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经济思想转折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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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从司马迁到班固

二、《史记．货殖列传》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第一、人类的本能与经济自由

第二、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

第三、西汉社会的生产行业

第四、《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

第五、《货殖列传》中的商业理论

第六、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达情形

第七、司马迁对「富裕」的评价

三、班固的思想

第一、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第二、班固评司马迁

第三、班固论西汉社会

第四、班固提出「四民」的说法

第五、司马迁与班固对西汉富人之褒贬

第六、《汉书》写经济专注农业摒弃工商

四、思想转折的后遗症

第一、农本思想之积淀

第二、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士」对读书的独占

第三、道统的观念

第四、文起八代之衰？

第五、明、清二代的官吏分家及吏治败坏

后语

前言

四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社经》第四期，香港新亚书院经济系出版，1962）在那一篇文章中，我提到司马迁的开放、乐观、自由的经济思想，与英国学者亚丹．斯密（AdamSmith,1723-1790）（注1）的自由经济思想非常相似。当时我就想，如果中国的经济思想，能够顺着司马迁思想的势头继续发展下来，中国早在二千年前走上资本主义（注2）的道路，又何必在二千年后，再受西洋鬼子加东洋鬼子的气﹗

但是事实上，我们到今天，仍然没有走上真真正正的资本主义社会，三农问题仍然绊着我们的脚，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时候，能否事事顺遂，尚是未知之数。

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大的指导及影响力量。中国经济发展，在西汉时期，未能趁着良好的机遇，走上资本主义，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思想在西汉受到政治及学术压力，使经济思想的势头，由开放、自然、自由的方向，转折而入于封闭、保守的方向。西汉之后，经济思想，地位愈低、层次愈贱，历代名士大儒不谈经济，耻谈经济。谈经济者，亦仅在技术层面、功利层面、实用层面，而绝少在学术、思想、理论层面谈经济。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自汉朝到清朝，陷于停顿状态。在某些工艺技术方面，尚有因秘方失传或不得善传而退步者。这完全是经济思想保守、退步所致。

一、从司马迁到班固

本文的题目，是《从司马迁到班固》，并不是将中国经济思想转折、退步的责任，诿过于班固。完全没有这种意思﹗只不过因为《史记》和《汉书》中，司马迁和班固面对着相同的事物，所作的描写与评价有了显著的不同。令我们对这一百多年间的思想转变，看得非常清楚。

司马迁生于汉朝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卒于汉武帝末年（公元前87）（？）。其著述年代约为公元前130年至87年。班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卒于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其著述年代约为公元54年至80年。二人年代之差距约为150年，但思想之转折已极明显。本文即用这种方式，将二人对相同事物的见解分别列出，可以看出在这一百多年之间，中国社会经济思想，尤其是读书人的心态已有显著转变。

二、《史记．货殖列传》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主要著作为《史记》，而表露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篇章，为《史记．货殖列传》。兹将《货殖列传》中可表现其经济思想的片断，简摘如下：

第一、人类的本能及经济自由

司马迁说：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求利致富之本能，另一种是享乐的欲望。所谓求利致富的本能或自利心，乃是为追求个人财富之积累，或经济情况改善的一种本能。为了此种目的，人们可以劳筋骨、忍嗜欲、冒风险，为求财利而赴汤蹈火。而所谓享乐的欲望或称为奢侈的本能，是人类求精神的或肉体的欲望满足，如权势的夸耀，口腹之欲及耳目之欲的满足，以及一切增加个人安逸快乐的需要。为达到此种目的，人们可以不惜个人财富的牺牲，贫者尽其所有，富者挥霍无度。第一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本能是要牺牲财富换取一切。两者相反相成，构成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生态。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说：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又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又说：

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这就说明：人类有求利致富的本能，这种本能，不须学习，人人都有，生而俱有。除此之外，司马迁又留意到，人类还有一种本能，就是享乐的欲望。《货殖列传》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神农以前，没有典籍可稽，所以当时的人民经济生活情况如何，不得而知。至于虞夏以后，有了尚书诗经等文献，其时人民经济生活之情况，可以从这些文献的记载中知道。司马迁根据这些记载来观察，于是发现了以下各点：

一、人类有享乐的本能；

二、这种本能，如果没有外在条件限制，它将尽情发挥；

三、这种本能，不可能以人为的力量加以改变或阻止。亦不能「涂民耳目」，使人绝欲窒性。

第二、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

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原于人类的两种本能，是人类两种本能之发挥、交织而成。人类求利致富本能的充份发挥，使个人积聚财富；又受享乐欲望的趋使，而作财富的开支。因此，政府经济政策，也应该顺应自然，使人类能够发挥上述两种本能，则社会才能富裕、和谐。司马迁提出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谓：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

政府经济政策的最善者，是顺其自然，对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再次是用刑罚规限人民，最差的方法是与民争利。

在西汉，最好的时期，根据司马迁的理论，是惠帝、高后时期，时间由公元前194年至180年。《史记．吕太后本纪》：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民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这是「善者因之」的最高境界。

文帝时期，连番下诏，劝民归农，这在司马迁来说是「教诲之」；也即是第三等作法。文帝虽在历史上称为好皇帝，但用「教诲」的方法，影响并干预人民的经济行为，并非好事。

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及均衡、平准政策，在司马迁来说，这是与民争利的下策。

第三、西汉社会的生产行业

《史记．货殖列传》描写西汉社会的经济活动，大别可以分为四个行业，即农、虞、工、商。司马迁说：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

又有一段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以上两段，非常明显、强烈地，显示出司马迁对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的洞察力，而且又显示出他的非常明显有力的见解。即是：社会生产行业的多元化，及彼此的依赖性。农、虞、工、商，为社会生产行业的四个主要部门，单独来说，各有其功能，综合而言，彼此依赖，不可偏废。并且强调：以上四者，为人民衣食（即指整个生活面）之原。又说：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不论是国家，或是家庭，贫富的关键均在此。

第四、《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

《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所列举的人物，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有范蠡等七人；属于西汉的有蜀卓氏等九人。兹列表如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

人名

行业

简介

范蠡

商业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人称陶朱公

子贡

商业

所至与国君分庭抗礼，使孔子扬名天下。

白圭

商业

乐观时变，天下言治生皆袓白圭。

猗顿

工业

以盐业致富

郭纵

工业

邯郸郭纵、冶铁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

畜牧

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以比封君。

巴寡妇清

矿业

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礼抗万乘，名显天下。

至于西汉的人物，则可见下表：

人名

行业

简介

蜀卓氏

工业

其先赵人，冶铁致富。秦破赵，迁至临邛。即铁山鼓铸，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

工业

山东迁虏，冶铸，富埒卓氏。

宛孔氏

工业、商业

梁人，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

曹邴氏

工业、商业

先以冶铁起，富至巨万。其后贳贷行贾遍郡国。

刁间

商业

逐渔盐商贾之利，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

师史

商业

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致七千万。

宣曲任氏

商业

粮食囤积贩卖，豪杰金玉尽归任氏。

桥姚

牧畜

塞外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

无盐氏

子钱家

景帝时，吴楚七国反。出征将领贷子钱，诸子钱家莫敢贷，唯无盐氏贷出，三月吴楚平，无盐氏息什倍。富埒关中。

除以上列举富豪人物之外，司马迁又说：

关中富商大贾，大扺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又说：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在《史记．货殖列传》所描述的西汉社会，不但有富可敌国的大富豪，而且有倾郡、倾县、倾乡里的大大小小的富豪，可以看出西汉社会，是一个经济蓬勃，百业兴隆的农、工、商业社会。

第五、《货殖列传》中的商业理论

在《货殖列传》中，有许多商业理论，这些商业理论中，有一些是由春秋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理论，有些则是由司马迁说出，并没有注明出处的。兹摘要列举如下。

一个人，想求财致富，应该怎样做？司马迁说：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

司马迁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资本，就只有靠出卖劳力赚钱，如果有少数本钱，则要靠智能，再如果本钱多了，则要观察货物生产及供应的周期，而且要把握住这个周期，买入或卖出，就可以赚钱。

关于货物供应的周期，《货殖列传》曾经引用计然及白圭的说法。兹引录如下。首先是计然的说法：

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

根据中国古代的历法，是用干支纪年。譬如：甲、乙是木年；壬、癸是水年；庚、辛是金年；丙、丁是火年。计然的观察心得，是：金年可能丰收，水年可能有灾荒，木年或发生饥馑，火年或有旱灾。年成的好坏，会影响粮食的供应。

计然又说：

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年一大饥。

这是中国农业社会中，粮食供应的周期。

除了前引计然的说法之外，司马迁又引录白圭的说法。白圭是战国初年（约公元前400年）的人，较计然迟了大约100年。《货殖列传》说：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

太阴，是一个星宿的名称，白圭是由观察太阴星的位置，而推测农业的丰、歉，也即是粮食供应的多寡。

由推测粮食供应的多寡，推测到粮食价格的升降。又由价格的高低，预测到价格的变动。因为西汉时人，皆相信价格高到极点，就会下跌，价格低到极点，就会反弹。所谓：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

又说：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所以，一个成功的商人，是要准确地预知商品价格「贱反贵、贵反贱」的关键时刻。这是一种非常敏感地预测。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种工夫叫做「亿」。论语孔子说：「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子贡可以发财，全靠他有准确预知物价升降的能力，但是从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的记载，一个成功的商人，除了准确预知物价升降的能力外，更要快速把握时机，吸纳（在物价最低点）及拋售（在物价最高点）货物。因为时机一纵即逝。所以商人必须敏锐、决断，切忌犹豫不决。如果行动不快，不能把握时机，令时机失去，则徒唤奈何﹗这种把握时机，迅速反应，及时买卖，在春秋时期，谓之「与时逐」，即是与时间赛跑的意思。《货殖列传》说范蠡在帮越王勾践复仇之后，隐居于陶，「乃治产积居，与时逐。」又形容白圭「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就是形容这一种快速、决断的工夫。司马迁说：物价的升、降变动，人人知道，但不是任何人都能准确地预测到；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快速、决断地吸纳或拋售货物。所以他在《货殖列传》中借着白圭的语气说：

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司马迁又提出「廉贾」与「贪贾」的分别。「廉贾」只赚取正常的利润，而「贪贾」则想赚到正常利润以上。但司马迁说，「廉贾」风险较少，可以长期守业，「贪贾」反而容易失败。他说，在西汉时期，资本的年回报率，在百分之二十。所以「廉贾」也只希望年赚百分之二十，《货殖列传》说：

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在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以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在其中。

贵族受皇帝封为千户之君，他一年的收入为二十万，而他要负担一年之间朝觐聘享的开支。普通老百姓经营农、工、商贾各业，如果他的资本为百万（铜钱），一年的利润也有二十万，但他要负担更徭租赋的开支。照司马迁的说法，在西汉时一般生产行业之间，是有一个「平均利润率」（也可说是「资本回报率」）的，这个平均利润率是年利百分之二十。而他所谓「廉贾」，则是指以赚取百分之二十年利润为满足的人。如果有人不以百分之二十年利润为满足，而想赚多一些，司马迁称他为「贪贾」。《货殖列传》中说到：「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廉贾年利率五分之一，也即是年利百分之二十。他这个利润相等于平均利润率，所以可以长期守业不坠。贪贾想赚到年利百分之三十以上，超出平均利润率，反而未必可以长存。

司马迁又用廉吏来作比较。《货殖列传》说：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

他是说：清廉的官吏，可以作得长久；虽然只靠有限的俸禄，但时间积久，长期积累下来，也富裕了。以此例之，廉贾以赚取平均利润为满足，但因可以长期守业，长期下来，也就富有了。所以说：「廉贾归富」。

第六、从《史记．货殖列传》看春秋战国及西汉早期商业发展情形

由春秋战国，一直到秦统一天下为止，中国各个区域，商业发展程度非常不平均。秦国一直到商鞅相秦孝公（公元前359）时，经济发展程度尚低。但与此同时，东方的齐国，商业已经相当发达。据《史记．货殖列传》说：当周朝初年，太公望受封于齐国的时候，因为齐国当时的地理环境不适于农业，于是致力于发展工商业，结果非常成功。《货殖列传》记载此事：

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

上引一段是说明齐国之所以富强以及到齐桓公时可以为五霸之首，都是因齐国致力于发展工商业。一直到战国末年，齐国商业仍然非常繁盛。至于商业繁盛的程度，吾人可由齐国城市化的程度来说。《史记．苏秦列传》，苏秦对齐宣王说：

临淄之中七万户，户不下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

齐宣王在位时为公元前342年至324年。离开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大约100年。那时齐国首都临淄，就有七万户，如果照苏秦的说法，每一户有三男子的话，临淄最少应有七十万人。

又再根据《史记．乐毅列传》，乐毅于公元前284年，率领燕国军队，攻入齐国，一口气攻下了齐国七十多个城市。齐国国君、宗室、臣民，在田单率领之下，固守着即墨及莒两个城市。一共守了五年，到公元前279年才反攻，打败燕国军队，收复全国国土。

现在再作讨论，假如说：临淄城中人口有七十万，临淄是当时齐国的首都，是齐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可能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其它的城市，人口可能较少。但是，齐国国王、宗室、军民，可以以即墨及莒两个城市为据点，抵抗燕军五年之久，到公元前279年反攻并收复失地，则即墨及莒两个城市的人口，也不可能太少。如果假定莒及即墨两个城市各有人口五万，（这也即是战国后期的人常说的「万家之城」。）七十个城，就有三百多万。再加上临淄一城就有七十万，则齐国的城市居民就有四百万以上。据多数学者估计，齐国当时的人口，应有五百万至七百万。则城市居民已占一半以上。由此亦可想象：战国后期齐国工商业发达繁盛的程度。

除了齐国之外，到战国最后期，其它各国，甚至连商业最不发达的秦国，也追上来了。《史记．秦本纪》说：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十二万户既谓之「富豪」或「豪民」，则十二万户应有人口百万以上。如果说：徙民百万于咸阳，则咸阳城中原有居民亦应有百万以上。

历史上，称秦始皇徙民于咸阳的政策用意为「强干弱枝」。也就是想使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咸阳），变成全国人口最多，财力最雄厚的城市。从这一种观点来推测，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时候（公元前221），咸阳可能不是全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原来其它各国的首都，如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楚国的郢，人口都已经多过咸阳。

由此可见，在战国后期，各国城市发展的程度。同时亦可以看到工商业发展的程度。

西汉统一全国，工商业在战国后期的基础上，更形发展。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西汉全国统一，对工商业发展助益甚大。

兹再根据《货殖列传》记载，可以看出西汉工商业发展情形的迹象，列举如下：

第一、社会财富的立体累积：如果一个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它的财富累积，是平面累积。农业社会的有钱人（大地主），若想增加财富，主要方式是买地，也即是土地兼并，所以在农业社会财富的累积是平面地，土地面积的大小，代表财富量的多寡。

唯有工商业社会，财富的累积，才是立体的累积。《货殖列传》说：

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关中地区，是西汉首都所在地。司马迁写《史记．货殖列传》的时间，应为西汉武帝前期（武帝：公元前140-87），是西汉最富裕的时期，其时，关中地区经过西汉由高祖至武帝经营已近七十年，工商事业已相当发达，关中地区之财富遂因工商业之发达而作「立体积累」。所以其地面积，虽只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亦只有全国的十分之三，但其财富却占了全国财富的百分之六十。人均财富分配，较其它地区高出将近四倍。由此可以看出西汉工商业发达的程度。

第二、「子钱家」众多。「子钱家」即是专业经营借贷业务的人。「子钱家」众多表示：社会资本累积充足，以及社会上对资本的需求（有回报的）广。《货殖列传》说：

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列侯封君行从军旅，借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从上引一段故事，可以看到西汉社会贷子钱这一个行业非常普遍、兴旺。「子钱家」非常多。而且利息率可跟风险挂钩，风险大的贷款，息率高。而无盐氏肯冒风险，就发了大财。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即是政治上的有权者，不会借着政治权力而欺压平民。而平民有钱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商业行为。而这些有政权及兵权在手的长安列侯封君，不会恃着政权及兵权，强令子钱家借钱，他们听任子钱家愿借就借。而在打仗打胜了之后，也不会赖债。照样还钱。这是一件商业行为，政权、兵权、教育权，完全不会干扰这一件商业行为。这一种良好的政治气候及商业气候，西汉之后的中国社会已不存在。

唐德刚教授说西汉本来可以走上资本主义，诚为有据而言。

第三、用数字计算的社会：在今天，常听到有人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不能用数字计算的社会。这种说法，用在西汉之后，到明朝清朝的中国社会，或有其不可否认的情况。但在西汉社会，则已经是一个可以用数字计算的社会。在前面提到的司马迁将关中地区的土地面积、人口及财富与中国全国土地面积、人口及财富有非常清楚的比例外，又能列举多种生产行业如达到一定量度，其年收入则可与千户之封君相等。可见西汉时期，已经是一个「可以用数字计算的社会」。

第七、司马迁对「富裕」的评价

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对「富裕」是采取否定的态度，西方基督教亦有「富人上天堂，好比骆驼穿过针孔」一样的说法。大凡在一个贫穷的社会，教育家总有一番安慰穷人的说词，希望穷人可以安贫守己，社会可以安定。

关于这一个问题，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意见非常清楚可见，应该介绍如下：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在说过一段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士都「熙来攘往」地追求发财致富之后，就说：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

一个社会之中，人民质素的高低，是受制于该社会富裕与贫穷的程度：富裕的社会，人民讲求礼节，热心公益，贫穷的社会，人民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所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是说，富裕社会，人与人间可以以礼相待。贫穷的社会，则谈不到了﹗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恐怕只有少数的「士」才能做得到。多数的「士」，在穷极无聊的时候，是难以维持「恒心」的。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举了两个例子，来证明「富者得势益彰」的情形。第一个例子是子贡。子贡是孔门弟子中，较受孔子喜欢的一个学生，但他经商，则非孔子所喜。《论语》中记载孔子说：「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可能是孔子已经劝过子贡不要做买卖，专心读书，而子贡不听教导。好在子贡发了大财，不然的话，更要给师父骂。子贡因为做生意成功，周游列国都受到达官贵人的礼遇，并因此而令孔子的名声响遍天下，所以司马迁说：

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今天的中国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但是有无想到如果没有子贡做生意成功，没有子贡宣扬乃师，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孔子，中国到今天或者仍然是「万古如长夜」呢﹗

司马迁所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巴寡妇清。

《货殖列传》记巴寡妇清之故事为：

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司马迁以为：巴寡妇清，以一个寡妇，很难抵抗社会方面、政治方面的压力，而她能够自保名节，完全因为她有财富。所以说，个人努力于发财致富是应该的。

三、班固的思想

在《史记》和《汉书》中，有许多共同的题目，司马迁与班固对这些共同的题目，所表现的思想、见解，完全不同。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代表的是西汉时人的思想，而班固代表的是东汉时人的思想。时间相隔约为一百五十年，二者思想已经是南辕北辙。其原因何在？我们应先探究一下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第一、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首先说汉朝皇室的基本立场：

汉皇朝是秦皇朝的继续。所有的一切都是由秦皇朝继承而来的。不但是有形的法律制度，就是连一切统治国家人民的基本观念和态度，也是由秦朝而来。其中有一点就是重农。

重农，本是商鞅相秦时，为在列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权宜之策，并非治国的长久之计。当时在秦国实行，已属饮鸩止渴；汉朝统一之后，列国争胜的情况已不存在，更应拋弃重农政策，使社会经济顺自然趋势，健康全面发展。但因汉朝皇室对此情形未能了解，一味抓住秦朝的治国理念不放。

汉高祖平天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而困辱之（注3），其用意就是重农抑商。但终高袓之世，社会一直在战乱之中（注4），重农抑商的法令，并没有认真执行。惠帝、高后时期，行黄老之术，采自由放任之态度，与民休息（注5），并没有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到文帝时期，才又由皇帝提出重农的教导。（注6）但达不到效果。

又到了汉武帝时期，武帝元年（公元前140）举贤良文学，五年（公元前136），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其后又置博士弟子员，一再提高儒家的地位。

本来，在文帝时期，除历次由皇帝下诏书，提倡以农为本外，又由一些御用文人如贾谊，晁错等，撰写重农的文章（注7）。但是，这些文章尚无法掩盖当时整个学术界，舆论界。而且在西汉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情形下，人民弃农就工商的潮流无法阻止。

到了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再到了西汉末年，其效果已经显现：儒家不但独占了学术界，舆论界，更独占了官场（注8）。到了东汉初年，儒家舆论，更形成一言堂的局面。

以上就是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第二、班固评司马迁

《汉书．司马迁传》，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为：

……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是其所蔽也。

班固在评论司马迁之前，已经先有了一个是非标准。这个是非标准是圣人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他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而圣人的是非标准，应该是：先六经而后黄老，进处士而退奸雄，羞势力而崇贫贱。如果照班固的意思，每一个人，在品评别人的时候，不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清心直说。而必须将圣人的是非标准，摆在前头。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东汉时期的读书人，已经不再像西汉时期一样的自由开放，而已经自我封闭了。东汉之后，一直到清朝，甚至于到近代，中国读书人，都自我封闭在圣人的思想模式之中，以后人比后人，以东汉人比东汉人，看不出这种自我封闭的情形。小脚女人比小脚女人，彼此欣赏，看不到缠脚的害处。但缠脚的见到天足女人，才看到缠脚的可怜。将班固和司马迁摆在一起，才看出班固的封闭性，也看出司马迁的可贵。

本文以讨论二人的经济思想为主，所以专就二人在《货殖列传》中的异同来讨论。班固批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崇拜有钱人，而羞辱贫贱人。但我们又可以看看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解释他为甚么要写《货殖列传》。司马迁说：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司马迁说：他在《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人，都是布衣匹夫，没有政治凭借，（注9）完全以个人的力量，创业致富。他们的行事，应该说出来，作为世人的榜样及借鉴。

在《汉书》中，也有《货殖传》。奇怪的是《汉书》应该写汉朝（西汉）的人和事；但在《汉书．货殖传》中，将《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范蠡、子贡、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巴寡妇清等春秋战国时人完全收录，其后才是西汉时人，（也完全与《史记．货殖列传》中相同）。但在《汉书．叙传》中，班固说明自己写《货殖传》的动机，则与司马迁大大的不同。他说：

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偪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述货殖传第六十一。

班固上述这一段话，就说得非常严重了﹗本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个人，凭着自己的智能，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创业致富，本身的行为没有甚么不对。尚未发财的人应该力争上游；已经发财的人，可以尽情享受，即使生活奢侈，达到王侯一般的水准，也没有甚么不对。反正钱是自己赚来的。

班固的态度就不同了。他扮成一副道学家的面孔，说出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对创业致富的人，扣上「偪上并下」的罪名，并且说这些发财的人，生活奢侈，侯服玉食（衣食和王侯一样），是败俗伤化的事。班固写《货殖传》，是对这些人加以谴责，劝世人不要学习他们。

第三、班固论西汉社会

《汉书．食货志》，班固说：

文帝即位，躬修节俭，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而趋末。

上述一段，是班固对西汉社会的描述，也是班固对西汉社会的评价。

文帝初即位（文帝元年是公元前179年），刚刚接续惠帝和高后「与民休息」之后，是西汉社会比较安定繁荣的一段时期，中国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的开始，应该是一个盛世。但班固却说：

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而趋末。

战国，根据儒家的说法，「礼崩乐坏」，是一个衰世。班固为甚么说西汉是一个衰世呢？因为西汉「民近战国，皆背本而趋末。」西汉农民纷纷弃农趋末，离开农业，投奔工商业。班固因而说西汉社会是一个衰世。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司马迁说：汉朝统一天下，出现了两项重要因素：

第一、开关梁，因为天下统一，以前各国与各国之间的关口都打通了。商人在全国范围内通商往来，比前更方便了。

第二、山林，沼泽，各个地方的天然资源，以前是被各国诸侯霸占住，现在都开放了，商人可以自由开采。

总的来说，是全国整体经商环境，比前改善了。

商业环境改善，农民弃农事商，本来是平常事，也是好事。司马迁说：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这是自然的事。政府如果阻止人民趋利避害，才是不对。但班固不然。他将西汉时期人民纷纷弃农趋末，认为不对。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

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埜。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根据上引一段，我们可以看出：班固以一个东汉人，写西汉社会，而以三代（夏、商、周）社会为理想。他所理想的社会，有四个格子，士、工、商、农各自占据一个格子如下：

士

商

相与言仁谊于闲宴

相与语财利于市井

工

农

相与议技巧于官府

相与谋稼穑于田埜

在班固理想的社会中，士、工、商、农四个社会阶层，应该彼此隔离，朝夕从事自己的行业，不见异物。他希望每一个阶层，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各自安于自己的环境、习惯，不作改变的思想。班固说：这一种模式，是三代的社会模式。也是他理想中的社会模式。

但是，作为一个史家，班固是一个失败的史家。作为一个东汉人，写西汉社会，却照着三代社会的理想写。而他所写出来的社会，当然远离西汉社会，也非三代社会，只是他心中所想象的社会。

第四、班固提出「四民」的说法

前面引录班固在说明自己写《货殖传》的动机的时候，一开头就说：「四民食力，罔有兼业」。我们又在《汉书．货殖传》中，看到班固对「四民」的说法是：

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埜。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虽见奇丽纷华，非其所习。……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没有说四民，只举出四种生产行业。该四种生产行业是：农、虞、工、商。没有「士」。更没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司马迁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又说：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班固将司马迁的「农、虞、工、商」四业，改为「士、农、工、商」四业。少了一种行业，就是「虞」；多了一种行业，就是「士」。又再看看班固对「士」的说法是：

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

可见「士」已经不是一种生产行业，而是一种不事生产的行业。是在班固的观念中，社会上的生产行业，已经由四种缩减为三种。减少了「虞」。从上古到西汉，「虞」都是一个主要的生产行业。它是除农业之外，人类开发利用大自然并造福人类的一种行业，诸为后代的渔、林、矿、牧等行业，在古代都属于「虞」的范围。司马迁说：「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则川泽不辟矣。」可以看到「虞」这一种行业的重要性。

第五、司马迁与班固对西汉富人之褒、贬

对商人、富人之评价，司马迁与班固完全相反。司马迁对西汉时人，以平民身份自行创业，发财致富者，采取欣赏、表扬的态度；并且说应该把他们的事迹说给一般人知道，可以借鉴。而班固刚刚相反。

《史记．货殖列传》有一段列举西汉时期平民创业致富的人，以及他们创业的简单经历。在这一段的后面，司马迁说：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至若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司马迁的意思，非常明显：第一，他所列举的富豪人物，都是平民，第二，他们致富的过程中，没有借助于政治势力及政治地位，没有不法的行为。所谓：「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已经说得非常明白。

但班固就完全不同。

班固在《汉书．货殖传》中，几乎完全抄录了《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西汉富人及他们的创业经过。但在这一段后面，班固说：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皆陷不轨奢僭之恶，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班固所列举的西汉富人，及其创业的事迹，与司马迁相同，在个别列举的时候，也没有列举出每一个人的犯奸成富的事实，但所作的评语完全相反﹗司马迁所强调的，是这些人「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班固所强调的是：「皆陷不轨奢僭之恶，犯奸成富」并且说：「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另外可以留意的一段，是司马迁在列举一些大富人之后，有一段话是：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至若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以上一段，司马迁是说，西汉社会，不是只出大富豪，而且可以培养一些中富豪，小富豪；大富豪富可敌国，中富豪可以倾郡、倾县，小富豪可以倾乡里。司马迁告诉世人，西汉不是一个两极化的社会，而是有中产阶级的社会。平民、个人都可以创业。商业固然是较容易发财致富的一个行业，其它行业亦一样可以致富，只要个人有智能有毅力，农、畜、工、虞、商贾都可以致富。

但同样一段话，同样一件事，在班固说来，则语意完全不同了。班固说：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

照这段引文，班固是说，除上面所说那些大商人之外，其余郡国富民也不是好东西，他们也是靠「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而发财的。真可谓一杆子打死一船人，一棍子打死所有的商人，甚至不止于商人，凡是想发财致富的，都不是好人。思想的转变，何止一百八十度。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标明他写《货殖列传》的动机是：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司马迁说明自己写《货殖列传》的动机是，他在传中所列举的人，都是布衣匹夫，都是平民，而他们在创业致富的过程中，没有借助于政治势力，没有妨害百姓。所以他们的事迹，应该表扬，世人也可以借鉴，可以模仿。但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明他写《汉书．货殖传》的动机是：

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偪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述《货殖传》第六十一。

班固说：一个人，要想发财致富，这种心理就是不对的。因为圣人已经有「均无贫」的教训。如果一个人发了大财，作了大富豪，更是不好。因为他已经犯了「偪上并下」的过错。偪上，因为他富可敌国，财富多到可以危害国家政权的稳定；并下，是指兼并穷人，害得穷人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饭吃﹗再说，富人生活奢侈，以一个平民，衣服和饮食达到王侯的享受水准，败坏社会风气﹗

因此，班固写《汉书．货殖传》，是要贬抑商人，贬抑富人，贬抑个人发财致富的心理与行为。

第六、《汉书》中写经济专注农业摒弃工商

在《史记》中，经济范畴，有农、虞、工、商。在《史记》中，讲经济的有两篇，一篇是《货殖列传》，讲述民间社会经济动态；一篇是《平准书》，讲述国家的经济政策。在《货殖列传》中，我们看到西汉前期（到武帝末年为止）社会百业兴盛的现象。而人民所从事的生产行业，大别为农、虞、工、商。

《汉书》讲经济的篇章，为《食货志》，内容为农业与货币。《汉书．食货志》开头说：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

我们如果将货币不看成是一种生产行业，则《汉书》中讲生产行业的只剩下农业一种了，已经不再提到工商业。即使农业，也已经简化到粮食种植这一个狭窄的范围了。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农业是相当广义的。《史记．货殖列传》说：

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茜（染料），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万户侯等。

以上所列举的十多个项目，广义来说，都属于农业，如果试作细分，可以分为以下种类：

一、牧畜业，

二、鱼类养殖业，

三、林业，

四、果树业（枣、栗、橘），

五、工业原料业（萩、漆、麻、竹、茜），

六、粮食。

可见西汉时期之农业及土地利用，是非常广义的。但在《汉书．食货志》中，就把农业缩窄到非常狭窄的范围，只是说：「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农业缩小到只限于粮食种植的范围。经济观念的改变，直接影响到后世中国人的经济行为。东汉之后，一直到明、清，到近代，中国国民生产，只剩下农业，抑制工商。而农业又缩窄其范围只限于粮食种植，国民经济的偏枯，达到极点﹗

《汉书》之后的史书，大体都是依照《汉书》的体例，在《食货志》中，提一提农业、户口，赋税等，工商业完全没有地位。例如《清史稿．食货志》，其项目为：

食货一、户口、田制，食货二、赋役、仓库，食货三、漕运，食货四、盐法，食货五，钱法、茶法、矿政，食货六、征榷、会计。

也完全不提工、商。

工商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完全没有地位了﹗

四、思想转折的后遗症

第一、农本思想之积淀

本段标题是「农本思想之积淀」，是想说明一个事实，是「农本思想」在中国社会里，愈积愈深，愈积愈厚，愈积愈坚实而不可去。

其它的思想，停留一个时期之后，就会消散，但农本思想正正相反。它不但不消散，而且久而弥坚。

1999年，在香港树仁学院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本人提出一篇论文，题目是《农本思想与中国现代化》，主题是：农本思想妨害了中国的现代化。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人必须勃然反省，彻底拋弃农本思想﹗

1999年研讨会后，笔者收到许多来信，赞成与反对笔者意见的，各约半数。（本人对各来信指教的学者，不论正、反，均怀深切感谢之心。）由此可见，冰冻三尺，消融尚需时日也﹗

在上述那一篇论文中，笔者说明：农本思想不是一种经济思想，而是一种政治性加社会性再加伦理道德性的思想。说它是政治性，是因为历代帝王及官员，认为人民株守在农业中，聚居在农村中，容易治理；说他是社会性，是皇帝及政府官员，再加地方仕绅，都认为人民聚居在农村中，有助于养成淳朴的风俗，俭朴的生活，伤风败化的事较少。说它是伦理道德性的，是农业家庭中的家长、族长认为家庭成员集中在农村中，可多生子女，子女又可以早婚，又再早生多生子女。老人家希望见到四代同堂；希望得到「五世其昌」的牌扁。不愿子弟离开农业，因为「商人重利轻别离」，对伦理道德都有冲激、破坏作用。

以上不论是帝王、官吏、家长、族长、仕绅等人，都根据自己的立场，巩固农本思想，并不顾虑他们的行为，对中国国民经济的伤害。而且，中国读书人，自东汉至近代，只「读圣贤书」，不理经济民生等事，更不知道农本思想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祸害。

农本思想排抑工商，在政策上当然尽量贬抑工商，工商业技术在二千年来，陷于停顿状态，这是农本主义者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与此同时，在这二千年来，农业技术也陷于停顿。因为农本主义者的目标，是要全国劳动力都集中到农业中，都聚居在农村中，过着简朴的生活，保持淳朴的风俗习惯，因此，他们认为：

一、农耕技术，低下好过先进，农耕技术的改进，会破坏农村的均衡。

二、农民贫穷好过富裕，贫穷会使农民生活简朴，风气淳厚。

因此，中国农业技术自然保持在西汉武帝时期的水平，西汉之后的历代帝王，虽然勤于颁布劝民以农为本的诏书，但少有改良农耕技术者，历代帝王都劝民开垦荒地，但极少劝民改良农耕技术。文人学者，人人都在文章中表示以天下苍生为念，但少见有人提出改良农耕技术。

第二、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士」对读书的垄断

在上段，我们将班固的「四民」理解为四种生产行业。其实，在班固的观念中，「四民」应该是四个社会阶层才对。两者的分别是：一、社会阶层有高有低；生产行业则无高低之分。二、生产行业各业之间的流动性大，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小。

士以读书为专业，所以必须读书才可以成为士。其它行业可以读书，但不必须读书，到了后代索性就不读书了。后世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士」的社会地位更高了。在四民的社会地位中，明显地以士、农、工、商的高低划分。而历代政府，亦用许多政策，限制农民转入工商业，又阻止工商子弟考取功名及入仕。

在西汉之前一直到西汉武帝时期，各行各业的人都读书，读书不是一种专业。而各种行业，也没有高低之分。如吕不韦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大学问家，其后又做了秦国的相国。范蠡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亦是一个大学问家，又可以做到越国的高官。到了西汉，桑弘羊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大学问家，在汉武帝后期又做了大官（注10）。与桑弘羊同时期，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的时候，郑当时任大农（财政部长），他推荐两人做助理财政部长（大农丞），分管盐、铁。管盐的叫东郭咸阳，是山东沿海地区一个煮盐发达的工业家；管铁的叫孔仅，是南阳地方一个最成功的冶铁工业家（注11），可见在汉朝武帝之前，工业家及商人，都读书，都可以做大官。可见在汉朝武帝时期及以前，「士」可以出身于每一个行业，作官的也可以出身于每一个行业。而当时社会上尚没有一个可以垄断读书而不事生产的阶级「士」。

西汉前期一直到武帝时期，政府官员出身于各种生产行业，如工业、商业。可知各种生产行业都吸纳了或者培育了一批社会精英。这些社会精英，多数读书，再如果事业有成，以及有一些知名度，就有机会得到推荐到朝廷作官。但是，这种情形，在武帝时期已经受到压制，而在武帝之后，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工、商业精英可以入朝作官的情形一直维持下来，则工商业者为了创业成功，及增加知名度，必会用功读书及努力研究本身行业技艺的改进方法，又或者将自己的心得、理论着之于书，传之于世。就像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家孙武，有孙子兵法，商业家白圭有商业理论，都可以传下来，后一代人又可以将前一代的理论精研改进，中国的工业技艺及商业经济理论，在西汉就可以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准，为西汉社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准备条件及动力。

但是，历史事实非常残酷。汉朝武帝之后，再到东汉之后，社会已经分化。读书人不事生产，而生产行业中的人不读书，社会在这种分化之下，中国读书人的知识领域中，就完全没有与经济、生产、农工商业有关的内容了。中国的经济、工农商业也就一直停顿在汉朝的水准，有退无进了。在今天，中国社会中，商人供奉的祖师是陶朱公，农民所供奉的祖师是神农，工匠所供奉的祖师是鲁班，全部是春秋战国或更早时期的人。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之后；中国读书人对农工商业的技术、理论全不理会，任令所有生产技术长期停顿。「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百余年」之说，或者可以在文、史、哲学家中有之，若求于农工商业或经济、民生方面，二千年来，是一个断层。

第三、道统的观念

从汉武帝立学官后，儒家不但完全占据了学术的殿堂，而且也成了为皇家为政府保驾护航的队伍。既然要为皇家保驾护航，所以在学术界也形成一个中心，要形成一个学术领导中心，后世即称之为「道统」。要所有学术界人拱卫着这一个道统，这个道统又拱卫在皇家权威之旁。

《汉书．儒林传》班固说：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违离道本。……

可见班固已认为儒家已经有一个「道」，而这个道，又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之道。也就是读书人（儒家独占）应该有一个道统，在这个道统之下，读书人的读书做学问的空间，以及出仕之后的立身行事，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唐朝文人韩愈，在《原道》一文中说：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就表示，在班固之后，所有中国文人，都有这种道统思想。韩愈虽说，孟轲死后此道不传，但其意思，他自己才是此道统的传人。这种思想，使历代中国文人都以这个道统中人自居。不但局限自己，也用以局限别人，使历代文人愈趋保守。特点之一，即是学问愈空洞，愈远离经济民生，不食人间烟火。只懂背诵仁义道德之空言，对社会经济、民生事业完全漠然无知。

本来，司马迁也对中国文化的统绪，有一番继承的壮志。《史记．太史公自序》说：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迁这一番话完全以文化着眼，他要继承孔子的事业，整理及解释中国的文化典籍，承先启后，因为「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注12）。他有机会收集并浏览最多的中国古代典籍，所以当仁不让地有继承孔子整理中国典籍传之后世的责任。既没有「道统」的观念，又没有为政权保驾护航的责任。他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致力于将中国文化学术发扬光大。与后代文人「道统」观念完全不同。

现在我们将两个统绪绘图如下，以资比较。

儒家的道统：

尧—舜—禹—汤—文—武

周公—孔子—孟子……韩愈……

司马迁所说的文化统绪：

周公—孔子—司马迁……

两个图比较，就看得非常清楚。韩愈所说的道统，是将文化传统与政治权力挂钩，皇权属于皇帝，但帮皇帝治理老百姓的，是读书人。读书人，属于道统中人，在读书做学问及立身行事方面，要受道统的规限，但也因此得到一些权利，就是可以做官，可以不事生产而有俸禄可得，又可以藉官位职权为祸或造福苍生。

中国读书人，称孔子为圣人，是在学术层面来讲，即是在学问上，孔子为最高。现在既然将学术文化与政治权力挂钩，于是也必须将政治统治者一并称为圣人，称尧舜禹汤文武为圣人，再因此必须称历史上所有统治者为圣人（注13），称皇帝为圣上。统治者既已为圣人，则政统与道统合而为一，士人在皇帝面前的地位遂无法再维持。

从中国的历史演变看来，时代愈往后，文化学术传统（道统）与政治权力（政统或皇权）拥抱愈紧。而文人在皇帝面前的地位，也愈来愈低。费孝通先生《论师儒》一篇文章中，（注14），有＜道统与政统＞一节，大意是：中国儒家最初是想以知识驾驭皇权。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方法。皇帝马上得天下，不是理性行为的结果，如果能够以知识（理性）驾驭皇权，则是再好不过。但历史事实则是，时代愈后，儒家愈放弃自己的理想而迎合皇权。

在西汉，皇帝与大臣，可以面对面坐着议事，到宋朝，司马光、王安石等人还可以「坐而论道」。到了明朝、清朝，在皇帝面前，大臣只能跪着。而关于治理国家的事，文人也只能仰承圣意了。

余英时先生在《史学与传统》一书中，说中国皇帝对待「士」有四种不同的态度，分别是师、友、臣、奴。最好的礼遇是以「士」为师。最下者以「士」为奴。在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常因士人的品位高低而给予不同的礼遇，如魏文侯事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为师；视吴起、李克、乐羊、西门豹为臣（注15），但时代愈后，士人地位愈低。到了清朝，虽明君如康熙、雍正、干隆等，亦视臣下为奴了﹗

司马迁想继承的文化统绪，是以学术文化为内涵，并不与政治权力挂钩。周公是中国文化的开创者，包括典章制度的建立，孔子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整理、解释并承先启后的人，司马迁也因为「天下遗文故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而当仁不让地作了解释并传扬传统文化的人。文化学术传统是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

第四、文起八代之衰？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文起八代之衰」的说法。又有一句话，是「唐诗、晋字、汉文章」。汉朝的文章最好。又有一句话，是：「文章西汉两司马」。西汉的文章最好的是司马相如和司马迁。

一般人对「文起八代之衰」的理解，是唐代文人韩愈等，复兴古文运动。这件事的意义是正面的，值得肯定的。中国的文章，在西汉后期衰微之后，历经八个朝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的沉寂状态，到唐朝韩愈等人，才再复兴起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如果对这一件事情的历史演变加以深层思考，就会发觉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而是一件值得悲痛的事。

西汉是中国最好的朝代，本来是最有希望的朝代。西汉，封建体制刚刚崩溃，汉朝一统天下，社会经济欣欣向荣，生产事业蓬勃，全国经商环境大好。农民纷纷弃农投奔工商。其情形刚好等于欧洲十六世纪之后，封建体制崩解，社会进入重商主义时期一样。

西汉最好的文章，是描写并解释当时社会经济情况的文章，除上述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史记》中每一篇章，都是好文章）外，最好的文章要推贾谊的《谏铸钱疏》（注16）以及晁错的《论贵粟疏》（注17）等。除了文章好之外，内容也是对社会经济国计民生的讨论。这种文章，根据欧洲的历史发展，是后来经济科学的材料。如果西汉的政治环境不变，中国在西汉中、后期，就可能发展出当时的经济学，为中国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预备条件。但是，中国非常不幸，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棒子打下来，把中国的文章打死了﹗

西汉武帝之后，没有文章。

东汉之后，中国读书人的学问内容（限于儒家的《五经》，到了宋朝朱熹之后，有了《四书》。），愈形空洞。有关民生、经济、工商技艺之事，不入学问。文人一下子不习惯写没有内容的文章，因此，也就没有文章了。

没有内容的文章，特别需要文字技巧。

因此之故，才有东汉末年的《典论论文》，以及六朝时期的《文心雕龙》等讨论文字技巧的作品出现。但始终是文字技巧，无法再有西汉时期的文章。

到了唐朝，韩愈等人一方面在所谓「先王之道」中找到信心，一方面为了应付科举的需要，提出所谓「文以载道」的口号。文章再次摆脱纯文字技巧的堆砌。此之所谓唐宋古文运动。但仔细辨认，西汉文章内容经济民生，唐宋文章之内容专注于道德仁义，雪月风花。有貌无实。若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诚为中国文人只看表象不切实际之言，西汉文章一去不可复返矣﹗

第五、明、清之后的官、吏分家

由于读书人不亲俗务，不理民生、经济，柴米油盐之事，不食人间烟火，此种情况，时代愈后，愈形明显。而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地方官员对于其所治理的地方政府所应办理的钱粮、税收、河工、漕运、盐政、刑讼等大小事务、杂务一概不知，必须委诸幕僚办理。明清两朝，形成官、吏分家的制度。即官员不理事务，大小事务均委由幕僚主理。到了清朝，各府县衙门的各项事务，也变成专业，譬如管刑讼的，管钱粮的，管盐政的，管河工的，皆分工成为专业，分由不同的幕僚主理。如此情形，所产生的后果如下：

一、官员对其属下的大小事务全不知情，一切要受幕僚操纵。官员只是读书为乐，同僚之间诗酒唱和，谈论道德仁义、治国平天下之空言。

二、各项实际事务，操纵在幕僚之手。流于极度的黑箱作业，使这些本来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完全失掉理性思考，更没有在学术层面上讨论研究谋求改良的机会。遂使弊端愈积愈厚。使民政成为贪污及扰民的祸源。大部份官员，在考取功名及入仕之初，都有做清官做好官的志向，但到任之后，一切受幕僚操纵，不流于贪官者百中无一。

后语

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看到西汉前期中国读书人的文章与思想，主要讨论司马迁，但也稍为提到贾谊和晁错，这些人不但文章好，而且讨论社会经济民生之大事，并且充份表露了作者们的经济思想。如果学术环境不变，在西汉中、后期，中国就会产生自己的经济学、货币学、财政学（当然是中国特色的），或者会令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是中国特色的）。

但，非常不幸﹗由于学术、环境的转变，中国的经济思想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司马迁到班固，作为两个样本来观察，很明显地看到：中国经济思想，由乐观、自由开放的性格，转折入封闭、保守的方向；由肯定人类求利致富的本性，转折入压抑人类本性的方向；由重视百业转折入农本主义的方向；由文人学者热心讨论经济民生，转折入避谈经济民生、耻谈百工技艺的方向。（韩愈所谓：「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韩愈＜师说＞）这一个转折，使中国经济思想进入「冬眠期」逾二千年。

现在，新的千禧年又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又迎向全球一体化的新形势，作为学界，作为经济思想界，面对着上述两个样本，我们应该选择那一个呢

注释：

1.亚丹斯密（AdamSmith,1723-1790）是英国经济学家，英国人称他是经济学鼻祖。他的代表作（TheWealthofNations），出版于1776年。该书的中文译本有两种，最早的有严复译的书名叫《原富》，其后又有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书名叫做《国富论》。

2.香港《开放》月刊1999年5月号有唐德刚教授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国家强于社会》。在那一篇文章中，唐教授说：「那在西汉初年便已萌芽了的中国资本主义，乃被一个轻商的国家一竿打翻，一翻两千年，再也萌不出芽来。」又：我的老师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第六章（页128）也说：「中国社会从秦、汉以下，古代封建贵族是崩溃了，若照社会自然趋势，任其演变，很可能成为一种商业资本富人中心的社会。这在西汉初年已有颇显著的迹象可寻。」

3.《史记．平准书》说：「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4.公元前206年，在中国历史上称为汉高祖元年，是为汉朝的开始，但项羽的力量，仍然威胁着刘邦，刘邦还没有称皇帝。公元前202年，历史上说是高祖五年，刘邦才正式称帝，但仍然有一些反抗力量没有被消灭。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汉高祖消灭掉最后一股反抗势力（英布），但也在这次战役中，高祖为流矢所伤，是年高祖即死，卒年六十二岁。可见汉高祖一生都处于战乱之中，并没有作过太平皇帝。

5.《史记．吕太后本纪》赞：「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6.《史记．孝文本纪》：元年（公元前179）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又十三年（公元前167）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其除田之租税。」

7.贾谊及晁错等人有关重农的文章，见《汉书．食货志》上。

8.《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元始为平帝年号，即西汉最后期。），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9.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都是平民，都是以个人创业成家的。在西汉靠政治势力起家的，一个是吴王濞，一个是邓通，在《货殖列传》中都没有名字。

10.《史记．平准书》说：「桑弘羊，洛阳商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又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说桑弘羊是一个大学问家，是因为他在盐铁会议上（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以御史大夫的身份主持会议并发言，内容充实，辩才无碍。

11.《史记．平准书》说：「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我们前面在《货殖列传》中，看到有宛孔氏，以冶铁起家，宛就是南阳，孔仅可能是宛孔氏家族后代中的一员。可见西汉直到武帝后期，工、商业者都读书，都可作官。

12.《史记．太史公自序》。

13.清朝乾、嘉时期，有一位学者洪亮吉（公元1746-1809）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谓：「一治一乱，运天地之生，前圣后圣，拯斯民之死」可以代表中国文人将历朝马上得天下的皇帝尊为圣人的思想。（见《洪北江诗文集》上册223至224页，＜重修唐太宗庙碑记＞一文。）

14.此文收入吴晗．费孝通等着《皇权与绅权》（页23-38）中。

15.见余英时先生着《史学与传统》（页30-70）所收＜道统与政统之间＞一文（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版）。

16.贾谊这篇文章，见《汉书．食货志》卷下。在这篇文章中，贾谊提出一系列的货币理论，理论丰富而有条理。贾谊这篇文章在文帝六年（公元前174）提出，当时并没有得到文帝及政府采用，但到武帝元鼎年间（公元前113）武帝收铸币权于中央政府的时候，贾谊的意见大部份被采用。（可参阅宋叙五《西汉货币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再版本，2002。）

17.晁错这篇文章，见《汉书．食货志》卷上。这篇文章中，晁错说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警句，并且提出「入粟受爵」的建议。这一建议在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提出，实时被文帝采用为政策，办法是：人民可以将粮食送给政府（中央或边郡），政府根据人民入粟的数量给予不同的爵位（有罪者赎罪）。这一政策由文帝十三年（前167）实行，到景帝二年（前155）止。（详细讨论可参阅宋叙五着＜汉文帝时期「入粟受爵」政策之探讨＞一文。载《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12期，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