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太平洋计量经济模型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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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太平洋计量经济模型的理论意义

在本部分，我们将对上面建立起来的计量模型进行验证，并探讨其理论意义。

1、“不均衡发展”模型的表现

计量模型对现实经济的解释进行了多种尝试，在此，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将重点放在“不平衡发展”的表现能力上。首先，请看表1，这是对环太平洋诸国（或地区）从1995年到2025年期间以5年为一个阶段的实际增长率的预测（以美元计价）。由于这个预测是在1998年初即亚洲金融危机深化期间进行的，因此，有人评价这个预测结果“过于乐观”，但是，总的看来，其后的发展证明这一预测大致是正确的。包括该预测期间在内，1950年后的约75年间，如果以线段表示各国、各地区以美元计价的高速增长时期，其结果如图1。如图1所示，不管哪个国家或地区，肯定会有30～50年间左右的高速增长时期，所谓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只不过是高速增长时期在它们之间的移动。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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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过国际资本移动看国际相互依存关系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我们的模型还显示出其它种种饶有趣味的结果。表现国际相互依存关系是该模型的目的之一，因此，在表2中显示了：10个国家或地区中的其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本积累增加对其它国家或地区GDP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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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下受影响的国家或地区。由表中可知，除了极少数外，该影响大都为正。这表明，“过剩”的资本会导致利润率下降，进而导致他国（地区）流入该国（地区）的资本减少或者该国（地区）资本向他国流出扩大。因此，本模型中的这个机制会对其他国家（地区）的经济产生正面影响。

从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产业空洞化”。“产业空洞化”是日本经济增长的结果，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其成果的活动。这一“转移”尽管对日本来说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停滞”，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却意味着经济发展。只要上述国际相互依存关系存在，日本就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分享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处。

3.生产率提高对他国（或地区）的影响

下面的表3显示了：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率提高对其它国家或地区GDP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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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前述资本积累总体上正面影响占主导地位来说，该表的首要特征是，负面影响是主要的。其原因在于，该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率提高，提高了该国家或地区相对于其它国家或地区的相对利润率，进而带来了吸引其他国家或地区资本的效应。

在该表中，尤其值得提醒读者注意的是，第1行中所示的美国的生产率提高对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波及效应。其发生作用的方向如上述，在这点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如果将该机制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结合起来思考，则其寓意十分深远。这是由于，近年来美国经济的繁荣吸走了泰国、韩国等国家或地区的国际资本，这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导因之一。该影响对日本来说是正面的，这作为模拟的结果似乎有问题；但是，我们应该理解，日本经济的萧条另有原因。日本不是资本输入国而是资本输出国，日本经济与泰国或韩国等不同，不依赖他国资本。日本经济的萧条现象必须通过别的机制加以说明。

二、环太平洋计量经济模型

在本模型中，具体推算将围绕战后环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省、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共10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进行。另外，由于篇幅的限制，无法写出全部方程式。感兴趣的读者请参照大西广著：《环太平洋诸国的兴衰与相互依存》（京都大学出版会），以及京都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的主页(pacific.kyoto-u.ac.jp/text/index.htm)。

1.关于资本输出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

考虑如下模型：

Y=f(BC)f′＞0(1)

该式中，Y表示GNP，BC表示资本输入额，f(·)表示Y由BC决定。但BC并非直接决定各国的生产力水平(Y)，直接决定Y的是资本存量（设其为K），即：

Y=f(K)f′＞0(2)

K（本期值）可以用K[,-1]（上期值）、d（折旧率）、I（本期投资）表示：

K=(1-d)K[,-1]+I(3)

其中，I随着海外资本流入的增加而增加：

I=f(BC)=f′＞0(4)

综观(2)～(4)式，可以看出，BC通过I、K决定Y。也就是说，(1)式的关系可以分解为(2)～(4)式的关系。不过，还要附加其它解释变量加以具体推算。例如，在(2)式中，除了考虑K，还要以人口N（劳动力的替代变量）为解释变量，运用C-D型生产函数加以推算；再如，在(4)式中，分别以S、ME、CD代表国内总储蓄、军事支出、关税，则有：

I=f(S+BC),ME/Y,CD/Y)

f(S+BC)＞0,f(ME/Y)＜0,f(CD/Y)＜0(5)

在该式中，之所以将(S+BC)、而不是将BC作为解释变量之一，是因为投资是国内投资供给与来自国外的投资（资本输入）之和（在此，直接投资也包含在BC中）。将ME/Y，CD/Y作为解释变量的理由，将在本部分的第3小节中说明。

2.关于工资水平与国际资本移动的模型

设利润率为π，由于资本向利润率高的落后国家移动，故：

BC=f(π)f′＞0(6)

又因为，利润率取决于资本的稀缺程度、地价(PL)、工资水平(W)、原料价格(PM)，故：

π=f(K,PL,W,PM)f[,K]＜0，f[,PL]＜0，f[,W]＜0，f[,PM]＜0(7)

把(7)式代入(6)式，得：

BC=f(K,PL,W,PM)f[,K]＜0，f[,PL]＜0，f[,W]＜0，f[,PM]＜0(8)

在我们的模型中，首先，忽略了4个解释变量中的K和PM，这样做的理由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同，在二战后的现代世界，原料在国际间的移动极其容易，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过剩”的资本产出的产品如果能够出口，也就无所谓“过剩”。在每天24小时开放的国际市场上，原料价格由“国际价格”决定，同样，产品价格也完全国际化了。因此，在思考当代资本输出时，至少是在直接投资一方，企业完全可以去往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并以此为前提决定是否输出资本。企业决策是否投资的主要依据只是使其设备运转的成本——工资的高低。这是因为，虽然资本的国际移动十分容易，但劳动力移动十分困难。（由于劳动力再生产必须在长期中进行，其体制，譬如至少是学校教育制度不可能在国家之间移动。）我们从日本向“四小龙”、东盟诸国、中国等低工资国家或地区大量输出资本这一现象中，也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K、PM从(7)和(8)中忽略掉。

在实际推算过程中，我们还进一步省略了PL（工资作为各国工资之比，在与美国、日本有关的方程式中还加进了日本的利息率），这不仅是因为适当的PL值难以得到，还因为PL和W都可以用“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变量说明。也就是说，如果以Y/N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则：

PL=f(Y/N)f′＞0

W=f(Y/N)f′＞0(9)

PL、W的变动趋势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这里，W可以作为PL的替代变量使用。

3.关于经济实力与政治变量的模型

以下，对于国际间的政治摩擦建立有关方程式。因为关税政策与军事支出作为比较数据较容易入手，因此，这一工作将围绕它们进行。

首先，对直接决定各国市场分割程度的保护关税(CD)来说，以BP表示贸易收支，一般地：

CD/Y=f(BP/Y)f′＜0(10)

这是因为，各国的经济实力可以通过出口竞争力强弱、因而可以通过贸易不平衡的程度（BP对GDP之比）测量。其变化（不平衡发展）必然会导致各国政府围绕与瓜分市场有关的政治变量（在上式中是CD与GDP之比）的斗争。

接着，我们就军事支出(ME)建立了方程式：

ME/Y=f（该国的GPD／某外国的GDP）(11)

在此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右边的解释变量直接表现出了各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而经济不平衡发展又带来了军事势力的消长，ME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发言权。进一步说来，经济实力的相对提高必然要求更大的市场份额，为此就必须加强对外谈判能力或军事力量。尤其是，(9)式左边，我们采用了GDP对军事支出的负担率，而不用（该国的ME／某外国的ME），读者对此应该尤为关注：这个方程式显示出“大国”（经济力量相对强大）具有强化军事力量的欲望或军国主义倾向。实际上，日、美、东盟三方都能够用这个方程式推算。只有1969年以前的日本不能采用这个函数式推算（由于统计的适用性太差）。这是因为，1969年以前，国际社会抑制日本军备的能力很强（实际上，二战后直到1969年，日本军费开支在GDP中的比率存在下降的趋向）。

尚需对(10)和(11)式说明的是，(10)式中引发CD提高的是经济竞争力下降，而(11)式中增加ME的压力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而加大。这看上去是不对称的。关于这一点，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因具体情况不同和两个方程式的理论基础不同，但是，并非如此。提高CD是阻止它国资本进入本国市场的防御性措施，而增加ME是干预它国政策的进攻性措施。这都是由“非对称性”引起的。

4.政治变量对经济变量的反作用

以上看到的政治反应都是基于本国资本的利害作出的。但从长期来看，这种意图未必能够实现，有时甚至会带来相反的效果，这类例子比比皆是。如P·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1987年）一书中就主张，大国军事支出的不断增加是妨碍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这就引起了与(11)式阐述的“大国欲望”相反的效果。如果着眼于经济增长最终是由投资积累引起的，就会明白我们为什么在(5)式中将(ME/Y)作为投资的解释变量。假定f[,ME/Y]＜0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