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洗钱的外部性与激励机制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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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反洗钱的特殊性需要各机构通力合作，尤其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参与。通过对反洗钱过程中的洗钱方和反洗钱方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对比，揭示了外部性对银行业反洗钱的影响。

关键词：反洗钱；外部性；激励机制

反洗钱是当今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备受各国重视。通过实践，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反洗钱能维护国家利益和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发展，打击犯罪。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逐渐加大反洗钱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已于2006年10月31日由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这对我国反洗钱工作将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反洗钱同时作为一种经济现象，随着法律上的日益健全，就必然地推动了反洗钱的经济理论上的分析。反洗钱外部经济效应分析是反洗钱经济理论分析的必然，由于黑钱产权界定不清晰，高昂的交易成本存在，单单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法保证正常的交易秩序。反洗钱正外部性需要政府介入，尤其需要建立相关的利益平衡或补偿机制。

一、反洗钱存在外部性

外部性是外部经济性(EconomicExternal)、外部不经济性或外部经济效应(ExternalEconomicandDiseconomies)的简称，19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的外部性定义则比较直接，他认为“当某个人的行动所引起的个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就存在外部性”。尽管外部性表达不太统一，但核心思想是指经济行为的成本或收益向经济行为以外第三方的溢出。

从外部性研究的现状来看，外部性的存在导致了社会资源的非帕累托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损失，所以，外部性的内部化便成为经济学理论研究难点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新制度经济学从产权、交易成本角度研究外部性的内部化和外部性内部化收益作为激励的创新问题；管制经济学从纠正市场失灵角度研究通过政府干预方式的外部性内部化的经济分析，公共选择理论从外部性作为一种市场失灵(还有公共物品、不完全竞争)，研究政府作为一种实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的机构，其存在会减少人数众多时获取个人关于公共物品和外部性偏好的信息所需要的交易成本和谈判成本。

无论主动洗钱或被动洗钱都能够为洗钱者带来实际意义上的好处，但是，反洗钱却不仅使反洗钱方损失部分经济利益，还将付出一定的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市场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指导下达到供需均衡时，并没有同时使社会效益达到最大化，这就是市场失灵。外部性就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这种影响增加了社会福利则称为外部经济，如果使社会福利减少则称为外部不经济。洗钱减少了社会福利，为外部不经济；反洗钱增加了社会福利为外部经济。

反洗钱是典型具有正外部效应的活动。反洗钱最终受益人是社会公众，公众以纳税人的身份委托政府维护社会安定，假定政府或代表政府的部门为反洗钱的受益方(另一方面也是反洗钱的供给方)；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业)或外国政府作为反洗钱的参与者之一。在反洗钱活动中，如果参与者没有得到一定的补偿，就有可能造成反洗钱的供给不足，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对反洗钱投入的力度不够。结果是大量的黑钱逍遥法外，非法所得无法追回，使有组织犯罪得到资助，无论是公众利益还是政府利益都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二、反洗钱外部性的具体表现

洗钱行为的外部性突出表现在：洗钱者的行动使社会受损，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人却没有因此承担成本，而引起了他人或社会的成本增加或效用减少，这是一种典型的外部不经济即负的外部性。

银行业反洗钱的外部性突出表现在：银行或监管部门为代表的经济行为主体的行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支出(或者根本没有支出)少于受益，这就是外部经济或正的外部性。反洗钱的外部性特征十分明显：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即市场无力对产生负外部性的洗钱者给予惩罚，无力给创造正外部性的反洗钱者以充足的收益，仅从市场范畴而言，反洗钱成本大于收益。

(一)产生于决策之外而具有伴随性。洗钱者在作决策时所考虑的主要是在私人成本基础上而不是在社会成本的基础上来寻求利润的最大化。

就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而言，可以用外部性来分析其差异。负的外部性首先引起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差异，所谓私人成本是指生产一件物品，生产者或消费者自己所需要承担的费用。在不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一致，但外部性就导致了这两者的差异。假定洗钱者或参与洗钱的银行所造成负的外部性，为了抵消这种坏的影响，维护原有的社会系统运转，监管部门和反洗钱的参与者(代表着社会公众的利益)则必须增加一些成本支出，这也应该看成是洗钱者成本的一部分，即边际外部成本(MEC，MarginalExternalCost)，边际私人成本(MPC，MarginalPrivateCost)和边际外部成本的总和就是洗钱者的边际社会成本(MSC，MarginalSocialCost)，是MSC=MECMPC。

如果外部性不存在，MEC将等于零，从而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相等。根据黄金规则(GlodenRule)在外部性存在的情况下，要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边际条件应该是社会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利益，而不是私人边际成本等于私人边际利益。

洗钱者引起的负外部性，即外部不经济，使社会受损，引起他人的成本增加，或效用减少，而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人却没有承担成本。

分析洗钱的负外部性可得：洗钱者是不会考虑自己的行为会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按照利润最大化的边际条件，在私人边际收益等于私人边际成本Q1上达到利润最大化。但考虑到洗钱者对社会造成的边际外部成本(见图中MEC曲线，该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因随着洗钱数量增加，负的作用增加，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洗钱的边际社会成本为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外部成本之和。这时整个社会的最优产量应该在社会边际成本利益的产量水平Q0上。如图1所示：

(二)反洗钱外部性产生的影响并不一定能够明确表示出来，但它有某种必定的福利意义。

洗钱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没有具体受害者。洗钱者在进行洗钱时，不是预谋或故意在制造麻烦，而是在于谋取暴利。因为洗钱没有固定的具体受害人，可以说社会每个人都受到了损害，但受损者并没有意识到。同样，反洗钱也没有具体的受益人，可以说社会的每个人都得到了福利。因此，不管你是否同意，洗钱负外部性和反洗钱正外部性都同时加在你的身上。正如洗钱现象一样，洗钱的外部性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政府的参与只能做到有效控制或明显减少洗钱。反洗钱正的外部性，是反洗钱机构同社会中介机构履行法定职责和义务，打击洗钱犯罪和有组织犯罪，保证金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

反洗钱的正外部性同样也会造成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考虑反洗钱会给社会和其他人带来外部影响的情况，对这种情况的分析可表示为图2。

这时会发生边际私人利益(MPB，MarginalPrivateBenefit)和边际社会利益(MSB，MarginalSocialBenefit)的差异，其差额为边际外部利益(MEB，MarginalExternalBenefit)，即：MSB=MPBMEB，如果不存在外部性，则MEB=0，从而MPB=MSB。

在图2中，当反洗钱人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行动会给他人或社会带来正的外部性时，根据MPC=MPB的个人福利最大化原则，他选择的数量为Q1。MSB=MPBMEB，MEB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因为随着反洗钱活动增多，给社会或其他人带来的边际利益下降。由于反洗钱人的活动量为Q1而非Q*，则可以说，反洗钱人产量太少，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的配置。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当反洗钱人的活动为社会带来正的外部影响时，而没有适当的回报，或回报越来越少时，市场不能为反洗钱提供足够的经费支持，即自由市场对公共物品的生产不足。

因为洗钱负的外部性存在，增加了社会的成本，政府可以采用若干方法来抵消这种影响：比如通过加大反洗钱力度，增加洗钱者成本，图3给出洗钱的需求和供给曲线，市场均衡处于两条曲线的交点，即为产量为Q0(反洗钱前)的点，如果政府反洗钱力度加大，则供给曲线将向左移动，在每一价格下产量将要低一些——均衡产量水平Q1(反洗钱后)就要低一些。洗钱的产量由反洗钱的力度决定，反洗钱力度加大，洗钱成本上升，洗钱的产量就减少。

反洗钱发挥正的外部性，正如为社会提供了公共产品。一个稳定、公平和有效的金融体系对整个社会而言是一种公共产品。作为公共产品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搭便车”问题，即人们乐于享受公共产品带来的好处，但缺乏有效的激励为公共产品的提供和维护作出贡献。公共产品的这一特性就决定了只能由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府来提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洗钱，政府主要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明确义务，运用国家强制力来维护这种公共产品。

作为公共产品，不少国外经济学家提出可以私人生产。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戈尔丁(KennethDGoldin)指出，大多数产品和劳务用两种方法法供给，一种叫“同等机会”，即允许这种产品或劳务的所有消费者免费享用；第二种叫“有选择机会”即允许排除未能付费的消费者。通过有选择机会提供产品或劳务，在他看来政策恰当才能使得代价有效。但是，反洗钱不适应于这一理论。由于涉及个人隐私权等法律因素，反洗钱只能由政府来主导和控制，大多数人来享用。由于金融机构在其中得益较多，因此金融机构就必须多付出一些劳务，这就是一些发达国家反洗钱政策的依据。即政府只规定反洗钱的义务，而对于金融机构所付出的成本不予以补贴。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金融机构多为政府控股或政府因素较多，且赢利水平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适当地采取政策(贴现、再贴现)或利益分成机制来分担反洗钱的巨大成本。

三、反洗钱外部性补偿

下面，我们用外部性理论来论证反洗钱政府成本补贴的合理性。从外部性谈到了反洗钱的补偿机制问题，其实这仍然基于反洗钱的成本收益分析。正因为商业银行反洗钱中的成本很大，其工作积极性难以保证，所以我们才会提到通过政府的补贴来支持、推动商业银行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由于银行是特许行业，个别国家认为，反洗钱是银行的义务，不需要进行补偿。但在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显得十分突出。银行背负的改革成本十分高昂，反洗钱成本是其中之一，没有充分的激励制度，银行的积极性无法保障。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倘若政府强制商业银行在没有补助的情况下进行反洗钱，由于监管者与商业银行之间不能达成契约，商业银行就可能与犯罪集团勾结或者商业银行在不触犯法规的前提下以不作为来容忍犯罪集团从事洗钱，这就无法达到政府反洗钱制度安排的初衷。如图4所示。

图中，X轴代表商品量或服务量，Y轴代表价格(P)，MR是边际收益，MC是边际成本，ME是社会成本比私人成本减少的部分，D是需求。

这里我们有两个基本假定：一是把反洗钱看成一种公共商品；二是把反洗钱的提供者看成是具有私人厂商性质的商业银行(最有代表性)。

那么图4反映了在商品具有正的外部性前提下，如果没有政府或者其他主体给予私人厂商必要的补偿，私人厂商提供的产品将会在MC=MR处，即产量X0。社会所需要的最优产量是MC-ME=MR处，即产量X1。于是就会出现X1-X0的缺口，这个缺口是整个社会所需要并且要由私人厂商提供的，但在这里却因为缺少必要的补偿而使私人厂商不愿意继续生产。由于商业银行在这里被看成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厂商(基本假定之一)，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实际反洗钱工作中，一旦缺少了补偿机制，反洗钱就会陷入被动之中，就不能够满足政府当初的愿望。在经济学里，具有正的外部性的产品一般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如果由政府提供的话，那就需要政府的补贴。公共产品如果让私人厂商生产，就必须保证其收益，但由于公共产品是要社会公民获得好处，比如公路，私人厂商可以被允许参与修建，但收费却不能过高，于是这部分成本要由国家给予，从而既保证广大公民的利益，同时又满足了私人厂商的利益。对于反洗钱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我们要在商业银行中有效地开展反洗钱工作，必须要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尤其是财力支持。否则，就会形成图中X1－X0的缺口，洗钱犯罪将会更加肆无忌惮。

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在X1－X0的缺口下，政府若是继续要求商业银行承担反洗钱工作的职责，那么就会出现大量的违法乱纪现象，因为一个人或一个机构如果长时期从事只有风险和成本但没有收益的事情，那么这个人或机构就可能利用其手中的职务便利和实权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样的结果就会使反洗钱形同虚设。

四、反洗钱外部性校正措施

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如何才能使反洗钱更加有效，这就需要采取校正措施。我们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议：

(一)行政措施

当采用经济的手段不能纠正由外部性引起的资源配置不当时，就存在着国家行政调控的可能性。如我国，国务院及人民银行已经公布的《现金管理暂行条例》、《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境内外汇账户管理规定》、《境外外汇账户管理规定》、《大额现金支付登记备案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参考金融行动特别组织的《四十条建议》制定的“一规定两办法”和《反洗钱法》都明确了商业银行的义务等。

(二)经济措施

税收与补贴是用以解决一般外部性问题的基本方法。庇古税(即由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所提出的控制环境污染这种负外部性行为的一种经济手段)与后来的污染者付钱原则是一致的，这对我国银行业的反洗钱是有着启发意义的。即：对产生负的外部效应的洗钱者要加大惩罚力度，从而加大其成本；对产生正的外部效应的商业银行或监管机构要给予补贴，鼓励他们扩大到社会的最优效率的水平。补贴的来源可从打击洗钱犯罪的收益中来，也可以从社会的其他收益中支出。

(三)法律措施

其实在一个法制社会中，解决外部性问题最有效的是依靠法律手段。正如斯蒂格里兹所说：“运用法律系统解决外部效应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在这个系统下，受害者有直接的利益，承担着执行法律的责任，而不是依靠政府来确保不发生外部效应。很明显，这个系统更有效，因为可以使受害者比政府更愿意弄清有害事件是否发生。”一般反洗钱工作开展较好的国家，反洗钱方面都有专门的反洗钱法律体系。对我国而言，《反洗钱法》已经出台，但相应的配套法规及细则尚需要完善，以增强其可操作性。

(四)反洗钱利益分配机制

从上述成本收益和外部性分析可得，建立成本补偿机制势在必行。由于在进行反洗钱过程中商业银行承担了排头兵的重任，其工作的执行成本数量巨大，作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银行必然会因缺乏利益的补偿而疏于反洗钱工作的展开。而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看，反洗钱工作有利于稳定金融市场、维持金融秩序、保证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要使反洗钱工作顺利开展，提高反洗钱的效率，必须建立成本补偿机制。由于我国要求反洗钱所得赃款必须全部上交国库，这样做的结果使我们在国际合作中处于尴尬局面。外方因得不到必要的利益而不愿意配合工作，从而导致反洗钱的效率低下。所以，我们应该建立和完善与他国在反洗钱中的利益分成机制，如签署国家间的反洗钱公约或司法协助协议，在条约里明确规定对追缴赃款的合理分成比例。

五、政府失灵背景下的初步思考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政府主导反洗钱的经济合理性。由于洗钱和反洗钱的外部效应，政府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进行了资源的再配置，以达到政府的理性预期，维护公众利益最大化，有效打击犯罪。可以这样说，在反洗钱中，没有政府是万万不能的，但政府同样不是万能的。市场存在失灵，从而产生了外部性，政府也同样存在着失灵。

在经济社会中，一般采取的是消费者主权原则(principleofconsumersoverEignty)，在反洗钱问题上，洗钱犯罪没有具体的受害人，但政府为了公众利益，不仅要禁止洗钱行为，而且要强制推行或激励反洗钱行为，因为政府相信它具有“公共利益”。

因此，在进行反洗钱的制度设计中就必须考虑到政府失灵的情况。公共选择学派最重要的理论突破之一就是将传统上运用于市场行为分析经济人假定拓展到政治决策领域，参加政治决策的选民和官僚均被构造成最大净财富的追求者(布坎南等，1989)。由于构造和设计最大限度地限制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利益侵犯，并促进每个社会成员利益的规则和宪制是布坎南国家理论的核心。布坎南关于政治过程的实证分析表明政府官员本身有一种强烈的实现自己独立利益的自然倾向，这种内存倾向若不加以适当的方式限制，公众的利益就将遭到损害。在反洗钱这种涉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就必须以强有力的法律来约束各种制度主体(尤其是政府方面)相互做出的承诺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在政策的出台前，一定要有法定的程序来保证公正。

在进行外部性研究，一方面哪里有市场失灵，哪里就有政府潜在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可否认还存在着政府失灵。政府失灵有着其系统的原因：不完全信息、激励与政府的低效、政府的浪费及对公共项目的难以预料等。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

第一，只有以政府为主导进行反洗钱，才能保证公众利益实现最大化，有效地解决外部性问题。但是政府作用的发挥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何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反洗钱理论研究面临的突出问题。

第二，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保持政府(公共部门)及私人部门的利益平衡建立适当激励机制，给反洗钱私人部门(如银行等)以适当补贴和优惠，才能更好地发挥各方反洗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