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性质和政策取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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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今年一季度，承接上年的增长态势，增长率达到近年来的新高。这一轮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产业增长呈现分化格局，出现了一批新的高增长行业，这些行业受到长期性因素的驱动，并表现出显著的关联效应和群体特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所进行的“中国产业发展跟踪研究”项目的有关研究报告已对此进行了分析。本文在此基础上，对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性质和机制，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正在和将来可能呈现的特征，下一步的政策取向等作一探讨。

一、新的较快增长周期何以出现

（一）经济快速增长依赖于新的高增长行业

结构与总量的关系是经济增长中的基本关系。经济的快速增长通常不是各个产业均衡增长的产物。当部分产业的增长速度脱离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而显著提高时，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随之提高。这种提高程度，将取决于高增长产业的数量和规模。如果人们以为某个速度指标，如8％，是可以接受的快速增长速度，那么，将会有一个对高增长产业的数量和规模上的要求。对一个国家是如此，对一个适当大的行政区域也如此。

对一个以经济内循环为主的大国来说，高增长行业通常具有如下特点。

——需求导向。尽管从年度或其他较短的时间长度度量，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了所谓的“最终需求”，但若将时间长度适当延长，从一个完整的经济循环过程观察，消费需求才具有“最终需求”的性质。所以，高增长产业不仅是需求导向，而且是消费需求导向，这样才具有高增长的可持续性。消费需求的数量增长是通过结构升级而实现的，需求导向集中表现在那些反映消费结构升级的产品类型上。反映消费结构升级的产品类型的性质、价值规模和交易方式（如是否需要借助金融中介进行分期付款），决定了相应的高增长行业规模和持续长度。

——带动力强。高增长行业的强带动力首先基于体现消费需求的产品在产业链条上的位置。这类产品处于产业链条的终端，其增长将会拉动整个产业链条的增长。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产品和技术的复杂程度。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多、分工协作环节复杂的行业，即所谓“迂回生产”过程较长的行业，对其他行业的带动力相应增加。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较后出现的高增长行业的带动力通常大于较前的高增长行业，例如汽车行业的带动力要大于纺织行业的带动力。

——供给反应充分。积极而充分的市场供给反应是高增长的前提。当市场需求信号发出后，较小的进入障碍将大大缩短供给增长的周期。在市场发育不完全的环境中，产业进入的制度障碍经常是严重的问题。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对供给增长及其竞争力也有关键性影响。开放而日益扩展的市场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

二战以后，一批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过程。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先前的工业化国家提高，工业化经历的时间缩短。尽管如此，其中一些国家如韩国等保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达40年之久。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相继出现一轮又一轮的高增长产业群，或者被称为主导产业群。中国的经验也验证了这一规律性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时间内，大体上经历了两轮以高增长行业所带动的快速增长周期。第一轮是80年代初中期以轻工、纺织为主导的增长周期，第二轮增长周期是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契机开始的，起带动作用的高增长行业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公路、港口、电力、钢铁等）、新一代家电产品（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等）和房地产等。

1997年以后经济增长减速，对此可以提出这样的解释：90年代初兴起的高增长行业动力衰退，同时缺少新的高增长行业的接替，出现了高增长行业的“转换缺口”，形象地说，出现了高增长过程中的“空档”。那么，中国还有无可能出现新的高增长行业？对一个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国家来说，答案是确定无疑的。这样，问题就归结为新的高增长行业的出现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而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又不能不对现阶段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基本结构和机制有必要了解。

（二）现阶段中国经济循环的基本构造

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依然保持着城乡二元经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仅相当于城市居民的1/3左右。由收入水平决定的城乡消费结构存在着显著差异。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循环过程呈现出如下特点。

——从全社会看，消费结构升级首先表现为收入水平较高的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在现阶段，城市居民基本上解决了吃、穿和部分用的问题，开始向以住、行、通讯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层次升级。这种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会带动一批相关产业的增长，其中包括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通讯、旅游、医药等具有消费品性质的产业，为这些产业提供中间产品的钢铁、机械、建材、化工等行业，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与消费结构升级扩大消费需求总量一样，产业结构升级将扩大生产供给总量，相应地增加就业总量，一方面可以为城市居民提供新增就业和再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可以为农村居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提供机会，而这样的就业已经成为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

——收入增加后的农村居民将扩大对中档消费品如家电产品等的需求，并成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从而拉动部分传统制造业、住宅、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业等的发展，提高这些领域就业者的收入，进而转化为城市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的需求。

把以上诸个环节联系起来，将会看到一个循环过程，经济生活中的诸多突出矛盾和重要变量，如扩大需求、结构升级、增加就业、金融活动质量、城市化进程、提高农民收入等，都内生并互动于这一过程之中。离开这一过程讨论某一个矛盾或变量，很可能出现片面和误解。例如，谈“扩大内需”，作为源头的是真正具有最终产品性质的消费需求，其中起带动作用的首先是城市居民中体现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不考虑这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将社会总需求仅看作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项的简单相加，就可能出现误导。离开消费结构升级谋求消费需求增长，离开消费需求扩大投资需求，最终“内需”将难以“扩大”，短期内扩大了也不具有可持续性。

又如，农民收入增长迟缓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困难，是近年来经济生活中的焦点问题。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对城乡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无疑可以提高其收入，但更重要的是要扩大其就业机会，特别是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的机会，这样才能实质性的、持续地改善这些人群的收入状况。而扩大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机会，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中高收入阶层所带动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农民和城市低收入人群收入低，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城市中高收入阶层没有充分地花钱消费。某个四川农民买不起彩电，是因为某个北京的白领没有买房。

再如，民营企业和小企业融资难，经常被认为是民间投资不振的主因。现有的金融体系不适应民营企业和小企业发展的需要，这些企业融资渠道的障碍较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在90年代初中期的经济高涨期，民间投资增长速度是相当高的；去

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一季度，民间投资也出现了高速增长态势。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90年代初中期的民营企业和小企业融资环境要优于90年代后期，去年以来这些企业的融资环境在短期内有了突破性地改善？显然不是。除了融资渠道的因素外，市场需求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可能要更大一些。在市场需求不足、投资回报预期不佳或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必然趋于谨慎，民间投资者也不会乐观。“胆子”较大的反而是那些投资预算约束不紧的国有投资主体。在市场需求提升时，较早作出反应的往往是民间投资主体。

因此，我们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在既有结构的框架下理顺经济循环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循环中增量变化逐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如果循环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存在障碍，“交易成本”过高，就将降低整个宏观经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集中到“哪个环节是低水平循环的‘瓶颈’”。

（三）体制和政策调整打破“瓶颈”，推动经济进入一个新的较快增长周期

寻找这种“瓶颈”的一个直接困难，是经济循环中的各个因素是互动的，一个因素与另一个因素之间往往互为因果。尽管如此，具有始发性作用的环节仍是存在并可被观察的。在近几年的经济循环中，具备显著“瓶颈”性质的环节就是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其主要内容是向以住、行和提高生活质量为重点的消费层次的过渡。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困难，主要不是来自技术、资本、劳动力及其他相关生产要素的供给不足，也不是来自潜在需求的不足，而是来自体制和政策上的障碍。这种障碍集中表现在“住”、“行”两个方面。以“住”为例，在住房福利分配制度打破以前，居民的住房需求不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得到满足。在打破住房分配制度以后，还需要多级住房市场、金融服务等一系列制度建设的配合。而对“行”来说，其中的一项基本内容是汽车进入居民家庭。这是一个在认识理念上极具争议的问题，尽管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楚，但争议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停止。在体制和政策层面，一方面，人们可以看到对汽车消费的种种限制，另一方面，对汽车产业这样一个典型的竞争性产业，实行了远较其他竞争性产业严格的进入限制，其结果是品种少、质量低，价格特别是轿车价格远高于国际水平，直接限制了消费需求潜力的释放。就“行”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建设而言，过多依赖政府投资、市场化投融资渠道不畅也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制约。

2002年以来一批高增长行业的出现和相当稳定的增长，标志着国民经济由低转升的“拐点”的出现，由此可以引出的一个初步判断是：1997年以来由于高增长行业“转换缺口”所导致的经济增长迟缓状态结束，以住宅、汽车、电子通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为龙头的一批新的高增长行业推动国民经济进入一个较快增长周期。这一变化包含的前提是，制约经济良性循环的“瓶颈”环节已经或正在被打破，而打破“瓶颈”的前提则是相关体制和政策调整的实质性进展。在住房方面，福利分配制度停止，住宅多级市场得到较快发展，尽管不同地区的差距还较大。2002年汽车产业的快速增长，消费政策的调整、加入WTO后汽车进口关税下调等只是起到了次要作用，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自觉和不自觉地放松产业进入管制后，生产厂家增多，竞争得以展开和加强，品种增多，价格下降，促使消费者预期调整，购买力大量释放，汽车的消费和生产开始进入互动的良性循环。可以不夸张地说，2002年汽车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是政府放松进入管制促进产业和经济增长的典型案例。我们经常强调改善消费政策和环境对刺激消费的作用，而汽车产业的经验表明，通过放松管制、鼓励竞争而降低价格，对扩大消费需求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把这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体制和政策调整打破消费结构升级“瓶颈”，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一批高增长产业出现，国民经济进入新的较快增长周期的逻辑过程，从而理解这一轮经济快速增长的真实原因。

二、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若干重要特征

新一轮经济增长正处在上升期，对其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可以做初步分析和判断。第一，新的高增长产业中的住宅、汽车、电子通讯以及其他消费品产业，是以满足大众消费需求为目标的。这些产业的产品所满足的不仅是少数特定阶层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日益增长的大众需求。尽管从一个年度看，能够买房、买车的是一个占人口比例不大的收入较高的人群，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这些人群的数量及其对经济增量的贡献相当可观，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群体将越来越大。具有特征性意义的是，构成需求主体的不是“公家”的、团体的消费支出，而是居民个人的消费支出；不是特定阶层中少数人的需求，而是占社会多数人口的需求。只有进入大众消费阶段，住宅、汽车等产业才能成为真正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它们的增长也才具备可持续性。满足大众消费这一特征，将会使增长具有扎实的基础，有效防止全局性、持续性“泡沫”的出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民的生活、工作环境，也部分地提供着服务性消费的功能。机械、化工、钢铁、建材、煤炭、电力等产业属于生产中间产品的产业，它们的增长将受制于上面提及的直接满足大众消费的产业的增长。当然，这样的产业关联状态是以市场有效起作用为条件的。

第二，作为这一轮经济增长“龙头”的住宅、汽车等产业，具有相当长的较快增长周期。根据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大国经验，当汽车产业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后，将保持长达20~30年的较快增长。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加速时期，有关研究显示，现有城市居民的居住水平提高和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将会拉动住宅产业至少20年的较快增长。由于住宅、汽车属于10万元级的产品，其价值量远超过其他消费品，它们较快增长的长周期特性，将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奠定最重要的基础。电子通讯产业由于设备制造的下滑而较前几年的增速有所降低，但消费类电子通讯产品的高速增长对这种下降势头有所抵消。农村进城人口对电子通讯产品的消费增长和技术快速进步导致的产品频繁换代，将会支持电子通讯产业在今后四五年继续保持增长强势。与近年呈现出的趋势相似，家电产业今后可能呈周期性波动走势，相关的影响因素包括农村进城人口消费增长、新产品换代和国际市场份额变动等。尽管不同产业增长周期不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多样而多变，但住宅、汽车两大产业的崛起，将使中国经济有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快增长。

第三，与我国市场容量相联系的超大规模现象。我国有近13亿人口，其中城市人口近5亿。如此规模的人口进入工业化中期是史无前例的。仅算城市人口规模，也远超过已实现工业化的任何一个国家。我国许多工农业传统产品的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包括移动电话在内的一些高科技产品的产销量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与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相联系，我国将在一些重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产销量进入国际领先位置，呈现出超大规模的市场容量。这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例如，在今后一二十年的时间内，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和生产量都将有很大可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当经济发展到相应阶段后，相对于中国的人口规模，某种产品总量的“世界第一”只是一个起码的要求，而不是高的要求，因为人均拥有量还是较低的。最近的另一个例证是钢材的产销量。2002年我国

生产钢材19亿吨，销售21亿吨。过去我们按照美、日、前苏联等国的经验，认为1亿多吨钢就已经是“到顶”了，超过2亿吨几乎不可想象。但从目前的趋势看，2亿吨钢也不一定“到顶”。据统计，近年来新增钢材的60％左右用于房地产建设。只要房地产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钢材产销的增速及总量就会处在较高水平。对于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重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超大容量”，要有必要的认识和应对能力。这种“超大容量”的市场规模，至少有两个显著优点：依靠国内市场就可以成长起大规模企业；不仅是一个大企业，若干个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大企业也可以并存于国内市场，形成有效竞争。在工业化历史上，美国作为大国，在许多行业中，企业规模和大企业的数量都超过了其他较小的国家(参见钱德勒：《企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这一特点在中国可能表现的更为显著。

第四，新一轮增长中产业竞争力将更多地与产业集聚紧密相关。产业集聚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在工业发达国家，竞争力强的产业通常采取集聚的方式。美国哈佛大学以研究竞争战略而著名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战略》一书中，通过对10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集中表现在这个国家内以集聚形态出现的产业上(参见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近些年来，产业集聚在我国发展迅速，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产业集聚使诸多产业的成本大幅度降低，竞争力因此而得到显著提升。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在方圆1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彩电、计算机等产品的采购价格较其他地区低30％左右，中国相关行业的领先企业大都在此设立了生产基地。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将会进入一个产业竞争力与产业集聚密切相关的阶段，某一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将会具体体现于某个产业集聚的区域。这样的区域，既可能是某个产业具有传统优势的地区，更多的将是新创优势的地区。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和重组将会成为经济增长中的重要现象。这意味着，在某些产业具有传统优势的地区，如老工业基地，当相应产业出现发展机遇时，该地区未必能够分享这种机遇。关键在于能否形成与市场经济具有一致性的产业集聚条件。

第五，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产业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将促进几大城市带的形成和扩展。多年来在城市发展问题上争论颇多。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基本趋势不是重点发展某一类城市，而是若干个包含了大中小多种类型城市的城市带或城市圈的形成和扩展，大多数人口和资源将会集中于这些城市带或城市圈。与国际经验类似，我国沿海地区的几大城市圈和内地沿交通干线的若干城市带正在形成之中。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一批高增长产业快速成长，将会加快上述城市化进程，二者之间形成密切地互动关系。新的高增长产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日趋深化。过去包容于一个企业内部的上下游生产环节，越来越多地分解在不同的企业之间，一个企业往往专注于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甚至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主机厂的外部采购率因此而逐步提高。专业化分工深化后，产业链条的运转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显著加强。从时间上计算，一个产品真正处于生产制造环节的时间只占少部分，大部分时间处在研发、采购、储存、运营、销售、售后服务等阶段。这一特点在技术含量、附加价值较高的电子通讯、汽车等行业表现地更为突出。由于服务业大都依托于城市，新的高增长产业对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巨大需求，将为城市发展提供重要动力。近些年来，出现了不少产业与城市“共生”的典型案例，如香港、深圳的城市功能与东莞的电子通讯产业发展，上海的城市功能与昆山的电子通讯产业发展等。各地在城市发展中普遍存在寻求“产业支撑”的问题，新的高增长产业的快速成长，将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更多机遇。

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上述特征，有利于理顺消费和生产的关系，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有利于改善产业和整个经济结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充分理解和把握这些特征，将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三、正确看待和解决增长中的问题

国民经济的强劲增长势头，在提升人们信心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担心：经济是否会“过热”，出现通货膨胀、经济泡沫、重复建设等老问题。相对于新的高增长产业的长周期增长潜力，已有的增长只是初步的，增长的势头尚不稳固。在新的高增长产业发展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体制和政策调整也是初步的，还有待于深化。高增长产业发展中带来的新问题也亟需重视和解决。对通货膨胀、经济泡沫、重复建设等问题，则应在新的发展阶段和体制条件下，用市场经济观点和方法，作出实事求是、“向前看”的判断和对策。

（一）关于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

与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现阶段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已转变为总体上供求平衡和供过于求，某个时期、某些领域出现局部过剩的经济。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第三个重要区别是生产要素总体上供给充分，当市场需求上升的信号给出后，供给方有能力作出较快反应。这些基础性变化，使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通货膨胀重现的基础大大削弱了。从这一轮增长中的几个“龙头”产业看，价格基本是稳定或下降的。以“爆发式增长”的汽车产业为例，2002年产量增长是以价格下降为前提的。目前，增长最快的轿车正在进行着新一轮的较大幅度价格下调。

近一个时期价格涨幅较大的主要是几个能源和原材料行业。这些行业的价格上升首先受到国内需求的拉动。需要重点分析的是供给方的状况。石油价格上升主要与伊拉克战事有关，战事结局明朗后，国际原油价格不大可能保持在高位。当国际油价下调后，国内油价将会联动。钢材价格上升一定程度上受到进口保障措施和近年来总量控制措施的影响。电力属于紧的供求平衡，局部地区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电力紧张与前些年新增发电能力较少有关。如果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特别是减少不适当的行业进入限制，经过一个不长的调整周期后，这些行业的价格上涨或供给不足的局面是不难改观的。总体上看，在一个时期内出现全局性的、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负面效应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

市场经济中的泡沫是难以完全避免的，问题在于泡沫是何种性质，是否处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现阶段的经济增长中有两个因素是有利于抑制泡沫的。其一，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实体经济增长的空间很大，与老牌工业化国家增长空间狭小，经济过热后易于出现严重泡沫的情况不同；其二，这一轮经济增长中的龙头产业直接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关，具有满足大众消费的特征，这就减少了交易环节过多、最终实际需求不足而导致泡沫的风险。在这一基本判断的前提下，局部领域、某些时候出现较严重泡沫的情况是可能出现、必须警惕的。这些情况的出现，往往并非源于纯粹的市场力量，而是与不当的行政干预相关。例如，某些地方的“圈地”活动促使土地价格上升，并转化为房价上升。而土地交易中的非市场化、非透明行为，乃至显而易见的权钱交易腐败行为，则是土地交易环节增多，推动价格上升的主因。减少和消除这

类泡沫，必须与相应的改革相配合。

（二）关于“重复建设”

首先要明确市场经济与重复建设的关系。市场上只有一个企业是垄断，一个以上才会有竞争，而一个以上就是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重复建设就没有市场竞争。即使在供过于求、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新的生产能力的进入仍可能有其合理性。新的生产能力可以采用新的技术、工艺，生产出与已有产品具有显著差异的产品，如大屏幕背投彩电、等离子彩电、液晶彩电与传统彩电的区别。在企业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产品类型一样，高效率企业仍有理由进入，因为它能以较低成本提供产品，并最终将低效率企业淘汰出局。因此，结构调整和升级、企业效率改进，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新的生产能力进入实现的。企业竞争力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即竞争力只有通过竞争方能获得。如果说重复建设可能引起的某种浪费，也可以将其看成培育企业竞争力不能不支付的成本，但相对于企业没有竞争力导致的浪费来说，这种浪费还是要小得多。

在我国现阶段的体制背景下，有一种危害很大的“重复建设”。相对于“市场性重复建设”而言，这种重复建设可称为“行政性重复建设”，即受短期内出政绩的动机驱动，政府使用财政资金，或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其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进行不负长期或最终责任的重复性投资活动。这种“重复建设”的症结，不在于“重复建设”，而在于对投资活动不负长期或最终责任的“行政性”，也就是现阶段政府职能和投融资领域所存在的体制问题。不解决这些体制问题，不仅重复建设会造成比“市场性重复建设”更多的浪费，不重复建设而搞“垄断建设”时浪费则更大。

把两种重复建设区别开来，将有助于正确认识新一轮经济增长中的重复建设问题。以汽车产业为例，对行业进入的不当限制和行政性重复建设两种情况都存在。尽管一个时期来对汽车行业的进入限制有所放松，但与创造一个开放、充分而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目标相比，还有一些距离。中国汽车产业正处在大众消费的起步阶段，各类负责任投资者平等进入基础上的充分竞争是不可缺少的，应当并可能维持较长时间。期待中国汽车市场出现由少数几家大企业分享的格局为时尚早。地方政府主导的行政性重复建设是当前应当关注的一种倾向。在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前，对政府财政资金和其他由政府直接控制资金投资于汽车产业应有明确限定。

（三）政府在新一轮增长中发挥什么作用

新一轮经济增长既需要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也为政府所发挥作用的内容和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机会。

第一，把宏观调控与微观干预正确地区分开来。当出现经济过热和严重的行政性重复建设时，采取项目审批、限制产量、关闭企业等措施，严格等说，并不属于“宏观调控”，而是微观干预。如果这类微观干预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那就可能在限制了不负责任的、违规的投资者和生产者的同时，也限制了负责任的投资者和生产者。意在约束重复建设的项目审批，从实际效果看，未必能够减少行政性重复建设，因为审批不能解决导致此类投资行为的体制问题，反而使通过审批的项目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刺激地方争项目。在微观层面上，包括所谓“行业管理”层面上，政府管理的首要原则应当是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如果由于体制问题，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那也应当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宜“一刀切”。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采取的措施应当有助而不是有悖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确切意义上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要时当然要择机实施，目的是减小和熨平宏观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第二，加快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如前所述，经济中的行政性重复建设、泡沫等问题，起因于现行体制下的政府行为。治本之策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现有的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政府投融资体制要解决诸多问题，首先是规范政府的投资领域，将政府投资明确限定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领域，此外的领域原则上不投资。当前正在开展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这项改革提供了重要契机。新一轮经济增长，也为这项改革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应当抓住有利时机，使这一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在改革取得大的进展以前，针对行政性重复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对政府的投资范围做出行政性限定也是必要的。

第三，增强政府搜集、分析信息，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的能力。在减少政府微观干预、改革政府投融资体制的同时，要增强政府的信息搜集、分析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对社会的信息服务。这是新形势下亟待加强并可能取得显著成效的一项重要政府职能。政府宏观调控和必要微观干预的前提，是获取充分信息。在逻辑上，政府在宏观经济、行业经济等层面，与企业相比具有信息优势。但经验表明，政府掌握的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的，与企业相比，有时也未必具备信息优势。提高搜集、分析信息能力，是改进政府管理经济能力的一项基础性的、非常重要而往往容易被忽视的工作。搜集、分析信息，主要是那些对了解和把握宏观经济和结构变动有重要意义、对解决信息不充分而引致的突出问题有帮助、企业和个人经济决策需要但往往难以获取的信息，目标是建立政府比较优势领域内的信息优势。利用这种信息优势，首先改进政府的决策质量，其次向社会上的企业、其他机构以至个人提供信息服务，重点是与生产和投资预期相关的信息服务。例如，当某个企业向某个领域特别是热点领域投资时，社会上其他许多企业也在做相同投资，但由于信息不沟通，这个企业无法获知全社会的投资状况，而当项目建成后，才发现供给过剩了。如果政府能够在单个企业投资决策时提供全社会相关投资的信息，将会大大降低单个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

第四，政府对微观经济层面的管理，要由“指令性管理”转变为“禁令性管理”。所谓“指令性管理”，是指政府让做什么，才能做什么，此外的都不能做；所谓“禁令性管理”，则指政府规定什么不能做，此外的空间留给当事人自主选择。在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政府管理方式的这一转变是基础性的、必须完成的，否则，经济转轨不可能真正实现，而且很可能演变为一个严重扭曲的、低效率的、“坏的”市场经济。政府管理方式的这一转变，要以一个基本理念为基础，即在不断发育、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相信市场，让市场充分地起作用。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是有缺点的，在严格意义上说，所谓市场经济的完善只能是相对的。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还是要承认的，否则我们就没有必要搞市场经济。市场中的企业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市场经济同样提供了纠正错误的机制。市场会有波动，但也有调整波动的机制。问题是要给市场以机会。就最近的例子而言，钢材涨价，只要市场是开放的、充分竞争的，在生产要素供给不存在实质性障碍的情况下，产量增加、价格回落是一个不长的时间问题。“指令性管理”转为“禁令性管理”的另一个好处，是显著减少政府管理经济事务的数量，因为“不管什么”较“管什么”所涉及的事务量要少得多。这将为政府精简机构、精干人员、提高效率创造条件。

第五，促成国债投资的逐步“淡出”。近几年实行的以国债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具有反周期的性质。事实上，国债投

资在经济增量中的贡献是逐年降低的，但若停止国债投资，经济增长中的“存量”部分会相应减少，从而影响总体增长速度。因此，国债投资“淡出”的必要条件是：经济中的内生增长力量在支持一定幅度的增量增长的同时，能够弥补由于国债“淡出”而留下的“存量”缺口。随着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展开，国债投资“淡出”的条件和时机正在成熟。何时以及多大程度上“淡出”，将是一个随机抉择的问题。积极财政政策意义上的国债投资“淡出”，并不等同于不再发行和使用国债。国债的规模可以适度减小，以为今后的宏观调控留下较大余地。重要的是国债使用方向和规模的调整，应以支持增长速度的建设项目为主，转向以解决体制转轨中的深层矛盾，如补充社保基金缺口、化解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减小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中差距等为主。

第六，关注高增长产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例如，汽车数量的快速增长，加剧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闹市区的拥挤；石油供给条件上的某些不确定性，使人们对汽车能源供应的可持续性怀有疑虑；环境污染压力可能随汽车数量增长而上升。从中长期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而且在解决中可能赢得新的发展机遇。但如果对这些问题缺少足够重视和对策，则可能使汽车产业的发展受阻。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随着汽车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要及时调整城市发展战略。有汽车大众消费的城市结构与没有汽车大众消费的城市结构是大不一样的。汽车数量增加无疑加大交通压力，另一方面也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活动空间，推动功能分工基础上的城市卫星城建设，使城市建设进入郊区城市化阶段。解决汽车数量增加后的交通拥挤问题，将为城市结构的升级提供契机，除了汽车需求的增加外，还将带动住宅、轨道交通等新增长点的发展，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非常重要的动力。

当前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来之不易，是我们多年来所企盼的，必须倍加珍惜、维护和发展。对出现的问题，应当也完全可能在发展、改革、开放中求得解决。增长速度能够再提高一点，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能够再增强一点，对我们这样一个依然处在经济转轨和工业化进程之中的大国，实在是很重要的。简而言之，发展还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