,花钱买健康、买知识、买时间、买时尚、买新鲜成为居民新的消费观念和追求。从今年上半年的消费支出结构来看,增长在前几项的分别是:交通支出增长30.9%、衣着类支出增长15.9%、医疗保健类支出增长15.3%、商品和服务类支出增长15.1%、居住类支出增长9.0%。同时,需求越来越向个性化、多样性发展。

有学者研究认为,目前中国中产阶级以GDP两倍的速度增长,奢侈品消费者已占中国总人口的13%。权威观点认为,中国每年新增2000万具有中等消费水平的人。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从1999年的15%上升到2003年的19%,预计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有望达到40%左右。需求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需求的多样性增长与现有结构水平的差距,形成了这一阶段的供给与需求的主要矛盾。

其次,从经济结构调整来看,近年来虽然我们在经济结构调整上明显加大了力度,但是经济结构的这种调整主要还是“适应性调整”,也就是适应于市场竞争的要求,对经济结构中的明显不合理部分进行调整,以使经济结构与市场经济发展保持大体上相适应。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主要是用新产品代替老产品、用新技术和新工艺代替老设备和工艺。因此,经济结构调整缺乏与消费结构升级的对应性,或者说还没有按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积极调整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多样化增长,这样就形成一个需求与增长的落差,适应于需求增长的产业与产品供给不足,而原有结构下的产能和产品大量过剩,造成新形势下的短缺与过剩并存,供给与需求不对称增长,加剧了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

结构问题仍是当前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一方面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在加速,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发展新技术、新产业,转移过时技术和产业,进行产业、技术的整体置换,实现了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结构整体水平不高,并且还在不断地重复落后。低水平重复建设比比皆是,严重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由于我们过多地承接了发达国家产业和技术转移,事实上是在不断地复制落后,这同样会影响我们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进程。同时,在我国开放过程中,很多产业在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也牺牲了自主品牌和失去自主创新能力。加上我国产业规模结构不合理,产业集中化程度比较低,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等,使得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被严重弱化。

三、“高成长”与“高成本”的矛盾

我国经济发展同时进入“高成长期”和“高成本期”。一方面我国经济仍处在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经济仍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递减,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增加,发展的总成本进一步推升。这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矛盾。

从经济成长趋势来看,决定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非但没有减弱,而且得到进一步强化。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经济增长前景分析”做出的结论,“十一五”期间以及2010-2020年,我国经济仍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其中“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增长8%左右。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仍然是资本的快速积累,其贡献率进一步增强。此外,由于城市化、人力资本投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技术创新等因素,进一步支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进一步解决了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有利于促进经济加快发展的各项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将推动全社会的投资发展热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环境。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经济会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

但是,也必须看到,受国际国内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总体成本在上升,发展的约束条件进一步强化。

一是比较优势递减,生产要素价格低廉将不再成为优势。发展中国家在增长的初始阶段,主要依赖于劳动力廉价优势和其他生产要素价格的较低价格水平,由此支撑了这一阶段的高增长。但是,现代产业发展已经从大规模生产转向大规模定制,而现代企业竞争也从成本和价格转向核心竞争力。竞争的实质不在于短期的利润最大化,而在于企业的价值最大化并形成持续竞争优势。因此,生产要素价格低廉只能成为一个参考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事实上,从中国经济发展来看,低工资优势已经开始转化。虽然目前中国劳动力成本在国际比较中仍比较低,如在美国每小时工资约16美元,在墨西哥约4美元,中国约0.50美元。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东盟一些国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程度提高,其中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比我们更具竞争力。如果联系到生产率来看,情况就更加不同。但是考虑到生产率因素,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是中国的1.3倍。日本,这两个数字是29.9和1.2;韩国分别是12.9和0.8,劳动力成本反而比中国还低20%。

所以,当人均GDP越过一千美元以后,随着收入和福利因素的增加,在比较优势递减的同时,经济增长的成本也在上升,其中占较大比重的是劳动力成本。近年来,在我国GDP构成中,劳动报酬约占到一半,2003年这一比重为49.6%。2003年在我国出现的“民工荒”,导致企业缺工的直接原因就是工资低、待遇差。据广东省工会部门对全省12个城市的调查,民工月工资在800元以下的占总调查人数的48.2%,1200元以下的占78.7%,而同期广东全省在职职工月平均收入为1675元。民工对提高工资的诉求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事实。说明低工资时代已经过去,这一比较优势至少是在一些发达地区开始逆转。

二是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能源资源等因素的制约。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的严重依赖,使得这种增长越来越接近资源和环境约束的边界。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紧缺的矛盾十分突出,给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带来一定的影响,引发了一定的社会矛盾。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消耗能源资源来实现的,20世纪后20年,我国用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持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经济增长中的95%的能源和85%原材料来自于矿物资源,除煤炭及少数小宗矿产资源外,绝大多数资源的人均拥有量,都明显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从而需要大量进口。据预测分析,我国主要矿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呈快速提高的趋势,而且有些品种从自给自足到净进口。以2000年的基础数据为准,预测2010年和2020年主要矿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分别为:石油从31%增长到41%、58%;铁从33%增长到34%、52%;锰从16%增长到31%、38%;铜从48%增长到72%、82%;铅和锌从自给分别增长为45%、52%和53%和69%。按目前的增长消耗预测,我国的能源资源将难以为继。以石油为例,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一份能源报告称,中国剩余可采储量为23.8亿吨,以目前的产能计算,14年后出现石油枯竭局面。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最新估计,如果一切照旧,到2020年,石油外部依赖率将达到75%,而这个数在1995年仅为7.6%。据剑桥能源研究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占全球新增石油需求的40%。

此外,土地资源和水资源锐减,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发展。我国水资源总量2.8万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目前,我国缺水总量约为300亿-400亿立方米,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110座严重缺水。我国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只有1.41亩,并且耕地后备资源十分紧缺。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用地粗放、浪费,已经造成严重后果,土地承载压力空前突出。我国东部一些省份在率先开放的同时也付出了昂贵的资源代价。如浙江省从1979年到2003年,耕地面积减少了726万亩,相当于2003年全省实有耕地面积的30.4%。森林面积由1995年的639.7万公顷下降到2001年的554万公顷。2003年全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231.68亿元,占GDP的2.5%。

为此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整个社会真正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由过去主要靠增加投入、扩大投资规模,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低,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大,经济整体素质不高,竞争力不强的粗放式增长,转变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低代价增长。要以优化资源利用方式为核心,以提高资源生产率和降低废弃物排放为目标,推动技术创新,建立节约机制,形成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坚持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市场竞争力。

四、扩大内需与增加外需的矛盾

内需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之策,外需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扩大内需和增加外需对经济发展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进一步加强的背景下,我们既要十分重视外需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努力增加外部需求,推动经济快速成长。更要重视扩大内需,形成经济的自主增长机制,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从我国经济的成长过程来看,经济发展已经形成对内需和外需的双重依赖,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面临矛盾抉择:一方面扩大内需减少外需,经济增速就会放缓;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外需抑制内需,经济发展就失去内在动力。如何协调好扩大内需与增加外需的关系,是经济发展新阶段必须认真解决的主要矛盾之一。

首先,从扩大内需来看,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的立足点,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不可能把发展的基点放在外需上,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复杂多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扩大内需具有突出的战略意义,关系到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因此,我们必须把扩大内需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走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道路,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当前,内需不足仍是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消费率长期偏低。

统计表明,2002年至2005年一季度,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实际增速分别是11.4%、8.4%、7.9%和7.2%,消费性支出增幅持续下降。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虽然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9610亿元,同比增长13.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0%,增速快于同期1.8个百分点,预计今年有望突破6万亿元。但与此相对照的是消费率仍偏低。

一是城乡居民消费增长速度长期落后于GDP增速。按当年价格计算,1990-2003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5.3%,同期全社会居民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3.8%,低于GDP增长1.5个百分点。按人均居民消费不变价格计算,1990-2003年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长8.2%,同期城镇居民消费年均增长6.6%,农村居民消费年均增长5.6%,分别比人均GDP增长低1.6个和2.6个百分点。

二是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居民消费明显偏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政府和家庭消费)在78%左右,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率在80%以上。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接近80%,而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仅在60%左右(2002年为58.4%)。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达1000美元左右时,其居民消费一般在60%左右。但2003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43.4%。

三是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持续大幅度下降,从2000年的73%下降到2001年的48%、2002年的40%、2003年的38%。

其次,从增加外需来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市场开放度进一步提高,创造了更有利于吸引外资的环境,外资增速和增幅都有明显的提高。近年来我国引进外资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统计数字显示,到目前中国已经吸引海外投资累计达5700亿美元。同时,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突出,我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程度明显增强。在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9.5%中,按支出法口径计算(现价口径),其中有5.7个百分点是外需拉动的。在肯定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外资带来的关联性影响:

一是加剧经济的外资化倾向。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大大高于其他亚洲国家,日本仅占1.1%。在进出口中,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明显高于其他外向型国家,马来西亚为45%、新加坡为38%、墨西哥为31%、韩国为15%。我国经济中的外资比重逐步上升,甚至在一些领域外资已形成优势,这对于我们扩大内需和加强国民经济的控制力都带来不利影响。

二是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据WTO和IMF的数据测算,2003年世界外贸依存度(全球进出口总额与经济总量的比率)为45%。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由2003年的60%上升到2004年的70%,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左右。分析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有这样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持续走高。从1970年的5.0%到2004年的70%持续上升。而美日等发达国家,基本上变动不大,美国从1978年的14.9%,到20世纪80至90年代基本上维持在15%—18%的水平;日本则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21%—26%,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20%以下。第二,变化幅度大。美国1978—2002年间,外贸依存度变化幅度在7个百分点左右,日本在12个百分点左右。同期中国变化在40个百分点左右,如果算上2004年则达到61个百分点。第三,加工贸易比重大。到2004年,加工贸易在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占到了47.6%。第四,制造业比重大。在GDP结构中,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大体上在33%,美国已经超过75%。有专家预测,在今后5到15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仍会在现有水平上有所提高,如果不考虑外汇变化因素,到2010年将会达到80%以上。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在提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加强,受世界经济影响的风险进一步加大。我国有些地区还远远超出这个比率,如苏州市近年来经济增长70%以上来自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市出口总额的80%以上,地方政府对外资的财税需求依赖性日益加深,2002年全市外资依存度高达144.8%。

三是所谓“打工经济”的形成。有资料表明,中国本土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42.1%跌落到26.5%。去年我国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出口60亿双鞋,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这种低价值出口一方面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打工经济”的特征,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在支付了大量能源和资源成本的同时,却使价值大量转移。据摩根土丹利公司的调查,自中国1978年改革以来,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1998-2003年,仅童装一项,美国年轻父母就因购买中国货而节省了4亿美元。另据日本海关统计,近10年来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合计约4486万箱,每箱5000双,总计约2243亿双。根据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值得关注的一个事实是,日本国土面积的森林覆盖率达到65%,而我国的覆盖率仅有14%。

四是外需增长的结果起到了拉动别国市场的作用。据日本2002年4月至2003年3月的财务决算报告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给日本企业带来无数发展商机,并使其获得巨额利润。日本生产聚乙稀的厂家已经连续十年亏损,2002年,由于中国发展导致对原材料需求增长,日本向中国出口聚乙稀达70多万吨,为整个行业扭亏为盈做出贡献。2003年1月12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题为“中国经济发展有助于吸收日本过剩的生产能力”的文章,指出“中国的巨大需求有助于吸收日本过剩的生产能力,其中包括钢铁、造纸、玻璃、水泥、电子、机械零件和其他促进中国投资和建设繁荣的产业。由于中国的需求吸引了日本过剩的生产能力并恢复了其定价权,因此服务业,特别是航运业,也获益颇丰。”从2002年以来日本对中国出口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占日本出口增加额的67.6%,对中国出口甚至被称为“中国特需”。日本自己也承认“对华贸易支撑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这个形势越来越明显”。韩国对华出口2003年剧增47.8%,占其总出口额的18.1%,中国还占据韩国贸易收支顺差的88.1%对此,一方面我们要客观面对外资已长入我国经济的现实,仍然要坚持扩大开放,继续进行招商引资,发挥外资对我国经济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优化外资结构,促使外资流向重点发展领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使经济增长从外需主导型转向内需主导型,进一步提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

五、“数量增长”与“价值增长”的矛盾

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从数量增长转向价值增长,经济增长从注重速度和数量为主,转变为注重质量和效益。我国经济增长正面临着这一转变,所以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客观上存在“增量”与“增值”的双重选择。没有一定增量为基础,发展中的问题就难以解决,价值增长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单纯数量型增长,不仅导致价值流失,而且增长也将难以为继。在特定条件下,注重数量增长就会淡化价值增长,相反强调价值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牺牲数量增长。我们面临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中的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问题。

必须认识到,增量是基础和条件,增值是根本和关键,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在增长中实现的,一定规模的增长是转变增长方式的基础和条件。只有在一定的增量基础上才能实现增值的目标。同样,只有实现增值才能使增量成为有效的量。当前,重中之重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转向质量效益型,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处在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状况。据推算,中国每创造一美元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我国“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已到极限,近年来,我国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等主要原材料增速加快,其增速远远超过GDP增速,并且消耗弹性系数(原材料增速与GDP增速之比)正呈扩大趋势,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消耗的原材料逐渐增多。从1990年至2001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380%、锌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2003年,中国消耗了占全球消耗总量21.4%的氧化铝、34.6%的铁矿石、18.8%的电解铝、26.7%的钢铁、48.3%的水泥。靠消耗如此巨量的原材料来支撑经济增长,将是难以持续的。不仅如此,这种情况有增无减,中国每多创造一美元的年产值,需要4美元以上的投资,而在20世纪80年代,多创造1美元的年产值需要2-3美元。更为突出的是,我国增长所消耗的资源和能源相当部分需要依赖于进口来解决。目前,我国石油采收率平均为28%,发达国家的采收率可达35%以上。我国金属矿山采选回收率平均比国际水平低10%-20%,矿山平均资源综合利用率仅为30%-35%。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环境危机每年会消耗国内生产总值的8%至12%。

以这种粗放增长为代价,我国经济的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但是价值提升却比较缓慢。据中国科学院的一份报告显示,我国的经济质量的国际差距十分明显。2002年中国人均GNP960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为26490美元,相差26倍;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646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为55355美元,相差32倍;中国农业生产率为506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为23798美元,相差46倍。

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是,GDP与GNP的水平差距有明显拉大的趋势,虽然GDP增长速度较快、规模较大,但是由于在GDP构成中,超过一半以上是外资企业贡献的,对我们来讲这部分只是名义上的,并不可能真实地转化为国民财富。在很多情况下,是跨国公司在我国境内借地生财,汇走的是真金白银,留给我们的却是GDP。这一点在我国引进外资较多的地区已经有所显现,如苏州市人均GDP增长较快,但是人均收入却没有同步增长。同样的事实是,日本的一研究机构在分析在华日资企业的价值构成时,中国以各种廉价要素投入占到不足20%的份额,而超过80%的价值被跨国公司所占有。

经济发展必须保证一定的数量和速度,这是任何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经济发展不能只重数量而不顾质量,只要速度而不讲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从过去那种单纯追求速度、盲目扩大数量的发展转变到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方式上来,要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到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上,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快速发展。

六、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

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拉大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也是进一步改革发展必须认真解决的突出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有关发展与差距的矛盾更加突出,并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这一矛盾解决得好,经济社会就会平稳发展,否则就会引起经济波动和社会不稳定。因此,当前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把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放在突出位置,重点是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到全体人民。

改革以来,由于我们在经济发展中采取的是差异性政策,使得一部分地区和企业率先发展,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由于政策调整没有及时跟上或没有真正到位,经济发展的水平差距硬化为一种格局,并形成明显的社会差距。一部分地区、企业和群体处在发展的优势地位,而使另一部分地区、企业和群体处在明显的弱势地位。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惠及到社会各个方面,不同的阶层在经济增长中所获得的收益明显不同,往往是条件越优越获益就越大,从而进一步拉开了已有的差距。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年城镇居民占总体20%的最高收入组与占总体20%最低组的收入之比由2002年的5.1:1扩大到5.3:1,其中差距最明显的是江苏省,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已高达10.7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倍以上。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数字,占总人口20%的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内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用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中国目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达到收入分配差距可以容忍的上限。

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拉大实质上反映的是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这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而要长期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之间的矛盾,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样就必须保证有效率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长期效率优先的结果,造成发展中的诸多不协调问题,加剧了结构性矛盾。所以,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就是要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不以牺牲公平来实现效率,也不能以牺牲效率来保证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在经济生活中把效率放在第一位,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把公平放在第一位。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既有利于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发展,又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分配体制和机制。

七、倾斜式发展与均衡发展的矛盾

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正确地实施了倾斜式发展战略,集中各种优势,促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产业率先发展。没有这种倾斜,改革开放就不会顺利地推进,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果。倾斜式发展战略是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起飞阶段通常都采取的发展模式。实践证明,这条路径对于发展中国家实施追赶战略是比较可行的。

在资金和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只有重点地投入才能滚动发展。过去,在平均主义的支配下,为了追求均衡发展,采取投资均分的方式,把有限的资源分散到各个领域,结果不仅没有实现均衡发展,反而却导致整体落后。改革开放以来,改变了过去分散投资的思路,通过重点投资实现了重点发展,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种倾斜式发展基本上适应了改革开放的阶段性需求,也就是说,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对旧体制的改革只能通过重点突破,才能寻求整体推进;同样,开放也只能分步推进,逐步扩展。显然,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过程是相一致的。

但是,由于长期倾斜式发展,使本已存在的地区间、产业间发展不平衡有所扩大。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五个统筹”,实现科学发展和我国经济的全面振兴,加快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并且从中国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上把握,要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继续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东部率先现代化。积极推动中东西部地区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是整齐划一式的等齐发展。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我们仍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更加需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有新的突破,从而带动其它方面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不能因为强调全面、协调,而不加区别、不分重点、不切实际地平行推进,这同样是违背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科学发展观重在发展,关键是科学,而科学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特色这一最大的国情实际出发,来谋发展,搞建设,这才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理性选择。而不能因为强调全面、协调发展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同样会损害经济的健康发展。

八、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矛盾

我国正处在加速工业化和产业技术升级的重要阶段,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力度,推动结构调整与优化;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此作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这是当前发展中我们面临的双重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上了一条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捷径,从1999年到2003年,我国引进国外技术装备总额达到752亿美元,推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提高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成长阶段,产业结构面临整体升级的任务。毫无疑问,我们仍然要更加扩大开放,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特别是大量利用全球技术资源,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现在经济全球化促使技术资源的全球配置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为我们利用国际技术资源提供了难得的条件,我们要利用好这一机会,在更深层次上引进技术,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扬弃“市场换技术战略”,推行“以竞争换技术战略”,着眼于互利双赢、竞争合作,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大量利用国外技术资源的同时,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并没有相应提高,虽然我国产业结构的总体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外技术依存度较高。我国在关键技术上的自给率低,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而发达国家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在5%左右。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近年来,我国每年形成固定资产的上万亿设备投资中,60%以上是“引进”的。

二是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不足。目前,我国每花1元钱引进技术,只用0.07元进行消化吸收和技术创新。而工业化成长时期的日本、韩国,是花1元钱引进技术,花5到8元进行消化吸收和技术创新。

三是在专利技术与国际标准上明显落后。据瑞士管理学院调查,每万人产出专利,中国为10.8件,日本为1737件,德国为1534件,超出中国150倍以上,韩国超过中国50倍,印度超出中国40倍。在国际标准方面中国为数不多,而欧盟拥有的技术标准达10多万个,德国的工业标准约有1.5万种,日本1994年就有8184个工业标准和397个农产品标准。

四是基础研究费用不足。我国基础研究费用长期偏低,使得自主创新缺少应有的经费支持和发展后劲。美国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总额增加很快,年均增长10%以上,1956年高达24.01%,投入额从1956年的4.6亿美元上升到1965年的26.64亿美元。进入90年代,支持进一步增大,2000年美国基础研究经费已经占美国总研发经费的18%。日本则在12%-17%之间。德国在20%左右。法国1999年达到24.1%。我国1995年的这一比例是5.18%,2002年为5.73%,7年间增长不足1%。

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虽然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但科技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据科技部提供的数据,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28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大战略选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促进产业升级的基础和前提,现代企业竞争是说到底是企业竞争力的较量,决定企业竞争能力最根本的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企业竞争力就失去了内涵和载体,企业就会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近年来,我们在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失去很多自主发展的机会,在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条件下,我们的竞争和发展只能处于弱势地位。所以,我们发展大企业大集团、提升企业竞争能力,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九、“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矛盾

我国开放经济的发展面临如何处理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问题。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一方面,要大力提高“引进来的”的水平,引进资金、技术、人才,都要把着眼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另一方面,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后劲。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外向型经济长期粗放增长,低水平加工、低价格出口、低效益增长,加上地方政府对外资的长期偏好,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和招商引资,外资、外企在财税、土地等方面享受一系列超国民待遇,致使外资的市场占领、资金挤出效应放大,产业联动、技术溢出缩小,严重拟制了我国企业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甚至对外资形成一定程度的依赖,进一步加剧了我国能源和土地资源的日益紧缺。

当前,中国开放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我们既坚持全面开放,也要注重全方位“走出去”,只有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良性互动,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开放经济的水平。完整的开放战略不等于简单地“引进来”,还要积极地“走出去”,形成国际间的互动和交流,增强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水平。最近一个时期,欧美等国家针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的贸易“特保”行动,一方面反映国际经贸关系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出口产品结构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确存在一个思路调整的问题,就是要转变对外经贸增长方式,由追求数量到追求质量,优化出口结构,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要加大企业走出去力度,鼓励国内企业到境外设厂,从境内出口转向从境外出口,从而合理规避各种贸易保护性措施。

随着中央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央企业境外单位资产总额已经达到6299亿元。目前,中央境外企业所属二级以上境外子企业达693户,中央企业境外单位资产总额6299亿元,净资产2870亿元,所有者权益2264亿元,职工人数21万人。但是,在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由于企业间的协调机制并不完善,不规范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们对外经贸的谈判能力。这种不规范竞争既存在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也存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这种恶性竞争不仅直接损害企业的各自利益,而且也破坏了竞争的秩序和规则,影响到我国企业的整体形象。已经引起一些国家抵制和排斥我国企业的竞争。因为这种不规范竞争虽然可以从中获利,但对竞争秩序的破坏最终要殃及到所有参与竞争的主体,而为了重建竞争秩序所要支付的成本可能会更大。因此,在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一定要加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协调,尤其是国有企业间的协调。在争取海外合作合同的时候,要加强政府的协调和引导,对于一些重大项目的海外竞标,应当由国家确定参与投标单位,尽量避免中国企业之间竞价相争。

为此,要解决体制性与机制性障碍,在现行体制条件下,政府部门协调功能还比较弱,既存在制度设计上的缺失,也存在机制运行上经验与操作思路的不足。一方面没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来保证;另一方面,对于跨国竞争认识不足,在有效利用国际规则,积极竞争和有效保护上,缺乏经验和战略。加上企业之间竞争行为的偏差、行业自律组织不完善、相关法律人才缺乏等等,增加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因此,要加快改革,完善体制与机制,为建立我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体制和机制环境。

十、高增长与低就业的矛盾

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26年间,经济以平均9.4%的速度增长。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就业增长却比较缓慢,其中国有单位就业非但没有增长,反而逐年减少。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虽然总体就业规模有所增加,但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就业人数继续减少,国有单位就业人员6638.8万人,减少168.8万人,集体单位就业人员867.1万人,减少103.8万人。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在改革初期,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带动约0.4%的就业增长,但到了2000年,这一拉动作用降低到只有0.1%。2003年以后这种状况进一步持续。使得经济发展中的就业矛盾日渐突出,并已经成为社会性问题。

我国已经到了加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阶段,未来几年人口总量仍将保持增长态势,劳动就业压力越来越大。2001年到2010年的10年中,我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总规模估计可达1.6亿到1.8亿,平均每年转移量在1493万到1662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人口流动的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人数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而在现有经济结构下,每年只能供给1200个岗位年度岗位缺口1200万个左右。2004年全国约有4000万失地农民,其中“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那些失地农民,已经成为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社会群体。2004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城镇退伍转业军人、“农转非”劳动力合计1080万人,约占城镇劳动力供给总量的45%。

面对如此严峻的就业压力,要进一步促进经济转型,坚持就业优先的原则,把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紧密结合起来,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就业能力。同时,要转变就业观念,拓宽就业门路,完善就业体系、营造就业环境,不断提高全社会的就业水平,通过积极就业推动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发展进一步扩大就业,形成经济增长与合理就业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