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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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何玉付刘海燕工作单位：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建国60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一般在20%左右，而我国在很多年份都超过了40%。虽然我国政府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积极倡导和推进企业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但是，多年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甚至损害国家和民众利益的情况一直没有较大改观。这与我们没有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因此，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目标模式存疑

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模式，已经被世界许多学者和国家所接受。1986年苏共27大确定“整个国民经济转向集约化轨道”的经济发展方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我国也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目标。虽然这一目标模式得到广泛认同，但是，笔者认为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思考。第一，没有实现“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有机结合“。粗放型”和“集约型”更多地体现了增长方式“质”的规定性，而缺乏“量”的规定性。到底什么样的要素配置才是“粗放型”或者“集约型”？至今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从“粗放”到“集约”只是一个方向，一个过程而已，而且这个过程永无止境。第二，没有充分体现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结合。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很多国家都在追求的目标，但是，几乎所有国家都没有做到，并最终被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所累。第三，没有实现动态和静态有机结合。在把握经济增长方式时，动态的、局部的观点是十分必要的，今天的集约型方式在明天看来可能是粗放的，中国的集约型在美国看来可能是粗放的，所以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只能表示差异和变化，很难据此下“粗放”或者“集约”的结论；另外，如果把数量主导视为粗放，质量主导视为集约，则几乎没有纯粹的粗放或集约，因为数量与质量是共同演进的，数量扩张的外部性之一是质的改善。第四，没有把握住战略目标与战术重点的有机结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把劳动力从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并缔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第五，没有很好地将远景目标与近期任务相结合。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我们描绘了经济增长的美好前景。但是，再美好的未来也必须依靠完成好每一阶段的历史任务来实现。中国政府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着重点，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经济增长速度、质量和效益的统一，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这是当前的紧迫任务，也是长期的奋斗目标。

2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三大选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中国确实是老话题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就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目标。然而，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却没有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严峻的资源、环境现状让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不转变增长方式，资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承受，国际竞争力也难以提升。特别是本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影响很大，给我国经济造成剧烈波动。这种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来争取其中很低的附加值，换取巨大贸易顺差以及大搞建设，重复投资的宏观政策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副作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不可能总是将经济发展的动力维系于外部市场；一个“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政府，更不可能让人民无法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有鉴于此，我国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三大转变。第一，从依赖出口到激活内需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贸易发展迅猛，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这是一件大好事。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2005年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5%，2007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提高到8.8%，世界排名跃居第二位。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出口需求急剧减少，经济波动幅度加大。龙洲经讯咨询公司认为，净出口对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缩减一半。从经济发展战略角度来看，一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把经济增长维系于外部市场，而不是发展国内民生是不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失误？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速放缓，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人民币升值以及劳动力成本提高等等都将增加出口行业成本，抑制出口快速增长。面对日益恶化的国际经济环境，政府再次提出激活内需，这是具有经济增长战略意义的。因为在没有内需支撑的情况下，外部需求萎缩，经济下滑就不可避免。加上高涨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上涨推动企业投资成本上升，产能过剩又反过来抑制制造业投资增速下滑，仅仅在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上做文章，形势不可能有实质性改观。如果不能把解决民生问题落实到激活内需的行动中，这一战略就会象十年前提出拉动内需一样陷于流产。第二，从投资驱动到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投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GDP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消费增长速度。2001年至2006年，我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8%，而按累计法计算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高达21%。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0年的22.4%急速增加到2006年的41.3%，同期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65.1%下降到39.2%。这种状况使得消费与投资的结构性矛盾更趋突出，十分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的增长主要是依靠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靠政府每年规模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以及外资企业在中国持续增长的直接投资支撑，而不是靠私人投资，不是靠本土企业，这种发展模式现在已经出现危险。因为国民经济增长对外资依赖程度越大，经济的稳定性就越差，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也越大；投资越是依靠财政，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就越趋于减弱。众所周知，投资不是目的，但消费依赖于投资。因此，从投资驱动到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转变，并不是否认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也不是大幅削减投资，关键是防止投资的过快增长，理顺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的关系，调整投资方向，把投资方向与刺激消费紧密结合起来，密切注意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的不协调状况，努力调整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促进消费与投资的结构调整，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更加重视社会公平，从根本上解决扩大国内消费的问题，协调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关系。事实上，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时机已经成熟。以2007年为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7.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15.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5%。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农民收入的较大幅度增长，会拉动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第三，从关注GDP到科学发展观的转变。GDP是“二战”之后西方提出的一个衡量经济总量的概念。现在看来这个指标并非完美无缺。因为GDP只能反映经济总量，无法反映经济质量，同时还由于其本身难免的大量重复计算，使越来越多的人产生怀疑，我国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GDP的补充和修正。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内外需不平衡、国内需求结构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以及体制机制不健全等等，都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只有以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增长，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破解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的矛盾。

经济增长不仅要讲速度，更要讲质量和效益。地方政府表现自己的政绩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大量投资。一旦投资上去，GDP也就上去了。例如：某省级市地处内地，交通并不拥堵，已经有一个中型机场，且运量不足，运力严重过剩。2008年从中央的4万亿中要来一笔款项，但是首先开工新建的是一个国际机场，某领导在新机场开工仪式上的讲话，居然大量冠以“科学发展观”“、节约型社会”“、6600万父老乡亲翘首以盼”等词语。这样的投资对于提升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方向、改善居民生活有什么贡献？只是为了带动建材等相关行业发展，拉动GDP增长而已，与科学发展观毫无关系。需要强调的是，三大战略转变构成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机整体，缺一不可。如果只强调内需，由于内需仍然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内涵过于宽泛，在激活内需问题上，就很难避免大量投资，重复投资的错误，因为国内投资也是内需；如果只强调消费，浪费也是消费，国内民生问题就得不到有效解决；如果只强调科学发展观，就不能突出经济增长的主导动力，也难以真正体现经济工作的重心。因此，实现从依赖出口到激活内需转变，从投资驱动到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从关注GDP到科学发展观转变，并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