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工业化经济发展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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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费孝通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是一项重要的学术贡献。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工业化新模式,认为发展乡镇企业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国家工业化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小城镇发展模式,认为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两条具体途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与“珠江模式”等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道路;经济圈(带)模式,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黄河三角洲开发区,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沿欧亚大陆桥建设一条沟通东西、平衡南北的经济走廊等。这些理论观点不仅启发了无数理论工作者,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决策咨询价值。

关键词：农村工业化小城镇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圈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费孝通教授的一项突出的学术贡献,是关于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费孝通教授经常深入基层,“到农村里、城镇里去观察,去思考”,追踪中国城乡改革开放与建设的实践,总结与概括各地富有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他提出的新工业化模式、小城镇发展模式、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圈(带)发展模式概念及其论述,不仅启发了无数理论工作者,而且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对于广大实际工作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费孝通教授几十年如一日,经常深入基层实地考察,从沿海到边区频繁进行长时间、大跨度的系统调查。“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当我翻开费老当年亲笔签名送给我的一本本论著,内心充满了敬意与怀念。现特撰此文,希望理清费孝通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轮廓,作为对先生永久的纪念。

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发现从有限的责任田上大可腾出手来另找生财之道。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是乡镇工业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因素。费孝通教授指出,中国农民找到发展乡镇工业的道路是“逼上梁山”。乡镇工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新的劳动手段与新的劳动对象相结合的产物。但也有人对农民办工业很不以为然,“有人说社队工业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是不正之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各种帽子都有,问题提得很严重。”（注1）这种僵化与保守的观念,没有阻挡得了农民办工业的潮流。他旗帜鲜明,明确支持社队工业的发展。费孝通教授说过:“中国的草根工业如今长成参天大树,实在是亿万农民长期艰苦奋斗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作为一名社会学工作者,有责任对他们的实践活动做点理论性的分析和总结,并在舆论上给予支持。”（注2）

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教授通过对苏南等地的调查,发现社队工业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他指出:“我们应当提倡‘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要求大中城市的工业帮助、促进农村社队工业的发展。”他形象地指出,资本主义是“大鱼吃小鱼”,而我们社会主义却是“大鱼帮小鱼”,社会主义模式里还有“小鱼帮大鱼”的一面,说得更完整些是个“大小相辅相促”的模式。（注3）他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指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系统,展现了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注4）

1981年,费孝通教授在三访江村时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注5）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

费孝通教授以苏南发展乡镇工业为例,指出了我国农村工业化模式的意义。他说:“由于这些地方工业办得好,因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副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这个事实应当大书特书,中国社会基层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个特点的重要意义,只要和西方早年工业化历史相对照就容易看得清楚了。欧洲工业化初期,在集中于都市里的机器工业兴起的同时,农村却濒于破产,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此相比,我国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热情兴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这种工业化的道路,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注6）

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受到了强有力的行政推动。为什么当年从公社主任、镇长到县长,对办工业这样积极?费孝通教授指出:“没有经费搞建设,他怎能不办工业!”“甚至连学校也要办工业。学校添置设备,修理校舍,都要校长筹集经费,校长又到哪儿去要呢?”（注7）在苏南地区,村与乡镇领导增加行政、教育与福利经费的热情很高,因而对于乡镇企业的基层行政推动力十分强大。费孝通教授的观点,反映了苏南农村工业发展的实际与历史背景。苏南乡镇企业是由农民自己办起来的,当然也有它的不成熟性,例如,出现了分散化的现象。说“村村办厂,队队冒烟”,有些夸张,但相当多的乡镇企业没有集中到城镇确是实情,造成了产业升级困难、要素聚集规模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等问题。当年个体企业与联户企业的兴起,对农村的集体企业有冲击力,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措施去抑制,费孝通教授认为,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以前,乡镇集体企业兴起的时候,曾受到一些抑制,现在联户企业与个体企业起来了,乡镇集体企业可不能当了“婆婆”,忘了做“小媳妇”的时候。这一前一后的两次冲击,何其相似,里边一定有文章。因此与其去抑制,倒不如回过头来总结分析一下集体企业所存在的问题。（注8）他的这些想法很有道理,为了解决“二国营”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江苏乡镇集体企业进行了改制和“二次创业”,成效显著。当年农村社区集体企业,如今转变为股份制企业与私营企业,有些成为规模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现代企业。

费孝通教授主张发展农村特色工业。他认为,在基本上属于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发展社队工业,必须根据农村地区的特点去确定能够发挥自己优势的工业方向,才能保持稳定性。社队工业应当有原料和市场的主动权才能稳步发展。农村工业的原料与农副产品衔接起来进行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生产,以地方特色拓宽国内与国际市场,这些无疑是社队工业选择发展方向应该遵循的普遍原则。苏南地区相对集中地发展了一些有特色的乡镇工业,从而以这些特色工业生产基地为依托,形成了常熟招商城、吴江盛泽丝绸市场等一级批发市场。

费孝通教授把社会系统思想引入了乡镇企业研究。他指出,成熟的乡镇企业应当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系统,一方面,它要从城市输入大量的人才、信息;另一方面,它又要输出产品,投入市场,在交换中实现产品的价值。企业是否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不仅要看人才、信息等外来资源条件,关键的一环还在于企业内部,取决于乡镇企业这一社会系统的结构合理性,即有效的、灵活的、科学的管理。不论在实践中观察还是在理论上分析,都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一个高效率的社会系统总是开放性的,总是需要不断通过物流、能流和信息流的交换来保持其稳定发展,从而使其高度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并有目的和有效率地去影响周围的环境系统。一个封闭的系统是不可能对外界发生影响的,而只有通过信息的不断反馈与传递,才能逐步使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信息是农村社会和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指出,苏南农村经济与上海市联系较多,与常州、苏州、无锡、南通等市的联系次之。这就是说,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对苏南地区乡镇工业乃至整个地区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着中心的作用。

费孝通教授在新时期形成的经济发展观,核心是“志在富民”。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江村调查时就提出了“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看法。1957年,他在《重访江村》一文中指出,这个地区人多地少,不搞副业,农民是富裕不起来的。因此,他建议恢复发展农村副业和乡土工业,主张在村子里办小型工厂,希望促使农民尽快富起来。20世纪80年代,他又指出:“中国要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要使老百姓富起来。”（注9）他指出,富则安,安则稳。富民思想是费孝通经济发展理论的中轴,他在江苏和其它地区的调查从未离开这个中轴。

小城镇发展模式

从已有的基础上做起,这是费孝通教授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他曾说:“从已有的基础上做起,然后由点及面,找典型、立模式,逐步勾画出比较全面的轮廓。”（注10）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教授调查的村子是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的开弦弓村,他称之为“江村”。江村调查是他已有的基础。

“江村”如何改变比较落后的面貌?从内部来看,应是发展工业;从外部来看,应是发展小城镇。正如他指出的那样:“有一股外来的力,在制约着村子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这股力发自村子外边的镇。”（注11）1982年初,费孝通教授四访江村。以后,他将研究视野由村转向镇,把小城镇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他指出:“当年,有些地区的小集镇破烂不堪,凄凄凉凉,正如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发展商品经济,小城镇不恢复是不行的。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而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注12）

1983年,他根据吴江调查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他说,小城镇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这两种方式,应该作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具体途径来进行研究。“离土不离乡”与“离乡不背井”,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第一阶段的主要形式,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离土又离乡”与“离乡又背井”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第二阶段的主要形式,是加速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宋林飞,1998)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三大差别”,费孝通教授主张把它们和农民一起融合在小城镇里。

费孝通教授主张“做活人口这盘棋”,认为具体需要做两个棋眼:一是发展内地的小城镇这种人口蓄水库,一是疏散人口到地广人稀的边区开发资源。关于小城镇的“人口蓄水库”作用,费孝通教授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社队工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民转化为工人,县办和镇办工业的发展也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这就是说现在已经有不少农民到小城镇里来了。据调查,这五六年来,小城镇的实际聚居人口与户口在册的人口相比,普遍增加了1/3。因此,人口普查所得的小城镇人口数与实际情形差得很远。这些农民工到了镇上与镇上工人一样干活,甚至那些条件差、最累、最重的活往往是由他们来承担,他们实际上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最新成员。”（注13）1984年,我曾根据费老的要求,带领学生在无锡县进行县城、乡镇、村集三级小城镇调查,发现该县小城镇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户籍人口的1/3。

关于向边区疏散人口的问题,费孝通教授指出,当前的边区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外流,另一方面却是手艺人滚滚而来。应当欢迎这些为当地居民服务的手艺人进来,设法使他们赚的钱留下来,投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得对他们采取开放政策,让他们落户。我很赞成他的这一观点。西部大开发应通过“东人西进”、“中人西移”与加速城市化进程,以人流、人气带动资金流、物流与资源开发,繁荣边区与强固边防。

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首先选择的是先进典型。吴江县地处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苏南,费孝通教授以吴江小城镇为调查点进行深入分析,触到了小城镇问题的塔尖。吴江县小城镇建设的今天有可能是其它地区发展的明天;现在在这里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将来在别的地方也会碰到。（注14）

费孝通教授相信:“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渐接近整体的”。“这个方法我至今认为是有价值的,但是也已经看到它的不足。”（注15）他对这种方法的不足,曾作过以下阐述:“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雷德菲尔德(Redfild)教授也主张微型分析,但是他后来也感到研究一个文化较高的农民社区,应当注意到这个社区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与城镇的联系。这就对我过去的方法指出了不足之处了。对中国农村的调查不能限于农村,因为在经济上它是城乡网络的基础,离开了上层的结构就不容易看清它的面貌。在意识形态上,更受到经济文化中心洗练过用来维持一定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的观念体系所控制。这里存在着一个立体的上下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但是怎样在微型分析的基础上来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当时我并没有真正解决。”（注16）费孝通教授在小城镇研究中使用类型比较法时,努力克服这种方法的不足,而以敏锐与远大的眼光,从个别微观社区展望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

费孝通教授主张联系小城镇建设的实践,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小城镇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观察范围逐步扩大,比较方法的逐步深入和观点的逐步提高。我们对小城镇这个研究对象,从模糊的一般印象里分出了类别,又从它的发展路子中分出了模式,更从各模式本身的变动中观察到它们共同的发展方向。”（注17）他非常重视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反映了他经世致用的拳拳报国之心。他说:“对于当前小城镇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一些大家在认识上比较一致的建议供决策机构参考,起到咨询作用。”（注18）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1983年,费孝通教授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注19）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把费孝通教授的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即要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的发展背景、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它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促使他进入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

1984年,费孝通教授首先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指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大体相同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路子。苏、锡、常、通都位于长江下游,都是由于乡镇工业的兴起而进入工业化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苏南农民没有把社队企业分掉,反而更有精力、更加努力地发展社队企业。（注20）他曾对苏南一位领导说:“你是做‘模式’的,我是写‘模式’的。”“苏南模式”最初的含义,是指苏南地区农民办工业,发展乡镇企业的农村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后,苏南经济增长快速,是我国率先发展的地区之一。对于苏南等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称之为异军突起。同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正如在十四大报告中所说,“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因此,总结苏南发展经验并进行理论概括,是必要的。

费孝通教授提出“苏南模式”在我国具有普遍意义。当时,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怎样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这就大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他们千方百计地去开辟种种生财之道,农民常称它为‘找活路’。各地农民处境不同,条件有别,所找到的活路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发展模式”。费孝通教授对苏南的调查总结了四条:无农不稳,即没有农业,经济站不稳;无工不富,即没有工业富不起来;无商不活,即没有商业经济活不起来;无才不兴,即没有教育和科学文化就不能继续前进。(费孝通,1998)实际上,这就是“苏南模式”。实践证明,他的这一主张与苏南20世纪80年代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是一致的。

“温州模式”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又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1986年,费孝通教授在温州调查时发现,“在外流动的手艺工人已达22万,其中经商的约10万。这是构成‘温州模式’的骨干。”(费孝通,1992)温州农民大批到外地去打零工,卖手艺,如木匠、裁缝、修鞋、弹棉花等。这些人省吃俭用,把在外地挣得的钱寄回家乡积累起来,成了后来在温州一带发展家庭工厂的启动资金,然后通过广大的运销网络出售家庭作坊的产品。“温州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注21）“温州模式”的重要特色之一,是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快、比重大。费孝通教授用“个体所有制”、“家庭所有制”界定了温州模式的特征,而区别于苏南模式的“社区所有制”。他认为:“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社队企业的发生,它的经营方式,招工和分配原则,无处不能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里找到对应,新生事物似乎都不能和传统模式相脱节,而且常常是脱胚于传统模式的。”（注22）

“珠江模式”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另一个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珠江三角洲借助邻近香港的地缘优势普遍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格局。香港的工业扩散到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企业不仅两头在外,而且可以说是主体也部分在外,利润主要部分也是要吸收到外在的中心里去的。（注23）

费孝通教授还提出了其它一些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他到淮阴、盐城、徐州等地区都做过调查,十分关心苏北的发展。1986年,他在苏北地区的一次调查就达20多天。他指出,苏北乡镇工业发展得迟,个体专业户发展得快,因此很想搞清楚专业户对发展乡镇工业所起的作用。他在淮阴总结了“耿车模式”,认为这是一条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采取简单加工的方式来发展家庭工副业的路子。他还对“耿车模式”的创新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要有现代技术,二是能人多一些,三是建设商品市场,四是对外开放。显然,这些建议都是正确的,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在河南民权县庭院经济发展中发现两条“龙”:一是果农专业以农户为单位种葡萄,乡镇企业榨汁发酵,县里的国营酒厂最终制成果酒;另一条龙是纺织品抽纱,一根针,一根线,不用油,不用电,老人小孩都能干。初成品分散在千家万户,县工艺品厂集中收去修整、漂白、包装出口。这种利用千家万户的劳动力,让他们不出院不出村就能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路子,他称之为“民权模式”。（注24）徐州的农民组成建筑队,到外地承包工程。大庆油田的厂房建筑,多年来几乎全是由苏北农村的建筑队承包的,依靠这种劳务输出挣回的钱,成了苏北农村工业化的启动资金。林县也有“10万大军出太行”。这种专业性劳务输出的富民路子,费孝通教授也把它看作是一种模式。福清县由侨胞投资兴办各种企业,甚至成为开发工业小区的发展方式。这些用现代设备和先进技术建立起来的企业,和国际市场密切相连,奠定了更为宽广的发展前途,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出了一条新路。费孝通教授称之为“侨乡模式”。

费孝通教授研究经济发展模式,是注意防止简单化、样板化倾向的。他通过对苏南模式的再认识,认为中国农村的发展应是避免强制不同条件的农村仿效一个样板。费孝通教授以发展的观点,分别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初步认识进行过反思。1992年,他通过实地调查对苏南模式提出再认识,提出“因地制宜,不同模式”的主张。并对珠江模式有了新的认识,他指出:“发展的速度快,原有的模式变化较大,新的特点正在突出,以致过去的概念已有部分过了时。”费孝通教授还指出:“过去似乎太着重了各个模式的‘特色’,也就是它们的个性,而相对地轻视了各种模式之间交相作用、相互学习而趋同的一面。”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珠江模式”,都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如果一成不变地看待这些“模式”,就会远离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我们是要防止简单化的倾向,但不应因此拒绝使用“模式”概念。“模式”也不是“样板”,并不要求其它地区简单地去模仿与照搬照抄。我认为,费孝通教授研究经济发展模式,是为了倡导人们关注与总结各地发展经济的实践,学习与推广各地经济发展的经验,因而,是十分有益的。经济圈发展模式

1984年以后,费孝通教授走出江苏,分两路穿梭进行:一路是走沿海各省,一路是走边区。沿海的一路从浙江、福建、广东到香港,可以说是从江苏向南延伸的。边区这一路从内蒙古西走宁夏和甘肃,1991年又走进大西南的山区。(费孝通,1992)从研究方法而言,费孝通教授从两个方向推进:一是横向扩展,即从对江苏省本身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发展到全国性的比较研究;二是纵深发展,即从农村—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以至整个城乡关系的综合研究。

“区域发展”、“经济区域”概念的使用与实际分析,是费孝通教授小城镇研究的深化与延伸。费孝通教授指出,越来越多的见闻和思索使我注意到经济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域基础。各区域不同的地理条件包括地形、资源、交通和所处方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均具有促进和制约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以有不同的特点,具有相同地理条件也有可能形成一个在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又可能由于某些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地带。

费孝通教授首先关注上海经济区与南京经济区的建设。他按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将江苏分成苏南、苏中、苏北三个经济区域,把长江以南的苏、锡、常三市和地处长江之北的南通市并提作为苏南区域,这是从它们经济发展上的共同性来说的,这四市可以列入上海经济区;在苏南、苏北之间划一个苏中区,把扬州市的沿江一部分和镇江、南京两市合成一块,甚至包括南通市的西部及北部在内,属于南京经济区。这种划分不同于近几年江苏经济发展规划中的提法,但对于打破行政区划理解经济区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联结南京、镇江、扬州3个城市的一片狭长的三角地区,被人们称为长江下游的银三角。费孝通教授也看好这一地区,认为南京对宁、镇、扬所组成的城市体系与上海对苏、锡、常、通组成的城市体系一样,应当对自己所处地区的乡镇工业产生较强的影响力,犹如两个相对独立的星系,各自产生辐射,照亮星点周围的太空。我曾陪同他考察过扬中,老人家对“散点式的规模经济”十分有兴趣。乡镇企业把工业犹如撒沙般地扩散到乡间,直至进入农户的家庭,使在整个乡镇范围内的居民都得到实惠。对此,他概括为一句话:“要使千家万户富起来。”

费孝通教授建议开发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他认为,长江三角洲作为一个整体,从一系列改革中得到适当的重视与扶持,不仅自身能迅速强盛,而且具有强大的能量,可以拉动广大腹地的发展。费孝通教授对上海浦东开放寄予厚望,他指出:“如果上海浦东仍像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设工厂为主,哪怕是包括兴建一些高技术的产业,它的扩散能力和辐射能力都将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与江浙,甚至沿江城市发生矛盾。即便上海能起到窗口的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的作用。上海应该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全国的贸易、金融、信息、运输、科技的中心。”（注25）这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

近几年来,沪苏浙理论界与政府日益重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15年前费孝通教授的倡议无疑是其先声。费孝通教授认为,使上海在经济上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腹地的大陆香港,这也许是更可取的一条路子。基于这一思路,他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的经济带的发展设想。

费孝通教授曾提出“港珠经济一体化”的观点,建议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这表明费孝通教授的经济区域理论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他认为,围绕香港这个中心的三个环形地带,已到广东的邻省。“1998年底我曾从广西的南宁,经玉林、梧州北上,从恭城入南岭山脉,穿过湖南、粤北回到广州。这个地区正处在上述工业扩散区的外围,看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变化,使我感觉到这里正在形成一个为香港和珠江三角洲这个经济中心服务的农副产品的供应地带,将发生独具一格的发展模式。”（注26）近年来,张德江同志推动的“泛珠三角”经济合作模式,无疑与费老的主张不谋而合。

费孝通教授曾提出建设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意见以及建立黄河三角洲开发区的问题。他主张,黄河三角洲的地域范围应当包括河口与稍微靠里一点的潍坊、淄博。

世界有“南非问题”,中国有“东西问题”。费孝通教授主张“东西合作,互惠互利”。他提出了关于西北黄土高原、西南溶岩地区扶贫开发的具体建议。这两套有关开发西部的设想,是费孝通教授在经济区研究方面的延伸。他认为,在农业传统悠久的中部地区,从农业到发展工业之间要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可能就是发展庭院经济,为广大农民切实增加收入,早日脱贫致富,积累资金,自力发展乡镇企业。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上,加快中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沿欧亚大陆桥建设一条沟通东西、平衡南北的经济走廊,需要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我曾多次跟随费孝通教授在江苏吴江、无锡、扬中等地调查,受到许多教益。为庆贺费老九十大寿,我曾发表了《费孝通小城镇研究方法与理论》一文。此后,费老仍不辞辛劳,继续进行实地调查。弘扬他始终注重实地调查的“求学之道”、“志在富民”与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注释：

注1、9、11：费孝通:《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127、128页。

注2、4、6、7、8、10、12、13、14、17、18、19、20、21、22、25、26：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7、55、49、26、109～110、2、8、32、4、576、8、539、55、282、541～542、594、576页。

注3：费孝通:《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注5：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

注15、16、23、24：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5、35、93～95、296页。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费孝通:《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费孝通:《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费孝通:《旧燕归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8.费孝通:《行行重行行续集》,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

9.宋林飞:《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阶段及其对策》,《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10.宋林飞:《费孝通小城镇研究方法与理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