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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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25日至29日，全国党校系统经济理论研讨会暨第八届经济学年会在浙江省委党校隆重召开。来自中央党校和各地方党校的14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势在必行，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尤其要注重技术创新、制度改革、“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对外开放发展方式的转变等。与会学者在诸多问题上达成了普遍共识，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路和政策建议。现将本次会议论文中提出的主要观点进行综述:

一、有关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新研究

（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与发展是实现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的重要支撑和战略选择。甘肃省委党校工商管理教研部鲜静林教授、陈治华副教授对自主创新内涵进行了剖析，指出自主创新不完全等于技术创新，它具有鲜明的自主性、市场性和科技与经济的融合性等特征。鉴于我国的具体情况，自主创新要把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各种教育培训机构、社会中介等五个层面结合起来，突出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和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途径和措施：在政府层面，创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在企业层面，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和高校在自主创新中的中坚作用；把引进技术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相结合等。山东省委党校经济学部孔宪香副教授的研究则强调了研发型人力资本作为创新执行主体的重要作用，认为从政府层面构建研发型人力资本创新的激励制度尤其重要。具体来说，政府需要做好以下工作：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科技奖励制度；加大研究开发经费投入，创造良好的科研和创新环境；完善财税激励政策、教育培训激励政策；完善科技评价体制，建立鼓励研发型人力资本创新的相关配套政策等。科技型中小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需要重视对其金融支持力度，实现科技与金融的最佳结合。针对此类企业特殊性所导致的融资困难问题，天津市委党校经济学部王雪梅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为案例，提出了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创新性的具体融资方式。她指出，滨海新区作为金融创新先行先试的改革实验基地，实现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坚持产业为本、金融为用，推动了科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其他地区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新兴产业的核心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一般都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大多数新兴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中的导入和成长阶段，还没有显性的市场需求，产业化发展存在难以克服的瓶颈制约。因此，新兴产业培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无锡市委党校蒋佳林教授认为，在新兴产业培育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又要发挥好政府的引导、协调和扶持作用。针对新兴产业培育机制的完善，与会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首先，需要着力降低新兴产业的准入门槛，除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外，要鼓励包括外资在内的各类资金进入，培育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促进市场竞争。同时，加快培育稀缺资源的中介服务，实现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完善有利于产业融合的公共服务体系。针对新兴产业的特殊生命周期阶段，还应大力鼓励其实际应用，构建新兴产业市场成长的补贴机制，对新技术应用的消费者、生产者实施补贴政策，特别要发挥政府支持项目的引导示范效应。此外，在“十二五”开启之际，新兴产业培育要与本地的要素禀赋优势相结合，进行合理规划，努力克服新兴产业的区域性产业重构，防止新兴产业短期内的产能过剩。

（三）发展绿色低碳经济金融

绿色经济是建立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基础之上的、以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经济。作为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更高形态，绿色经济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重庆市委党校经济学教授崔如波指出，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绿色经济与绿色浪潮的态势，西部大开发必须彻底摒弃传统的资源消耗型与环境污染型的“黑色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西部绿色经济，培育西部生态化、知识化和可持续化的绿色经济发展新模式。崔如波进一步指出，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和西部实际，西部绿色经济发展必须着力培育绿色农业、生态工业、环保产业以及生态旅游业等。碳排放权交易有利于增强社会低碳意识，促使参与碳减排行动，改善能耗结构，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和促进低碳产业发展等。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李炯教授剖析了中国现行碳排放权市场制度的不足与困境，并提出了转型的具体路径。他指出，一步到位、实施总量限制的双强制模式既不利于发展，从国际人均能源消耗维度看也不公平；通过完善相对约束条件下的碳排放交易机制，实现总量节能减排目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性选择。但国内现行的相对约束自愿碳排放交易市场在制度设计上存在诸多不足，因此，有必要实现碳排放权市场从自愿型市场向强制性市场转型。从具体的转型路径看，可以考虑以下层面：构建碳排放总量控制机制；完善自愿减排交易模式；开发创新衍生品交易和服务；主动启动区域内市场，积极接轨全国性市场和国际市场等。

二、有关“三农”问题研究的新进展

（一）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农业的稳定健康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河北省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张宏升、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朱丽燕副教授在回顾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历程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的改革对策。朱丽燕强调，应在国家宏观调控的指导下，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运用利益机制，依托法人主体和中介组织，将农业生产流通等连为一体，进行市场化运作，充分发挥农产品流通在促进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和农民增收方面的作用。张宏升则指出，应当重点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建立、健全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培育多种形式的流通中介组织；加强对农产品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加强农产品市场的信息化建设。

（二）林权改革贵州省委党校郭蓓副教授深入分析了贵州省清水江流域林业契约文书对林权改革的启示。她指出，清水江林业契约适应了当地林业生产特点和要求，是该流域林业生产经营的财产权利制度保障，表现出制度对林业经济运行的高效维护。清水江林业契约对深化林权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第一，要保持林业制度和林业产权的政策稳定性，为林业创造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第二，确立和明晰林业产权应尊重地方民间林权制度，加强集体自决权；第三，在实施机制方面需要优化林业的执法服务，创新林业财产安全保护机制；第四，应引导和建设林业规模经营模式；第五，应建设完善林权金融支持配套制度、创新林业金融产品等。

（三）城乡统筹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体制的建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黑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梁謇教授在对我国城乡二元体制演进逻辑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主张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从而破除二元体制。具体来说，他认为应该重点做好以下方面：推进城乡资源配置均衡化，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有效机制，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创新农村金融制度；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加强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乡就业制度一体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等。云南省委党校肖雁教授以云南省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例，探讨了西部省份不同类型的区域统筹城乡发展的路径及对策。她指出，西部省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条件有很大差异，因此，“分三个层次，差异化统筹，分类指导，梯次发展”是其统筹城乡发展的出发点。重庆市委党校李沛君教授，基于重庆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践，将城乡统筹发展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归类为五个方面，即“人往哪里流”、“地往哪里转”、“钱从哪里来”、“业该怎样就”、“制应如何改”；其中“，制应如何改”是问题的核心。

三、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改革研究

（一）收入分配体制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居民收入较大幅度地增长，收入差距也逐步拉大。重庆市委党校甘强、王骏明确提出了重庆缩小三大差距的理论支撑体系，即“民生公平和谐理论”。这一理论支撑体系涵盖“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社会经济活动的四大主要环节，囊括“发展协同论、分配优化论、交换公平论、消费调控论”等四大支柱。其中，发展协同论是指统筹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分配优化论是指初次分配注重体制和结构、再次分配强调社会公平和均等；交换公平论是指确保等价交换、保护弱者利益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消费调控论是指扩大公共消费和调控分层次消费等。河北省委党校副教授彭红利分析了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等三个层面进行改革与完善：第一，进一步完善初次分配制度，注重公平实现；第二，完善再分配机制，合理有效调节收入；第三，推进“第三次分配体系”的建立，充分发挥其收入分配调节的补充功能。江西省委党校涂颖清提出了调节收入差距过大更为具体的对策，如加强对垄断行业工资的调控，建立健全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防止“权钱交易”的非法收入等。贵州省委党校田爱民副教授强调，初次分配不公是导致当前收入差距过大的关键，而微观基础———产权关系的异化是造成初次分配不公的根源，因此，改革和完善产权关系迫在眉睫。

（二）财税体制的改革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国家财政实力显著增强，但我国财税体制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党校韩晓琴教授指出，一个良好的税制结构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税制结构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不断优化。借鉴OECD国家税制，必须对我国现行税制进行改革，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税制结构：在流转税方面，逐步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建立起以增值税为主、消费税为辅的流转税结构；逐步提高所得税占GDP的比重，强化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扩大资源税范围；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制定有利于节能环保、拉动内需、鼓励出口、促进技术进步的税收政策体系。河北省委党校管理学部徐慈贤指出，必须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他结合河北省具体情况，基于四个层面提出了河北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对策：第一，继续推进省内财政体制改革，如实施新一轮激励性财政体制、调整部分财政收入归属、推进县乡财政体制改革、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第二，完善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的财税政策，包括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支持科技进步与创新以及支持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等；第三，加大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投入力度，如支持教育优先发展、支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加快推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第四，强化科学管理，提高财政管理绩效。

（三）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民营经济是经济主体中最活跃和最具生命力的部分，民资进入垄断行业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必由之路。天津市委党校程明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民间资本的发展环境并不理想：在国家大力鼓励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垄断行业的同时，垄断行业依然坚挺，持有重资的民营企业家仍然站在垄断行业门外。其原因主要在于：政企合一的管理机制；审批条件模糊、相关执行文件明显落后、程序繁琐、缺乏透明度；缺乏有效的优惠扶持政策，民间投资激励不足；民间投资存在监管多而服务少的问题。程明指出，要想真正让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不仅要破除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更重要的是要消除各种无形障碍和阻力，为民间资本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融入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一个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发展环境，促进公平竞争。大中型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又一次成为研究热点。吉林省委党校蔡跃教授通过对一汽集团的实地考察与调研，强调了现阶段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和所应发挥的作用。他指出，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国有企业是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现实选择，是加快培育和发展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坚力量，是培育和发展跨国公司的首选对象，是我国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载体。

四、我国对外开放发展方式转变的研究

（一）外贸发展方式的调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外贸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如贸易不平衡、外贸产品低端、国际贸易摩擦增多、汇率风险加剧等。黑龙江省委党校经管教研部史彦泽指出，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外贸发展存在着四个方面的路径依赖，即出口带动外贸增长、生产要素成本优势、传统出口市场、与美元挂钩的汇率政策。路径依赖使已有的问题得以自我强化，导致我国外贸发展长期处在一种惯性之中，难以面对后危机时期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的新变化。我国必须对已有的贸易体制和贸易政策做出必要的改革和调整，彻底摆脱上述路径依赖，实现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适应当前的新趋势。服务外包产业具有信息技术承载度高、附加值大、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吸纳就业、国际化水平高的产业性质特征。重庆市委党校卞彬教授指出，在产业重组与国际服务外包业转移的背景下，我国应力争成为重要的服务外包产业基地，从而逐步提高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二）全球视角下的货币金融研究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尤其是美联储超宽松货币政策的传导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重庆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李爱国博士分析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潜在的负面效应，并提出了西部地区的应对策略。他认为，美联储直接购买资产不仅是对微观经济的扭曲，而且会加剧其他国家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导致大量资金涌向新兴国家，造成全球资产品价格非理性上涨。我国西部地区有必要对其潜在的风险提前防范，如鼓励企业“走出去”；转变贸易发展方式，提升出口企业的非价格竞争能力；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增加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对流动性的吸纳和消化能力；拓新就业渠道，调整收入分配格局；鼓励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优化融资结构市场；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针对我国目前高企的通货膨胀，吉林省委党校工商管理教研部程世业基于全球视角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货币超量发行是我国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而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国外市场较大的依赖性，是我国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原因。程世业进一步指出，针对当前的通货膨胀，应当落实好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稳定通货膨胀预期等。此外，河南省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李永良副教授研究了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通货膨胀治理。他指出，在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美元疲软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再加上国内高企的通货膨胀，我国将在较长时期内面临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的双重压力。在此背景下，应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及合理结构，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同时加大对国际资金流入的查处力度，降低热钱流入中国的规模，建设高效、健康、稳定的资本市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