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消费需求不足对策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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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需求结构中投资率偏高、消费率较低，经济整体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如何促进有效需求快速增长，化解消费需求增长的制度性“瓶颈”，确保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增长是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内需不足的特征进行分析，深入剖析了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的瓶颈因素，对如何扩大内需提出了简要的参考意见和思路。

[关键词]消费需求不足；成因；对策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内需不足的问题，这是此次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疲软、大量企业尤其是外贸型企业倒闭的根源。在我国内需的基本构成中，投资需求的长期主导性导致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发展与增长的附属物。事实上，投资拉动是特殊历史时期为防止经济非正常减速而采取的政府强制行为，不反映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在我国，投资却分别扮演了二重角色，即经济繁荣时期的“助燃剂”和经济衰退时期的“兴奋剂”，居民消费对生产供给的拉动作用不断走向边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要维持经济体的正常与繁荣，内需就不能让位于外需，居民消费需求就不能让位于投资需求。

一、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特征

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背离特征：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而消费增长速度却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银行中积累的居民储蓄已经高达21万亿元，但同时内需严重不足；物价在低位徘徊。大多数民众则不断感叹生活负担的沉重甚至生活的艰辛。目前，我国内需不足，就是发生在这些因素所构成的基本背景之下，呈现出某些独有特征：

1经济高速增长，物价却长期低迷。在2000年之前开始实施的一系列治理通货紧缩的措施，终于在2000年收到效果，这一年经济增长速度突破“七上八下”的僵局，开始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但作为宏观经济景气指标之一的物价却回升乏力，长期处在低迷状态。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尽管说法不一，但从大的方面来看不外两条：一是从供给的角度看，我国从1998年以来绝大多数制造业部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二是从需求的角度看，则是需求明显不足。城镇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及农村市场启而不动，即收入增长缓慢造成物价低迷。比如，2005年，我国GDP在实现9.9％的增长时，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5万元，实际增长为9.6％，虽然增幅比上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但仍低于经济增长水平。农民的收入情况就更不乐观。2005年，虽然我国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产146亿公斤，达到4840亿公斤，增长3.1％，但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实际增长了6.2％，不仅远低于GDP增长水平，其增幅还比上年回落了0.6个百分点。2005年之后，上述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而且随着收入与GDP之间剪刀差的扩大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2物价低水平背景下，百姓却深感生活负担沉重。按照一般的原理，物价低迷虽然就经济本身来说反映了紧缩的一个层面。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却可以享受到物价低迷带来的好处，这就是生活负担的减轻，因为低迷的物价意味着人们可以为同样的消费品支付更少的货币。但实际上，在最近几年中，人们却没有这样的感觉，在物价低迷的时候，很多人感觉到了生活负担的沉重。这是因为几类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宗消费品价格呈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比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统计数据表明，在我国市场物价连续下降的同时，垄断或弱竞争性行业的价格却居高不下，甚至是大幅度上涨。

3生活入不敷出，居民却呈现高储蓄率。尽管21万亿元的储蓄相对于13亿人口的平均储蓄额并不多，但这并不能否定我国经济生活中高储蓄现象的存在。1991年到2008年，我国居民储蓄的年增速均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从国际比较来看，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统计，当时世界上国民总储蓄率超过40％的只有新加坡，我国国民总储蓄率当年高居世界第二位。2008年，我国储蓄率为28.8％，刷新了过去有记载以来的最高记录。因而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存在一种“超储蓄”，即储蓄增量不仅来自于居民增收，还来自居民减少当期消费和投资。尽管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曾出现高储蓄的现象，但应该看到我国高储蓄现象形成的独特原因，特别是要看到这种高储蓄率是与生活入不敷出的沉重感并存的。从表面的逻辑看，既然生活负担沉重就应当更多花钱来减少储蓄，或者说有较多的储蓄就会减轻生活的负担，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两者恰恰是形成了一种合力。

4家庭一方面高储蓄，另一方面却高举债。与高储蓄现象形成鲜明反差的，就是近些年开始出现的居民高负债现象。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统计，北京、上海两大城市的居民、家庭整体负债率已经高于欧美家庭。具体来说，上海、北京两地居民的整体家庭债务比例已经分别达到155％和122％，青岛、杭州和深圳等中等城市的居民家庭债务比例也平均达到了90％左右。而在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个人平均负债比例则只有115％。对于这组数据，我们至少要注意到两点：一是如果将居民的债务考虑进去，目前的高储蓄现象将会大打折扣，甚至使得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消费疲软”与“消费过度”并存的现象；二是储蓄和负债的主体可能存在很大程度的不重叠。二、导致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制度性因素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曾一度面临短缺经济的困扰，十几年后却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问题。促成这个转变发生的，主要是制度性因素，正是这些制度性因素从根本上制约了国内需求的有效提高。

1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增长缓慢，实际收入水平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我们剔除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因素，提取近27年的数据加以对比说明。

上表说明，我国长期以来居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不断下降，从1981年的16.76％降到2007年的11.32％。而财政收入增长过快，自1995年到2007年，财政收入占GDP比例提高了1倍。2006年我国税收收入就超过了日本。税负高，国有垄断企业及外资企业挤压吸纳70％就业人口的民营中小企业，直接压制了工资收入的增长。与此同时，房价、学费、医疗费用大幅上涨，严重挤压了居民消费支出。2007年我国商品房销售收入2.96万亿元，而我国2007年职工工资收入总额才2.82万亿元。西方的分配率都在50％以上，我国与发展中国家30％以上的分配率相比也是最低的。

此外，限制甚至禁止粮食出口政策，导致我国粮价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虽然大大限制了EPI的上涨，但牺牲了农民利益，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使农村消费能力长期不足。农民收入总额和收入增幅远低于城镇居民，而农村CPI涨幅又长期高于城市。

2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拖累了城市化进程，使农村人口被甩在消费市场之外。我国内部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持续不振，显然不是源于短期政策因素，而反映了整体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失衡。农民工——步入了工业化进程的廉价农村劳动力，用双手创造了巨大供给却不能融入城市化作为市民去消费，因而产生了巨大的供需缺口。约1.5亿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所离散出来的若干万亿元需求缺口，过去主要是通过外部需求来弥补的。本来，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并不奇怪。问题在于我国计划经济建立和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即隔离的户籍福利制度，强化和僵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阻滞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民逐渐自然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居民的过渡，从而在农民成为产业大军的同时，锁闭了这个经济起飞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而我们知道，农民的市民化恰恰是城市化的实质和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从统计上看，我国的城镇人口比例在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有了很大增长，即从1978年的约18％到今天的约45％，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加。这个比例虽然仍低于全球平均50％的城镇人口比例，但相对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似乎并不算太大。按照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进程，我国今后30年仍然是城市化发展的高峰阶段。要在城市人口比例到达70％以上之后，城市化的势头才会逐步放缓。这意味着每年都会有1000多万农民进入城市，今后30年内将还有5亿左右农民进入城市定居。但是，在我国城乡二元隔离体制下，目前已经进入城镇的约1.5亿农民工的绝大多数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是作为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游离在城镇生活边缘。他们不但不能将其赡养的父母移入城镇，甚至子女也多数作为留守儿童遗放在乡村。按能够享受城镇市民收入福利保障待遇的户籍人口计算，我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大致在28％左右，这是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最大失衡，应当是今后调整经济结构、扩大消费需求的核心所在。

城乡隔离二元经济体制导致我国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1)直接严重阻碍了内需增长。本来农民大量和源源不断地进入非农产业，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的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成为供给和经济爆发性持续增长的源泉。相应的，农民市民化和其赡养人口的城镇化提供了内需增长的强劲动力，二者形成了相互推动的平衡发展态势。但我国1.5亿农民工及其赡养人口的实际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镇居民，前者的收入如果能逐步向后者靠拢，这种低端收入的提高会大部分转化为消费需求，我们就根本不必忧虑贸易顺差形成的约2万亿元人民币外需缺口的萎缩。农民工在提供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又很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和文明，这是我们不得不依赖外部需求的主要原因。(2)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市民化，也进一步扭曲了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削弱了企业竞争力，使低端产品过剩，而满足国内外高端消费的产品严重缺失。由于农民工绝大部分是在第二产业就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企业基本上不考虑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劳动力再生产和繁衍的教育及培训费用，很多地方完全依赖和满足于对中青年劳动资源的近乎掠夺性开发和使用。廉价劳动力在一个长时期内近乎无限地供给，阻碍了企业和产业的技术提升与升级换代。工业化初期的成本优势没有随着城市化发展、人力资本的相应提高而逐步转变为技术优势和品牌、渠道优势。同时，由于农民工家庭不能市民化，劳动就业极大依赖于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行业景气度。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而后者本来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吸收劳动就业的主要领域。失业率的上升加剧消费需求的紧缩程度。(3)造成了资源的逆向配置。由于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农民工的储蓄基本上是汇回原籍乡村，赡养父母子女以及在乡村建房置业，以备失业还乡。这样，在亿万农民已经、正在和必将逐步离开的地方在不断修好房建新村，而在他们已经就业和还会不断进入的城镇却无房可居，导致了高端和大宗商品消费的地区结构性失衡。同时，1亿多农民工及其后续者离乡不离土、离家不移家，影响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规模经营，阻碍了减少农民、富裕农村的现代化进程。(4)导致城市化建设的畸形发展。由于城市发展并不考虑已经就业的农民及其家属，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出现了围绕少数城市居民自我循环的高端化趋势。大楼大街大广场大住宅的发展脱离了我国的土地等资源禀赋和人均实际负担能力。由于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未真正离土从而放弃乡村的土地和宅基地的占用，国家为保基本农田红线不得不严格控制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土地的巨大需求，造成城市供地的制度性稀缺，进而大大推高了城市地价和房地产价格。这样导致在高房价面前，不仅农民工望洋兴叹，就连城市中下层居民也望而却步，致使城市化的成本和门槛越垒越高，庞大而分割的消费需求被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5)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逐步融入城镇，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和伦理道德问题，给启动内需带来了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了政策制定的成本。由于农民工基本上是中青年人，他们中的相当部分在长期的城镇生活后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再返回乡村生活。他们往往夫妻分居、家庭分离，其漂移的第二代在城乡文明交错的冲击和夹缝中长大，教育环境差，有巨大的身份认同危机。这个人数不断增加的庞大社会阶层长期处在流动的困惑和焦虑状态，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大隐患。

三、扩大消费需求的对策和思路

从根本上解决消费需求问题，就必须以增加民众收入、扩大保障范围为中心，进行城市化战略的创新型设计，要尽快建立完整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启动广大的农村消费市场。

(一)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如前所述，我国城乡统算的全体居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一直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远远小于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必须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入手。

1建立健全职工工资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保持大体同步的机制。结合部门特点和行业特性，建立健全不同部门、行业和地区职工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大体同步的机制。合理确定并不断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切实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问题，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

2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一步规范和拓宽税基，合理调整税率和级距，降低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负水平。各地政府应根据本地物价及工资水平，确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标准，并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

3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促进农民增收。继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在当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持续高于城镇的情况下，大幅度增加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健全粮食风险基金政策，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

4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城乡低保范围，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障、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等，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同时，要建立健全对低收入群体的长效补贴机制，完善补贴制度、补贴标准、补贴经费来源、补贴时间和补贴对象，把补贴制度长期化、规范化，使低收入群体能够共同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二)对城市化进行创新型制度设计，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长期消费需求问题。我国今后30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过去30年成果的基础上，能否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分步废除对进城农民的身份歧视，进行制度创新，从而开启另一个30年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平衡发展的枢纽。这个枢纽，就是农民工市民制的机制设计和创新，它将同前30年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一样，启动和激发连锁式的制度变迁和社会演变，成为推动下一个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因此，应当从现在起，就立即着手规划和全面启动农民工市民制国家行动计划或纲要。

1确立全局性的国家城市化战略。一是考虑城市布局和发展阶段战略，在大中小城市、东中西部几个层面上避免城市的无序发展。二是建立城市化的国家标准，制定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总体规划原则，如致力于解决城市环境保护、城市绿地少、水土流失严重、大气污染严重、水环境质量差等问题。这些是为了使中国城市化良性发展，为消费增长奠定基础。

2将消费因素加入区域城市发展战略中，创建相关政绩指标。地方政府作为城市化的主要推动者，应该逐渐把消费问题纳入城市发展规划中。这就要求重新考虑当前的城市发展战略，不仅考虑到投资的增长、城市面貌的改善、工业布局的优化，而且要考虑城市化应有的消费增长指标，避免对居民消费造成过多的挤出效应。

3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化应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援农业，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促使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从而摆脱传统的农村消费方式，逐步向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转变。

4财政引领公共支出，努力改善消费环境。目前，我国政府的财力与福利性支出比重严重不符。在居民消费的关键领域，往往出现“政府缺位”，而造成公共产品与劳务的缺乏，影响消费的增加和升级。因此，政府有必要适当压缩投资性支出，控制购买性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用，而把更多的支出用于提供最稀缺的公共物品和劳务。一方面为居民消费创造“硬件”环境，即指为城市居民消费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优化而创造更好的空间与对象。所谓创造更好的购物空间，就是通过对商业设施分布、构造、环境、配套等的综合考虑，使得居民的潜在消费意愿能被充分发掘，这就涉及到政府直接的投融资活动，及其对民间商业投融资活动的引导和调整。另一方面创造“软件”环境，如安排社会保障等转移性支出。

(三)健全社会保障等体系，改善居民消费预期。进一步突出公共财政特征，重点推进完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制度。一是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支持全面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深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二是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扩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加大城乡医疗救助支持力度，建立健全社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三是保障优先发展教育。确保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继续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落实和完善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完善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

(四)大力启动农民消费，把扩大农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的一个重点。要努力提高农民收入，让农村市场尽快活跃起来。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投入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充分用足用好国家惠农政策；要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政府要指导农民扩大养殖、园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绿色食品的生产，努力增加农民收入，针对农产品市场供大于求，农民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农业发展要以优化品种、提高质量、增加经济效益为中心，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加工水平和效益，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同时，统筹城乡发展，特别要统筹城乡就业，逐步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化农民为市民、加速人口城市化来有效扩大农村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