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国民收入的倍增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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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一)提出的背景

二战后日本经济借助朝鲜半岛军火需求，迅速恢复经济经历了“岩武景气”时期，进入“锅底萧条”阶段。萧条暴露出日本经济存在双重结构、过度依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等诸多问题。此外，对比战前，日本战后发展经济的目的有意无意仍然存在“强国沦”意识。由此在制定新时期经济计划时引发出日本国家发生一场大讨论。最终导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一项宏伟的综合经济发展战略的诞生。[tl

(二)主要内容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指在一个相对确定而且较短的时期内，通过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效率和效益、显著提升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政府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等方式来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方案。田计划共分为总论、政府公共部门的计划、民间部门的预测与诱导政策和未来国民生活状况共四个部分。其核心是引导产业结构高级化，并辅之以改革收入分配、扶持中小企业、鼓励技术创新、促进国际贸易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具体来说，日本主要从生产和需求两方面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就生产方面而言。以重化工业为中心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鼓励技术先进的产业及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扩大生产规模，淘汰落后产能。建立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分工体制和合作关系，帮助中小企业走向现代化。就需求方面而言，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工人和农民的购买力。对于工人．政府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严格规定企业内部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差距在6到8倍之问，并充分发挥企业工会在劳资双方谈判中的关键作用。促使科学的工资决策机制形成。19601970年，日本工人工资指数上涨了近1．7倍。对于农民。政府规定远高于国际市场的“生产者米价”。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1960-1969年。日本农产品价格上涨95％，工业产品价格仅上涨30％。闭

(三)实施的效果

1．经济增长的效果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实施的效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人的实际年增长率达l1．6％和11．5％。大大超过计划规定的目标；实施计划的第七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l倍。1963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还只相当于同期美国的11．4％、西德的70％、英国的78％。到1968年，日本的GDP就超过了英国和西德，在资本主义世界跃居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工矿业，年增长率为10．4％，也高于第二产业的平均增长率。在工业中。增长最快的是重化工业，重化工业净产值占制造业的比例从63％上升到73．1％。在十年计划期间。机械工业增长2．5倍，化学工业增长2．1倍，钢铁工业增长1．6倍。

2．国民增收的效果

在国民增收方面，1960~1970年，日本雇佣者年均劳动报酬增长率都在l0％以上。1970年，企业职工的月均工资为74436日元，相当于1960年的2．05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工资水平提高了73％。正是在该计划推行的十年间，国民经济与居民收入实现了同步增长，形成了日本社会将近一亿的“中产阶层”。日本成为了亚洲衣食住行水平最高的国家，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彩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普及率达到90％以上．人均报纸消费量比美国还要高。

3．均衡发展的效果

在均衡发展方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最大的成功在于彻底扭转了农民收入过低的局面。在计划实施前，农民人均收入还远远低于城市居民，但是仅在计划结束后的第三年，农民收入就超过了城市居民。到1975年，农民人均收入已比城市工薪家庭高出14．5％，家庭年收入高出36．8％。

二、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中国亟待类似于日本当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通过产业的逐步升级来促进就业的同时。也能切实地提高国民的收人水平，并借此来刺激中国的内需，提高内需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如此中国经济才能逐步摆脱对于外部经济环境的过分依赖。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中国的启示作用具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高居民收入，让人民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是拉动内需的必要前提

我们很多人习惯性地认为，劳动力成本一旦上升，企业竞争力就会下降甚至破产，扩大失业。日本的经验证明，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居民收入如果不提高，必然会产生消费疲软，经济就难以持续健康发展。我国经济快速发展30多年，职工工资却依然很低，这可能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二)有效解决二元结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必由之路

一个经济大国必然是内需拉动型经济，而要成为内需拉动型经济，就必须解决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问题。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就是日益扩大的社会生产力与不断萎缩的社会消费之间矛盾积累的结果。日本从二元结构过渡为一元结构的过程非常平滑顺利。收入倍增计划功不可没。目前我国社会生产力已有很大发展，城乡、地区、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却依然很大。并有加剧趋势。对此要高度警觉，及早动手解决问题。

(三)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日本的实践表明，国民增收的基础是经济增长，而在经济调整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保障产业结构顺利升级，必须加强人力资源开发。我国目前最紧缺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应以较高的工资收入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投身于实体产业，这样才能形成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四)准确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自由度之间平衡点

从日本政府制定的倍增计划分析。日本政府对其经济干预程度深入细致，超出一般预想。不仅在公共计划部分列有详细实施方案。并且还是指令性任务必须完成。而对民间部分以预测、展望形式制定计划目标。以政府公共行动推动、诱导、促进企业发展。日本行会、商会在其中扮演极其重要角色，即政府依法行政，政府行动仅仅接触行会、商会，原则上不触及具体企业，政府通过行会商会指导、推动、促进企业发展，完成计划。相比之下，我国政府对企业直接干预存在过多、过细现象，因此政府工作过于繁重，推动企业整体发展的效果不佳。为了分散工作任务党中央、国务院政府还通过地方政府实行逐级干预。而逐级干预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经成为普遍事实情况下，各地执行落实具体政策时呈现丰富多彩状态．令企业难以适应，好的政策、科学的政策，执行却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我国政府制定收入倍增计划，计划详细到何种程度，列入哪些内容，以及如何实施，组织落实等这些本身就是需要研究、解决的课题。否则的话，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投入过多产出过小，得不偿失。

三、中国式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虽然日本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和日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国情不太一样．所以中国不能完全照搬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模式。而应该在吸收上面所陈述的可借鉴之处以外。还要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我认为中国式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可以具体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虑。

(一)将迅速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作为计划的重中之重

中等收入阶层既包括小资本家，也包括小业主、个体生产者这些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还包括广大不占有生产资料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以及高级技术工人等十分广泛的人群。如果能使得中等收人阶层成为人口的大多数，这就稳定了社会人口的大多数。为了保持既得的生活水平，现代中等收入阶层也最希望最支持社会稳定，而这正是一切社会改革和持续发展的先决前提。此外。一个占人口多数的现代中等收入阶层，他们有一个刚性的稳定收入和足够的储蓄，从而可以保证社会消费水平和国内需求的稳定增长．并对推动产品不断更新特别是经济规模生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提供了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除此之外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还会大大提高社会的活力和劳动效率。

现代中等收入阶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竞争。是社会活力和劳动效率的无尽源泉。那么具体该如何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呢?我认为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从而，保证劳动者在市场上得到公平合理的竞争和公平合理的多次分配。要消灭一切形式的特权和黑色、灰色交易，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人们靠自己的智慧和知识，就能得到相应的发展与回报。总之。真正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按劳分配。这是造就社会主义中等收人阶层的根本条件和保证。二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科技含量高的第三产业，以吸纳日益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实行中等收入阶层向高质量产业的战略性转移。要像硅谷那样鼓励和支持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与技术)人员创业，把科学研究产业化，成为独立的科学研究业。并努力使科学研究业成为社会主导产业。从而科技知识分子将成为中等收入阶层的领航和中坚力量。三是加强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舆论导向。要坚持不懈地向社会解释和宣传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反对贫富悬殊。反对平均主义。倡导和尊重成功的创业者。这里，各级政府领导者的行为导向是十分重要的，应该从长期“访贫问苦”逐步转变为“访能问贤”。“访能问贤”应该成为新世纪领导人的行为导向，从而引导全社会奋力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加快实现社会主义中等收人阶层。

(二)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农村居民收入低下是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矛盾。城镇化的意义在于能够提高农村迁移者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强他们消费的能力。从目前看，我国城市化步伐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据估算，在过去3O年间，我国平均每年的城市化率只有1％左右。当前，加快城镇化进程，需要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解决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定居的问题，使得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脱离出来，逐步走向城镇。通过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农村人均占有农业资源的份额，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增加城镇居民。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和工业制成品的需求，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并带动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其次。注重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2O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小城镇之所以迅速堀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8O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正是因为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民增加了收人，进而有条件进城谋生。乡镇政府有了充足的财政收入，这样也才能更好地进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为城镇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第三，鼓励农民进城择业和务工经商。近些年来。有8000万到1亿左右的农民外出到各类城镇打工，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外出打工工资。农民进城务工就业。不仅使农民有稳定的收益，而且使农民逐步地适应城市文明，为农民最终向城镇居民转化，创造了精神和物质的前提和条件。

(三)加快政府体制改革，改变政府及其管理的国有企业占有社会财富过多的局面

从政府层面来说。要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的步伐，扭转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不对等的错位．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对国有企业而言，如何真正消除市场垄断者的身份以及由此被社会诟病的高工资高福利的特权，实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改革目标。依然是一项紧迫而又复杂的攻坚任务。

(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高工人工资

为了提高工人工资。倍增计划应明确规定“为最低工资制度确立这样的方式：按地区与产业不同，将全部劳动者分成若干个集团，每个集团确定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的确立对于缩小工资差距和提高整个工资水平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倍增计划应肯定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高速发展加强了双重结构的差别”；“小企业在就业、国民生产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与大企业相比，小企业附加价值的生产率和工资方面的差距非常大，为了提高生产率，小企业必须进行现代化”。倍增计划还应确立大小企业之间的分工体系，要求由大企业供应设备、派遣技术人员帮助小企业；政府贷款扶植，保障小企业金融稳定。

(五)应慎重选择改革试点的范围和方式

在日本，消除收入不平等更多地可以通过企业和行业之间隐性的契约关系来实现，而我国不存在这样一种利益传导链条，所以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主体之间的自发性调节。这就对公共部门的财政负担和执行能力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收入分配体制的深层次改革而言，不仅需要政府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实施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改革。在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的前提下，公共部门将其责任再次转嫁到实体部门的风险不能被低估。更重要的是，如何平衡地区差异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因素。如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制定得不合理，就会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产生“马太效应”，这样反而会加剧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因此，改革试点的范围和方式必须慎重选择。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意义重大。民富才能国强，通过民富实现国强。换言之。在今日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复杂情境下，努力达成居民财富的快速增长，是实现以人为本、全而、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充分利用和平崛起契机提升国家竞争实力，增强民族自信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