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发展问题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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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学术界缺乏对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原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很少将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作为人力资本或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方面，缺乏对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与家庭收入、贫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反贫困实践中，缺乏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反贫困或非物质扶贫措施（如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的应用。探索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非物质原因，既是重大的学术关怀，又是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思想原因

（一）思想

人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受其思想心理驱使。思想是中性的，先进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反之则反。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已经涉及到人的思想观念及其转变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研究项目把‘发展’和‘不发达’的现实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佩雷菲特指出：“贫穷国家赶上富裕国家是可能的。追赶，首先是思想上的追赶。日本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转变，还会是一个被贪婪的西方蹂躏的封建社会”，尤其是“竞争信念的思想主导着日本的发展。”而“满清的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无政府主义，内战使中国在3/4的世纪里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之交臂。但在10年或20年之后，随着国民思想的解放，轮到把中国奇迹列入经济发展的历史不是不可能的。”刘易斯也认为，思想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物质的力量并指出：“人是由他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思想所激励的，这些思想能影响社会经济变化，并且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在不发达国家里，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通常是，这些国家如同缺乏资本和自然资源一样，在社会领域里缺乏各种思想以及实现这些思想的人。”赫希曼指出，思想观念的转变成为经济变革的障碍，经济发展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吴碧英指出：“扶贫要先扶思想，改变观念，在制定扶贫方针政策时重在唤起贫困者脱贫意识”。叶普万认为思想观念贫困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众多国内学者揭示了解放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国民从“左”的、姓“社”姓“资”的、姓“公”姓“私”等思想困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

（二）新思想

刘易斯认为，新思想是人们对创新、冒险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第一，经济增长源于经济机会，“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或者“新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是抓住机会。因此，经济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第二，经济机会又源于冒险、创新等新思想。“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思想，要求有适量的创新者”。因为，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将永远激励人去奋斗，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刘易斯接着指出，企业家具有风险和创新等市场经济新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企业家承担风险思想情况决定了其收入差别，“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货币很容易流向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住房，人们不愿意承担开发新生产线的风险，不愿意投资于矿业、公用事业、商业性农业，或者制造业。因此，这些领域的盈利机会留给了外国人。而外国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为他们敢冒风险的思想，相信能比把货币投资于国内得到更多的利润。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进新思想风险的企业家，否则在以家庭规模为基础的农业范围之外，经济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家，或者如果实业家不愿意承担风险－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是由于他们无法增加资本，由于他们受本性思想胆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担风险的报酬差别不够大－私营企业经济都将受到限制。”格林菲尔德在论及低地国家荷兰经济崛起时，也指出，虽然初始条件不利，但具有新思想的少数“精明的商人敏于察觉新的机会，不怕风险，开辟金融通道而致富。佩雷菲特指出，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和新生事物乃经济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刘易斯还指出，具有新思想的总是少数人，因而，只有少数人能抓住经济机会。“统治阶级很少能成为抓住新经济机会的人，他们由于传统思想偏见，一般都满足于现状，不必去寻找新经济机会，传统思想以各种方式限制机会，现在有害于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就是传统的偏见思想。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能受到奴隶制、农奴制或等级制度的折磨，不能去抓住新经济机会；或者，他们非常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缺乏勇气和创新传统。因此，新人来自于各中间社会阶级”。城市人处于中间地位。由于环境不同，城市的气氛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态度与思想观念，城市人比农村人思想更开放，更少猜疑心，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从而能更好地从事引起技术改进的科学研究。城市人奋进的态度与先进的思想观念使得其比农村人更富有创造性，更能抓住经济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

（三）传统思想

英格尔斯在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道路时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思想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张培刚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未在近代初期经历一场原始工业化的变革，传统乡村工业并未获得根本的转变，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现实渗透力与约束力颇强的非宗教传统思想观念是一种无形的习惯力量，是经济发展的精神桎梏，对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传统乡村工业发展构成阻碍”。他还认为，东方传统思想对工业化的限制主要是：（1）农本主义传统思想巩固着落后的自然经济，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产生发展。（2）“天人合一”的整合思想意识只能使人消极地适应自然，使人采取错误的行为，不利于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力的提高。（3）重道德实践、轻真理或事实的非理性思想认知阻碍了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4）狭隘的家族思想观念阻碍了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会分工的发展。如果国民的思想还禁锢在传统之中，不破除那些过时的、与新生产力不相适应的传统思想观念，那么经济发展永远只是海市蜃楼式的幻景。在经济发展中，必须促使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化。柳玉芝认为，“冲破传统小农经济思想观念的束缚，树立现代商品经济思想意识，融入市场经济大潮是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

二、精神原因

在经济起飞时期和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究竟哪些精神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各国情况不尽一致，对精神因素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发展经济学家对精神因素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奇迹中的作用却是认同的。

（一）民众精神潮流

佩雷菲特认为，经济奇迹的产生，除了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即人的各种精神气质因素。“这是一种质量型的看不见的标志，它将激发或者抑制、孕育或者扼杀前两种要素，即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看得见的数量型的物质因素）。能够改变一切的，或各种派别的经济学家们长期忽略的－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或凯恩斯，正是这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因为这个因素看不见，抓不着”。“经济奇迹首先是依靠国民精神因素的动员，也就是‘竞争信念的社会属性’，从而使他们能够日积月累地持续地增加其总的实际收入。”自然条件可以开辟一些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或制造某些经济发展，但不能产生文明，文明纯粹是精神的产物。“各种民众精神潮流成了影响发展和影响现代化的一个障碍。它与地理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是水火不相容的，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或积极向上或消极被动，既可以启动也可以遏止教育的、商业的、金融的、工业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因此，发展的历史往往在各种不同的人类精神面貌下展开。以往论述经济增长问题的各种模型都是建立在仅仅把资本与劳动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上，也显示出其弱点，精神是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西尼尔指出：“决定国家财富的，并不是土壤或气候的偶然性，也不是生产的有形手段的现有积累，而是这种无形资本－民众精神的普及程度。爱尔兰物质上的贫乏是由于它精神上的贫乏，是由于它在精神上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非洲北部沿海一带一度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地区，而今却要算是最困难的地区，这只是由于掌握着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没有足够的无形资源以保持有形资源。”

（二）企业家创新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对日常极小的行动也愿意花费庞大的精神去努力，就是这种精神为社会不断地创造着新的财富，为一个沉闷无生气的社会经济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熊彼特、刘易斯等用企业家精神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是个别企业的垄断利润和超乎利润观的出于事业心的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机制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职能的实现，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熊彼特进而指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实现生产方法的新组合，从而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尤其是创新先发生于个别企业，可以产生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可能为自己带来盈利的机会，或使潜在的盈利机会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对经济机遇的一种“创造性反映”。因此，创新、新组合就是经济发展。在静态经济社会里，企业的运营总是局限于陈旧观念的轨道之内，不会遇到崭新的方法，不能孕育出企业家的经营能力。企业家要将创新推向成功，仅有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有坚强的精神意志，有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决心，有先见之明，能在社会传统思想习惯普遍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情况下，顶住传统思想习惯等方面的压力，说服大众，解放大众思想，使其支持创新。

（三）城市精神

厉以宁通过对欧洲经济史的考察指出，城市精神是导致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城市精神是随着西欧城市的产生发展及西欧城市居民生产经营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封建时代，西欧以外的其他地区也有城市，但那里的城市不同于西欧的城市，它们不是封建势力的对立物。而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从开始建立之时起，就表现为一种同封建势力相抗衡的力量。西欧城市居民包括手工业者、帮工、学徒、商人、小贩等，他们不同于生活在城市的贵族和教士，因为他们没有贵族的门第和特权，也没有教士的特殊身份和权利。这样的社会背景孕育了独特的西欧城市精神，这就是市民力求摆脱封建领主的束缚和统治，能自由支配他们的财产，并获得一些与财产有关的特权；然后建立自己的行会、商会等同业协会，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最后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生产经营积累财产，要求市政当局通过制定规章和制度变革对自己的私有财产予以确认并得到相应保护。城市精神反映了城市普通居民共同的要求和愿望，其实质是市民理性化的行为目标，市民“一旦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精神动力就产生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正是在市民精神起作用的条件下，城市中那些普通的居民，逐渐凝聚在一起，有了明确的一致行为目标，终于形成一种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辟道路的力量。把城市精神或市民意识的形成和发挥作用视为推进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符合西欧历史。西欧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经济发源地，正是因为西欧同其他地区不一样，在这里最早产生了城市精神或市民意识。（四）民族主义精神

格林菲尔德指出，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固有的集体竞争意识的经济表象。而民族主义是一种国民爱国情感或精神，是民族国家成员对国家尊严或威望的情感投入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源头，是现代经济发展背后的精神驱动力”，“冒险者”、“竞争者”或“投资者”被认为是爱国者和最具公民美德的人。民族主义具有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责任感和使命感，它使广大民众为了民族的声望而义无返顾地参与了无止境的经济竞争，鞭策着自己的国民为争取国家经济的巨大发展而不懈奋斗，使得国民变成了工作狂，因此导致了经济奇迹的发生。“凡是在民族主义接纳经济竞争的地方，其起飞到持续增长可望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民族主义的经济精神解释了各国经济奇迹之谜，现代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精神动因就是民族主义，“只要英国、德国、日本和其他将经济民族主义成分融入民族意识的国度因其民族情感而保持活力，这些经济活跃的地带将保持增长势头并维持其经济竞争力”；反之，民族主义者衰减的热情会导致经济停滞。刘易斯指出，不论是殖民地国家还是主权独立国家都有民族主义情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促进了经济增长。外国的冲击，无论是战争还是贸易，有一个间接影响，即民族主义的增长，而民族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后果，就是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宗教伦理原因

韦伯、厉以宁认为，新教伦理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韦伯指出，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相配合的是一套独具特色的精神气质（即“资本主义精神”），合理地有计划地持续追求预期利润的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恰恰产生在西欧？在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伦理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韦伯通过历史考察，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正是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例如，新教禁欲主义和在生活消费上的节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也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勤勉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从事某种职业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的心态，有利于社会合理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讲究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盈利是现代企业的目的；反对特权和垄断，有利于市场的自由交易等。这样“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与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身上。”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厉以宁指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新教伦理的影响下，16－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们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创造事业，以尽‘天职’，这就是行为目标的理性化。一旦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精神动力产生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

为了论证其结论的正确性，韦伯开展了庞大的世界宗教比较研究，其关注点开始反向转为：为什么欧洲以外的地区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韦伯认为，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中国、印度等古老民族的宗教与西方新教格格不入，无法提供一套类似于新教的宗教观念，无法产生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精神动力，因而，对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可是，近半个世纪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对韦伯“儒家伦理妨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论断提出了有力挑战，人们重新认识东亚经济奇迹之因。金耀基、杜维明和勃格认为，科技、政治、宗教等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东亚经济增长。艾勒塔斯、米策泽尔、金日坤认为恰是儒家伦理从根本上造就了东亚经济奇迹。余英时对“儒家伦理阻碍和促进东亚经济发展”的障碍论和有利论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究竟儒家伦理中的哪些具体成分与现代经济发展有彼此配合、相互诱发的功用？哪些具体成分没有发生过作用？我们不能轻率地对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下任何断语”。余达淮、银娟认为，韦伯的“儒教、道教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的生成关系”只说对了其中一半，其另一半“错误在于，恰恰没有看到儒、道思想也内含着这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生长性因素。那些认为儒、道思想对东亚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持怀疑态度的人看到的更多的是儒、道思想与资本主义的过去相悖的因素，而看不到儒、道思想中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相协谐的因素，看不到儒、道思想也有促进经济发展或维护经济秩序的一面。

四、价值观原因

1.价值观本身。钟阳胜指出，价值观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社会精神条件，如果没有价值观的更新和现代化，就必然要影响社会经济的增长。他指出了价值观在经济增长中的认识、刺激、调节作用和功能，以及价值观转化为影响经济增长力量的途径和环节－社会实践。

2.作为价值观总和的态度。缪尔达尔通过对南亚地区长达十年的调查研究，写出了长达2300页的研究报告《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的研究》。在该书第三章“价值前提和价值判断”中，论述了作为价值观总和的态度在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说，“我们必须考察决定南亚人行为的一切精神倾向。对于这个更广泛的范畴，我们将使用普遍接受的术语‘态度’，意指促使行为成为现实的价值观的总和。”他所说的“态度”可以理解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群众对制度在内的某些经济社会问题的偏好，可以理解为受到已经确立的制度的支持。他认为，社会制度和态度应该改变，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有效竞争，促进发展。南亚国家现代化理想的轮廓包括改善制度和态度等方面，其中态度包括下列单个项目：（1）效率；（2）勤勉；（3）守纪律；（4）准时：（5）节俭；（6）非常忠诚；（7）行为决策的理性；（8）准确改变；（9）密切注意在变化的世界中出现的各种机会；（10）旺盛的进取心；（11）正直和自力更生；（12）合作；（13）愿意采取长期的观点。缪尔达尔发现，南亚地区实现现代化困难重重，仅态度的改变就如此困难，因此，南亚地区想迅速实现现代化，似乎是一种戏剧性的变化。

3.人的自由和发展。阿马蒂亚·森阐述了人的自由既是发展首要的终极目标，又是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发展的原因就是扩展人的自由。阿马蒂亚·森所研究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等在内的广义的发展。阿马蒂亚·森的“自由”概念是在“实质的”意义上定义的，即人们享有按照自己有理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包括使人们免受饥饿饥荒、贫困危机、营养不良、疾病、不能识字算数、无文化、过早死亡之类的困苦，以及消除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民主政治参与、缺乏各种平等法制权利和社会保障等状况。“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他还用大量证据说明，“自由如何促进发展，而缺乏自由、压制自由如何阻碍发展，排除严重的不自由对发展是有建构性意义的。

马克思早就指出，“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佩罗认为，一切个人的发展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佩罗新发展观的真谛是，如果没有与发展休戚与共的所有人的参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发展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发展就不可能发生。陈春花指出：“尽管发展经济的途径各不相同，解放生产力的具体方式互有迥异，但它们最终总要归结到一点上，这就是对个人的发展，对个人的解放。无论生产力在今天的内涵多么丰富，外延多么广泛，它的主体始终是人。一切财富都不过是个人创造性天赋的发挥；任何时代的社会生产力，都只是这个时代所有个人的创造性天赋发挥程度的总和。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就是发展人；反过来说，每个人天赋的发展也就能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搞活，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教育文化等措施，之所以最终能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究其原因，不是由于它提高了个人的才能素质，就是由于它调动和激发了个人的创造积极性。”

五、意识形态原因

库兹涅茨、舒尔茨、诺思、林毅夫认为，包括道德和伦理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是每个人的行为受一整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调节，它影响个人行动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他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在诺思看来，一套完整的正规化制度固然对经济发展有利，但若没有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补充，经济发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颇成问题了。因为，任何正规化制度都不是绝对完善的，尤其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程度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获得某种好处而不付费的“搭便车”行为动机。若社会成员都想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动的激励。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使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引导，而使其行为决策过程简单明了，减少了社会的交易费用。总之，一个社会若要得到长远的经济发展，必须致力于建立一个交易费用低廉的制度环境，在这过程中，作为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尤为重要。

诺思还认为，对制度公正与否的评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有效率的意识形态能减少现行制度运行的成本，从而贡献于经济增长。一种制度能否诞生、诞生后能否在低成本状态下运行，与人们对该种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关。

因此，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一种节约机制。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影响机会主义行为及交易费用、制度执行费用及制度力等途径来影响资源配置及经济增长的。“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等意识形态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要素。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

罗雪尔等力图从心理上和道德上对引起国民经济衰落的内部原因作出解释。在他看来，那些在历史上消亡了的国家，其灭亡确切地说并非因为它们遭到外来力量破坏，而是因为它们丧失了其原有的国民性，即国民道德素质受到损害。在国民道德素质较高的国家，衰落的过程会推迟。一国国民构成愈是以道德和技能高的人居多，衰落就愈是不会急促地到来，新的发明和创造只会来自那些在道德和智力上没有出现衰退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