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限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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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界限。这些界限主要表现在：政治界限，分配界限，社会界限，伦理界限，生态界限，法治界限。要化解和消弭市场经济的这些界限，就必须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伦理道德、生态文明、法治文明等有机链接起来。

关键词：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平正义生态文明法治文明

市场经济业已成为我们经济生活的主要体制样式，也逐渐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运作逻辑。在《大转型》一书中，卡尔·波兰尼对市场经济及其运作逻辑做了非常精到的概括。市场经济是指一种在市场独自控制、调节和指导下的经济体系；商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则托付给这一自我调节的机制。这种经济制度来自于这样的期望，即人类的行为方式是以实现最大的金钱收益为导向的。自我调节意味着，所有产品都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所有收入都来自这种销售。市场体系最令人吃惊的特性在于，一旦它被建立起来，人们就必须允许它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运行。[1]质言之，市场经济就是一种没有、也不需要外界干预、完全依赖自我调节，以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经济体制。

自从市场经济发生以来，其相关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易言之，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从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乔姆斯基都持有一致的观点。阿尔诺·比特认为，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引向人剥削人、社会财富集中和个性疯狂。他认为，这不是“经济”，即通过改造大自然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而是亚里士多德称之为“金钱经济”的东西：把经济从一种服务于社会（城邦）的子体系，蜕变为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牟取利润的机器。[2]本文主要讨论市场经济的限度。论证思路是从市场经济导致大众贫困这一现象入手，进而就市场经济的界限的主要表现做一个整体性的阐释。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破解市场经济局限性的相应思路。

一、大众贫困导致市场经济的困局

无论是对市场经济的反思，还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重新评价，我们都会注意到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大众贫困。这一点对于我们刚刚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无论如何，都有一些可资借鉴或者说警戒意义。因为无论是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知识储存，还是对于市场经济的宏观驾驭，我们都还相当有限，是处于真正的“处级阶段”。

1995年，克劳斯·科赫在其《市场的贪欲——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无奈》一书中对于西欧人对未来的憧憬有六个方面的期待：第一，一部分能够而又愿意工作的公民一直没有自己的职业工作。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这种状况在他们适龄就业时期将不会改变。第二，各国的富裕程度还能够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并保持目前的范围，但只向社会的少数成员分配。不能再指望实现能使大幅度的失业人口减少。第三，维持这种富裕程度让大部分人工作，共同养活少数不能工作的人，给高收入或最高收入者特权化。所谓的收入剪刀差仍像20世纪80年代一样继续保持，以致大多数劳动者的实际工资逐渐下降，贫困人口的增长趋势没有丝毫改变。第四，各国劳动社会日益受到世界市场竞争条件的制约，逐渐分化，并且裂缝越来越大。第五，完全靠国家养活的贫困人口的构成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这种构成还在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吸收新的成分，因而被认为是劳动社会的必要条件。第六，上个世纪工业社会的劳动公民所经历的三个社会年龄段不再决定一大部分人，甚至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的一般生活水平。在受国家保护的家庭中的青年时代和受教育时期、职业劳动和社会活动时期、最后退休晚年时期——工业社会的这三个生活年龄段对于许多人来说将被打破。首先为了国家劳动市场政策的目的，退休年龄将越来越实用主义化。[3]

这就是科赫所总结的西欧人眼中的市场经济造成劳动人口失业的恶果。科赫进而总结道，“越是让市场自由发展，市场就越是不可避免地成为破坏和瓦解民族社会一体化的罪魁祸首。如果说市场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依靠强大的福利国家成功地消除了阶级冲突，那么，今天它正在制造新的分化。”[4]典型表现就是贫富悬殊和收入分化的加剧。历史惊人的相似一幕在于，这一现象不仅仅在市场经济相对完善的发达国家存在，而且在刚刚步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亦普遍存在。

在1999年出版的《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一书中，罗伯特·库尔茨对于市场经济造成大众贫困这一事实予以了无情的鞭笞。在“现代化与大众贫困”一章中，库尔茨首先批驳了“市场经济从根本上促进了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这一传奇故事。如果依照这一逻辑，人类在进入现代市场经济之前必定是在饥寒交迫中挣扎，问题恰恰在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经历恰好与此相反。“尽管资本主义无疑增添了各种生产力的科学性并极大地加速了它们的发展，但奇怪的是，社会富裕程度的增加始终是间歇式的，并且仅仅局限于某些社会阶层以及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是一场残酷的优胜劣汰的游戏。其残酷性体现在：每一个社会意义上乃至生理意义上的人都无法逃避这场游戏，而这场游戏又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输家多于赢家的这个结局。”[5]

市场经济的历史经验就是，少数人发家致富而大部分人却艰难度日；贫富分化差距日益扩大。“一方面，少数人不知廉耻地聚敛财富；另一方面，广大民众日渐贫困。在这种情况下，以统计学中的平均值作为衡量社会富裕程度的标准，无异于给社会现实一记响亮的耳光。”[6]关于这一点的批判特别在左派表现得非常明显。“在那里，富人愈来愈富。确切地说，在美国，在最近十年里，百分之二十的富人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同期百分之二十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十四。这表明工业化国家里的两极分化正义同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一样的速度进行着。”“如果说经济的使命是通过合理组织劳动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我们就可以确认，我们的经济制度并没有完成它的任务。也不存在将来它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任何希望，因为它是建立在使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的。”“要对穷国日益加剧的贫困和饥饿这一过失负责的，既不是日益增长的人口，也不是大自然或人类，而是我们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7]左派对市场经济的刻薄、谩骂，直接将贫困、饥饿、两极分化等诸多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归之于市场经济，这也无异于给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据此，库尔茨得出结论，“任何对历史基本属实的总结分析都会断然否认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提高社会富裕程度’的作用”。[8]这一点，无论是从生活水准、闲暇时间还是从大多数人的健康幸福来说，我们都可以下此断论。事实上，在1944年出版的《大转型》一书中，卡尔·波兰尼也重申，圈地运动一直被恰当地视为是一场富人对穷人的革命：封建领主和贵族掠夺穷人的财富，推倒穷人的房子。总之，无论是从市场经济将导致大量人口失业，还是从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效应来看，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其必然结局就是大众贫困。或者说，对于大众而言，在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体制之中，其命运总是趋于贫困与日益恶化状态。

二、市场经济的界限面面观

如果说，我们前面讨论的是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大众贫困的话，即市场经济在分配上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由此出发质疑，市场经济既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势必还有诸多缺陷。除此之外，市场经济尚有哪些局限性？

波兰尼在论述市场经济的兴衰时，特别论及了两种相互抵触的趋势：一是市场的无限自由扩张，一是社会针锋相对的限制。前者旨在建立自我调节的市场，依赖的是贸易阶层的支持并且主要使用自由放任与自由贸易作为它的方法；后者旨在保护人类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依赖的是那些最直接受到来自市场的有害行为影响的人——主要、但并不仅限于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各不相同的支持，使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协会和其它干预的手段作为它的方法。因为任由前者的无情肆虐，其对后者的破坏性将是无可估量。正如罗伯特·欧文的天才洞察：如果人们任由市场经济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发展，势必产生巨大而永久的灾难。[9]简言之，正是因为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局限性，所以社会就必须发挥其抗衡市场经济的正面作用。波兰尼在这里还只是提到了一个市场与社会的必然对抗情况。如果我们跳出这一“市场－社会”的二元分析模式，进一步追问，市场经济到底有哪些局限性？或者说，市场经济的界限在哪里？具体而言，市场经济的界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0]：

一是市场经济的政治界限。尽管政治民主可以保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市场与民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希特勒和皮诺切特都积极实行市场经济，但他们在政治上却是独裁者。此外，虽然市场经济与资本的所有制形式无关，但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让外国资本完全控制本国对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部门和相关领域。因为这些都是由政治所决定的市场界限。就世界市场的贸易来看，产品和服务不是按照其本身的价值，而是按照其价格进行交换。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些价格一直以有利于工业化国家的趋势不断下跌。简言之，政治殖民主义终结以来，价格控制已然成为剥削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重要杠杆之一。

二是市场经济的分配界限。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公平合理的分配，这一点已经成为我们的常识。在少数群体和个人追逐高利润、高收益与大多数人的普遍贫困因而要求公平分配之间势必存在着难以化解的矛盾。其实，如前所述，这一点也是市场经济的政治界限所必然导致的。它既表现在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又表现在一国之内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如果少数群体和少数人获得权力的支持，或者与当权者相勾结，形成一种勾结型权力体制或者勾结型国家，这种分配机制就会以合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进而强化这种不公正的分配机制。

三是市场经济的社会界限。投资者关心的是永恒不变的收益和回报。而这些大多具有短期性。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他们没有太多的兴趣和热情。因此，大凡投资大、利润少、风险大的长期发展项目，都必须由国家和政府来承担或组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面还在于，这种短期的、见效快的、收益高的投资和建设会损害社会上的多数人、或者底层群众的权益。比如，通过低工资、高强度的劳动残酷剥削劳动者。其更为祸害的在于，它会损害人们对市场经济本身的态度与认知，损害人们对社会的积极的价值观的判断与形成，从而形成一种扭曲的价值判断与认知模式。

四是市场经济的伦理界限。在市场经济追求收益和利润与伦理、道德的要求和底线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这时候是伦理道德原则高于市场经济原则，还是相反，也总是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个人的权益意识高涨，伦理道德在个体权益、经济效益等之下显得苍白无力。甚而在一些情形之下，伦理道德，哪怕是底线的伦理道德，已然成为一些人可以公然挑衅的对象。甚至不惜借助大众传媒大肆炒作。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道德的悲哀还是市场经济本身的悲哀？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伦理道德？它本身能够为伦理道德担当什么？如何把握市场经济的伦理界限？这些问题都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正视的重要课题。

五是市场经济的生态界限。市场经济追求效益的原则势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干扰与破坏，这时候是坚持市场经济原则高于生态原则还是生态原则高于市场经济原则，也存在着相当的争议。正如卡尔·波兰尼所指出的，“各种观点和派别的作家、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总是把工业革命之下的社会环境称为人类堕落的真正深渊。”[11]因为，水和空气被污染了，森林被过度开采所毁灭，草原和沙漠正在扩展，气候失去平衡，每天几乎有一百种动物和植物灭绝。从现在起，我们的非等值经济，连同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市场经济，正在成倍地消耗那个大自然中可以再生的资源。[12]

六是市场经济的法治界限。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不需要任何的国家干预，如此情形之下，如何调节市场经济与法治的界限，也是一大难题。尚有，市场经济总是会冒出一系列的新问题，新现象，而我们的法治建设总是相对滞后。易言之，法治总是跑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后面，它们之间的这种不对称导致了相当多的人可以在相当长时期内游离于法治之外。尚有，当国家公职人员以经济效益作为衡量工作绩效的准绳、当国家对地方政府以GDP作为考量的唯一或者最为重要的指标之时，市场经济本身的法治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因为为了经济效益，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们总会冒各种风险干违法之事。权势阶层尤其如此。

以上这些界限，正是市场经济发挥作用时面临的重重困境与种种难题。而且其面临的界限越多，市场经济发挥作用所引起的争议也就越多。实际上，每一个界限的背后都是难以化解的矛盾与冲突。不管怎么说，寻求化解市场经济界限的举措总是需要我们不断去探索。

三、化解市场经济界限之道

针对上文市场经济的界限，我们势必要进一步追问，如何化解和消弭这些界限？时至今日，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完全的市场经济早已终结。早在十多年前，不少西方学者就提出市场经济必须走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道路，以化解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无法摆脱的病痛。“没有一个市场经济不受到国家和政府机构的带有或多或少强制性的指导。”因为，“市场经济的收益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经济当事人的自由；（2）经济当事人之间的竞争；（3）国家干预。”“市场和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国家干预和市场的结合才能形成市场经济。市场越是发达，国家干预越是重要。国家的作用是任何个人、集团和地方集体都不能替代的。市场的原则是利润，而市场经济的原则则是国家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没有国家的支持和参与，市场经济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南美的一些国家，例如阿根廷，虽然实行市场经济并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国家管理，因此经济始终得不到发展就是例证。”[13]综上所述，为化解市场经济的这些内在矛盾，我们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着力：

一是市场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联姻。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已经表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与内在要求就是在政治制度上实现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配套的市场经济走不长远，或者说后劲不足。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确实需要民主政治的跟进，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发展又有利于市场经济朝着规范、有序、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二者之间是互为促进、互为推动的关系。

二是市场经济必须与公平正义链接。分配问题是所有经济学者、意识形态学者们都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其背后的价值理念就是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问题。如果任由市场经济发展，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单就简单的数据而言，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富者总是少数，贫者总是多数。如果任由前者宰制后者，公平正义无从言及，民主政治更是无从企及。

三是市场经济必须与可持续发展挂钩。如果所有的投资者关心的都是蝇头小利、眼前利益，并且这种思潮成为主导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那么，这个社会潜在的危机和隐性的忧患将严重地威胁到这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人类的未来将无法前瞻，“美好的明天”也将成为奢侈之词与浪漫之语。

四是市场经济必须以伦理道德为支撑。市场经济是培养一大批为了钱财、为了经济效益而放弃伦理道德，甚至最起码的德性要求，还是将伦理道德内置于市场经济之中，必将成为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区别。在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之中，恐怕高谈阔论伦理道德只能是一件多余而无任何效果之事。

五是市场经济必须与生态文明和谐相处。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极大地糟蹋了我们的地球。我们生存的家园已经遭受了极大的威胁。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所饮用的水、我们所生存的这片土地，我们周遭的一切已经遭到空前摧残。这就是市场经济，尤其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恶果。

六是市场经济必须以法治文明为保障。一切依赖市场的自我调节，一切依赖市场的利润导向，其法治的作用毕竟相当有限。此外，如果政府官员、我们的公仆人员也一切“向钱看”，（需要指出的是，此乃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情况，因为官商勾结是一大顽症，也是极易发生而难以根治之事）那么，市场经济也必将与法治文明背道而驰。

一些学者针对资本主义因市场经济导致的令人不满意的现状，提出全球资本主义已然终结，必须以“新的历史蓝图”取代之。并且描绘了美好社会的宏伟设想：“一个既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市场，既没有作为镇压工具的国家也没有冷漠的社会”。“我们可以归纳出使‘新的历史蓝图’与所有其他资本主义改良式蓝图区别开来的三个物质要素：一个没有市场的经济、一个没有镇压型国家的社会，和一个全民共享的文化。”[14]

虽然这些宏伟构思大多是由反当代资本主义思想家们（马克思、恩格斯、罗伯特·库尔茨、阿尔诺·比特等）所提出，其能否实现另当别论，但是，他们在解析资本主义的弊端方面还是力透纸背、入木三分。他们撕裂了资本主义的两大意识形态——市场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虚伪面具。首先需要承认的是，他们希望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寻求资本主义新的发展模式还是值得我们反思与密切关注。“把人从众多的幻觉牢狱中解放出来，从被迫的祭品变为能够自主做出决定的人，是未来的伟大解放任务。‘新的历史蓝图’是在这一漫长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15]至于这些设想能否实现，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则是第二位的事。

综上所述，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有其不可调和的内在困境。要破解市场经济在政治界限、分配界限、社会界限、生态界限、伦理道德界限、法治界限等方面的困境，就必须在民主政治、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伦理道德、法治文明等方面有所作为。没有这些价值的导引和制度的落实，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对人类的破坏和摧残必将难以避免。因此，规制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在以上诸方面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9][11][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六、十一、三章。

[2][7][12][14][15][多国]海因兹·迪德里奇等：《全球资本主义的终结：新的历史蓝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3－4、第6－7、35、88、100页。

[3][4][德]克劳斯·科赫：《市场的贪欲——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无奈》[M]，张洪明、王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5][6][8][德]罗伯特·库尔茨《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上）[M]，钱敏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2、7页。

[10][13]此处论述主要参考胡代光、周安军编著：《当代国外学者论市场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15、40－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