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重商主义在我国的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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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商主义思想概述

重商主义产生于十四五世纪,兴盛于十六七世纪,于18世纪慢慢衰落下来。它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时期,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为早期重商主义,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约翰?海尔斯、威廉?斯塔福德,法国的博丹和孟克列钦等。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中叶,代表人物主要有英国的托马斯?孟、马林斯和法国的柯尔贝尔等。

重商主义者倡导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1)国际贸易是国际财富最重要的来源,即流通;(2)要以本国制造品输出到国外换取贵金属;(3)多卖少买,实现顺差;(4)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国家必须干预经济活动,保护商人地位,发展商品经济。托马斯?孟认为,“商人肩负与其他各国来往的商务而被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1](5)重视发展本国制造业,保护幼稚产业。出口本国制造品,进口外国原料。塞拉提出,“如果各式各样的和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能生产出超过本国需要的必要生活资料、享乐用品和奢侈品,就可以给国家换回充足的货币。”[2]

重商主义者主张的是货币政策,他们倾向于制定有利于外国货币流入、限制本国货币流出的政策,以获得大量的外汇储备,实行的政策主要有:(1)奖出限入政策。反对进口奢侈品,主张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利用差价实现顺差。(2)保护关税政策。实行关税壁垒,对制成品进口制定高关税,限制制成品的进口。(3)发展本国工业政策。如果要实现顺差,必须向国外输出本国的制成品,因而需要提高本国企业的生产力,促进本土企业的发展,所以需要制定一些促进本土企业发展的政策。

二、重商主义在中国之祸行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包括实行出口退税,鼓励出口;开放沿海城市;鼓励引进外资;收汇补贴,出口产品供小于求。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国内生产能力逐渐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增强,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3]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期间,重商主义思想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一)外汇储备大幅缩水

重商主义者的对外贸易增加本国外汇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外贸政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开展了一场“创汇”运动,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为了扩大出口赚取更多的外汇,中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包括出口退税、出口补贴、出口信贷等措施,期间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

从1998—2008年的十年间,中国外汇储备逐渐增长,总体增加了10多倍。截至2008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达到19460亿美元。如今,美元贬值了,中国政府储备的大量美元严重“缩水”,中国出口相同的商品换回来比以前少的商品,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现在我们来计算一下,2006年4月,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突破了8.1元,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7.9元左右,2009年3月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6.8元。截至2009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约为1.95万亿美元,美元资产占72%,约1.4万亿美元。中国因美元贬值所损失的人民币为19500*(7.9-6.8)=21450亿元,如此巨大的损失令人震惊。

(二)民族品牌受挫

改革开放以来,受到重商主义的影响,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外资大量涌入中国,“三资”企业①迅速增长。

跨国公司陆续进入中国,对中国企业造成巨大压力。跨国公司在技术、生产规模、信息、经营技巧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民族品牌受到重创。1997年7月22日《中国经营报》报道:

“据有关资料显示,国际跨国公司已经占领了中国彩电市场份额的60%,洗发、护发、用品市场的80%,跨国公司生产的软饮料在中国四大城市的市场占有率高达85%,1992年进入中国的麦当劳快餐已把国内众多快餐业击得溃不成军;今年夏天,北京街头几乎所有的冷饮网点都被国外的和路雪和雀巢覆盖……养育了三代中国人的八大饮料品牌中的七个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纷纷合资和兼并,有人戏称为‘水淹七军’。”

根据《北京青年报》1996年7月15日的报道,截至1996年上半年,外资已经充分进入下列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族工业:“第一,洗衣粉行业。第二,饮料行业。第三,自行车行业。第四,彩电行业。第五,啤酒行业……。”[4]

上述情况充分证明,重商主义思想引来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对民族工业形成了严重冲击。

(三)东西部发展不平衡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基础好,地理位置优越,因此为了追求整体利益,地区转移成为必然的选择。“‘五五’时期,东部沿海地区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为中西部地区的0.84倍,‘六五’时期为1.02倍,‘七五’时期上升为1.27倍,‘八五’时期为1.33倍。率先在东部建立了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四个经济特区,开放了北起大连南到北海的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设立了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5]

中国东部以及东南部沿海地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比内陆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高。本来略有缩小的东西部差距,改革开放后又开始拉大,而且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尽管1999年国家提出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但这一差距并未明显缩小。中国东部和西区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中国东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比,1952年西部和东部每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1∶1.84,1978年,这一比例为1∶1.8,而到2005年这一比例缩小到1∶2.55。可见,中国东西部的差距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而缩小,反而是在进一步扩大。

(四)环境污染严重

重商主义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在经济增长的背后必然是资源不断趋于枯竭,环境不断恶化。正如世界银行就中国环境问题所做的主题研究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强劲的经济增长已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利益。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收入、减少了贫困并改善了健康状况。然而,经济增长在使千万人脱贫的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6]该研究报告列举了当时中国环境污染的严重情况及带来的后果:在中国的主要城市中,估计每年有17.8万人由于大气污染的危害而过早死亡;来源于生活及取暖用煤和生物质燃料燃烧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每年约造成11.1万例早亡;每年由于大气污染致病而造成的工作日损失达740万年;中国南部和西南部高硫煤地区的酸雨影响已危及全国10%的土地面积,使受影响地区内农作物及林业生产力平均下降了3%;在上海、沈阳及其他一些城市,受调查的儿童血液中铅含量平均超过被认为,对智力发展不利水平的80%左右;中国的大气与水污染,尤其是细微大气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每年至少达540亿美元,几乎是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6]。

三、结论

可见,重商主义思想给中国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后果,中国的外汇储备由于人民币升值而大幅缩水,由于引入外资而使得中国大量民族品牌消失。此外,重商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而且造成了环境的极度污染。我们应该采取一定的政策解决这些问题:一是减少中国对美元的持有,减少外汇储备的缩水;二是加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审批制度,防止他们对中国民族品牌的侵蚀;三是中国应该注重西部地区的开发;四是不应把环境的恶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代价,必须加强对环境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