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经济增长探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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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收入分配层面的矛盾日益突出。2005年，根据相关研究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8，已经超过了收入差距过大的警戒线。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影响新世纪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深入研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选择正确的对策，实现一种公平的经济增长，对于保持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0．20左右，到1993年上升为0．42，这在世界所有国家中增加，而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却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情况。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1988年以前，基本呈上升趋势。在达到51．9％的高点以后，呈下降趋势，在2003年达到最低点43．4％，不仅远没有回到1988年的高点，而且比1978年48．8％水平低了5．4个百分点。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滞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我国居民消费在宏观层面上是不断趋于萎缩的。根据消费函数理论，居民消费应该随着国民收入Y的增加而增加，但是我国居民消费的增长与国民收入的增长不成比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1989年以后逐年下降，这其中除了投资在是最大的。199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37，成为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的社会，尽管还不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社会，但是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听任这一趋势的发展，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1．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主要是通过影响消费需求来影响有效需求，进而影响到GDP的增长

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消费由收入决定，即C=a+bY，其中C为消费，a表示不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那一部分消费，即基本消费，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Y表示国民总收入。根据消费函数理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增长的快慢决定了消费增长的快慢，而我国却出现了一种相反的情形。

由表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用支出法计算的GDP逐年GDP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成果不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而社会多数成员的收入水平无法随着经济发展而相应提高，甚至可能下降，这样就会导致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从而导致居民的消费占GDP比重不是增加而是连年下降。

在我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农民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愈来愈少，经济增长的成果不断流向城镇居民。城镇居民中，下岗职工大量存在，造成财富更加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由此，必然会使全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c下降，在a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即使Y增长很快，其增长的效果也会被c的下降所抵消，从而使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出现不升反降的现象。所以说，收入差距过大通过影响边际消费倾向来影响全体居民的消费需求，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经济增长

在知识经济社会，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因此，教育投资与经济的增长正相关。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教育投资具有重大的影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地区收入差距必然导致教育的不平等。人们收入的不同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各个家庭及地区的教育投资也不同，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别，这必然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由以下传导机制：

收入差距过大→教育投资不平等→人力资本受到影响→经济增长受影响

我们可以看出：收入差距过大通过影响教育投资影响经济的增长。

同时，由于中国传统体制的原因以及知识经济对人才要求的提高，通过接受教育跳出“农门”一直是广大农民后代摆脱贫困的主要方式，而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教育不平等，会使得广大农村子弟以及城镇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被高等学校拒之门外，从而使他们陷入这样一种“贫困→无钱读书→继续贫困”的怪圈。

另外，发展经济学家也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出发，对分配不均等问题进行了研究。1993年，Galor·O和Zeira·J在信贷市场不完全和人力资本投资不可分的假设下，建立了一个世代交叠模型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该模型假定个人的寿命分为两期，人们在前期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将决定人们在后期的劳动熟练程度以及人们的薪金水平。在利率由不完全信贷市场所决定的假设下。存在一个初始财富的临界点g。如果一个国家的分配不平等程度严重，即多数人的初始财富低于g点的水平，那么在均衡状态，该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总量会较少，从而使该国的均衡状态是一个较低收入水平的均衡状态。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还会通过影响社会稳定影响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社会的稳定。稳定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收入差距过大会威胁到中国社会的稳定。

在收入分配差距积累的过程当中，会形成一个特殊的贫困阶层。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以及与高收入阶层的生活境遇对比中，他们的心理可能会发生变化，主观地认为是改革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化，是改革使他们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在心底里会产生一种对改革的憎恶。长期下去，这些人的社会承受力会逐渐下降，成为改革继续深化的一大阻力。这样，我们的改革就会失去一部分群众基础，难以顺利进行下去。

另外，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收入分配差距长期过大，必然使聚集社会财富的极少数富人成为众矢之的。一般认为，不平等会导致穷人从事犯罪、暴乱等破坏性活动，过度的不平等会使这些暴力活动增加。由此，一方面，富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需要花费额外的社会成本(如增加安全费用等)，这不但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且加剧了社会不安定，从而导致国家法规不稳定和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人们无法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另一方面，富人们

为了保护投资产权，可能减少在国内的投资，把资金转向其他较为稳定的国家或地区，影响本国经济增长。

二、创造条件，实现公平经济增长

发展经济学最早反映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最著名的论点就是所谓Kuznets猜想。这个猜想形成了著名的Kuznets倒U型曲线：当一种经济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时，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将随着早期的经济增长而扩大，随后平稳，最后缩小。但是，对于不平等程度是否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行减少，还存在许多争议。我们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措施，改变这种仅有少数人享有成果的经济增长方式，以使全体人民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即实现一种公平的经济增长。

1．实现参与机会平等

所谓机会均等，即每个人参与社会经济生活，追求收入，获取财富的权利和机会是一样的。但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双轨制的存在，使国民收入要素分配缺乏监控，形成一定数量通过寻租致富的权贵阶层，从而造成人们参与市场竞争和收入分配的机会不平等。要实现公平的经济增长，必须首先解决机会不均问题：

第一，加强法制建设，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加快立法，规范经济行为，严厉打击非法收入和黑市经济，使一切经济发展纳入法治轨道；

第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加强对要素分配的监控，做好市场经济的“守夜人”，维持良好的经济秩序；

第三，尽快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鼓励民营经济发展，鼓励竞争，取消各种市场准人的限制，取缔一切特权活动，以消除垄断经济和地下经济，同时，打破地方保护壁垒，推进国内市场统一的进程。

2．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当期收入之间的差距表示这一时点上的不平等状况，如果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可自由流动的话，那么，这一时点上的不平等状况必定会被社会的流动性所缓和。当前，现代工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前提与条件。工业化带来的城镇化以及城市化，将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缓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体来说，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消除对劳动力流动的管制，取消各种人口流动的障碍，如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减少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保证外来人口享受和当地居民同样的待遇；

第二，建设统一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强化市场功能，利用价值规律调节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让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第三，完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如建立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协调机制，为劳动者提供信息服务，推动劳动力在更广阔范围内流动。

3．推进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

在上文提到的Calor·O和Zeira·J的模型中，人们可以在不减少富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增加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使经济收敛于较高收入水平的均衡。当今社会，一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作用。因此，教育投资即人力资本投资同经济增长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人口数量优势之所以不能转化为人力资源质量的优势，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发达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不均。另外，即使农民可以完全自由进城务工，其在就业竞争中也必然处于劣势，因为他们的素质决定了他们再就业岗位选择上不可能有太多机会。所以，要实现我国的人口优势，实现公平的经济增长，必须消除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差异，推进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

第一，重视农村和其他地区的基础教育，加大对这些地区基础教育的投资；

第二，加快职业教育在农村和其他落后地区的发展，增加就业培训机会，使其获得相应的技能和资格认证，扩大他们就业行业和职业的范围；

第三，完善助学贷款机制，加强对来自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以使他们完成学业。

4．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除了通过税收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调控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机制提高低收入者和弱势人群的收入水平。因为这不仅可以改善他们市场竞争的处境，促使新一轮竞争在相对公平的起点进行，而且可以增强人们的社会承受能力，有利于社会稳定。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应当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在保证农民有地耕种的前提下，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力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第二，进一步规范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将农村劳动力尤其是进城务工的农民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第三，加快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工作，使社会保障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要适当向农村地区和城市贫困阶层倾斜，使其真正起到社会安全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