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与投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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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前我国经济是否过热，是否需要进行第二次宏观调控，人们的认识不同。有些甚至认为存在通货紧缩。本文就经济增长速度、投资等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中国经济的病症：一般表现为周期性过热，因此，必然不存在通货紧缩

传统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形式已经从早期的周期性生产性过剩危机转变为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多地表现为汇率动荡或危机、能源危机、股票市场危机，货币危机(大幅度贬值)和银行危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突出，有时候，在某些国家，表现为并发症。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性经济、金融危机周期不断缩短。21世纪以来，货币危机和能源危机交替并发。

经济周期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周期是否能够延长或平缓运行是问题所在。我国经济和金融病症主要表现为周期性经济过热，而不表现为过冷或危机，因此，大凡中国经济出现紧缩、硬着陆的判断往往都不符合实际的发展，基本被证明是错误或不恰当的判断。但是，对紧缩的判断客观上也使决策继续观察，因此，使热病得以发展。

为什么我国的经济主要表现为热症，而不是冷症，这主要在于我国经济是发展型经济，是成长性的、与外部比较具有巨大差距的经济，社会有一种迫切改变落后的冲动，这种冲动会体现在各个方面，我们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如同20多岁的小伙子的生病，大多是发烧一样，需要清热。而如果一个中年人生病，往往是衰败的表现，需要补药。因此，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经济是清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多次经济过热，本次周期如果从2003年年底计算，这个周期也已经快3年了。

对于经济是否过热，理论认识可能不同，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不说经济过热，说成是经济增长过快、投资、信贷等增长过快也行。关键在于政策要干什么。本文提出过热或过快，是期待政策对这种超高速的增长能够有所节制和控制，有所诊治。

二、本轮经济发展周期是否出现经济过热

观察2003年以前的历史经验，凡是经济增长速度在9%以上的年份，基本是经济过热的年份，依据这个经验指标，判断我国经济存在过热。2004年以来，宏观经济调控把形势认定为局部过热，或某些行业过热，对经济过热进行市场的细分化，很有必要，也很有价值。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达到10.9%。虽然都是热症，但周期性过热的特性在发生变化。

1.本轮经济高速增长与过去的不同之一：过热指标的变化

反观2003年以来的经济过热，和以往的过热存在巨大的差距：

一是物价没有出现持续高涨。观察1982年-1988年和1992年-1996年的经济超高速增长周期，不仅投资品价格膨胀，同时，伴随有城市居民消费物价和其他物价逐渐、持续上升、高涨，并出现高度通货(信贷或货币供给)扩张的状态。但本次经济高速增长由于我国制造业竞争激烈，产品价格上涨并不明显。投资过热和贷款过快增长产生的后续影响在一般消费品和居民生活用品领域并不突出，也就是说投资和贷款增长所导致的居民收入增加没有对消费品价格产生拉动，价格上涨或影响比较大的领域主要是房地产，教育收费(包括家教)，新兴电子产品、医疗收费和其他服务收费等。本轮经济周期的物价没有持续高涨，一般消费物价不像过去那样突出，这说明消费品市场存在有效竞争。比较而言，非消费物价的上涨幅度要大很多，其中以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价格以及住房价格为突出。

投资扩张导致的投资品价格膨胀这个规律没有改变。这一点，对于低利润的企业来说，对于渴望获得利益和增加收益的企业来说，是特别期望的。因此，如果要采取政策，必须有针对性，针对非消费物价指数进行调节。

二是高速增长引起的资源供给和价格矛盾不似过去那么强烈。虽然经济增长都在9%以上，前两个高增长周期在宏观上引起的资源、能源供给矛盾和物价矛盾比较突出，因此，强调控制速度的政策力度也比较大。但本次周期虽然也曾经出现能源和电力紧张，但很快得到缓解，供给增加比较快，这说明投资扩张增加供给的机制已经市场化，这也使得社会对本次高增长的承受力大大提高。使得对高增长是否可持续的认识不一致。

2.与过去的不同：涉外经济、金融发展在经济中的地位不同

本轮周期，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化的程度大大提高。2003年-2005年，国际收支流量占GDP的比重接近或超过了100%，但以前的周期中没有。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投资的增长有来自内部的动力，也有来自外部的动力(外资进入)，有内部的需求，也有外部的需求(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带动的出口)。这种程度是以前的经济过热所没有过的。反过来，这种内外因素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其持续的时间或承受力比前几次要大得多。这方面突出的表现是：

首先，贸易不仅没有出现逆差，相反出现了顺差。前两个高增长周期内，贸易顺差逐渐缩小乃至出现贸易逆差，表明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源约束必须通过进口的扩张来解决，而高速增长导致的非消费物价大幅度上涨，使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因此，也必然会引起进口扩张。其结果是贸易顺差缩小或逆差。应该说，在前两个周期，中国的进口在国际上还不重要，国际市场的价格存在着一种平衡机制，我们的政策和制度在提倡价格与国际接轨，并从国际低价格中受益。

持续的贸易扩张和大规模顺差，也改变了中国进口在世界上的地位。过去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的物价上涨可以超过国际价格，但现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对资源需求的增加导致国际价格持续高涨，我国进口价格提高。这也成为制约我国今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本因素。

其次，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力量构成在发生变化。1984年-1988年的经济过热，外资的作用很小；1992年-1993年的经济过热，外资起了一个很大促进作用，但那个时候的规模很小。本轮经济扩张是在预期人民币升值和本外币严重利差以及我国人民币经常项目实现可兑换以后出现的，因此，资本流入以及贸易顺差导致的资金替代和资金投放，推动了境内投资规模的扩张和人民币贷款的扩张。2002年，我国资本流入1283亿美元，但2003-2005年，我国资本流入分别为2196亿美元、3433亿美元、4148亿美元。外资替代内资导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增长的承受能力、市场矛盾和资源矛盾、资金矛盾(包括积累和消费关系、积累率)等与过去大为不同。

3.与过去的不同之二：高速经济增长的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是经济规模不同了，承受能力不同。1982年到1988年，我国GDP从5300亿元增加到15000亿元，1992年到1996年，我国的GDP从2.66万亿元增加到6.79万亿元。本轮周期我国的GDP已从2003年12万亿元调整数增加到2006年的20万亿元多。这3年增加的GDP几乎是上个周期3年增加的GDP的一倍。

二是高速经济增长的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不再直接动用资源和权力配置资源，基本是由市场来配置资源，这也是本轮高增长为什么能够承受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政府可以直接动用资源、资金来进行市场配置的能量大大缩小，因此，采取过去的手段来控制速度显得不那么有效。当然，控制速度效果不突出，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外资、外贸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比较突出，地方政府角色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三是企业的竞争基础不同了。从企业适应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能力以及品种、品牌、创新、管理经验等，都与过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形成了一种自我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生存和发展机制、制度，企业的整体竞争能力和地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当然，企业是效益比过去好，但不是很稳定。

4.与过去的不同之三：速度规律不起作用

过去我们每年及每五年都有经济发展规划和年度增长计划，但实际增长往往比计划的要好得多，速度要快得多。即使在2006年，我们计划的经济增长率与实际差距也不小。但速度规律不起作用，在这个周期最突出。

过去，在论证我国GDP翻两番的时候，曾经计算每10年翻一番，年均增长速度为7.2%。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随着其基数的扩大，在保证绝对额增加的时候，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会相对下降。因此，对于翻两番，在计划的前10年速度高一些，后10年低一些。但是，我们翻两番，不仅提前4年实现，而且，经济增长的速度规律也没有像理论分析的那样。观察1996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到目前又是10年，经济增长的基数扩大了很大，但经济增长仍然超过9%，而且是持续如此。如果从2000年计算，把21世纪的前20年作为发展的机遇期，这个时期的增长速度会如何呢？为什么速度规律不起作用？这说明我们的认识和分析与实际差距太大。到底是什么规律在起作用？什么原因导致如此长久的持续高增长？可持续否？如果继续以9%的速度发展，有什么风险？长期下去到底如何？应该解决什么问题？

三、投资是否过热？如何看待高投资率？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超高速增长，从2003年计算，已经持续了3年。2006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2371亿元，同比增长29.8%，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目前的投资反弹，类似于2004年调控后的情况。政策上已经提出遏制投资过快增长，要求控制信贷增长。但是，根据笔者对企业和银行的市场调查，企业市场状况很好，投资扩张的冲动和要求强烈，对贷款的需求旺盛。中西部地区的政府部门则认为本地投资不够，投资速度与发展的要求比，是正常的；发达地区的政府认为，投资快速增长有市场需求，是市场行为。因此，对投资过热的判断似乎就是中央政府、部门和学者的判断。也正因为如此，从2003年以来的经验看，遏制投资的过快增长，不是那么容易很快到位。

如果我认为投资过热，需要遏制投资过快增长，那合适的速度应该是多少？我们是否能够控制在这个合理水平？这个问题可能还不容易回答。

抛开投资是否过热、过快的争论，也不探讨合适的速度是多少，换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这种高速的投资是否可以持续？是否能够承受？当今的投资过热，与过去的投资过热差别在哪里？投资过热带来的问题和矛盾是什么？

1.何以能够承受高投资(率)？

从投资率看，2005年我国GDP18.8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8万亿元多，占GDP的48.6%，再加存货，占GDP超过50%，2006年的投资率将超过2005年。如此高的投资率不仅超过历史水平，也超过国际水平。为什么今天可以承受，过去不能承受？如果说，可以承受，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以适当的高投资率来解决发展问题呢？

过去投资率过高会导致资金短缺，投资热会导致发行货币，增加财政赤字。但现在社会资金过剩，银行资金用不出去，不需要政府出资，还不能增加或加快投资？

过去投资快导致资源短缺，资源完全依靠境内生产而进行，而且进口太快，会导致贸易逆差，现在，资源、原材料不足可以进口，只是对价格的承受能力和利润损失问题，这是企业的事情，是市场的事情。而且，无论是从外汇资源还是出口竞争力来说，我国都有能力进口，保持进口的持续性。

投资形成的最终产品也发生了变化。目前，非生产性投资或者说住房、服务性投资的比例增加，这些满足就业、教育、交通、服务便利的投资增加，引起的社会矛盾比较少一些，也不会出现过去的结构畸形。当然，对资产的价格会产生影响，但这些投资可作为投资品被再投资获得利益、又具有兼顾消费需要的特点，而不是一次性投资以后，只能做生产用，不能做其他用。这是现行投资与以往不同之所在。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在全部投资中，房地产投资从1998年的3614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5759亿元，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从12.7%提高到17.8%(郑京平，2006.5.12)。如果把生活用的房地产投资作为消费来计算，那么，投资率就没有那么高了，消费率就大大提高了。因此，有专家认为房地产投资不应该作为固定资产投资，是消费投资(曹建海，《中国经济时报》2006.6.5)，有些道理。

当然，如此高的投资率能够承受，也在于我国的投资中，很大部分来自于外商直接投资、外债和境外上市筹集资金等，境外资本流入占我国全部投资的比重在8%左右，扣除这些，纯国内资金的投资率没有那么高。

2.高投资带来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高投资会带来高速经济增长，并带来物价高涨。但是，本周期的物价上涨，主要矛盾在非消费品价格，而且，土地价格、住房价格上涨与地方政府行为关系密切，与投资关系不是很大。应该说，原材料价格、燃料、动力价格与投资扩张关系很大，但应该说是可以承受的。

投资过多，会导致未来的产能过剩，会导致未来的经济紧缩。但是，应该看到，投资的机制发生了变化，虽然经济过快增长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但主体是市场决策机制，而不是行政和计划。因此，投资决策和对市场的认识与纯政府对市场的判断和认识不同。政府对市场的认识还是不充分，有些指标判断过于脱离实际，忽略了投资后的市场也是一个全球化的市场，还有尚待开拓的农村市场。也正因为有些政府决策没有注意这一点，因此，在政策认定产能过剩的同时，市场和效益却相对比较好。

对投资的另外一个担心，就是地方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没有收益，没有偿还能力。是否如此呢？如果看我们走过的历史，不完全是这样。好多基础设施自己不能收回投资，转让给外资后，外资却可以收回，为什么基础设施外国人来投资可以收回，国内投资不能收回呢？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机制和税收政策。

3.对高投资，到底应该控制什么？

其实，对于高投资带来的传统经济问题和矛盾，基本上不需要担心了。这个问题可以说基本解决了。需要提醒的是，我们的政策追求平衡，不能仅仅从国内的生产能力和需求的国内平衡来衡量，也不能仅仅从这个产业自身的过剩来衡量，因为在未来这些可以转化，需要从未来和国际市场去考虑。

但是，投资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浪费性使用以及投资后的生产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及其治理，对境内资源的需求约束等确实带来问题。因此，对于投资，真正需要约束的是：如何在投资增长的同时，保护好环境、生态，使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利用，使投资的浪费减少(包括规模效益)，我们的调节与控制应该在这些方面去做文章。就是说，凡是达不到规模效应的，限制投资或在未来追究责任，凡是对环境有污染的，必须首先对技术改造和环境治理进行投资，对生态环境有破坏的，不得投资，或在投资的同时进行弥补。已经进行的生产，需要再投资和扩张的，首先需要获得环境、生态业绩合格证明。没有达到标准的，不能扩张投资，或投资限制在一个增长范围内，不许超过。环境、生态的投资要检测技术指标，政府主要管这个。这样，发展、投资、环境、生态都合理。

“十一五”规划提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涉及其他经济指标，但如果宏观调控仍然在关注这些传统的经济指标或者从这些指标出发来考虑问题，在规划中没有说，但实际上大家都不会放弃。

四、经济的高速增长会夭折吗？

1.从经验和未来看：周期会持续到2008年-2009年

从1978年开始计算，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在9.5%以上，这已经持续了28年，如果再持续2-3年，将达到30年，这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周期历史上将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周期会这样长吗？会这样发展下去吗？还是会下跌到一个低水平上去延续2-3年的周期？这个高速增长会夭折吗？

我认为，这个周期持续下去的概率很大。

看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高速增长似乎是一个正常现象。而且，如果把高速增长期间速度达到8.8%的年份也计算上，周期一般比较长。第一个周期是7年，第二个周期也是7年。假设本轮经济周期和以往一样，也持续7年，如果以2003年为起点，或者按照调整的数据，以2002年为周期，那么，本轮周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应该到2008年或2009年才能降低到相对低的水平，比如在8%左右。

回头看看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1978年的城市其实也很落后，但是，改革开放、利用外资，使城市的经济、金融、居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30年，高生活水平的城市人口也只有2-4亿人。但目前我国的农村(包括小城镇、小城市)和高生活水平的城市的人均生活相比差距巨大，而人口会相对增加一倍，我国的市场需求扩大将是一个巨大的数据。假设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可以达到5000美元，我们经济增长的后14年(2007年-2020年)就可以和翻两番的历史速度一样。

因此，仅仅就开发农村，实现城市化，提高小城市(镇)的生活水平来说，我们完全有潜力保持长时期的高速增长率(9%以上)。

但如此高的速度带来什么问题？经济仍然以粗放的方式进行？也不完全，拥有自己的技术、品牌和知识产权，拥有高附加值产品和设备，建立创新型企业和国家，并不只是政府的期望，同时已经成为市场的需求，政府的责任在于更好地落实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能源、资源短缺和产能过剩不是制约经济高速持续发展的问题

假设不考虑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以及管理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般理论认为，经济发展需要资金(本)、劳动力(包括人才)、土地、资源、技术(包括先进设备和技术创新等)。应该说，劳动力对我国来说，不构成约束；资金过去是短缺的，现在无论是人民币还是外币都不短缺；一般技术和适应市场需要的技术我国也不短缺了，经模仿和学习也很快就能够掌握，我们短缺的是具有知识产权和高附加值的技术、新技术及创新能力。但这对一个成长性经济体来说，不构成最大约束，因为我国的市场很大。

从实际来看，人们感到有约束的是能源和资源。能源和资源是否真的构成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约束？并非必然如此。日本是资源匮乏国家，但日本不是仍然具有国际竞争力吗？能源危机可以促进节约，资源危机也会导致对资源利用的节约和创新。资源和能源的环境条件不同，造就的人才和人们的思维方式也不同。因此，我国的资源、能源平衡不能仅从国内平衡考虑，应该从全球来考虑。应该考虑的是资金的内外平衡，只要有资金，有利润，有可交换的产品和技术等，获得资源和能源都不是问题，只是价格和成本问题。因此，真正的约束不是资源和能源，只是需要谨慎对待。

产能过剩也不是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年日本、韩国都出现过类似情况，我国也多次出现过，应该如何评价和认识值得思考。在开放度高和开放度低、国际竞争力高和竞争力低的条件下，对产能过剩的处理方式不同。当今和未来的过剩产能是可以转移的，产能也是属于世界的。因此，我们应该在更大范围内思考对策。

对于资金过剩，我们应该做什么？在这个阶段，如果不进行与技术、研究、品牌、知识产权、创新等有关的实体经济的投资，当经济进入虚拟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发展阶段，资金就会在金融部门打转(发展所谓的衍生品经济和交易，发展股票市场等)，不会流向实体经济，要增强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就没有机会，没有有较强竞争力的实体经济，金融经济和虚拟经济就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高楼大厦，时刻会被外部投机打垮。

因此，制约经济长期、高速、可持续发展的真正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利润，没有足够的自己可以支配的技术和创新能力。我们的高附加价值产品和自有知识产权有限，企业间缺乏竞争合力，相互压价竞争，把利润和财富送给外人，自己的发展缺乏后劲。这些才是发展的真正约束因素，政策要着重解决这些问题。

从国内经济来看，我国经济是缺乏利润和财富的经济。最典型的比较就是浙江和江苏的发展。江苏是典型的外资经济，其创造的GDP中的利润和财富很大部分被外资拿走了，但浙江就不同了，所有的GDP都是属于当地居民的，因此，同样的GDP水平，浙江人比江苏人富有很多。我国的汇率水平如此低估，对外资是如此优惠，财富都给了外资，对未来的发展不利。如果在目前的汇率水平下，让外资更多地兼并、收购和控股我国的企业和银行，获得更高的国内市场占有率，未来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就会缺乏对财富的支配权，会丧失自身的积累能力，或者是自己的资金不能使用。因此，我们应该适度限制外资在国内发展，等到汇率水平合适的时候，再逐步放开，企业也可以到国际社会去发展，去更多地进口。

五、对政府干预或推动型经济增长的认识

应该说，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行政力量支配和控制的资源已经很少。但是，如果因此认为我国的经济完全由市场来配置资金和资源也不符合实际。我国的经济增长和投资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政府干预或推动型增长。

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仍然很强大，只是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一是继续下经济指标，确定需要完成的任务，而且把这个作为考核和评价人的标准。由于这项工作影响个人政治前途，因此，各级政府部门依然在抓，并下达到企业。目前，在不发达地区，出口仍然有指标，有任务。二是抓项目(投资)，抓开发区，尤其是吸引外资(包括本地区以外的资金)，领导亲自出面，招商引资，并给予土地、税收、财政等各方面的优惠，这些优惠甚至放宽到交通处罚等。三是利用土地资源、机构级别、干部调动及其升级的配置权去影响、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四是制定具体的规划并抓落实，但主要不是通过资源分配和控制去落实，而是通过权力和人际关系以及官僚体制去落实。五是关注投资、贷款和经济发展形势，以各种方式鼓励或要求去增加投资、增加贷款。在具体到项目和企业时，地方或部门领导人往往会以打招呼等方式干预银行和企业的决策。出于人际关系和对权力部门的畏惧，银行和企业的决策有时候不能不考虑这些事情。

就政府(部门)来说，职能转变还没有实现，即使在发达地区同样如此。2005年，沿海某发达省份10月份本来要召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但当政府官员看到本省存款和贷款差距很大以后，就决定不开形势会，而是把商业银行的行长找来，问为什么存差这样大，为什么不放贷。不发达地区领导对银行存差意见更大，认为是支持富裕地区经济发展。他们甚至认为，不发达地区如果完全由市场调节和配置资源，发展可能更慢。

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最突出的形式是利用外资，制定地方利用外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和条件。外资也利用这一点，对政府进行公关，并从中谋取巨额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