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改革评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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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的历史说明，市场化改革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源泉。中国农村发展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同时建立政府支持政策体系。

一、改革背景与目标

1997～2000年四年间，农民收入增速持续下降，农民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整个农村经济似乎已经不再像早年那样充满活力和生机。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显著扩大。2000年，二者差距为1∶2.79。如果考虑到官方公布的农民收入数据至少有20％的水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都认为水分远不止于此），而城市居民还享有农民无法享受到的多种福利，如福利住房、公费医疗、单位发放的实物收入等，那么，差距将会更大。世界银行（1998）在一份报告中认为这部分福利应达到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4左右。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进行调整，真实的差距有可能达到5∶1。这一差距，按照国际标准衡量是巨大的和少见的。在同一报告中世界银行还指出：“36个国家的数据表明，城乡之间收入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在绝大多数国家，农村收入为城市收入的2／3或更多一些。”我国的情况已经远远超过这一标准。

这样的一种态势，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农业和农村，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非常不利。因而农村改革和政策的目标自然而然地就锁定在增加农民收入上，并且要真正建立起一种具有良好特征和效能的农业发展新模式，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当然，把增加农民收入确定为核心政策目标并非2001年的转向，按照会议文告或政策文本理解，过去的几年都是如此。但问题是情况每年都不见好转，无疑会影响人们对政府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能力的信任，这等于在给政府持续增加压力，并在强化着改革的动力，促使甚至迫使政府去解决过去改革中遗留下来的制约农民增收的深层体制问题。所以，到了2001年，一些过去改革中遇到的堡垒开始被攻克，某些体制上的胶着状态也开始被打破，比如粮食流通体制、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都说明这一点。这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动强制实施机制”（刘易斯，1965）。

二、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由于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源性原因在于外部的不利经济环境，所以宏观层面上改革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宏观政策的调整牵涉到复杂的因素和利益关系，决策者面临着巨大的约束，甚至对成本——收益的计算，就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以至在2001年，宏观政策层面上的变化还只是意向性的，尚处于具体方案探讨和形成阶段。这一年所发生的旨在促进农民增收的体制和政策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农村经济内部，而检视其主要内容，可以发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显著加强，在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改变了以往“渐而不进”甚至发生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倒退的局面。2001年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一）产品市场：攻克市场经济中的计划“孤岛”

1.粮改：放开销区。1998年，在粮价持续低迷，国内粮食企业亏损严重，收购资金被大量挪用的情况下，我国实行了以“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粮改，这个方案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自身逻辑性，对保护农民的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运行中也遇到了一些难题，远远超过了设计政策时的预想。面对粮改中出现的问题，我国政府就一直在调整完善原来的粮改方案。到了2001年，原来的制度微调终于引发实质性的改革，其基本内容就是在销区放开取消农民的粮食定购任务、放开市场、放开粮价、放开经营。当年年初国务院决定浙江率先进行粮食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到了7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确定了“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省长负责，加强调控”的粮改思路，将所放开的销区范围进一步拓展到包括浙江、上海、福建、广东、海南、江苏、北京、天津等在内的8个省区。《意见》还明确了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粮食购销和价格形成的作用，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建立完善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和粮食市场体系，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我国国情的粮食流通体制。”这一情况说明，经过几年的曲折徘徊，我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重新回到了市场化改革的轨道——这是2001年农村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

考察粮改历程，可以发现，如何平衡市场调节和政府控制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我国政府对非谷物食品诸如水果、蔬菜、肉类、水产品等的干预相对较少，并且形成了较为繁荣的竞争性市场，但粮改却一波三折，进展缓慢。我国有强大的政治管制能力，也有依靠行政手段动用和管制粮食资源的传统和丰富经验，而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调控和管理的经验和能力却显得不足，所以当市场化改革遇到较为急切的情形时，往往倾向于回过头来使用过去的手段，从而使得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控制却时隐时显，挥之不去，导致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成果与人们的预期相差较远。所以，2001年放开销区的改革，尽管仍是过渡性的方案，但它的明显的市场化取向却是来之不易的。

2.棉改：一放二分三加强。与粮食流通相比，棉花流通中垄断色彩更浓，存在着更多的弊端。鉴于此，2001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打破经营垄断，鼓励公平竞争，规范市场秩序，提高调控效率，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棉花企业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这个决策标志着中国棉花收购市场已完全开放，政府对农民进行硬性收购的作法正在逐渐取消。

（二）要素市场：触动计划经济的残余——户籍制度

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横亘在城乡之间40余年的户籍制度藩篱终于开始松动，并在一定范围内被拆除。2001年年初公安部提请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办理小城镇常住户口的人员，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2001年10月1日起，全国开始以两万多个小城镇为重点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在小城镇拥有固定住所和合法收入的外来人口均可办理小城镇户口。2001年是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取得明显突破的一年，不仅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而且一些大中城市也开始了放松对农民转换为市民的控制条件。这些变化说明，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是大势所趋，存在了40多年的户籍制度已经走向了瓦解之路。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界限，逐步消除政策制定中的城市中心主义倾向，促进城乡劳动力在同等条件下合理有序地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它将有助于形成城乡互通的要素市场，推动城乡之间的经济融合，并带来社会结构、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三）农村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更多方面的进步

1.农村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得到加强。我国农村经济信息、传播的覆盖面狭窄，直接为农民服务的市场供求、科技等方面的信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这些年的实践说明，由于信息滞后和不准，极易一哄而上、一哄而下，造成市场均衡的脆弱性和市场进入的盲目性，农产品的价值无法实现，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加。针对这种情况，2001年农业部在全国启动了“信息服务行动计划”，这必将会促进农村市场信息体系建设，为农民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

2.农业质量标准化和食品安全引起高度重视。大量存在的农产品质量问题，已经对我国农村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构成了严重障碍，既影响了农民的收益，危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直接损害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削弱了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2001年农业部组织制定了《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并联合有关部门启动了“食品安全行动计划”，要求以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为目标，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努力实现农产品的无公害生产和消费。这说明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加入WTO后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我国已经开始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正在实现从FoodSecurity（食物安全）到FoodSafety（食物卫生安全）的转向。

三、绩效和可能性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制度是内生的，并且是决定经济绩效（Performance）的首要因素。最近几年，农民增收形势严峻，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需要进行制度创新，也即农民增收重在制度创新。按照本人的理解，制度本身不能增加资源禀赋，但可以改变生产要素配置的环境和相对价格，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和效率。

2001年我国在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采取了多项重大举措，尽管新的制度或做法本身还需要完善，对制度绩效的判断也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某些变化和成果，并且由此强化对中国农村未来发展的信心。其中，令人感受最深的是，放开销区的粮改方案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初步实现了粮改的目标。特别是在最早进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的浙江省，农业资源配置和粮食经济的运行发生了一系列可喜的变化，出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局面。浙江的变化主要发生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定购”到“订单”，确立了新型的粮食产销关系。全省粮食购销、加工企业和99万户农民签订了粮食订单，订单数量高达6.4亿公斤，相当于2000年全省粮食订购任务的55.7％。省内不少地方对优质品种粮食实行优质优价，因而调动了农民种植“高效粮食”的积极性。

（2）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粮食市场体系建设全面启动。杭州、宁波、温州等大中城市口粮批发市场，金华、衢州、嘉兴等饲料粮批发市场，沿海港口粮食进出口中转市场，三个层次分明的粮食市场体系已经形成。同时，粮食市场主体日渐多元化，省内各级粮食批发市场从事粮食经营的非国有企业已占到80％以上。

（3）从自求平衡到优势互补，促进了农业区域结构的优化。全省进一步调减了粮食播种面积（早稻种植面积调减了34％），扩大蔬菜、瓜果、花卉苗木等经济作物和出口农产品生产。随着浙江粮食市场的全面放开，国内一些粮食主产省纷至沓来，省际间粮食购销合作得到迅速发展。浙江已与黑龙江、湖北、江西等产粮大省签约，成为粮食购销“合作伙伴”。省际间的粮食购销合作已从传统的粮食买卖向建立基地、组建股份制公司、创办市场等多种合作方式转变。

浙江的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全省涌现出了300多个万亩以上，总面积700多万亩的效益农业产业带，提高了农业的效益和农民收入。2001年前三季度在全国农副产品出口负增长的形势下，浙江农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了14％，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增长了10.1％。浙江粮改的成功，充分说明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有效性，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市场化改革是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因。

四、进一步的思考与建议

关于农村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迄今已经有许多说法和共识，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今后市场改革还需要对以下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并尽快取得实际效果。

1.加快土地市场化流转。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促进土地的流动，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就在于它能够使稀缺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我国农业市场化改革显然不能把最稀缺的土地资源排斥在市场之外。我国的农地制度首先要强调“稳”，但也要“活”，不能因为强调稳定而扼杀了流动。最近一些人士过分强调“稳定”，是一种僵化的观念。在产业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和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的今天，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已经大为削弱，相当多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并没有许多官员和学者想象的那样强烈，有些地方农民种地亏本，出包土地还得“倒贴皮”，也足见土地保障功能的沦落。所以，今后的农地制度改革应当赋予农民以更大的土地处置权利，以期促进土地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形成现代农场，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土地开发利用的效率，同时为农民的就业转换和产业扩张提供资本。在土地的利用上，家庭经营具有恒久的活力，因为它适应农业的产业特点，而与农业生产力水平没有太大关系（即可以适应不同层次上的生产力水平）。但是，家庭经营不一定非得建立在平均主义的承包制基础之上。

2.加快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粮食购销市场化。放开销区的粮改方案是一个过渡方案，粮改涉及到了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约束条件，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但是，这个过渡时期不应该太长，而是要加快实现全国范围的粮食购销市场化。

从理论上讲，一项改革成功与否，固然和原有体制的性质以及改革所设定的目标模式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过渡过程本身，即寻找成本较低、以至成本最低的改革路径，是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盛洪，1991）。浙江的改革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帕累托改进，即使是国有粮食企业在改革中也没有明显受损，因为在放开之前，浙江粮食的集市贸易仍然是活跃的，其国有粮店和大多数国有粮食加工企业，经过改制（拍卖、租赁），几乎清一色由个人或合伙经营。这就是说，在正式放开之前，竞争性的市场已经在事实上存在。现在等于承认了多主体存在的合法化。

2001年的粮改之所以只放开了销区而不是全部放开，一个重要的原因同样是要降低改革成本，避免不确定性和可能的混乱。粮改的下一步必然是要把局部改革成功做法推向全国，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有配套的政策措施，以防止政策偏差和化解政策风险。

3.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减少控制，增加服务。加入WTO后，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我国需要按比较优势的原则调整农业结构和发展方向，不断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然而，必须明确的是，比较优势的发挥要求有一个高效协调的农业管理体制。

如果说像放开销区之类的改革是立足本土的内源式的主动改革，那么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就是“冲击——反应”式的被动改革（依靠政府自身有意识地主动改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可以说，WTO给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带来多方面的冲击，其中最大的冲击也许就是对政府管理体制的冲击，而这个冲击实质上是我国加入WTO最大的好处。

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减少控制，增加服务”。减少控制，就是要求政府部门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逻辑，来调控和管理经济，而不是简单地靠权力的流通和行政命令；增加服务，则是要求政府部门根据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要求为农民提供更多的诸如信息服务、技术指导、信贷便利化和风险保障、环保和生态建设等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增加农民的获利机会，减少市场风险和国际农产品的冲击。

对于加入WTO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我们应当有更充分的认识。我以为，这项被动性的改革将带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广泛进步，对中国的民主进程和现代化事业将会做出重要的贡献。需要指出的是，这项改革将对改进中国的文官系统和提高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大有裨益，也将提高对政策执行的效率和效果。

具体而言，在现代政体下，行政管理机构是庞大的组织，它执行着一种关键性的政治功能，即在各种具体情况下执行政策，因此，一项政策得以贯彻到什么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长官对它的解释，以及他们实施该项政策的兴趣和效率。长官们是墨守成规，调和折衷，用标准的手续和大而无当的陈辞滥调来庸庸碌碌地处理问题，还是善于思考，密切关注现实，在变化着的事实前勇于尝试和创新；是一味地迎合上级，玩弄权术，在政治市场上钻营，还是高风亮节，实事求是而又体恤民情，那将对政策实施的程度和效果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此种影响自古而然，于今尤烈，因为现代社会是更为复杂多变的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奥尔森（1982年）把当今时代称为是“执行权统治的时代”。

过去，我们的一些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不是没有被执行，就是在执行中走了样，政策执行起来总会遇到许多牵制和障碍，以至最终取得的成果或节外生枝，或适得其反，往往不尽人意。在WTO的冲击下，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政策好，执行难”问题。

4.加快建立国家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向农业和农村经济适度倾斜。在国际上，美国、欧盟、日本等都对农业部门给予了巨额的补贴，以期改变其相对于其他部门的不利地位，保证务农者与其他就业者大致相当的收入水平。我国现存的农家经营规模十分狭小，劳动生产率很低，加之买方市场条件下农产品的价值实现较之其他产品更为困难，风险更大，所以非常需要政府的支持。

现在，我国农民又面临着贸易自由化的冲击。按照协议，我国将逐步开放市场、降低关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国内农业发展政策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全面提高我国的农业国际竞争力。其中，很关键的就是要用足“绿箱”政策（《农业协议》第6.1条），用好“黄箱”政策（第6.2、6.4、6.5条）。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政策调整空间，需要细致深入研究，有必要借鉴国际农业支持和保护的经验，设计和构建合理有效的国内农业支持政策体系。比如，日本为应对WTO冲击，设计制定了“稻作安定经营对策”、“生物系特定产业技术研究推进计划”、“农业转作支持政策”等一系列非常细致周密的政策措施，对保护农民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在设计应对WTO冲击的政策过程中表现出的认真态度和务实精神很值得有关部门和人士学习。

加入WTO后，建立农业的国内支持政策必然涉及到宏观政策的调整。最近几年国家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开拓农村市场方面的效果非常有限，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应与应对WTO的冲击、建立国内农业政策结合起来，向农业和农村经济适度倾斜，在更加协调的宏观经济增长的范围内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给予更大的支持。这不仅是公平的需要，更是效率的需要。当前广大农民由于收入增长缓慢，已经限制了其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支出，他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还面临着较多困难，甚至急需要用钱，因而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如果国家能够设法让他们增加一些收入，可能很快就会转化为最终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特别是乡镇企业的投资需求），形成整个经济发展的良性机制。

【参考文献】

［1］刘易斯，1966，《发展计划》，何宝玉翻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2］世界银行，《共享增长的收入》，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

［3］李成贵，“国家干预下的农地有限私有化：一种有选择的激进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夏季卷。

［4］盛洪，“从计划均衡到市场均衡”，《管理世界》，1991年第6期。

［5］M.Olson,1982,TheRiseandDeclineofNations,YaleUniversity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