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建设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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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言，制度建设的根本在于如何形成“法治”社会。一个社会究竟实施的是“德治”还是“法治”，在理论上来说，主要与对“人”的假设有关。作为一个理论命题，关于人性的任何一种立论都是可以反驳的，但是，这些立论一旦成为制度建设上的假定或前提，会产生出乎人们意外的后果。“德治”把“人性善”作为前提，笃信每个人经过教育可以克服自私之心和自利行为。而法治的前提则是：承认人并不完善，还藏有私欲，因此，需要设计一种制度，使得生活于这种制度环境中的人，即便出于自利之心的驱动，也会做出对整个社会有利之事。公共选择理论已经强力地把“经济人”这一经济学的范示拓展到对人的政治行为的分析，但还没有对“经济人”范示对制度建设的确切含义给予系统的分析。这是因为对象布坎南这类学者来说，其生存的社会环境（即法治传统）无需他们探讨这一问题，但对我们中国学人却不是这样的。本文将利用“经济人”范示来探讨“法治”社会的某些根本认识问题。

一经济人假设的真实程度

“经济人”在学术界曾备受非难，皆因为传统经济学理论对经济人的特征---“自利”的动机和“理性”的行为的狭隘解释。批评者认为：（1）经济人模式只考虑个人主义的利益，从而排除任何利他主义的动机，因而是一种不完整的个人行为模式；（2）这种模式不考虑社会习俗与传统对个人的偏好和选择的影响，忽视了个人与他人所保持的社会关系。

作为对这类非难的反应，经济学家已经拓展了“自利”和“理性”的范围。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把对他人福利的关心，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之中。2．把尊循习惯、传统规范和法律等制度，视为一种有助于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理性行为。

这两种拓展无疑是有价值的。一旦把“对他人福利的关心”作为一个变量而纳入自利者的效用函数，我们就无需为了容纳“人们有时会把社会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的事实而以某种“伦理人”观念来取代“经济人”。我们在理论所需要作出说明的，仅仅是：（1）把名声、友谊、爱情、尊敬、自我表现、权力等等“非经济的”效用源泉解释为个人效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一种有约束的、开放的效用函数；（2）把诸如社会规范、道德准则等约束机制的存在视为是生产“受人尊重”这类个人的“社会价值”或“互惠”的方式和手段，因为遵守它们符合个人的自身利益。

严格地说，这里所谓“对他人福利的关心”是一种有条件的利他主义，或曰这种表面的利他主义行为源于个人的自利倾向。因此，这是一种“开明的自利”。在人类生活的“利他”领域中，得到极丰富表现的，正是这类行为。经济学家能够对这种行为作出很好的解释：这是一种自我强化的行为（杨春学：2001，）。

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真正利他主义行为，是不企求相等的回报、或者连任何期待回报的无意识举动都不曾有过的、纯粹为他人考虑的行为，是一种无条件的利他主义。无条件的利他主义行为只意味着自我牺牲（从而得不到强化），为什么也能存在呢？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学确实无法解释这一问题。不过，这并无损于“经济人”假说。根据这一理论的逻辑，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来理性地支持与“开明的自利”吻合的立场（这类利益往往是微妙的、遥远的，而促进这些利益的政策往往是复杂的、甚至是尝试性的）。然而，自利的力量以及它在复杂的社会经济领域里几乎难以置信的精细微妙，一方面促使经济学家力图寻找明确的或隐含的价格在解决许多社会问题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促进这种利益的政策努力有时往往会产生出难以预料的结果。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不得不面对现实，力图以“因势利导”的原则来设计制度，以阻止自利力量的放肆妄为。

对我们在这里的论题而言，经济学的现有解释已经足够了。为了更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意图，将借用HarsaynI的两个概念---个人的私人偏好与个人的伦理偏好，把理性概念从个人的私人偏好拓展到他的伦理偏好。私人偏好是个人用于作出日常决策的偏好；伦理偏好是个人必须权衡某一既定的决策对其他人的后果时所使用的偏好。

二经济人的私人偏好与制度设计

我们不敢说经济人可以解释人类的所有行为含义，但它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特别地，设计制度时，只有假定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只进行纯粹个人主义的成本与收益计算的经济人，且缺乏足够的理性，我们才可能设计出一种一视同仁的正规制度。这是法治社会的必然预设，但这种设计绝然不同于直接了当地把人塑造为野兽的设计，不同于对追逐最大利益行为不加限制的设计。

在这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人类是否（或应该是）完全由自利的动机所驱策，而在于社会能否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所理解的自身利益。法治社会的真正基础是，没有谁可以宣称比当事者能更好地判断其自身利益之所在。这不是说“经济人假定”认定人们有足够的理性去追求开明的自利。相反地，这一假定认定懒惰、目光短浅、恣意挥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过环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谨慎地或经济地调整其手段来实现其目标。简言之，个人所获得的报酬不取决于其目的之好与坏，而仅仅取决于其行为结果对其他人的价值或贡献；而且，任何人的贡献都要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受到他人的检验和纠正。在这种强制的行为限制中，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可能会推进整个社会的福利。

把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从市场扩展到制度环境的分析，旨在估价强制的结构（即“规则”），最终目的是重新设计和改革，以确保在利用明显的互利关系上增强制度的效率。只有假定所有的人都是经济人，并分析经济人之间的行为互动关系，才能规定出适宜的法律限制，从而把追求私利最大化的行为纳入互利的界限之内。特别地，赋予统治者之权力的规模与范围绝对取决于对相互作用模式的分析结果。以这种经济人观念为原则推论出的社会制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是一种使坏人所能造成的社会危害最小化的制度。这种社会制度的功能并不取决于我们能否找出道德高尚的“好人”来操纵政府和治理社会，也不依赖于个人的偏好或好恶。这种制度将通过芸芸众生的多样化和复杂性来发挥其效率作用，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能给所有的人以“法治下的自由”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只给“善良、聪明人”以自由。

在这方面，中国的法家思想，西方从近代的霍布斯、休谟到现代的布坎南，都有不少精辟的解释。中国古代圣贤韩非子以朴素的语言指出，“今贞之土，不盈于十（这已是一个很乐观的估计棗笔者注），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法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民主之迢，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这种认识体现出古代法家的一种健全理智。在近代西欧，像休谟这样的经济学家已早已指出：“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我们必须利用这种个人利害来控制他，并使他与公益合作，尽管他本来贪得无厌，野心很大。不这样的话……最终会发现我们的自由或财产除了依靠统治者的善心，别无保障，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保障。因此，必须把每个人都设想为无赖之徒，这确实是条正确的政治格言。”（休谟：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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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实践的历史中，对这种预设的清醒认识，首推美国开国元勋的制宪活动中。这些立宪者中有政务要人、商人、律师、种植园主兼商人、投资者等等。他们在市场上、法庭和立法机构内部、以及财富和权力受到青睐的幽径、通道中目睹了人类自利本性的各种表现，对人类的罪恶和无可救药怀着一种鲜明的加尔文教意识，并深信霍布斯关于人类自私好斗的判断。在他们看来，既然人类是无法改变的追求私利的动物，就不能求助于人类的克制能力，而必须以恶制恶。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他们设计出并实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其目的在于使政治决策过程不依赖于任何官员的单纯动机、意愿和道德品质。

即便如此，美国的宪法也是利益集团朴素斗争、讨价还价和妥协的产物。正如查尔斯·A.比尔德在其《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中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宪法不是所谓‘全民’的产物”，在制定和通过宪法的过程中，“经济力量是原始的或根本的力量，而且比其他的力量更足以解释现实”。虽然美国宪法的制定者本身就不能摆脱自身利益的约束，但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承认自利的力量，并且巧妙地加以运用，从而把一个新政府建立在唯一稳定的基础——经济利益之上。

反观中国的政治制度历史，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中国的传统中存在着类似的法家智慧，但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不讲法治的儒家思想。这种非法治思想的基本态度可以用孔子《论语●为政》中的名言“为政以德”来概括之，其实质在于政治的道德化。相信人的内心有无穷的道德力量可以发掘，把这种信念引入政治领域，化政治问题为道德问题，以为依靠思想和道德的力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便是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核心。正是这种把治国大计转化为道德问题的做法，暴露出中国传统政治模式---人治-吏治模式固有的致命弱点：皇帝的贤明和官吏的廉正无法依赖外在的制度来保证，相反，倒是个人的内在品行，修为可以决定政治制度的存废。这并不是因为外在的制度不足以约束个人行为，而是因为那种可以有效约束个人行为的外在制度从来没有建立起来。虽然历代帝王都极为重视法典的修订，并为掣肘臣属而在官制的安排上颇费心智，但那不过是弄权的结果，法律从来不是权力的基础，至高无上的皇权反倒成为法律的源泉。官吏自然应该服从法律，但不必对法律负责，因为他们的权力是上级的恩赐，而非来自法律（梁治平：1997）。

于是乎，设想“仁慈的开明君主”或“有道德的清官”的出现，就成为中国历代平民百姓的最高政法愿望。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人们一贯把政府官员称之为“父母官”，言下之意，“官”就象父母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本质上是一个利他主义的管理者，这种心态在实践中又得到所谓“仁政”这类意识形态的支持和强化。按照这种“仁政”观，官员是政府的化身，而且是道德完美的仁人君子，其行为理所当然地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与这种观念相对应，选取官员重德，但之后又疏于对官员的法律约束。于是乎，结果却印证了“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愿望铺成的”这一格言。事实上，过去二千多年中，中国很难产生出一个稍为廉洁与公正的政府。政府官吏获得无限的权力，手处理一切事务，无需公开预算及其使用情况。哪里有“子女”监督“父母”的道理？老百姓只能期望他们诚实，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结果往往是官吏的腐败受到鼓励。正如韩非子二千多年前早就指出的那样，“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垂，事败则以富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