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淮盐业的经济学理论探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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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经济学两淮盐业经济扬州盐商本土化

摘要:经济学虽成为当代中国显学,但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仍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研究尤显薄弱,这同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很不相称。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业有其辉煌的历史,尤其在18世纪,两淮盐税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P4,它同时孕育出扬州书院、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园林等世界级文化品牌,这些文化品牌又铸造了扬州盐商的人文精神,推动了盐业经济的增长。对这些文化与经济的奇迹进行认真研究,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将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体系。

经济学虽然成为当代中国各门学科中的显学,但其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还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尤显单薄。纵有论者,也往往作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分支,或作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若干例证。此状况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是很不相称的。中共十六大号召“发展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其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文化产业理论,这就把建设文化经济学理论的任务严肃地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外来再好的理论也得同本土实际相结合,接受本土实践的检验,才能全面反映经济规律,成为对发展本土经济有用的东西。立足本土,探寻规律,借鉴国外,进行理论概括,当是建设文化经济学的正道。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将有助于经济学总体理论体系的建设。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盐业经济绵亘2000余年,代有奇迹出现,甚至领导全国商业革命,创造辉煌的商业文化。若以此为切入口,探寻总结,很可能会得到若干启迪。

一、动关国计的千古产业自春秋管仲“一总盐铁”,我国历朝历代直至今日皆长期实行盐业专营专卖制度。其间虽有几度争论,小有反复,但大体上还是坚持下来。汉、唐、宋、元、明、清的江淮地区乃是最重要的盐产区,而其中心城市扬州则是盐业重镇。公元前2世纪,吴王刘濞在广陵开海煮盐,开山炼铜,从而使扬州第一次走向繁荣,成为文景之治下盛世经济的最亮点(至于如何评价七国之乱,则可另行探讨)。唐初扬州盐业再次成为贞观之治下的一个亮点。安史之乱后,山河破碎,民生凋敝,漕路不通,奸吏中饱,盐业经济下滑,国家财政窘迫。朝廷屡有诏令惩治腐败,希冀堵塞漏洞,拓展财源。可是,禁而不止,愈演愈烈。理财家刘晏来到扬州调研后采取三项改革措施:(一)疏浚运河,打通漕路。(二)改革制度,源头防腐。(三)设置常平,加强调控。刘晏发现,在原来食盐的官购、官运、官销体制中,有关官员若从中贪污,国家很难对其督察。与其惩办于后,不如防患于前。于是,将此体制改为官购、商运、商销,从而在制度上对官员贪污的可能性作了防范。同时国家设立常平仓,由常平粮扩至常平盐,再扩至常平“万物”,调节各地余缺,防止大贾操纵市场。十余年间,盐税收入从原来的4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增幅达15倍之多。在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前提下,通过制度改革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成为经济史上佳话。宋代在江淮地区设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以后常在两淮合设一转运衙门管理盐务。名臣范仲淹走上仕途的第一站就是任西溪(今属江苏东台市)盐官,所做第一件事就是改革盐政,修筑捍海堰(今称范公堤),从而开庆历新政之先河。其后欧阳修更是著名的扬州“文昌太守”,他提出著名的理财三术:通漕运、尽地力、权商贾。

扬州人筑范公祠、欧阳祠纪念两位先贤,范公祠一直保存到20世纪,欧阳祠及欧阳修所筑平山堂至今仍屹立在蜀冈中峰之上,成为扬州重要的人文景点。清代两淮有30个盐场,所产之盐集中到扬州,行销苏、皖、赣、湘、鄂、豫六省,皆富饶地区。扬州位于长江、运河交汇点上,清廷设两淮巡盐御史衙门和两淮盐运使司衙门于此,前者由皇帝心腹主持,后者由三品大员开府。据《两淮盐法志》,乾隆间两淮每年食盐吞吐量为1525900余引(每引一般为300～400斤)。在食盐产地每引值银0164两,加上课税和费用,共值1188两,运至内地可卖10余两银。如是,两淮盐商每年可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60%左右。当时全国地丁收入约2600万两,最盛时3300万两,盐课数约占1P2,扬州数百户盐商上缴的盐税则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6%,故“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陈去病《五石脂》),成为康乾盛世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扬州盐商的私人财产亦很庞大,堪称富可敌国。盐商大户主要有陕帮、晋帮、徽帮,并在清代组成新的扬帮(又称淮帮、两淮帮、扬州帮)。今有姓名可考者,约二三百人。当时有“八大盐商”、“八小盐商”之谓,大盐商之首则称之为“总商”。“徽州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陈去病《五石脂》)。另有朝鲜人安三随贡使入京,充权相明珠家仆。明珠伏法后,其孙安岐到扬州业盐,“富甲天下”,“声势赫奕”。(《清稗类钞•农商类》)安徽祁门马曰、马曰璐兄弟,积资千万,儒雅好文,声望遍及东南。歙县江村缙绅大族江氏在扬州称雄数世。江演“担囊至扬州”,“以盐荚起家”。(《橙阳散志》卷3《人物》)其孙江春(1720～1789)乃“总商”之最显赫者,领袖两淮盐业近半个世纪。他练达精明,才略过人,六次迎驾,“以布衣上交天子”(道光《歙县志》卷9)。高宗目睹江春实力,惊叹:“盐商之财力伟哉!”(《清朝野史大观》卷11)其时

“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同上)。乾隆三十七年国库总资产为7800余万两白银,两淮盐商的总资产,亦达7000～8000万两。(汪喜孙《从政录》卷2《姚司马德政由叙》)

事实上,17～18世纪的中国已发生了一场以两淮盐业经济为代表的商业革命,而这次商业革命与西方世界的商业革命几乎是同步的。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威廉•配第(1623～1687)已敏锐地看出,工业利润比农业利润多得多,商业利润比工业利润多得多。扬州盐商所获利润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财团,所占市场份额的比例至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城市的行业可与之相比。两淮盐商创造的辉煌和积累的经验还为西方经济的发展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建设作出了贡献。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空前经济危机,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为了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便向中国取经。他吸取刘晏改革盐运提出的常平制度,提交国会立法,从而为美国经济复苏立了大功,被选为副总统。他还把“常平”翻译为“ever2normal”,至今“ever2normal”一词仍常在美国经济法规中出现。英国亚当•斯密完成其代表作《国富论》初稿,乃在1773年,相当于中国乾隆三十八年。他曾拜访过被称为欧洲孔夫子的德国经济学家魁奈,也曾拜访过法国大僚杜尔格。拜访杜尔格时,杜尔格正接见两个中国使者。斯密从他们那儿了解到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因而在《国富论》中多处提到中国经济,尤其欣赏中国先贤的自由放任学说和经济的市场调节功效。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来源。

二、盐业经济与文化事业清代盐业经济发展到最高峰,支撑国家财政,造就了巨大的儒商集团。他们通过建书院、筑园林、贮图书、行善举等方式支持士人读书,通过组戏班、开诗局、收字画、办文会等方式开辟文化市场。吴、皖、浙诸派巨子皆得其惠,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更因之而异军突起,树帜艺林学苑。同时,两淮盐商自身也创造了别具特色的商业文化,以自己的才智、见解和价值取向影响士人的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创造出清代学术文化的辉煌。胶州高凤翰、上杭华、淮阴边寿民、宁波陈撰、钱塘金农、宁化黄慎、兴化郑板桥等人到扬州卖画,扬州盐商则成了他们最大的买主,从而培育出巨大的文化市场,郑板桥等人则成为画坛一支异军崛起于扬州,被后世称之为扬州八怪。盐商又延请艺术家住于自己的家中,艺术家为他们设计出精美的园林。扬州盐商又兴办书院,给教育以很大投入,提高了市民的总体文化素质,造就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旧时书院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场所。一般情况下,掌院由地方政府聘任,经费由地方财政拨付。扬州书院在管理体制和经费来源上异于他地:“皆隶于盐官,藉其财赋之余以为养育人才之地,故饩廪之给视他郡为优”(李斗《扬州画舫录》卷5)。安定、敬亭、维扬、广陵、虹桥及仪征乐仪等书院,生员经费亦很优厚,除正项开支由盐政拨付外,盐商个人亦时有资助。如马秋玉于雍正十二年(1734)助建梅花书院,筑讲堂5间、号社64间。汪应庚于乾隆元年(1736)捐资5万金重修学舍,并以113万金购学田,岁入归学宫。江春也“加意于书院、养老院、育婴堂诸事,每发一言,画一本,群商拱手称诺而已”(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

由于经费充足,待遇优厚,知名学者纷纷前来讲学。王步青、姚鼐、厉鹗、赵翼、杭世骏、全祖望、蒋士铨、王乔林等人先后任各书院掌院。名师执教,高徒辈出。生徒助学经费丰厚,更为其他书院所莫及。据《两淮盐法志》载,“在院诸生分正课、附课、随课。正课岁给膏火银三十六两,附课岁给膏火银十二两。”当时府学教官俸银仅31两多,书院奖学之举确实给有志之士提供了难得机遇。兴化贫士顾九苞入安定书院,专攻《毛诗》、《三礼》,成为扬州学派起首人物。九苞的表侄任大椿亦入安定书院,业满后考中进士,任礼部郎中、监察御使,协修《四库全书》。江都汪中生于“酷贫”之家,后入安定书院,与掌院杭世骏论学,得其褒奖,终博通《书》、《礼》、《春秋》、《尔雅》,成一大家。江都焦循本极贫寒,亦入书院,终淹通于易学、历算、声训、诗文、戏剧,有“通儒”之誉。“海内无匹”的文字学家王念孙和经学家刘台拱等人亦出于安定、梅花二书院。“安定、梅花两书院,四方来肄业者甚多,故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任、顾、汪、焦、王、刘皆为扬州学派重要成员,阮元更成为一代儒宗、扬州学派集大成者。其他著名学者如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王应馨等皆曾于诸书院就读。

扬州盐商对书院教育事业的投入,结出丰硕的成果,至今被人们所称道。此外国家每有重大军事行动,或大灾大赈,或河防工需,或巡幸典庆,盐商就捐输报效,乾隆间捐输额高达3826.6万两。其中江春助修河、赈灾以及朝廷在台湾设防军费等七项捐输即达1120万两。盐商对文化事业的支持,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看作经济对文化的赏赐,或经济的额外负担。清初扬州城里充满秦音歙语,陕商、晋商、徽商鼎足而三。康熙以后,陕退晋转,徽商几乎独占扬州市场。这当中有很复杂的原因,但徽商重文可能是个重要因素。其时商人在经济上支持文人,文人也在内功上支持商人,强化商人的竞争能力。扬州书院为盐商子弟培养出一批经世致用之才,有的成为儒商,有的步入仕途。扬州八怪的书画创作、叠石造山,美化了盐商的居住环境,提高了他们的文化品位、社会地位。八怪的代表作家郑板桥在穷困潦倒之时得大盐商马秋玉资助,从而在扬州立足。

他看到工商业者的社会作用,便大胆提出改变“士农工商”的社会成员排列顺序,说:“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为四民之末”。(郑板桥《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载《郑板桥集•家书》)后来他到山东做官,出告示保护各烟行商人的合法权益。阮元遍校群经,任两广总督时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开启洋务之先河。高宗看到他的才学,曾高兴地赞叹“不意八旬外又得一人”。焦循研究南北商务物资流通,提出在镇江、扬州间“架一浮桥”。他们的学说,在理论上支持和扶持了盐业经济的发展。

三、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赞叹中国经济文化的辉煌,同时作为旁观者也看到中国千年以来变化无多,积弊已深。西方商业革命伴随文艺复兴很快引入工业革命,而中国商业革命却没有引出同样的结果。当两淮盐业经济发展到巅峰时,西方工业革命已经展开。富极一时的盐商们几乎没有一个意识到,西方与他们的差距正急剧缩小,并迅速形成对比。首富江春突然败落,被籍没家产,偿还欠款。嘉道间扬州能运销四五万引的盐商只剩十余家,销盐量不及乾隆时的十分之一,总资产也只有五六百万两。道咸间继续下滑,只有十余家能运二三万引,几乎失去了销售市场。两淮盐业的衰败,标志着清室一大财政支柱倾倒。盐业经济下滑,书院财源无以为继。书院的山长们更没有意识到西方的现代式大学已崛起。扬州八怪以敢于创新、敢于突破传统著称,打破了正宗画家“四王吴恽”的一统天下,占领了文化市场,成为文化市场的获胜者。可他们在获胜之时却没有看到,西方古典写实的技法已传入中国。意大利画家郎士宁、捷克画家艾启蒙、德国画家贺清泰等人都已进入中国宫廷,直接为康雍乾三代皇帝及后妃们作画。他们依西方透视解剖之法,同时吸取中国工笔画之长,画人物肖像、花木山水、飞禽走兽,呈现崭新的风貌。可中国画家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市场已遭西风侵袭,更没有取彼之长以充实自己、保护自己的措施。扬州学派博通诸科,系统整理传统文化,探微勾玄,弘扬精华,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章。可他们没有看到西方人已换一个角度总结历史,探索规律,试图构建通向未来的理论。于是悲剧出现了:中国的位置同西方的位置奇迹般地互换了。公务员之家

马克思在谈到中国社会转型时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1](p.716)两淮盐业经济和扬州文化的盛与衰不正是最典型的“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吗?正因为其典型,为我们研究文化经济的盛衰规律提供了最好的参照物。四、仍须在本土找出路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2](p.186)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在研究彼时彼地经济规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亚当•斯密审视了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继承和发扬了威廉•配第以及布阿吉尔贝尔、约翰•洛克、达德利•洛思、大卫•休谟、斯图亚特等人的成果,从而建立自己的体系。到大卫•李嘉图则宣告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

从此斯密、李嘉图的学说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华盛顿大学教授诺思本为计量经济史学派的一个学者。他在研究17～18世纪美国海洋运输时发现既有的模型不能满意地解释经济效益的增长,于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说明同样的经济政策,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中对经济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效果,从而创造了制度变迁理论,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理论建树成了美国政府新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对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并深深影响着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史学界和经济理论界。两淮盐业经济在公元前就有惊世的起点,在8世纪、11世纪产生过辉煌业绩,17～18世纪发展到顶峰,19世纪出现“奇异的悲歌”。它在世界经济发展长河中的典型意义绝不亚于18世纪的美国海洋经济。这当中许多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值得探讨。例如:盐业经济上升时,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如何?当其衰弱后,它所曾支持的文化事业为何还能继续发展?乾隆南巡,宣布“每引加斤”(实际是在税收总额不变的前提下增加盐商的销售量),这对其他商品的价格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否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用函数进行表示?对其解读,寻其规律,无疑有助于文化经济学理论的建立。盐业文化的积淀已不是盐行业的专利。从其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将会对整个经济界、文化界有所启益,对我们的总体经济建设有所启益。

如果我们以研究扬州盐业文化为契机,建立文化经济学的理论,其意义不会亚于诺思的制度经济学理论。那么,文化经济学应以什么作为研究对象呢?我认为,至少应含有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济运行,其中包括文化事业的战略管理、经济成本、经济效益和文化产业的组织理论、经营业态、市场开拓、绩效指标等等。第二,文化市场的开拓、建设及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接受者研究。第三,文化理念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其中包括文化对经济结构、经济政策、经济产业的影响及文化对经济作用的机理

。第四,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包括互动的内在机制、环境条件、滞后效应、组织协调等等。应在对历史规律的总结中,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在物质生产领域探寻其文化力量,在精神生产领域考量其物质成本和物质效益。可见,文化经济学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搞清这些问题,揭示其中规律,无疑有助于新时期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启迪我们确立科学的发展观,进一步搞好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决不是简单地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几个字就能概括的。盐业经济对学术文化的支撑,学术文化对盐业经济的哺育,许多内在规律尚需我们探讨。不妨穿越时空隧道,以18世纪扬州盐商文化为支撑点,放眼古今中外的文化经济现象,进行理论概括。

相对于物质资源配置研究而言,目前国内理论界对这四个层面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研究文化经济应尽量吸取人文科学(尤其是文艺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现有成果,但文化经济学并不是文化学与经济学的简单糅合。就学科分类而言,它仍从属于经济学。我们要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文化这一特殊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与接受,研究物质生产的文化支撑。立足本土,其意义决不止在本土,而在全世界。正如西方经济学家总结西方经济规律抽象出来的理论可能对西方和东方都适用,东方经济学家总结东方经济规律抽象出来的理论也可能既对东方适用,也对西方适用。当然,所有理论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与充实。文化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将为当代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2]马克思,恩格斯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