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直接投资问题论文

导语：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直接投资问题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再来讨论国际投资问题，以及受资国引进和利用外资问题，不能脱离经济全球化的背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是在战后特别是80年代后才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其实人们用来衡量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发展程度的许多核心指标，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比如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是到了90年代才略高于1914年前的水平。其他指标，比如对外投资在可比总量中占的比重等，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西方有的学者提出，就上述这些指标而言，目前这场全球化的浪潮带有某些恢复性的特征，把由于两次大战而中断了的一体化过程恢复起来。（《经济学家》杂志电子专刊去年有一期专门的讨论）。

当然除了这些主要数量指标以外，当前的全球化趋势与19世纪在金本位制下所达到的经济一体化（全球化）也有质的区别。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卷入这场全球化过程的国家、地区更多，更广泛，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它所涉及的领域更多，更深入，层次更高。尤其重要的是，企业的全球化过程，跨国公司的发展所达到的程度是空前的。我习惯于用公司一体化的概念来概括这一过程（corporateintegration）。根据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可以把公司一体化分成若干层次，我们这里不去仔细分析它们的区别。但概括地讲，全球范围内公司一体化网络的建立，使得从R&D到生产再到销售的整个价值增值链的各个环节，被按照最有利的区域布局安排在世界各地，使全球范围的国际分工越来越多地转化为企业内部的分工，再加上相关企业的战略联盟，又大大扩大了企业（公司）一体化的外延。企业的国际化、一体化的这种趋势，已经使世界市场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真正象微观经济学中所描绘的那种纯净的市场机制所涵盖的交易的范围越来越小。世界市场已经由跨国公司这一只只“看得见的手”给组织起来了，变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于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产品出现了。这种产品，由于它的价值增值链占据了世界各地最有利的区位，所以在它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全球的集合优势，而不单纯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

这个事实所产生的影响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理论的影响。这种情况对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特别是以要素禀赋论为核心的经典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这样一种全球化商品在国际间的流动，很难用反映一国区位优势的要素禀赋论来解释。如果做实证分析的话，你会发现这种理论对当今国际贸易的发生机制和商品流向的解释力一定要大打折扣。最终商品的出口国或许只具有加工组装方面的优势。

第二、对企业的经营实践的影响。全球化商品的出现，使那些没有进行跨国经营的企业被推到绝对被动的境地。只局限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进行发展，它的产品充其量只能具备这个国家的区位优势（具有国家特征的优势）所赋予的竞争力。如何与集全球优势于一身的那种全球化商品相竞争，是可想而知的。过去人们所关心的是企业具备了哪些优势才能开展跨国经营，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跨国经营本身就是企业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那么这些企业如何生存？出路何在？一个办法是求助于政府，在对外封闭、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寻求发展，这条路显然不合潮流。

另一条出路恐怕只有在开放条件下去寻找。既然国际生产已经形成越来越密集的全球一体化的网络，那么如何在这样的网络中的某些环节找到自己的位置，变成国际生产一体化网络中的一部分，找到这样的位置再谋求发展，才是企业的生存之道。举例来说，我们说中国的汽车行业在短期内难以在整车的出口上有所作为，但是可以选择发展零部件生产。但是这显然有个前提，就是要先将自己纳入世界汽车行业国际一体化的网络中去，否则你自己生产出来的零部件是为谁配套的呢？你知道人家的规格和性能上的要求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发展合资合作乃至于与跨国企业的战略联盟，不只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更是生存竞争的需要。为了得到政府给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而去寻求合资合作，与上述这个主流不合拍。

第三、关于民族经济和民族国家政府的作用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民族经济的概念也要进行必要的重新思考。首先，我们上面提到的真正实现了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它们的国籍的观念已经淡化，尽管我们还不能说它已经完全消失。正象湖北大学柳剑平教授在他的论文中指出的那样：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社会中经济联系和交往活动的“完全行为能力”主体，其个体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它实现“个体利益”的市场规则并不完全服从于国家实现“整体利益”的博弈规则。西方早有一种说法，判断一个企业的归属问题不仅要看它的shareholder(stockholder)，而且要看它的stakeholder。也就是说，企业的所有者是重要的，但从更广的意义上，所有与企业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们的归属问题也是重要的。美国的跨国公司来中国经营，你不把它看成是中国的，是可以的；但它在什么意义上、在多大程度上还是美国的？这也是个问题。当然跨国公司与其母国的关系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做详细分析。

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政府。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的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也将成为全球化的。这种竞争关系的核心内容是，每个主权政府在它所管辖的领土范围内通过提供一整套制度性服务来创造一种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环境。这种服务的提供是通过“准市场化”的机制来实现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包括本民族的和外族的），在“国民待遇”的原则下，以税收作为代价来购买这种制度性服务，以获得在这个领土范围内发展的机会。创造一种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机会，不是给予某些企业一定的优惠政策所能比拟的。这是全球化背景下政府间竞争的一个特点。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直接的目标：一是税收收入最大化；二是国民福利最大化。至于财富的创造过程具体是由什么人在组织的，并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只要财富为这个领土范围内的公民所享有，就是可取的。

当然根据这两个目标，政府也可以有意扶持某些产业。但是需要注意，政府鼓励的是某个产业的发展，那么为此而制定的优惠政策应该惠及所有有意投资于这个产业的投资者，而不仅仅是外商或者内资。既然要扶持的是一个产业，而不是哪一类的投资者，那么所有投资于这个行业的投资者，无论是外商还是内资，也不论是国内的国有经济成分还是非国有经济成分，都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这样做有两点好处：一是可以创造真正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二是可以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加快重点产业的发展。这里有一个基本点需要重申，政府要扶持的某个新兴产业，而不是哪一类人，哪一类投资者。

对政府职能的这种理想化的简化，还不是近期内所能实现的事。这种看法也未必马上能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如果我们回忆和对比一下，60年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的敌视态度，是如何转变成现在这种争先恐后地吸引外资的情形，那么我们就有理由预期，上述过程的到来不会是太久远的事情——假设全球化的趋势不发生逆转的话。实际上，GDP取代GNP成为衡量一国经济规模的主要指标，虽然有其技术上的理由，但它同时也已经说明国土的概念比国民的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

关于国内企业如何增强实力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企业改革的任务就在于此。我这里只提一点，就是国内市场的统一问题。国内市场不统一，是企业实现一体化从而实现内部化优势的一个严重障碍。我们大概没有多少人关心福特汽车公司是美国哪个州的，可口可乐公司是哪个州的，熟悉这些公司情况的人可以说出这些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但仅此而已。中国的情况可就大不相同了，人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有天津夏利、南京依维柯、广州标致等，光是个名字问题倒也无所谓，问题是这背后有着浓郁的地方主义的色彩。连“全国化”的眼光都没有，就更不要谈什么全球化了。有人说美国的企业能够率先开展跨国经营，与其国内市场的特点有一定的关系。美国国内市场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企业，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如何在一个广阔的市场空间内安排它的生产经营活动的问题。这使得美国企业在自己的国内就可获得某些欧洲的企业只有跨国经营以后才能获得的经验。几年前我对欧洲企业一体化问题的研究发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推动了欧洲范围内的企业一体化。我们的企业在外资的竞争面前丧失了许多利益这是事实，但是应该说我们自己要对此负主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