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演进城市形成机理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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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后，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新兴城市迅速崛起，城市间的交通网络日益发达，城市聚集分布的趋势越来越明显。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在考察了北美城市化以后用大都市带(Megalopolis)来形容美国东北沿海地区北起波士顿、南至华盛顿，由纽约、普罗维登斯，哈特福德、费城、巴尔的摩等一系列大城市组成的城市密集区域，并认为“大都市带”是城镇群体发展和人类社会居住形式的最高阶段，而必然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的标志。姚士谋[1]在对国内几大城镇密集区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认为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不同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发生与发展着纯属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

对城市体系的研究开始于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塔勒通过对德国南部地区城市分布的观察认为拥有不同市场空间的城市体系会自发地出现和存在。城市的基本功能是作为其周围区域的服务中心，为其腹地提供商品和服务，城市的等级越高，提供的服务越多，服务范围也越大，人口就越多；反之城市的等级越低，提供的服务越少，服务范围越小，人口就越少。高等级城市不仅有低等级城市所具有的职能，而且具有低等级城市所没有的较高级的职能。在市场竞争条件下，最终会形成三角形城市结构和正六边形市场区的分布体系。

相对于中心地理论所构建的城市体系，在城市群这种城市体系结构下，城市不再是均匀的分布，城市的地理分布集中，城市间的空间距离较短，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的城市平面集群；每个城市不存在市场的六边形分割，即所有的城市都面临城市群范围内的共同市场，体现出城乡互动和区域一体的发展特征；城市间的分工日益密切，互相提供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是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间相互补充的城市立体网络。因此中心地理论对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缺乏解释力，这就需要进一步用理论来探索诠释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机理。来源于/

一、分工理论的演进

斯密(A.Smith)[2]在《国富论》中对企业分工作了充分的论述，并将它看作国民财富增长的基本原因。斯密强调，不仅在各个不同的生产活动或部门中都存在分工，而且在各种工作中，乃至同一个工作中，也都存在专业化分工。他认为分工有三个好处：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第二，节约时间，否则会损失从一个工种到另一个工种的转移时间；第三，机器的发明帮助工人简化了劳动、节省了时间。斯密视技术进步源自于劳动分工的发展。他在第一章开篇就指出，“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运作或应用中所体现的技能、熟练和判断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紧接着用制针业的故事加以说明。斯密认为分工与城镇的形成有直接的联系：“农民常常需要锻工、木匠、轮匠、砖匠、皮革匠、鞋匠和缝匠的服务。这类工匠，一方面因为要互相帮助，另一方面又因为不必要像农民那样有固定地址，所以自然而然地聚居一地，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小市镇”。

如果说斯密对分工与空间集聚联系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直观、朴素层次上，马歇尔则是直接提出分工的“外部性”原理，并将它视为产业区形成的主要原因。马歇尔一方面开创了新古典研究程序并集其大成，另一方面清楚地认识到经济系统的动态性质，试图在其一般均衡框架之中处理报酬递增现象，从而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思想。马歇尔对分工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报酬递增与工业组织上，将分工的网络描述成了经济组织，他认为，有机体的发展，无论社会的和物质的，一方面包含它的各分离部分之间功能的子分工的增加，另一方面包含它们之间更紧密的联系。每一部分越来越少自给自足，它的福利越来越依赖于其他部分。马歇尔[3]首次提出了“产业区”概念，他认为在这种产业区内集中了大量种类相似的中小企业，他们规模经济较低，但专业化程度较高，联系十分密切。“产业区”导致的生产集中是城市形成的重要条件。

杨格重新阐述了斯密关于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思想，他第一次论证了市场规模(范围)与迂回生产、产业间分工相互作用、自我演进的机制，从而第一次超越了斯密关于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杨格关于“内涵的市场规模”累积扩大的论述真正使劳动分工“动态化”了。杨格认为：第一，只考察单个厂商和一个特定行业的规模变化效果时，递增报酬机制可能被误解。因为累进的行业分工和专业化才是实现报酬递增过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把整个产业的经营看作是相互联系的整体；第二，报酬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的主要经济是以迂回或间接方式使用劳动所取得的经济。劳动分工水平的大小是由个人专业化水平、间接生产链条的长度及此链条上每个环节中产品的种类数综合决定的；第三，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第四，需求和供给是劳动分工的两个侧面，每个人的需求都是由其供给决定的，杨格称之为“倒数需求律”。杨格关于劳动分工水平与市场规模互相决定、自我演进的思想被称为“杨格定理”，而市场的形成和规模的扩大又是城市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标志[4]。以杨小凯[5]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将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的网络大小内生化，扩展了杨格的思想。他们在阐述内生分工与报酬递增形成的过程中巧妙地回避了市场结构难题，通过“消费者—生产者”一分法的假设保证了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报酬递增与市场竞争均衡相容。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分工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交易效率是交易规模的增函数。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对各种生产活动都没有经验，生产率低，人们付不起交易费用，只好选择自给自足。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慢慢地在各种活动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或人力资本，能够付得起一定的交易费用，于是选择较高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市场的择业自由和自由价格，这些自利决策的相互作用会使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上升，市场也因此出现。由于升高的专业化水平反过来加速了人力资本或经验的积累，使生产率进一步提高，从而人们能够支付得起更高的交易费用，反过来进一步提高了社会专业化和分工水平。杨小凯利用超边际和边际分析的方法对城市最优科层结构进行了分析和量化，认为最优城市结构的层次数是分工水平的增函数，是城市规模收益、城市间的距离和每单位商品运输效率的减函数。当分工水平上升时，城市的分层结构层次增加。而当城市规模收益越显著时，层次数会减少，这意味每个城市的最优规模会上升。当运输效率改进时，层次数也会减少。

二、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的城市群的形成

(一)分工演进与城市的形成

城市群是城市的集合体，对城市群的研究需要从单一的城市开始。城市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综合体，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不同的城市形成的原因可能不同，这其中有一些特殊的甚至偶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例如有的城市主要产生于政治因素(行政中心)，有的城市主要产生于战争的需要(要塞)，有的城市产生于地理因素(渡口)，但就本质而言，城市的出现乃是经济活动在一定的空间聚集的过程，而人类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又对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和城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社会分工是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单一的生产群体分化为互相独立而又互相依赖的部门。人类在从蒙昧向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次社会大分工，每一次社会大分工都为城市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畜牧业和农业的分离是人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使得农业产品和畜牧业产品的交换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直接导致了固定交换场所的出现，这就是人类社会集市的萌芽；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是人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不仅形成了与农业相互依存的原始制造业，也大大提高了农牧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供交换的产品大量增加，从而使得产品交换的频率增加和范围扩展，也扩大了交换场所的规模。从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集市与城郭相结合的趋势。商业和农业、畜牧业以及手工业的分离是人类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业的出现，使人类在生产之外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经济活动领域—流通领域，这是早期城市形成的重要条件和标志。正如马克思[6]所说的：“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商业劳动和农业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早在商代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专门的交易市场和手工作坊，因此有学者就以此为依据论断我国的古代城市产生于商代。

现代城市的产生是在工业大革命以后，社会大分工的深化推动了产业集群的形成，产业集群又促进了现代城市的形成。使得行业日益增多，随着分工的增加，交易次数的增多，交易费用会上升，交易效率会下降；各个行业的企业将面对更大更复杂的市场，企业买卖的伙伴关系日益扩大，企业买卖的产品在品种、花色和数量上日益增多。在本区域交易的产品和到外地交易的产品，花费的交易费用显然是不同的。为了减少运输成本，共享公共设施，减少不确定性风险，企业的自利决策行为，有本能地聚集在一起的偏好，以降低分工带来的交易费用；当分工发展到专业化程度时，交易集中在同一地点要比在多个地点进行多个双边交易有效率，此时就出现了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会雇用大量的工人，工人及其家庭为了节约通勤费用和通勤时间会选择在企业的附近集中居住。为工人及其家庭服务的交通运输业、文化娱乐业和教育业也会应运而生，这些行业又要雇用工人，生产和人口会进一步的集中，从而标志着现代城市的产生。

(二)产业链的区域分工与城市群的形成

产业在同一个地区集聚后，将产生以下三种市场效应，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价格竞争效应。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越高，则销往本地区的产品运输成本越少，该地区的名义工资率也就越高，即为本地市场效应。同时产业集聚区内不需要运输成本即可获得的中间和最终产品种类就越多，从而降低了整体价格指数，提高了实际工资率，即为价格指数效应。而这两个效应使得制造业中心具备高于其他地区的工资水平以吸引劳动力并进一步提高产业集聚水平。然而，随着中心地区制造业份额的进一步增加，传统理论描述的不可移动要素价格上升(如土地价格、拥挤成本等)，被概括为价格竞争效应。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构成了城市的向心力，价格竞争效应构成了城市的离心力。当价格竞争效应大于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即由于产业和人口的聚集引起了土地及原材料价格上涨、交通拥挤和环境质量下降等问题带来的聚集不经济大于产业聚集给企业带来的正的外部性时，就会出现产业扩散。

产业扩散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整体迁移，另一类是企业分蘖[7]。所谓企业分蘖，是在保持企业主体不变的情况下，将企业的具体运营组织机构(总部、研发、管理、采购、生产和销售机构)进行分设，在地区和空间上进行重新分布，大部分的产业扩散都是以企业分蘖的方式进行的。企业将知识密集型环节例如总部、研发和销售部门布局在城市中心，因为知识密集型生产环节对土地的需求量较小，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上涨对其影响不大，而该环节从城市产业聚集产生的知识和技术外溢中的受益很高。而企业的生产环节需要建立大型的工厂，使用大量的土地，城市内土地价格的上涨无疑将大量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会将其生产环节布局到城市以外的地区。以北京市内的企业为例，大多数企业的总部和管理、销售部门都设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中心城区，研发机构则设在海淀区和朝阳区，而生产部门则设在通州、石景山、顺义等周边地区。来源于/

企业分蘖会推动产业链的区域分工[8]，即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分布在其拥有其所需要素条件较好的地区中，以充分利用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产业的竞争力。企业分蘖是产业链区域分工的微观基础，产业链的区域分工是社会分工的空间组织形式和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产业链区域分工的结果就是在城市周围形成若干个城市亚中心，这些城市亚中心和中心城市存在着密切的产业关联。产业扩散有就近扩散、跳跃式扩散等表现形式，产业扩散的方式不同会导致城市亚中心在地理位置上的不规律分布。就近扩散是企业、人口和资源由聚集地区向周围地区的扩散。一般而言，与聚集地区相邻的地区有着相似的外部环境，并且与聚集地区联系方便，有利于产品和原材料的运输以及信息的获取。产业的就近扩散会导致城市亚中心和主城区紧密相连。跳跃式扩散是产业从聚集地区越过周围的地区而直接扩散到其他地区。导致跳跃式扩散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接受扩散的地区虽然与聚集地区在空间不相邻，但是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具备接受扩散所需的良好条件，因而就能对聚集地区的企业、人口和资源产生吸引力，吸引他们直接进入到本地区。二是接受扩散的地区存在某些方面的发展机遇或潜力，在众多的地区中成为聚集地区进行扩散的优选对象。产业的跳跃式扩散会导致城市亚中心离主城区距离较远。如美国洛杉矶的28个城市次中心，距离洛杉矶市中心最近的仅4.9公里，最远的为40.7公里[9]。城市亚中心与主城区形成的产业链区域分工吸引着拥有不同素质的人口和资源在主城区和城市亚中心之间不断的分化和聚集，这种分化和聚集不断强化的结果就是城市亚中心和主城区之间形成明显的比较优势，使城市亚中心和主城区在不同的产业链环节上形成各自的产业聚集。城市亚中心的产业聚集又会导致商业、交通运输业等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在这种循环累积因果效用的作用下，城市亚中心演变为边缘城市，与中心城市一起共同构成了城市群。

(三)城市群促进分工的发展

城市群打破了地区分割和行政垄断，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鼓励要素合理流动，逐步形成统一的土地、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和完善的中间产品和终端产品市场，市场范围从单一城市扩大到城市群及其周边区域，市场范围的扩大又要求更广阔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继续推动分工的深化。

城市群加快了城际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建设，降低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成本，加快了城市与城市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要素流动，满足了资源的共享、知识的扩散和产业链上的相互需求，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从而推动了分工的发展。

城市群推动一体化区域规划的编制，明确各地产业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实行产业导向和空间导向“双重调控”，按照产业链分工和比较优势的原则，根据要素禀赋条件推动城市间部门、产品和功能的错位发展，推动城市间的产业分工与整合。

三、结论

综上所述，城市群是一个复杂的演化系统，专业化分工的深入和分工在空间上的分化是促使城市群成长的根本动因。(1)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专业化分工的理论的思想对于城市群的形成具有解释力；(2)城市群的成长取决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城市群是企业为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和获取由分工产生的报酬递增的一种空间表现形式；(3)城市群的发展，以其市场规模、降低成本、协调产业布局的功能，进一步促进了分工的深化，提高了交易效率，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