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现状试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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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的发展

对外劳务合作是伴随改革开放兴起的一项事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对外劳务合作取得了良好绩效，成为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和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内容。随着这一战略步伐的加快，对外劳务合作在扩大服务出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培养和造就了大批遍布各个领域和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源过剩，向境外派出的要求相当迫切。在全球经济持续增长、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国际自然人流动作为服务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组成部分更加频繁和活跃，目前世界各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口结构变化加剧，在一些领域，国际劳务市场需求旺盛，为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十五”期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营业额年均增长11.5%，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速。在外劳务人数由2001年底的47.5万人上升到2005年底的56.5万人。

2006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53.7亿美元，同比增长12.3%；新签合同额52.3亿美元，同比增长26.3%；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5.1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7.7万人；12月底在外各类劳务人员67.5万人，较上年同期增加11万多人。

2007年1月至9月，我国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47.2亿美元，同比增长29%；新签合同额45.5亿美元，同比增长22.6%；派出各类劳务人员27万人，较上年同期增加1.5万人；9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75.5万人，较上年同期增加9万人。截至2007年9月底，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457亿美元；合同额501.4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08.7万人。

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基础上，中国分别与塞班、俄罗斯、巴林、马来西亚、毛里求斯、英国、约旦签署了双边劳务合作协定，市场分布日趋多元化。一些劳务人员成功进入德国、奥地利、挪威、瑞典、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市场。目前，中国对外劳务合作的范围已扩展到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外派劳务人员人数较多的依次为：日本、新加坡、韩国、阿尔及利亚、澳门、俄罗斯、香港、阿联酋、苏丹、约旦、塞班、中国台湾和毛里求斯。

中国对外劳务合作的行业领域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业和饮食服务业。其中，建筑、纺织、渔工类劳务人员仍占外派劳务总数的一半以上。此外，也有一些设计咨询管理、科教文卫体、计算机技术服务等高级技术领域的劳务人员。中国已成为国际建筑、纺织劳务和海员的重要来源地，行业领域不断拓宽。

据国内专家测算，目前中国外派劳务每年汇回和带回的外汇收入约20亿美元，社会效益日益明显。300多万外派劳务人员的家庭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并带领身边的人一起创业发家致富。2006年，中国在外劳务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比重已超过0.2%。

二、当前国际劳务市场的需求状况

在跨国公司扩大投资和全球服务贸易快速增长的带动下，全球范围内的人员跨国流动更为频繁，对外籍劳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国际劳务市场规模正稳步扩大。当前发达国家受经济增长放缓、人口增长放慢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劳动力供给逐步减少，加之本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导致对国外劳务需求逐步增加。随着科技进步和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信息、生物、环保、电信、旅游业等朝阳产业对国际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加，而国际医护人员、律师、教师、农技人员的需求和一些新兴工业国对脏、险、累的“3D”外来人员的需求也不断加大。

从存量上看，目前活跃在世界各国的外籍劳工达8090万，主要分布在亚洲、北美和欧洲。这三大洲的外籍工人分别为2210万人、2050万人和2750万人，占全球外籍劳工总量的27%、25%和34%，合计占全部外籍工人的86%。从流量上看，目前全球每年流动劳务约3000万至3500万人，比20世纪80年代初增长了50%以上。在需求结构上，呈现出“两多一少”，即高技术劳务需求多，发达国家对脏、累、险工作的人员需求多，其他普通劳务需求量减小。从国际劳务政策看，流动限制逐渐宽松。2004年初，美国总统宣布推动移民政策法案改革。日本要保持经济长期稳定，每年需补充60万劳力，因此开放劳务市场只是时间问题。西班牙政府一直对劳工输入实行配额政策，但为了吸收更多的外籍劳务人才，西班牙的劳工配额将大幅度增加。另外，东南亚一些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结构性劳务短缺的情况下，也相继放松了对外籍人员入境的限制。

三、我国对外劳务发展的制约因素

我国是世界劳动力人口大国，按理说，我国的劳务输出数量应占国际劳务市场份额之首。但实际情况却是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我国在全球劳务市场中的地位极不相称，对外劳务输出远远落后于菲律宾、印度等国家，且四分之三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对发达国家等主要劳务市场的人员输出还不到输出总数的10%。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的发展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一）市场竞争因素

世界银行研究显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外输出移民的数量每增长10%，贫困人口可减少2%。因此，许多国家都采取各种办法鼓励劳动力输出。但受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的限制，各国劳动力同质现象严重，导致中低端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尤其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东扩等区域经济合作的推进，美、欧等发达国家相继向其周边发展中国家放宽了引进劳务的限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我国劳务输出的市场空间。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的主要市场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在这些市场上，我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等劳务输出大国，它们在语言、学历等很多方面都具有优势。

（二）劳务市场准入障碍

许多劳务进口国家出于保护国民就业、维护社会秩序和担心非法移民等多方面的考虑，对引进外籍劳务人员设置了种种限制，特别是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心存警惕，企业业务开拓难度加大。在数量或行业领域对普通劳务人员引进施加了严格限制，而我国劳务人员输出中的70%为一般劳务人员。目前，除日本、俄罗斯、以色列等少数国家对我国有限度地开放劳务市场外，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大多数发达国家劳务市场对我国基本上是关闭的。一些国家还专门施加许多歧视性待遇，如资格承认方面，在申请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作许可过程中，东道国普遍不承认我国的教育学历和职业资格，导致我国公民往往不能获得市场准入机会。受国内需求和外派劳务人员综合素质水平限制，在许多技术领域，我国企业虽然通过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获得了订单，但难以招收到符合国际市场要求的外派劳务人员。

（三）劳务人员文化专业技术障碍

近年来，国际劳务市场的一个显著趋势是，普通劳务占比逐步降低，中高级技术工人的比重不断攀升。据经合组织（OECD）的报告，OECD国家引入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外籍工人比例已超过60%，而受过初级教育的外籍工人仅占10%左右。但我国潜在外派劳务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下岗工人，受教育程度低，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农林牧渔业等非技术性工作的外派人员占70%以上，这导致我国在日益增长的国际高级劳务需求面前，屡屡错失良机。如目前全球有300万的护士需求量，美国相关机构曾提出要在我国招20万名护士，而我国却因为能通过考试的人很少而难以派出。在计算机软件服务领域，我国所占市场份额仅为世界市场的0.1%。

（四）信息渠道障碍

国际劳务输出涉及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要求准确可靠的供求渠道和信息。但目前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普遍规模小，开拓国际市场能力不足。绝大多数在海外没有设点，主要依靠临时性的人力资本招募活动，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更谈不上主动、有意识地收集信息和开拓市场。政府部门、商会和驻外机构的职能也存在缺位，现有的信息收集和传递系统远不能满足企业需求。

（五）对外劳务合作规制管理障碍

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外劳务合作还没有统一的规制。这种严重滞后导致政府主管部门管理和调整对外劳务合作关系法律依据不足，处理外派劳务法律纠纷时适用法律困难。对外劳务合作法律的缺位还导致了政府各部门依据部门规章管理外派劳务业务，使多头管理问题日趋严重。这种格局造成了部门之间的矛盾，妨碍了贯彻政策的一致性和对海外劳务市场的统一管理，不利于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统筹规划，影响了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有序推进。

（六）其他不确定因素

国际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多，如全球纺织品一体化后，一些国家的纺织企业纷纷关厂，造成我国一些劳务人员提前回国等。

四、促进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的政策与措施

目前，大多数国家政府都非常重视对外劳务输出，将其视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对于我国来说，可以通过吸取他国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采取以下对策促进国际劳务合作。

（一）改革劳务输出管理体制

规范管理是对外劳务合作的基础。从我国目前状况看，必须对现行的多头对外、政出多门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这方面，劳务输出大国菲律宾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和参考。菲律宾政府一直致力于本国劳工向海外输出的促进工作，成立了专门的管理部门——海外就业署来负责此项工作。我国也可以建立一个类似的管理机构，对各项对外劳务合作活动进行统一协调促进；制定统一的政策，改进对外劳务合作的各项制度及规定；统一规范经营主体行为等。从菲律宾的实践经验看，这种有专门机构进行的管理比多部门管理要高效得多，更能有效地规范对外劳务合作市场的秩序，保障劳务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更有针对性地扶持有实力的劳务公司进一步发展。

（二）全方位拓展劳务输出市场

鼓励经营主体与境外相关机构开展合作，成立中外合资、合作公司，强化主体优势，借鉴其他劳务输出国的成功经验，探索对外劳务合作的新方式、新途径。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宣传，在国内可通过报刊、杂志及其他各种媒体宣传外派劳务政策，在国外可通过使馆加强对外宣传。利用外商来华投资、洽谈会，外事活动，旅游观光的机会，与他们洽谈对外劳务合作；利用友好城市的关系，政府出面，将劳务输出作为经济技术合作中的一部分内容来谈；应发挥台联、台办、侨联、侨办、工商联等有关部门的作用。在劳务市场的选择方面，除了在亚洲继续开拓劳务市场外，进一步有计划地开拓欧洲、北美、拉美等地区的劳务市场。

充分发挥民间渠道的灵活多样性。在以国家授权的劳务输出机构为主渠道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民间渠道的灵活性及拾遗补缺的优势。鼓励更多的民间机构特别是私营企业主动到国际劳务市场上找生意、接订单，并允许我国公民在一定范围内直接参与对外劳务合作。灵活的私营企业和个人方式对于劳务输出的作用将更直接、更有效。

（三）加强外派劳务人员素质培训

国际劳务市场的竞争实际上是劳务人员素质的竞争。加强劳务培训，有利于贯彻对外经贸“以质取胜”的发展战略。根据国际劳务市场的需求，有计划、多渠道、全方位地做好储备培训，对出国劳务人员的培训首先要抓好法律、法规、思想品德、外事纪律等内容的常规培训；其次要注重外语和专业技能培训，造就一大批适应能力强、符合国际劳务市场要求的各类劳务大军，鼓励外派劳务基地建设和中外联合办学，培养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提高外派劳务人员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水平和素质，逐步改善我国外派劳务人员的结构，提高我国外派劳务的竞争力。另外，职高、技校和卫校应开设培养国际人才一课，以便更快地与国际接轨。

（四）改善和疏通劳务输出信息渠道

为了保持劳务信息畅通，政府应健全国内外劳务输出信息交换机构和信息网，满足国内外两个市场需求的人力资源建设、培养和管理体系，提高劳动力综合素质，整合劳动力供求信息资源，为国内劳务输出企业提供全面及时的劳务信息和国际劳务市场的最新动态，使对外劳务合作活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合理进行。运用互联网与驻外机构相结合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内外劳务信息网络，及时做好国内外劳务需求供给信息的搜集、筛选、整理、传递、及反馈工作，并由政府有关机构来监测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解决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还有必要为这个信息网建立一个国内劳务输出后备人员的数据库，将闲置或工作量不足的普通劳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各种信息建档，一旦海外有劳务需求，即可直接利用数据库调用相关人员，提高工作效率。

（五）建立完善的财政和社会服务支持体系

国际劳务输出是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于菲律宾、印度等劳务输出大国而言发展相对滞后，因而有必要对其提供必要的支持。借鉴菲律宾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加大国家财政支持，扩大原有的外经贸促进基金规模，在其下建立“劳务输出基金”或其他用于促进劳务输出的基金。除在财政上支持外，还要在社会服务水平上予以支持，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如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服务意识，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水平；改革我国的出入境管理制度，通畅劳务流动渠道；重视外出劳务人员的社会服务保障工作管理，保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

另外，加强劳务输出的国际多边磋商，为劳务输出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为消除国外的障碍和不公平待遇，我国政府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劳务合作规则的制定，与输入国建立有效的磋商机制。通过加强政府之间的谈判和沟通，解决双方或多方劳务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扫清合作障碍，尽早获得通过市场的准入资格及与劳务合作相关的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为劳务输出铺平道路。推进电子政务，加强网络信息建设，提高服务水平。

（六）充分利用多双边经贸合作机制

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服务贸易项下的自然人移动谈判，为我国劳务人员进入国际劳务市场争取尽可能宽松的市场环境。充分利用双边经贸联委会、混委会和自贸区谈判等经济合作框架及平台，要求有关国家对我国开放劳务市场，取消相关壁垒和歧视性做法，增强人员往来便利化，加强资质互认。积极签署双边劳务合作协定，构建市场框架。

（七）有针对性地制定对外劳务合作市场导向政策

亚洲是我国最主要的外派劳务市场，亚洲国家大多与我国关系友好，文化相近，人员往来频繁，应深度挖掘。非洲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关系友好，但发展水平及工资待遇偏低，应重点派遣高级技术管理人员帮助其发展经济以及通过对外投资办厂、对外承包工程、境外资源开发、对外援助项目等带动劳务外派。欧美有市场潜力，尤其是对高级技术劳务需求量较大，但对外籍劳务的技能和语言要求也很高，应巩固和继续开拓我国有优势的中餐厨师、海员、医护和空乘人员市场。对大洋洲主要通过自贸区谈判，促其向我国全面开放普通劳务市场。港澳地区主要按照“有利于特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利于特区政府施政”的原则，为其提供所需各类劳务人员。台湾地区和未建交国家市场主要出于对台工作大局和涉台外交的需要考虑做出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