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论文：中国经济忧患之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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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国经济运行状态的评估，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流行观点，只能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这两种判断中作出选择，再没有其它。然而，对于正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之中，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市场秩序尚不规范，政府和市场关系尚未理顺，经济市场化程度低的国家来说，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这里又碰到一个老生长谈的话题：是照搬照抄洋教条呢，还是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出发。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指经济总量出现失衡的状态，针对前一状态，通常采取紧缩银根的对策，以抑制需求；针对后一状态，则采取放松银根的对策，以刺激需求。但是，这种需求管理办法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只管了总量，顾不上结构。如果经济失衡是由结构矛盾引起的，或者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相互交织，它便无能为力了。其次，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总量矛盾的解决取决于结构升级和结构优化。结构矛盾是制约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长过程的主导矛盾。靠刺激或抑制需求总量的办法是不能有效解决结构问题的。再次，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消化过剩生产能力，增加有效供给，改善供求结构。90年代初，由于各地各部门竞相追求超高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急速膨胀，1993年上半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70.7%.尽管当年中央政府实行了紧缩银根，但全年投资仍增长50.6%，工业生产增长高达21.1%，盲目上项目，重复建设，重复引进，形成了过剩生产能力。纺织品和服装类产品约1/3供过于求，家电行业生产能力过剩1/2到1/3，机械行业开工率不到50%.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无视供给结构状况，无视迅速膨胀的生产能力，把启动经济的希望都寄托在扩大总需求上，那势必事倍功半。尤其有害的是，把在盲目扩张中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视为高速增长的潜在因素。如果按这种观点行事，我国经济恐怕难以走出“扩张——紧缩——再扩张——再紧缩……”的怪圈。

“有效需求不足”，这是“通货紧缩论”的重要论据。投资和消费是构成内需的两大要素。需求总量足与不足，不能根据人们的主观愿望来判断。经验数据例如上一周期年需求增长平均值可以参考，但应考虑当年需求生成的新因素和条件，以及经济的实际承受力。199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0.1%，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4.5%，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1.1%，居民消费水平增长7.7%，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8%.这样的增长规模和速度，与历史上正常年份比，或者与其它国家同期比，都难作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判断。上世纪80年代末曾出现所谓“市场疲软”。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为-7.2%，1990年增长2.4%，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为4.1%，3.8%.俩相比较，1997年经济怎么能作出“需求不足”的判断呢？如果说需求增长乏力，似乎更确切些。

但是，需求总量增长并不意味结构各部分同步增长。相反，总量增长恰恰掩盖了各组成部分增长的不平衡。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产品的供给逐步增加，最终告别了短缺，但农民收入却徘徊不前，特别是纯农户的收入出现下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1990年——1996年分别为1.8%，2.0%，5.9%，3.2%，5.0%，9.0%，4.6%；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分别为-2.11%，7.39%，7.34%，-14.35%，4.07%，6.12%，12.1%，县和县以下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0年53%下降为1997年39%.因此，真正“有效需求不足”的是占人口总数的70%的农民。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村第二步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增收致富门路涌堵。农村深化改革成为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靠放松银根是无济于事的。1989年以来实行扩张型财政政策，靠增加财政赤字和增发国债来扩大需求总量，投资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并没有改变农民收入徘徊不前的状态。1998年——2001年，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分别为6.3%，6.3%，8.2%，7.0%，均低于城市1-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2001年比上年增长5%，2000年增长1.9%.而且在农民收入平均数下还掩盖着一个庞大的贫困群体，其中，除了至今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3000万农民之外，还有几千万失业和半失业的农民工。农村市场是我国至今尚未充分开发潜力巨大的市场。近几年我国内需持续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农村市场的拓展有限。

投资持续增长乏力，并不是市场主体投资需求不足，也不是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投资领域之广，待开发的领域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可比拟的。问题出在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历史包袱沉重，不良资产比例过高，税费负担过重；加之企业改制步履艰难，改制的成本和代价巨大。在这种条件下，相当多的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都很困难，怎么有实力顾得上发展和改革？改变企业在转型时期的艰难处境，依靠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输血的办法是于事无补的。银行连续8次降息，对降低企业的利息负担是有作用的，但对激励企业投资却未起到预期的作用。用政府取代企业充当投资主体是否可行呢？显然，这是喧宾夺主，背离了改革的方向，不能长久。

求解难题：中国经济忧患之成因

价格常年下降，这是“通货紧缩论”的又一论椐。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出现反常态的走势：即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市场物价却常年处于低迷状态。在经济运行正常情况下，如果物价走势常年低迷，全面下降，这就意味着经济周期进入了衰退或危机阶段。现代经济学把衰退的原因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又归结为银根紧缩所致。所以，这种现象称之为通货紧缩，认为它是货币现象，主张转而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用流行的“通货紧缩论”能解释清楚我国当前的经济态势吗？从现象上看，除了物价低迷之外，其他方面都无法与“通货紧缩论”对上号。首先，从1997年以来经济年增幅一直保持在7%以上的速度运行，表明并不存在总需求不足的难题。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经济年增幅保持在这个区间是恰当的。一旦达到两位数，就会超越经济和社会的承受力，引发通货膨胀，造成市场秩序混乱。按照“紧缩论”的主张，只有总需求再翻一番，速度再增加一倍，物价才能转降为升。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势必重蹈1992年经济过热的覆辙。其次，现行物价指数不能充分反映转型时期的特点，不能全面反映市场物价的动态。当前，价外价，灰色价格和黑市价格依然是市场管理中的一大突出的难题。例如，幼儿园和学校以“赞助”名义收取的高额费用，聘用家庭教师支付的报酬，保姆或小时工的工资，住宅区物业管理名目繁多的收费，医疗服务方面的灰色费用等。这些付费项目已经在居民消费中占据仅次于基本生活需要的位置，而且金额和种类还有上升与发展的趋势。反映在居民消费需求结构中，随着恩格尔系数下降，用于购买基本生活资料的支出相对下降，用于服务方面的支出却绝对上升。特别是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超过了居民的经济承受力。一方面官方的价格指数下降，另方面价外价和未列入统计的价格却呈现上涨的势头。所以仅仅用现行物价指数判断经济形势，是有局限性的。再次，考虑到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严重通货膨胀，近几年物价走势在度过全面紧束之后正处在缓慢调整过程之中。如果用基期年1990年为基数进行比较，这几年物价依然呈缓慢上升之势。据统计局资料，消费物价指数1995年为183.3，1996年为198.6，1999年为199.6，2000年为200.4，2001年为201.8.但是，用环比方法计算的指数，却呈现下降的态势。因此，把两种指数联系起来分析，才能对物价走势作出恰当的判断。

论文求解难题：中国经济忧患之成因来自

所谓“通货紧缩”是否由于货币政策偏紧引起的呢？根据经验数据，只要广义货币增长高于经济增长1倍再加几个百分点，就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会发生偏紧或偏松的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货币供应一直保持适度的增长幅。1997年比上年增长19.5%，1998年14.8%，1999年14.7%，2000年12.2%，2001年17.6%.问题不在于货币总量，而在于货币投向。农业是基础产业，但农业技术改造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至今仍然为资金短缺所困。而农村金融却出现存大于贷的反常现象，农村金融机构把在农村吸收的大量存款约4000-5000亿元上调城市。在这种情况下，不改变货币投向，即使再增加货币供应量，也不能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燃眉之急。金融体制的弊端用总量政策是无济于事的。

所以，离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的大背景，对经济形势是难以作出恰当的判断的。

支撑速度与化解风险：孰轻孰重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宏观调节面临着两难抉择：即一方面要消除93年紧缩引起的负面影响，遏制经济增幅下滑的态势，另方面又要正视1992年非经济因素诱发经济超高速增长造成的后果，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潜伏的隐患，化解风险。

1992年，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掀起了一股争速度，“上台阶”的热潮，不考虑客观条件的许可，上项目铺摊子，建市场热，招商引资热，办开发区热，工业园区热，高新技术区热，房地产热，硅谷光谷热，楼堂馆所热，一浪高过一浪，形成前所未有的投资热潮。有人形容，那时期银行敞开口袋放贷，财政敞开国库花钱。货币（广义）供应量超常增长，1991年为26.5%，1992年31.2%，1993年37.3%，1994年34.5%，1995年29.4%，1996年25.4%.货币多年超经济发行，给金融业埋下了风险隐患。当时就有人指出，按照最保守的估算，4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不低于24%.从理论上说，商业银行早应进入破产程序。如今完全是靠国家信誉支撑。1998年以来，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速度是上去了，但金融隐患也在增长，财政收支严重失衡，赤字骤增，以1990年为100，1993年上升1倍，1994年上升2.9倍。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逐年攀升，1990年为12.1%，1992年上升为17.8%，1994年为20.2%，1996年为24.7%，1997年26.8%.这里说的是硬赤字，不包括或有债务或隐性债务。按照《预算法》的规定，编制预算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预算都不列赤字。但是，90年代以来，财政收支的缺口却呈现逐年上升势头。而随着改革深化，或有债务上升的势头更大。

求解难题：中国经济忧患之成因

国际经济形势也向我国提出严峻挑战。1997年6月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波及我周边国家和地区。国际金融大鳄几次冲击香港金融市场，企图染指我国内地经济。所幸的是我国未实行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这道防波堤才使我们幸免于难。否则，后果是难以设想的。然而，抵御了外患却不该无视内忧的存在。不消除潜伏的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国际投机资本随时会伺机兴风作浪，冲击我国金融市场，搅乱我国经济。所以，防外患必须除内忧。而且开放资本市场，实行资本项目人民币自由兑换不过是时间问题。化解潜伏的金融风险是开放金融市场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然而，在此同时经济年增幅又出现下滑的趋势，1993年以来每年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对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构成了实际的威胁。尽管年增长6%-7%的速度与其他国家比较，是很高的速度，但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不高，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提供的实际效益要比发达国家少得多。大体上说，我国经济增长6%-7%，也就相当于发达国家增长2%-3%.如果增长速度低于这个速度，维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安置适龄人口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适当扩大基建规模，便难以实现。在现行体制下，没有必要的速度，便没有效益；效益要靠速度拉动，速度出效益。我们喊了十多年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但至今没有变成现实。所以，90年代后期，宏观调控面临一项任务，就是遏止经济增幅下滑，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

但是，在有限资源供给的约束下，既要保速度，又要化解经济风险，却存在着难以兼顾的矛盾。不但增长要增加投入，而且化解风险需要的投入更多。补足社保基金缺口，降低企业和银行不良资产比例，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等，这些都需要国家投入巨额资金。

“发展是硬道理。”经济中一切问题都要靠发展来解决，包括化解经济隐患和风险。没有发展，就不能创造出解决问题的物质前提。但是，如果无视经济风险和隐患的存在，只顾发展和增长，继续铺摊子拼速度，那么，势必付出恶化风险和隐患的沉重代价，最终将经济拖进不可持续的泥潭。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再表明，化解经济风险和隐患恰恰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前提。当二者不能完全兼顾时，应当率先抉择消除潜伏的危机，在化解并最终消除危机的前提下，使经济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有限资源的分配，既要优先用于化解风险，同时又要使经济增幅适应发展的最低限的需要。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例如爆发了全面危机，才有必要全力以赴克服危机，以暂时牺牲增长和发展为代价度过难关。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出路。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如果把着眼点放在转变增长方式和深化改革上，而不是求助于扩张性经济政策支撑速度，解决矛盾的空间是很大的，消除潜在危机和保持必要的速度是可以兼顾的。

近几年推行扩张性政策，虽然支撑了速度，但同时付出了加大亦已存在的风险和隐患的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负面影响将会日益显露，深化改革的路途将更加崎岖，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将更艰难。体制是推动经济快速？高效？稳步？持续发展的长期起作用的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政策却是因时因事因地制宜的暂时起作用的因素。当前，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已经成为继续推行渐进式改革，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的一大障碍。经济隐患不是孤立的，它是和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的。经济隐患是经济不稳定的根源；经济不稳定又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因此，从确保全局的稳定出发，在争速度和消除忧患之间作出抉择，孰轻孰重，是不难理解的。

被市场边缘化的弱者：农民

工业化和城市化随之而来的是农村经济市场化，农村被卷进市场经济大潮，农民成为市场的参与者。市场通行的是弱肉强食法则。农民是天生弱者，农业是天生的弱势产业。因此，任何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过程中都会面临如何对待农民和农业的问题。特别是象我国这样的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大国。

在社会主义经济史上，无论是苏联，或中国，都曾经通过对农民征税和实行“剪刀差”政策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这个政策“把农民整得很苦”（语），实际上是变相剥夺农民。工业化并没有给农民直接带来多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相反，造成了普遍贫困，城乡二元结构趋向稳固化。

回过头来看市场化过程中农民的命运如何呢？近二十年推行了市场化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城乡经济全面市场化，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改革的步骤却是以城乡二元结构为立足点，按城乡两大板块分别分步推进的。板块式改革模式虽可避免一体化改革带来的强震，但通过以下的分析，将可以看到它的局限性和弊端。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缺位。建国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一直偏向城市，轻视农村，是名副其实的“城市”社会保障。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不公平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甚至还在强化。近几年迫于城市失业剧增的压力，城市社保体系的建设加快了步伐。但农村社保制度至今依然缺位。虽然稳定土地使用权事实上起着社会保障的作用，但决不能取代现代文明社会创造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开放初期，依靠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建国以来农田水利建设的物质基础，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农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贫困人口减少。但随后却出现了大量返贫现象，因疾病致贫，因灾害返贫，因经营亏损破产，因失业而返贫，因税费负担沉重而致贫等，农村出现了一个人数不少于原有贫困人口的新的返贫群体。由于政府拨付的扶贫资金有限，而农村社保体系迟迟没有就位，致使农村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稳。同时，由于农村社保体系缺位，阻碍了土地资源的合理流转和优化配置。土地作为商品，按市场规则运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如果没有社保制度为前提，一旦农民失去土地，便失去了生活保障。

求解难题：中国经济忧患之成因

——土地流转中农民遭到变相剥夺。土地现在还不能作为商品自由流通，政府依法对农民承包的土地实行有偿征用制度。由于没有依法监管的规范化的统一的土地市场，由于农民不拥有土地处置的自主权，由于房地产业过度投机，普遍存在着征地补偿费过低，农民利益受损。土地补偿费与土地最终售价每亩相差十几倍到几十倍。例如，南方某市，每亩补偿费只有2万多元的地，拍卖价竟高达100多万元。通过征地“剪刀差”，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被剥夺了20000多亿元。巨额暴利驱使许多地方上演了一幕幕新的“圈地运动”。按照每征一亩地就有1.4个农民离开土地，每年征用300万亩左右计算，就有400多万农民失去土地。据国土资源部的资料，2002年上半年信访部门受理的案件中，有73%涉及征地问题。现在城市化热潮正在兴起，“经营城市”的口号势将引发更大的“圈地运动”。有农民愤慨地说：“别人发财用我们的命根子铺路。”

——农民就业和致富的机会不公平，甚至受到歧视，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目前全国离乡就业的农民工已超过9400万人，务工收入约占农民纯收入的30%.但是，当前的状况是，城市化滞后于农村人口的转移，城乡统一的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又滞后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这两个“滞后”已经产生了负面效应：户籍管理制度虽有松动，但附加了种种限制条件，绝大多数农民工过着“二等公民”“三等公民”的生活，许多人栖息在工棚或贫民窟，无权享受市政当局用国有资产举办的福利设施，子女不能进入公立学校或幼儿院，干的是城市居民嫌弃的苦活重活脏活和危险工种，不少厂矿或工地没有必要的安全保护实施，伤亡事故经常发生，受害职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拖欠血汗工资克扣工钱且数额巨大，一旦失业既得不到救济金又得不到再就业培训，从事个体经营要负担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尤其令人费解的是，有些地方雇佣了几百万上千万的农民工，但在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时却剔除了农民工，不计算农民工的贡献。

——政府垄断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流通的体制，束缚了农民经营自主权，窒息了市场机制作用，农民利益受到伤害。上世纪90年代后期，作为深化改革重要步骤，推出了粮棉流通新体制，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办法。新政策实施的结果却产生了设计者始料不及的负面效应：喂肥了粮贩子和不法之徒，损害了农民，背上了财政补贴的包袱。它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私商与收购员互相勾结，任意压级压价，将农民拒之门外，乘机低价收购，然后再按国家定价卖给收购站，或者收购人员按优价收购私商出售的劣质粮棉。结果，政府的保护价没有保护农民，却中饱了不法分子的私囊。现在此项政策作了改变，但粮食部门经营亏损却成了财政的沉重包袱。长期以来，国家对农业的保护政策始终没有到位，财政对农业的补贴不是直接给予农民，而是落到流通环节。目前粮食部门亏损挂帐已高达4000多亿元。

——收入分配不公，农民负担沉重。目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约为3：1.如果和城镇职工年均工资比较约为4：1.但农民的税费负担却比城市居民高。农业税按田亩征收，类似个人所得税，但没有起征点的限制；三提五统，按产量和收入提取，包括地租和所得税；营业税，或市场管理费，按销售额交纳。农民还承担大量的城市居民所不缴纳的名目繁多的税外费。其中，一项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70%由乡镇财政负担。而乡镇财政连“吃饭”都保不了，不得不转嫁到农民身上。义务教育有名无实，致使农村学龄儿童辍学率居高不下。另一大项是农民要供养大量的在编和不在编的“吃皇粮”的乡村干部和其他脱产人员。仅以在编人员1200多万计算，大约75个农民供养一个脱产人员。某省每个乡镇财政供养人员平均多达448人。近二年农村费税改革艰难，有些地区出现回潮，有些地区明减暗不减，主要是因为减负未改体制，没有触动庞大的官僚体制。

——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普遍实行私有化，并未取得“一私就灵”的神效。改制一没有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结构升级，没有走出整体低效益，高消耗，高污染，粗放经营的低级阶段，以至政府不得不下令强制关闭“五小企业”。二是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安置就业人数绝对数减少，比1996年减少1000多万。三是产生了一个新生的权贵阶层。在改制过程中，有些原来的企业领导人或乡镇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掌握了企业产权，摇身一变成为私人企业主，廉价或无偿地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

分析表明，“三农”本应是扩大内需的主体，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动力源，但是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却被市场进一步边缘化。而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少直接的物质利益。

扩大内需：一篇尚未破题的文章

扩大内需，不仅有利于近期遏止经济减速，而且能够给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的动力。这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近几年实施这一方针是有成效的。但是做好扩大内需这篇文章却非易事。

求解难题：中国经济忧患之成因

近几年，政府实施扩张性经济政策刺激需求，并提出了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坚持的方针。反思实施的过程和结果，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扩大什么内需，怎样扩大内需，如何处理内需和外需的关系，以及需求和供给的关系等问题，从中找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宏观调控政策作为反周期的相机对策，应视导致周期的原因，采取扩大需求，或者改善增加供给，或者二者并举的措施，以熨平周期。基于对我国90年代后期经济态势的判断，实行了旨在克服“需求不足”的扩张性经济政策。现在还要继续执行此项政策，保持政策措施的连续性。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扩大内需这篇文章有了好的命题，但是还不能说已经破题了。

——是以产值增长速度唯此为大，还是以扩大内需为宗旨。

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们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是为了消费，并依赖消费。与消费需求相脱节或对立的生产，是注定要衰退的。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总是片面追求产值高速增长，给经济建设造成很大损害。改革开放之初，早就明确提出转变增长方式。但时至今日经济增长和发展依然被这只无形的手所左右。提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初衷，就是要保速度。产值增幅是第一位的，需求是第二位的，是为了保速度。虽说中央计划不再是指令，但依然是考核各级干部的重要指标。各地方，各部门竞相攀比产值增幅。不管是否能增加消费需求，只要能提高速度，什么办法都用上。近几年，上下都认为“需求不足”制约了经济增长。但读一读历年发表的统计公报，除了个别区省，没有几个省市经济增长速度等于或低于全国的增幅。经济高增长与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需求不足共生形成了强烈反差，而且随着经济发展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经济高增长与城乡贫困人口数量剧增形成对立，这些反常态的现实难道还不足以令人反思吗？

——是以公共设施建设为投资重点，还是以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升级为重点。

内需的一大项就是投资。投资是和最终消费需求相对而言的生产消费需求。按照资金投向和用途，可分为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投资。我国是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空间是十分广阔的。但有轻重缓急先后之分。近几年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国债投资选择了公共基础实施建设为重点。现在我国交通运输状况已经有了显著改善。但是，把基础实施建设作为中长期投资重点，是否恰当，有必要进行探讨。首先，从加快工业化的要求来看，应当大力发展制造业，加快制造业的技术改造，使之成为改造和装备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主导产业。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能超越的，是第三产业或高新技术产业所无法取代的。经过50多年的建设，我国制造业发展已有相当规模。但是，与发达国家比较，规模过小，在世界制造业生产能力中所占份额仅为0.18%；技术层次低，每年投资所需要的设备约有40%-50%靠进口，机械工业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仅有1/10；产品附加值低，加工贸易占出口额40%以上。因此加快制造业技术改造和技术更新迫在眉睫。同时，外国的经验表明，一旦经济衰颓或不景气时，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固定资产更新，恰恰是扩大内需，启动经济的有效机制。近几年在投资方向上，历年更新改造资金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过低，平均不到15%，最低的年份不到1%.其次，近几年基础实施建设在选项和建设标准等方面，存在着超越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例如，世界上第一条商业运营的磁悬浮列车轨道的建成，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居世界第二位等，这些建设项目都明显过分超前，耗资巨大，实效低。再次，在安置就业，增加居民消费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所起的作用有限。2001年和1997年相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近50%，而最终消费仅增长35.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增长了1.6个百分点，为59.7%，依然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其中居民消费的比重还降低了0.1个百分点，仅增长31.7%.可见，消费比重偏低的状况并未改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依然受到限制。至于投资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则成下降的趋势。投资每年都以两位数的增幅上升，国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1.5-2个百分点，然而失业率上升的势头却得不到遏制。

——扩大内需，要不要遏制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

国外的经验表明，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是无法根除的。但必须遏制和调控。否则，任其发展，必然导致灾难性后果。远的不说，近期美国所谓“新经济”的破灭，纳斯达克股指狂泻，日本10余年经济衰退至今不见曙光，便是例证。在我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泡沫经济所产生的危害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是房地产虚热造成的经济泡沫。土地使用权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以及房屋商品化，给房地产行业提供了牟取暴利和寻租的机遇，掀起了炒作房地产的投机热潮，致使房地产热经年不衰，即使房屋空置率骤升，烂尾楼成片，银行贷款无力偿还，房地产价格依然居高不下。以权力为依托的垄断经营，将市场调节拒之门外，这是我国市场经济一大特殊景观。2001年与1997年相比，用于固定资产更新改造的投资增长了51%，而房地产投资却增长了109%.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商品房空置总量已经达到1.3亿平方米左右，其中有一半的房屋已经空置了一年以上，占压资金2500亿元，不良资产居全国各行业之首，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高达85%.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大刮“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之风，给房地产业虚热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其次，股市过度投机形成的泡沫，虽然对居民和政府增收有暂时的效应，但泡沫注定是要破灭的。一旦股市狂泻，众多中小投资者将被推入破产陷阱。我国股市发展已初具规模，股票市值4万多亿元，上市公司1200多家，投资者6000多万。近2年股市低迷，股指大幅下跌，沪指从2001年高点2245点下跌到目前的1400点，投资者财富缩水。但目前股市的市盈率依然是世界最高的。尽管利好的信息不断，但股市依然没有重现昔日的“繁荣”。当前，应当利用股市低迷时机，整顿和规范股市，处理好维护投资者利益和经济发展整体利益的关系，稳中求进。

——扩大内需的新难题：外需与内需的关系。

明确地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建设的长期方针，无疑，这是完全正确的选择。扩大内需与扩大开放，并不是对立的。但必须明确，开放是为了扩大内需，为了全国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因此，开放应服务于扩大内需，服从扩大内需。这个主从关系是不应也是不能颠倒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摆正内需和外需的关系，由于受部门利益和产业结构的制约，依然没有解决。首先，在某些行业中，借进口贸易，将扩大内需转换为扩大外需，冲击了国内市场。有资料表明，内需仅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占27%.目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所需设备有2/3来自进口，而机械行业却严重开工不足，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仅为51.86%，每年贸易逆差高达数百亿美元，投资对扩大内需的实际拉动作用大打折扣。其次，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依存度过高。目前，进出口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高达60%，为世界大国之最。美国在世界贸易额中占居32%，但美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不到20%.内需依然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我国是正在推进工业化的发展中大国，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眼下对维持经济增长速度有一些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弊多利少。一是不利于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把有限的资源都消耗在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以廉价的劳动成本换取外汇，得到的回报是以延缓和牺牲工业化为代价，换取出口高速增长。二是不利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目前，我国出口的大宗商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即使这些商品在品牌和质量方面也缺乏竞争优势，更不用说在设备制造业，高新技术贸易方面，至今我国还没有取得与世界第6贸易大国地位相应的份额。三是加工贸易比重过大。我国的出口企业大都是处于产业链的末端，为外国跨国公司从事零部件加工或制成品组装，充当国际打工仔，出卖廉价的劳动力，高额利润为外国公司所得。四是对外依附性强，风险大。我们一方面要承受世界市场景气变幻的冲击，同时还要为跨国公司承担经营风险和研制开发风险。所以，继续把出口额作为显示外贸政绩的唯此唯大的指标，是十分有害的。“出口多元化”不是外贸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

——“减员增效”：作茧自缚之策。

城乡贫困人口剧增是导致最终消费乏力主因。近几年，我国经济出现的又一反常规现象，就是经济高速增长，而城乡贫困入口却大量增加，引起居民购买力相对萎缩，最终导致经济持续发展受阻，不得不求助于扩张性经济政策。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方面来反思，不能说与制度设计和决策不当无关。早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就业形势就呈现日趋严峻之势。据有关专家的调查资料，1993年—1996年，城镇失业职工人数年均以48.7%的增幅上升。1997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2%，失业人数约600万人，下岗职工约1400万人，不包括停产半停产的在职职工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农村还有6000万贫困人口。如此庞大的贫困群体，对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形成了巨大的压力。面对就业的严峻形势，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本应由反通货膨胀转向反高失业，一方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社保资金的投入，减少贫困人口；另方面广开就业门路，实施再就业工程，降低失业率，减少企业改制的成本和代价，并使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基本群众利益得到应有的补偿。但是，政府却按照“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原则加大了企业改制的力度和强度，对已经出现的下岗潮和失业潮推波助澜，以至使下岗和失业人数空前剧增。当政府实施扩张性经济政策时，面对的不仅是社会投资不足，而且还有一个导致消费需求萎缩的待救济的贫困群体。

“减员增效”，这原本是企业为了解决因冗员而增加成本致使利润下降而采取的办法。它的适用对象和范围是明确的，有限的。如果政府将它确定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在全社会范围普遍推行，企业纷纷裁员，必然导致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待救济的贫困人口上升，从而引起居民有购买力的需求下降，即使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最终也是难逃经济衰退的厄运。普遍减员，就是普遍减效。当前我国的现状就是佐证。

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冗员。这是个制度性问题。解决这个难症不能下猛药。欲速则不达。俄罗斯“休克”至今15个年头还没有结束“疗程”，代价是巨大的，教训是深刻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既要解决国有企业人浮于事，又要实现经济稳步增长，防止经济衰退，这确实是个大难题。

在推行“减员增效”的同时，近几年还出台了住房商品化，废止了公费医疗制，实行非义务教育收费等多项改革。这些改革都需要大幅度增加职工的支出。但工资制度却没有相应地进行改革，依然实行的是不完全工资制。广大职工对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都不看好，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节制消费，增加储蓄。这是导致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

分析近几年政府出台的改革步骤和政策措施，似有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不当之处。一方面，用一只手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另方面，用另只手遏制消费需求，导致经济持续增长乏力。这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迟迟不能淡化，不能收场的重要原因。

——症结：消费和积累比例失调。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主流观点是“有效需求不足”。但是，“有效需求”是指投资需求还是指消费需求？从政策取向来看，是前者而不是后者。1998年以来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发6500亿元国债，主要用于投资。1998-2001年，预算内基建投资分别增长77.7%，44.8%，7.78%，2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13.8%，5%，10.2%，13.05%.高投资拉动了经济高增长。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7.8%，7.1%，8%，7.3%.但是，同期居民人均收入增幅既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更大大低于投资的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5.1%，7.9%，7.5%，9.2%；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分别为3.4%，2.2%，1.9%，5%.结果，导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积累率从1997年的38%上升到2002年42.1%；消费率从58.1%下降为57.9%.居民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比重从80%下降为77.9%；农民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从50%下降为44.3%.2001年，城乡居民最终消费人均每天仅为9.8元，略高于联合国的1美元作为贫困线的标准。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重积累轻消费，高积累低消费，是导致我国经济长期不能步入稳定持续增长的久治不愈的顽症。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过热，积累率高达38%-38.5%；90年代初期，经济连续4年两位数的增幅，积累率高达39.3%-43.5%，最后不得不紧缩银根。当前，有些行业和地区在利润和“政绩”的驱使下，出现了盲目上项目扩大投资的“虚”热。局部过热已经是不容争辩的事实。经济局部“虚”热引起的隐患是不能不引起足够重视的。但是，按照目前靠继续增加投资来克服“有效需求不足”拉动经济的思路，必然加剧积累率过高引起居民消费需求继续相对萎缩，从而遏制经济增长内生机制的作用，而且还会导致经济过热。

当前，我国经济中，一方面，积累率过高，另方面，物价指数长期低迷。这是一种奇特的经济现象。原因在于，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势既不同于90年代初，也不同于西方国家。首先，我国现时市场供求格局已经改变，基本消费品和主要投资品的供给告别了“短缺”，因物资供不应求引起物价上涨的历史不再重现。其次，居民消费需求受到来自积累和改革的双重压力，以至出现投资热与消费相对萎缩并存的现象，导致消费品价格长期走低。再次，投资拉动消费的传导机制受阻。在一般情况下，投资能够直接和间接地拉动消费。但在我国当前经济转型时期，从投资到消费的传导机制却被阻隔。近几年，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乏力，而居民储蓄余额却超常增长。1998-2001年，分别增长17.1%，11.6%，7.9%，14.7%.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项改革，阻碍了储蓄向消费转化，阻碍了有购买力的需求变现。最后，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投资领域对外商实行国民待遇，外商以进口设备抵扣投资予以税收优惠，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高积累高投资的压力，所以允许积累率短期略高。目前我国的积累率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长此以往，难以为继。

老生常谈话改革：尊重客观规律

解放思想是“求是”的前提。但解放思想如果背离了实事求是，就会陷入唯意志论的陷阱，重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覆辙。

1.改革要从我国生产力的现状出发，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要求办事。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改革大业的根据和出发点。无论目标模式的选择和设计，或者实施步骤和方法，改革战略和战术的抉择，都必须按照这个规律的要求办事。经济体制本质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经济改革实质上就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

有人认为，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既然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就只能向西方国家学习，拜西方经济学大师为师。但是，学习不等于照搬照抄，改革不能依样画葫芦。这些年在改革的进程中，经常出现方案夭折，模式走形，功能扭曲，改革异化的现象。例如，股份公司是国有企业改制可供选择的一种形式。现在许多企业已经挂上了股份公司的招牌，但大都是名不副实的翻牌公司，企业并不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企业经营资不抵债，实行破产制度，这原本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但在全国范围却刮起了一股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风潮，银行蒙受巨大的损失；股票上市流通，原本是为了搞活企业，为企业和投资者开辟一个融通资金的渠道，但在我们这里却蜕化为从股民兜里圈钱，为国有企业脱困提供一条捷径；中介组织本应以公正公平服务为宗旨，不以赢利为目的，但这些年如雨后春笋建立的各种各样的中介机构却异化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营性组织，以至与客户串通一气弄虚作假，坑害公众，欺骗政府，等等。改革走形，机制异化，功能扭曲，如果仅仅是个别的偶而出现的现象，那还可以理解。问题在于，这些现象恰恰是大量的，普遍的，反复出现的，久治不愈的顽症。这是令人深思的。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怀疑改革的方向。我们对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义无返顾。但是，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按照生产力决定作用的规律的要求办事，改革必须从我国生产力现状出发，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中国与其他经济转型国家不同之处，经济方面主要表现在：现代工业与小农经济并存；现代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并存；人力资源数量巨大和整体素质低下并存；自然资源总量大和人均资源稀缺并存；资源公共占有和非公共占有并存；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和政治权力集权化并存，等等。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对接，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证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可逾越的中国社会发展必经的阶段；全面私有化，是历史的大倒退；全盘西化，此路不通。进行市场化改革必须遵循中国社会自身固有的，而不是人们强加给它的客观规律。俄罗斯的殷鉴不远。“休克”私有化，不可取：“渐进”私有化，也不可为。这是一条死路，它只能进一步激化现存的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导致改革背离“共同富裕”的目标，失去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

2.要用实践来检验理论和观点。改革是前无古人的艰难事业。20多年来我们一直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行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没有或不需要理论指导。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明确的。然而，在具体运用层次上，一些理论观点却需要经过实践检验决定取舍。

例如：——在收入分配领域，多年来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指导原则，实践的结果，却是始料不及的：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贫富分化加剧，贫困人口骤增。按照实践的标准，有必要对这一原则重新认识。首先，它没有区别宏观经济分配和微观经济分配，再分配和直接分配。如果是指国民收入再分配，它是要解决初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问题。因此，这里应当遵循的原则，不是“效率优先”，而是“公平分配”。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原则就是公平，公正。如果它是指企业层面的分配，即初次分配，这里是必须讲求效率的。但必须以公平，公正为前提，实行等量劳动即等价交换的原则。分配的效率来自分配的公平公正。违背了公平公正原则，效率必然受到损害。虽然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是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但在现阶段它是唯一可行的公平公正的分配原则，恰恰正是这个原则是市场经济共有的基本规律。在这个领域，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存在谁优谁次，谁主谁副，谁先谁后的问题。二者之间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相互影响。其次，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公平，就是劳动的平等权利，就是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报酬的平等权利。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依然是人们的谋生手段的条件下，舍此，别无选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对按劳分配本意的曲解。再次，从分配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来说，分配是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的需要，人类自身繁衍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讲效率的分配是不存在的，完全没有效率的分配是没有的。有的西方学者早就对“效率优先”的分配模式表示疑问。英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德说过：“以效率为依据所要求的实际工资率模式，可能会有利于极少数富裕的财产所有者”，“这已经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效率，公平和产权》）他的看法来自西方国家的长期实践，而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现状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

——“民族经济”过时论。时下，有一种论调：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大量出现，民族经济，民族产业，民族企业已不存在，国家经济利益也发生了变化。随着跨国公司的进入，生产，加工，销售，投资，融资实现全球化，跨国公司的产权国际化，跨国公司的国籍淡化，越来越深地融入东道国整体经济之中，成为东道国的公民，成为“本土企业”，给东道国缴纳税金，安置就业，促进增长，这就使国家的经济利益的含义发生了变化。这一观点可称之为新“三无世界论”，即无民族国家利益，无民族经济，无民族企业。“三无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对实践是有害的。首先，它无视当今世界存在国家的客观事实，否定了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世界市场一体化的趋向，并不意味着从此进入了大同世界，国家走向消亡。相反，世界市场一体化过程自起步之日起，就充满了国家间，国家集团间的矛盾和斗争，甚至战争。二战后，这一过程大大加快。但世界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远不是平等，公平，公正的；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仍然可望不可及；这里通行的是生存竞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法则；几个经济强国居主导地位，超级大国把对外经济贸易作为其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世贸组织的建立并没有改变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它的现行规则又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按照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原则制定的。其次，跨国公司的产生并非自今日起。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适应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和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今非昔比。但是，第一，跨国公司的所有权性质并未根本改变。无论股票如何分散化，国际化，股票控制权依然掌握在垄断财团或寡头手中。对于垄断资本来说，股份化意味着以少量的自有资本控制大量的他人资本，从而增强资本控制权；意味着经营风险分散化，从而将经营风险转嫁到公众身上。股权分散化与所有权社会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第二，跨国公司的经营宗旨也未改变。它进入别国不是来扶贫济困，不是来赞助工业化和现代化，而是为了占领对方市场，利用廉价劳动力，获得稀缺资源，从而牟取垄断利润。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依靠跨国公司实现的；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依靠跨国公司摆脱了贫困走向民富国强的。对跨国公司开放市场，引进一个竞争对手，是为了在与强者的博弈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跨国公司的本意并不是希望为自己培植一个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但这是不以它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无奈的选择。第三，“经济全球化”并非意味着国家主权消亡，国家间利益趋同。“经济全球化”是个内涵杂乱，外延无边的概念。如果将它理解为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趋势，那么，由于国家间经济上相互依存，国家间利益便有一个交汇点，这个交汇点就是国家间利益共同点。实现共同利益，达到互利，是靠等价交换的原则。而等价交换是以承认各自主权和产权的独立性不可侵犯为前提的。跨国公司进入别国从事生产和营销，成为东道国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但它决不会因此成为与民族企业无区别的东道国的公民，改变了产权和国籍。纳税，那是它应尽的义务，不过是取之于彼还之于彼，羊毛出自羊身上。安置就业，这正是它利润的来源。而且它吸纳的劳动力数量远抵不上因它参与竞争而破产失业的人数。对引进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则要具体分析，当它的国家景气指数上升时，它会增加廉价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进口，从而带动出口国经济增长；当经济衰退时，转嫁危机是它惯用的伎俩。我们曾经迷恋“以市场换技术”，但得到的回答是：市场是非要不可的，技术则要另开价。我们花大钱买来的是二三流甚至是淘汰的技术，而无偿让出的是对跨国公司生死攸关的市场。市场在当代经济中是最稀缺的珍贵资源。“市场无价”，这是当代经济中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荒谬现象，也是如今世界经济关系不平等的重要表现。最后，在开放的条件下，跨国公司的进入是否改变了国家经济利益的内容呢？国家经济利益是否就是税收，就业，增长？东道国的利益与跨国公司的利益是否便因此融合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必须分清国家根本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本国利益和跨国公司利益，民族利益和世界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过时论”的潜台词是“退出论”。在他们看来，在竞争性产业领域，跨国公司的作用与本土企业是一样的，与东道国的利益已融合，那么，“民族企业”便可退出，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希望便可寄托在跨国公司身上。这种主张的利益倾向是十分清楚的。有的人在谈论国企改革时念念不忘“产权明晰”，产权改革唯此唯大，但在谈论跨国公司时却鼓吹“无国籍，无产权”，令人费解。

3.改革要从客观条件的许可出发，量力而行，不能只讲必要性紧迫性，不讲可能性和客观条件。

我国经济改革选择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这是我国生产力发展趋势决定的必然选择。但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起点，比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要低的多，物质基础要薄弱得多。先天不足是我国改革的一大弱点。我们采取恰当的改革战略和战术，可以缩短与这些国家经济上的差距，弥补我国经济上的不足。然而，我们绝对不能超越生产力和其他客观条件的许可成就改革大业，必须重视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在条件上下功夫。

改革现在已经进入到新时期新阶段。和以往的改革不同，新阶段改革具有高投入，高成本，高代价，高风险的特点。改革的对象，领域，范围，内容，涉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牵连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这是全社会利益大改组，大调整，大分化，重新组合的时期。因此，任何一项改革措施出台，都必须考虑各方面的经济上，心理上的实际承受力，全面分析可能产生的正面和负面效果；任何一种方案的实施，都必须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合理地进行利益再分配，决不能让少数人侵吞改革的成果，而将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强加到广大工农群众肩上。

然而，在改革的实际工作中，有不少方面却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例如，在劳动就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面，是量力而行，稳步推进，还是一揽子改革，一步到位。

近几年，城市改革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数量，速度，推出一系列措施和步骤：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扭亏增盈；取消福利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改革公费医疗，实行医疗保险，大病统筹；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实行非义务教育自费；改革退休制度，建立养老保险等。改革有以下新的特点：一是出台的措施多，涵盖面广，涉及到城市各行业，各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直至每个家庭，每个社会成员。二是改革的深度和难度大，通过这些措施全面彻底改革就业和社会福利制度，“打碎铁饭碗”，废止原来实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直接牵动亿万职工和居民切身利益的损益。三是改革的时间紧迫，要求在限定的时间内措施到位，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四是改革重点主要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城市非国有企业的业主和职工的利益不仅未受影响，相反受益。

这些改革措施是市场化改革应有之意。这里不讨论各种改革方案的优劣，仅从改革的战略战术来探讨出台的时机，步骤和改革应遵循的原则。首先，利益的分配和调整没有充分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长期为国家建设作了重大贡献的基本群众承担了改革的成本，代价和风险。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先富者享受了改革的成果，但很多人逃避对社会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二是职工损益没有得到足够补偿，政府对职工的历史欠帐过多。我国企业冗员数量大，是体制造成的。失业不是自愿性的，也不是结构性的，而是特殊的体制性失业，责任主要在政府。因此，解决冗员不能简单地采用裁员的办法。况且，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制，即不完全工资制。工资中本应包括用于社会保障的部分已经扣除，作为财政资金预留在政府预算之中，形成政府对职工的负债。因此，在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时，应给职工足够的补偿。三是分配制度没有相应地进行改革，分配秩序混乱，收入差距全面扩大，贫富分化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就业和社保制度按现行步骤改革，对缓解社会矛盾不会起到有益的作用。失业大军和贫困人口急剧增长，政府和社会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沉重的代价。

——国企脱困和企业改制能否超越客观条件的许可“速成”。

在我国改革史上，国企改革起步最早，措施最多，但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从实行利润分成开始，我们做过种种选择和尝试，最终确定了大中型企业改革以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为参照模式。本文不探讨这种企业模式是否适应我国基本制度以及是否是理想模式，仅分析建立这种企业制度所需要的条件。西方企业制度的演变经历了几百年的过程，现行模式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并不是终结的理想制度。我国改革没有必要重复这一过程，能够实现跨越式变革。但能不能做到，则取决于能否创造好必要的条件。条件成熟了，则水到渠成。其中，必不可少的条件，例如，改革政企不分，党企不分的制度，把对企业的管理纳入法治的轨道，实行依法治企。我国体制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政治与经济合一，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政企合一。企业改制不触动这一点，现代企业制度便有名无实。近几年有些改革措施不是推进政企分治，而是强化政企合一，背离了改革方向。企业改制是不能避开或跨越政治体制改革的。又如，企业改制必须卸下历史包袱，轻装上阵。如企业办社会，资产负债率过高，人浮于事，等等。解决这些难题，企业自身是无能为力的，必须由政府出资，协调财政，金融，劳动，以及其他公共服务部门，统筹安排。这不仅受政府财力的制约，而且必须有劳动就业，银行金融，教育，社会保障等行业方面的改革相配套。但这些部门却自顾不暇。再如，股份公司是股份经济中的企业形式。它是近代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以证券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善为条件的。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普遍推行股份制时，证券市场还在酝酿之中，股份公司对人们还是陌生的。企业领导人对建立股份公司的热情奇高，但盲目性很大，大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个缺陷可以通过学习来弥补，但市场发育却是无法人工合成的。总之，企业改制重要的，不是改换名称，而是转变经营机制；经营机制能否转换，怎样转换，则取决于客观条件。在条件不成熟时，用行政办法或者用变相搞运动的办法人工合成现代企业制度，可能事倍功半，欲速则不达。

并非结语的话：回到“西柏坡”

党中央新一届领导上任后集体去西柏坡“朝圣”。此举深得民心。这一行动具有象征性意义，重要的是要把宣言和承诺付诸于行动。理论时下已不再是稀缺资源，短缺的是行动。

说到“西柏坡”，不能不指出对经济中的隐患推波助澜的三股浊流：一是官场上和城市建设中的奢靡腐化的浊流；二是经济腐败和权力腐败合流；三是工作中的浮夸形式主义爱做表面文章报喜不报忧。这几股浊流相互推波助澜汇合成恶浪，冲击经济改革，吞食发展的成果，吮吸人民的血汗，侵蚀党和政府的机体，毒化社会风气和人的心灵。现在，我们面临着安置下岗职工，降低失业率，加快农村人口转移，减少财政赤字，弥补社保资金缺口，降低银行不良贷款比例等艰巨任务，却苦于财力不足。其实，出路和办法是有的。只要有决心，有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譬如，只要坚决严令禁止公款邀请和公费旅游，每年就可以省下数千亿元；只要坚决刹住城市建设中的奢靡之风，禁止兴建奢华的楼堂馆所，每年就能够从固定资产投资中划拨几千亿元用于改革方面的需要。这些问题既然久治不愈，看来只能求助于立法。至于反腐败，近几年力度不能说小，但势头并未得到遏止。有人把时下反腐败比作割韭菜，割了一茬长一茬；有人说枪子敌不过票子，一不怕关，二不怕死；有人面对西方国家丑闻迭出，认为腐败是市场经济的产儿，割不断，理更乱。这些悲观论调是站不住的。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只能束手待毙，任这个毒瘤腐蚀党和政府的机体，最终重蹈苏共的覆辙。面对反腐败的严峻形势，我们应当吸取这些年反腐败的经验和教训，从制度和体制方面消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切实贯彻执行“依法治国”，把党的领导纳入法制和法治的轨道，对权力实行监督和制约，杜绝权力通向腐败的路径。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已不容迟疑。

“位卑未敢忘国忧”。这是我不自量力写这篇拙文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