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本形成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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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形成理论概要

(一)重商主义———资本形成思想的历史准备如果放宽资本范畴的历史性规定,对资本形成问题的讨论甚至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与兴起之前就已经大量出现。这一点可以突出地从重商主义的理论思想中得到发现和证明。重商主义思想体系正对应了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作为“资本本身的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①成为支配产业资本的决定因素。这一时期,货币被视为唯一的财富,流通领域则成为重商主义者心目中财富的真正源泉,从而也是货币财富积累和商业资本形成的唯一途径。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资本形成,重商主义者形成了诸多独具特色的论述和思想,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众多资本形成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历史准备。(二)古典经济学以来———资本形成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由于资本范畴的严格确立显然应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市场经济真正确立后的结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形成理论产生是18世纪古典经济学兴起以后的事情。以此为起点,大体说来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7世纪末———19世纪初古典经济学的统治时期,是资本形成理论的古典主义阶段。其时资本的私人性形成是占主体的资本形成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初步成熟之中。与此相适应,社会再生产成为主要的研究角度,资本积累作为资本形成的古典术语,得到了普遍的强调和重视。关于资本形成问题的思考在这一阶段主要集中在对物质资本形成本质来源的探究和追寻上。斯密吸取重农主义者的观点,认为“资本增长的直接原因是节约而不是勤劳”,在做出了最初论断的同时,也首开了以后经济学家对此问题激烈争论的先河。第二阶段:19世纪中期———20世纪初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时期,是资本形成理论的新古典主义阶段。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信用、金融获得极大发展,资本的社会性形成开始成为普遍和主导的资本形成方式。在此背景下,一方面,物质资本形成的重要作用和源泉进一步受到关注。瓦尔拉斯(Walras)、卡塞尔(Cassel)、马歇尔(Marshall)、埃奇沃斯(Edgeworth)、克拉克(Clark)、维克塞尔(Wicksell)等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经济增长是资本家延缓当前消费,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增加投资的结果。另一方面,尽管新古典主义者否认货币体系对资本形成有意义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固,但与货币经济的飞速发展相适应,资本形成的利率机制已经开始进入学术视野。第三阶段:20世纪初———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思想广泛流行时期,是资本形成理论的凯恩斯(J.N.Keynes)主义阶段。在政府干预思想的笼罩下,关于资本形成的研究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方面,在对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考察中,货币体系与公共投资日渐成为可以影响资本形成的有效政策工具。另一方面,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展经济学蓬勃兴起,使物质资本形成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四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增长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兴起时期,是资本形成理论的内生主义阶段。这一时期,经济可以通过系统中内生因素的作用实现持续均衡增长的观点成为主流思想。在这类思想中,内生的金融发展或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资本形成过程不间断和有效率的关键所在,资本形成理论因此在两方面得到了扩展与深化。一是在金融发展理论中,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内生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作为金融体系的两个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与资本形成、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了更多的数学解释和实证证明。资本形成的货币金融维度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都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与强调。二是在新增长理论中,资本,从而资本形成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无形资本的内生形成进入理论核心。

二、西方资本形成理论的几个主要发展变化

资本形成理论在古典经济学以来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实物经济背景到货币经济背景,从强调资本形成来源到重视资本形成渠道,从自由市场主义到国家干预主义,从制度外生到制度内生的演进与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关于资本形成诸多方面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这些思想变化几乎都有着严格的假设和前提规定,但其对现实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从相当程度来说,了解这些思想和前提假设的变化轨迹,也就是了解资本形成的现实变迁本身。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资本形成涵义的演化与扩展资本形成涵义的变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形成重心的演化。以金融发展理论的提出为界,资本形成的重心开始由资本形成的来源、规模和结构转向过程、渠道和机制。资本形成研究的理论指向,由此从侧重探讨资本形成的现实作用,向探究如何促进和实现积极有效的资本形成———尤其是寻求如何通过促进资本形成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转轨———转变。二是资本形成范围的扩展。与资本概念的演变相伴随,资本形成范围经历了一个由狭义的有形资本形成向包括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形成的广义资本形成扩展的过程。从古典的资本积累思想到新古典主义阶段,甚至直到凯恩斯主义阶段以后,关于资本形成的物质资本传统一直在继续。典型的如纳克斯所说,资本形成即指社会不把其全部的生产活动用于直接消费品的生产,而以一部分用于工具、机器、交通器材、工厂及设备等各种可用来增加生产效能的物质资本的生产。资本形成过程的实质,是将社会现有的部分资源抽调出来增加资本品存量,以便使将来可消费产品的扩张成为可能。萨缪尔森(P.A.Samuelson)也指出,“净投资”或资本形成是指社会实际资本(设备、房屋、存货)的净增长。上世纪60年代以后,以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为代表,关注人力资本的经济思想开始大量出现。同时货币资本伴随着货币经济和信用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随后在众多的新增长理论模型中,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广义资本成为资本形成理论考察的重点

,资本形成的范围得到了明显的扩展。(二)资本形成来源的一元与多元自斯密以来,西方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对资本形成来源的认识基本一致,即资本形成唯一来源于国民储蓄,来源于国民收入大于消费的部分。这一认识时至今日,从未动摇,因此形成了资本形成来源的一元化局面。但实际上,在学术界,对国民储蓄的决定是有争议的。因此也形成了资本形成来源在更深层次的多元化状态。从斯密开始,一直到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里(J.Dusenberry)的相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和莫迪里亚尼(Ma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都把资本形成看作是居民延缓当前消费,将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进行投资的结果。居民储蓄是扩大资本存量的唯一来源。马歇尔、刘易斯则指出,储蓄差不多完全从资本和利润中得来,企业利润是储蓄的主要来源。钱纳里(Chen-ery,H.B.)提出“两缺口”模型,认为在开放经济体系下,从均衡的角度来说,一国投资的储蓄不足部分,必然由进口大于出口的部分弥补,即“储蓄缺口”必然等于“贸易缺口”,外资的进入可以使国民储蓄总水平提高,促进技术进步,同时增加资本积累规模和改善资本利用效率,从而为资本形成指出了一国经济体系以外的外国储蓄来源。②(三)资本形成作用的扩张与质疑资本形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一直以来都受到高度重视。斯密认为资本积累的扩大是国民财富增加的根本原因。“和斯密相同,李嘉图相信,增长是他所说的‘积累’,也即资本形成的结果。”③这一认识一直为主流经济学所坚持。发展经济学更是将物质资本形成在发展中国家中的积极作用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无论是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Nelson)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缪尔达尔(Myrdal)“循环累计因果关系”理论,还是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理论、莱宾斯坦(Leibenstein)“临界最小努力”理论,或罗斯托(Rostow)的“起飞”理论和钱纳里“两缺口模型”理论等,都把资本匮乏看作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从而使资本形成成为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发达国家为考察对象的实证研究对这一认识形成了质疑。阿伯拉莫维茨(Abramovitz)、索洛(Solow)、丹尼森(Denson)、库兹涅茨(Kuznets)等学者的测算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知识进步而不是资本形成。虽然麦迪逊(Maddison)、纳迪里(Nadiri)、布鲁顿(Bruton)、罗宾逊(Robinson)等学者的研究证实了资本形成在发展中国家的贡献远远大于发达国家,但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普遍意义却有所动摇。80年代以后,资本形成的技术进步内含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索洛、乔根森等人都曾明确提出,技术进步只有与资本形成相伴随才能被运用到实际生产过程中去。因此,如果重新认识资本形成的技术进步意义,就会发现,即使在发达国家,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仍然无可替代。(四)资本形成过程的真空与多维早期的资本形成理论把储蓄与投资等同起来看待,认为从储蓄到投资并不存在一个成本的转化过程。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一个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④这种把资本形成过程视为完全无摩擦真空状态的思想一直在主流经济学中占有相当的位置。而事实上,储蓄与投资之间不仅存在一个过程,而且还是一个“惊险”的过程。在货币经济的背景下,这种惊险的程度加倍地由连接储蓄供给与投资需求的货币金融的作用过程表现出来。但是,货币金融因素长期被视为实体经济的面纱,对资本形成不产生实质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扭转。帕特里克指出,金融体系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加快资本积累速度对资本存量产生影响。其后金融发展理论的产生兴起,使资本形成的货币金融过程成为理论界考察的重点。麦金农和肖认为,金融机构在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起中介作用,而“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价格的扭曲以及其他手段”,将使可贷资金的非价格配给现象大量发生,最终导致资本形成的规模、质量都无法保证,经济增长无以为继。他们的追随者们进一步指出,金融市场的存在大大地促进了储蓄和投资过程,提供了从储蓄者向投资者转移资金的有效手段。当内生增长理论与金融发展理论的思潮形成合流以后,内生金融体系作为资本形成过程内在逻辑要求的地位得以牢固树立。换句话说,资本形成具有怎样的货币金融过程将成为影响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一发现与(早已受到重视的)资本形成的财政税收等过程一起,使资本形成过程由无摩擦、无成本的传统真空状态变为具有多种形成渠道的现代多维状态,从而使资本形成的理论具有了更逼近事实的模拟力和解释力。(五)资本形成“大道”的分歧与渗透“大道”的概念由萨缪尔森首次提出,指资本存量均衡增长的最优路径。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于最优资本积累理论的两篇重要论文———富兰克•拉姆齐1928年发表的《储蓄的数学理论》和冯•诺依曼1932年提交的《一般经济均衡模型》。拉姆齐假定只存在一种用于资本积累和消费的商品,并且这个经济可以达到生产和消费两方面充分满足的“大同世界”,在此基础上导出了能实现跨时效用之和最大化的资本积累定理;诺依曼则证明,分部门模型中,在经济活动的扩展可能使资本品的存量以最大速率扩张的均衡状态下,资本存量的扩张速率与价格下降的速率相同。对这两篇论文的拓展产生了传统最优增长理论中的两种大道模型———萨缪尔森“大道”和拉姆齐“大道”。这两种模型相互渗透,经索洛、斯旺(Swan)等人的增长模型以及新增长理论的激发和辉映,到目前形成了分别由内生因素决定和外生因素决定的两种不同的大道理论。前者主张,经济增长的末期资本存量最大化目的可以由内生因素决定实现;后者则将资本存量最大化及经济无限增长的决定因素归结为人口的增长。事实上,两者的分歧并非如表面看来那样大。如果除开人口增长的考虑,后者也完全具备前者内生理论的大道特征。宇泽宏文(Uzawa)、卢卡斯、罗默等人证明,这种特征适用于物质和人力两种资本品。进一步的研究则表明,如果允许资本自我生产,资本存量增长(资本形成)最优均衡路径的存在就会在一定条件下得到保证⑤。三、资本形成理论发展的简要总结

综上可知,资本形成理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实物经济背景到货币经济背景,从强调资本形成来源到重视资本形成渠道,从自由市场主义到国家干预主义,从制度外生到制度内生的演进与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关于资本形成诸多方面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从研究方法和思维类型上来说,仍然属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范式,所以仍具有过于严格的前提假设和忽视制度的理论特征。这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研究来说,恰恰是导致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根源所在。概括说来,有以下几方面不足。(一)前提假设对现实的脱离在前述理论中,不同程度地隐含存在着几种影响其现实解释力的严格的前提假设。一是完备信息和完全竞争假设。资本形成理论多假设利率等市场价格的变动将可以准确、充分地传达资本供求的全部信息,引导有效的资本形成。同时,资金市场多被要求是完全竞争的。这样私人

信息无法存在,借贷双方才能掌握全面、准确的信息,资本形成才能得到改善。二是政府同质假设。在资本形成理论中隐含着政府的同质性假设。即政府是作为一个整体单一的、理性的、不可分的主体来行使经济职能。整体单一指政府各部门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和运作方式,行动是整齐一致的;理性说明所有的政府遵循同样的理性行为逻辑;不可分则意味着只有中央政府是真正的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内含在中央政府之中,不具备单独影响资本形成的意愿和能力。这些假设使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现实情况的模拟大大偏离了客观轨迹,降低了理论的解释力。(二)给定制度对研究的局限发展经济学中的资本形成理论对整体制度变迁的忽视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资本形成过程中的储蓄和投资主体往往被假定为在给定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背景前提下进行活动,而且制度是比较完善的,主体是市场理性的。这样,如果市场发生一定波动或政府采取一定刺激,当事人所获得的激励和出现的反应将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从而是适宜的和可预期的。这对存在信贷软约束的公有制和市场经济转轨国家的研究来说,显然形成了较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虽然与资本形成相关的或直接联系的制度———如财税制度、信贷制度、投资制度、货币金融制度等———被视为是可变的,甚至是内生的,但这种制度演变仍然是局部的、框架之内的。整体的宏观制度背景仍是给定的、中性的。即使是20世纪90年代内生的金融发展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也是如此。这对基本经济制度甚至政治制度都正在经历激烈变迁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而言,构成了亟待突破的理论障碍。(三)现有视角对问题的遗漏现有的理论虽然对资本形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和有益的思想,但其主要的研究视角尚不完善,尤其未能全面揭示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的真实状态和发展规律,从而对一些重要问题有所遗漏。一方面,现有视角主要仍偏重于强调资本形成结果的重要性,而对资本形成的现实过程论述不够深入。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主导因素和作用机制变迁,从而资本形成状态变迁的过程,而资本形成的结果则显然由过程决定。因此,要理解真实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问题,就必须重视资本形成过程的研究。另一方面,已有的研究偏重于资本形成的纵向视角,如对货币金融体系的研究,而忽视了资本形成的横向方面。更由于前所述及的政府同质假设,使得地方政府主体及其行为方式等重要影响因素在资本形成的研究中一再被轻易放弃。可以明确,现有理论的不足之处,正是我们要努力深入的方向。只有在这些不足之处取得突破,才能对资本形成理论做出新的贡献,并对中国资本形成的现实过程提供科学的参考和指导。

注释:

①资本论[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67•

②霍利斯•钱纳里、阿兰•斯特劳特•外援与经济发展[J]•美国经济评论,1966,(9):679-733•

③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49•

④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10•

⑤莱昂内尔•W•麦肯齐•资本积累的大道[J]•美国经济评论,1998,(5)•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纳克斯•落后国家的资本形成[M]•台湾:台湾银行研究室,1967•

[3]萨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4]索洛•经济成长理论[M]•台湾: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1•

[5]丹尼森•1929-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说明[M]•布鲁金斯学会,1974•

[6]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7]A.Madison:EconomicProgressandPolicyinDevelopingCountries(London,Allen&Unwin,1970).

[8]索洛•经济增长因素分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9]乔根森•生产率与美国经济增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