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下的产业结构论文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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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一、文献综述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表现为农业人口向城镇的聚集[1]，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拉动经济增长，一方面是通过在基础设施及具有较高生产效率的生产部门的大力投资，对工业和服务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形成产业集聚以及具有拉动作用的现代高新技术部门形成的增长极带动经济增长[2]；另一方面是农村人口在城镇就业将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潜力，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将极大地扩大内需从而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3]比如，朱孔来（2011）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研究了我国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作用。[4]马文成（2010）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分析检验了安徽省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分析认为城镇化对安徽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5]产业结构变迁主要表现是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产业结构变迁主要是指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不同的主导产业来推动经济的发展的现象。[6]根据库兹涅茨和钱纳里等人对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研究，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第一、二、三产业会依次成为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具体来说，在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高速发展，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这一阶段的第二产业内部主要是资本密集型型产业；在后工业化时期，第三产业将超过第二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这一阶段第三产业内部主要是知识密集型产业。比如，周明生（2013）通过建立时间序列模型，发现第二产业在长期中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第三产业对经济影响越来越大。[7]张湘赣（2011）认为我国产业结构存在失衡现象，工业产品产能过剩，第三产业发展不充分，应当用信息技术改造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中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正相关的金融、物流、信息技术和商业服务等相关产业，要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驱动经济增长转变。[8]现存文献对城镇化和产业的关系也有所论述。比如，洪银兴（2003）从理论上论述了城镇化是城市化的初期形态，在经济落后地区，城镇化的进程以工业化为主导；而在东部发达地区，城市化的推进以服务业为主导。[9]在已有的文献中，针对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机制对经济增长影响方面研究不多，而且主要是在理论论述层面，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较少。因此，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丰富相关研究。第一，考虑到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产业结构变迁的现象，因此，构建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变迁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第二，考虑到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影响，本文把投资作为控制变量加入面板数据模型中；第三，我国东中部经济发展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模型考虑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变迁的交互作用对东中部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理论假设

本文根据前文对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变迁的梳理，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对我国东中部地区的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相应的假设。

（一）城镇化

城镇化的主要特征是人口的城镇集聚。城镇化的集聚效应使得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聚给工业和服务业提供了充足的要素市场和需求市场，从而促进工业和服务业产业的集聚，实现规模化生产和外部经济效应。工业和服务业在城镇空间集聚，生产效率将大大提高。人口的空间集聚有利于实现外部经济，加强了技术和经验的交流，提高技术等的扩散速度。因此，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重大战略选择，将会对经济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假设1：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有利于经济发展。

（二）产业结构变迁

生产要素从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产业部门向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产业部门转移将带动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变动由此引发的“结构红利”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中国经济一直以工业发展为主导，在过去30年中，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目前，普遍认为产业结构应当服务化，由服务业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由于我国经济中、东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已处于后工业化时期，而中部地区还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东部、中部地区都进行产业结构服务化对于经济应当有着不同的影响。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后工业化时期，第三产业比重将会取代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在工业化中后期，第二产业实现大力发展，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有形之手”在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应当根据地区发展阶段区别对待。假设2：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对东部经济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而在中部地区实现第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将有利于发展中部地区经济。相反，如果不考虑经济发展阶段，全部进行产业服务化将不利于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固定资产投资

投资作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将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目的是在对第二、三产业的投资中，在中、东部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对经济起到的作用。由于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主导产业，因此，对二三产业的投资侧重也应当不同。假设3：在东部发达地区，投资侧重于服务业将有利于经济发展；在中部地区，投资侧重于工业化将有利于经济发展。

（四）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交互作用

城镇化表现为人口与生产要素在城镇的集中，必然会导致工业和服务业产业在城镇的集聚。产业在城镇的集聚提高了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支撑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化，即城镇化和产业存在互动机制，在工业化阶段，城镇化和第二产业存在显著的互动发展现象，在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和城镇化存在明显的互动发展现象。考虑到我国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中东部地区，城镇化进程要分别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形成互动机制才能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假设4：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互动机制会促进经济增长。在中部，城镇化和第二产业交互作用会促进经济增长；在东部，城镇化和第三产业交互作用会促进经济增长。

三、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

1.城镇化城镇化主要特征是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的集聚促进基础设施的建设，进而扩大投资需求。本文的城镇化是指人口城镇化，这是衡量城镇化的重要度量指标，人口城镇化的计算方法即城镇人口占全区域人口的比例。这里用urban表示城镇化水平。2.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到后工业化时期，国民经济向服务化发展，经济的服务化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重来衡量。在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化将进一步发展。本文产业结构分为产业服务化和产业工业化，其中产业服务化是指第三产业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产业工业化是指第二产业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分别用stru和stru2表示。3．GDP经济发展的指标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且对GDP做自然对数处理。这里用lngdp表示。4.资本存量由于投资在我国经济中起到了巨大的驱动作用，因此这里把投资作为控制变量，从而可以更好的考察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对经济的影响。考虑到固定资产投资是流量，要把流量计算成存量。历年的资本存量无法直接得到，本文对资本投入进行永续盘存法（perpetualinventorymethod）处理，计算得到资本存量。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如下：。δ为固定资产折旧率，本文采用折旧率为9.6%。[10]为第t年的资本存量，为第t-1年的资本存量，为第t年的投资额，δ为资本折旧率。本文考察的是中东部投资不同侧重对经济的影响，这里对二三产业投资分别用sinvest和tinvest表示。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是全国中东部地区19个省、直辖市2006-2012年的面板数据。其中，东部地区为发达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黑龙江、辽宁和吉林三省为发展中地区，因此，把东北三省计入中部地区分为一类。本文所有数据的选取均来自于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实证结果和分析

表1给出了中东部地区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结果。进行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是使用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表明拒绝原假设，选择备择假设，即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优。其中，模型（1）、（2）、（3），（4）、（5）、（6）和（7）分别考察的是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对中东部地区整体、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影响的模型。对实证结果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城镇化在经济增长中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从表1可以看出，城镇化无论是对中东部整体的影响，还是分别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影响都是显著的正面作用。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人口及生产要素的集聚过程，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会拉动大量投资，诸如交通、通讯及教育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将会提高城镇居民素质、就业及收入水平，这将大大拉动内需，因此，城镇化过程将通过产生巨大的规模效应和外部效应带动经济发展。这与假设1相符合。2．东部地区产业服务化和中部地区产业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要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以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带动及改造传统产业，因此，东部地区发展服务业将会有利于经济增长。在中部地区，工业化发展还不充分，在这一阶段，应当继续深化工业化，发挥工业化带来的生产要素集聚及规模效应，因此，中部地区进一步发展工业将有利于经济发展。从模型（6）可知，如果不顾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盲目进行产业服务化，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与假设2相符。3．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分别发展服务业和深化工业会有利于东中部经济的发展，因此，投资就应当有所侧重，在东部地区应重点投资服务业，而在中部地区重点投资工业。从表1的模型（4）∽（7）可知，在东部地区的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而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利于经济增长；在中部地区，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与假设3对于中东部地区投资应有所侧重相符。表2给出了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变迁对中东部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产业集聚的现象也越明显，城镇化的推进为产业发展和集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环境，而产业发展和集聚又产生增长极的作用，为城镇发展提供动力，因此，城镇化和产业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作用。在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由于处在不同阶段，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相互作用是不同的，即东部、中部地区城镇化和服务业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交互作用分别有利于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表2也可知，在东部，城镇化与产业服务化的互动机制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著正向的；在中部，城镇化与产业工业化互动机制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著正向的，而城镇化与产业服务化的交互作用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著负向的，说明在中部应当以工业化支持城镇化的发展，这样才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这与假设4相符。

四、政策建议

（一）城镇化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镇化是通过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形成区域增长极带动经济增长。城镇化的建设，将会产生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随着农民转为市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变会释放巨大的内需。因此，城镇化建设是释放内需与促进经济一、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中的大国因素其一，中国人口众多，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953年人口就达6亿以上，2011年人口达13．4亿，是世界头号人口大国，远在经济学家定义的大国标准之上。一方面，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潜在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成为中国发展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业问题也始终是中国工业化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其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国家。从人口比重看，虽然汉族占到90％以上（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汉族占91．51％），［6］但从地域分布看，少数民族不仅分布较广，绝大部分的县都有两个以上少数民族居住；而且少数民族自治区地域辽阔，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宁夏5个民族自治区的面积占了整个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中国作为有着大一统历史传统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民族团结的良性互动成为新中国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其三，中国国土面积广大、但经济发展不平衡。从面积上来看，960万平方公里横跨六大温度带，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与32000公里长的海岸线。中国的资源分布不均，83％的水资源集中在占全国耕地38％的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而黄河、淮河、海河、辽河等流域，耕地占全国42％，水资源却仅占9％；80％的矿产资源分布在西北部，石油和煤炭的75％以上分布在长江以北，而工业分布却集中在东部沿海，能源消费也集中在东部。［7］而且中国各区域间发展水平也不平衡。据有关学者计算，2005年，西部地区工业指数为25（全国为50，东部为78），尚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8］（P97）其四，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舞台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的发展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国需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强大的军事工业体系，以提升国际影响力。其五，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实现大国经济崛起仍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1952年，中国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仅为钢2公斤，煤115公斤，原油0．8公斤，电13千瓦／小时，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44％、15．9％、0．33％、2．9％。［8］（P67）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前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工业产值位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工厂”。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为6800美元，而高收入国家（2011）则达41095美元。［9］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始终是政府的重要战略目标。其六，从资源的角度来看，虽然中国资源总量巨大，1990年，中国矿产储量潜在价值位居世界第三。［5］（P41）但是中国人均资源匮乏，中国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1％，水资源占世界的7％，森林面积占世界的3．3％，石油占世界的2．3％，天然气占世界的1．2％，煤炭占世界的11％。人均资源不足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领导，具有很强的执政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担负大国崛起的重要历史作用始终未变。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有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经济赶超与产业结构跨越发展。其八，在中国经济赶超过程中，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在计划经济中，为构建大国完备的工业体系，中国建立了大量的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有经济仍然控制着经济命脉。占主体的公有制经济成为中国实现大国经济赶超的重要手段，公有制经济的改革也影响着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述大国特征影响着新中国60多年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演变。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对经济结构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未能考察大国国情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演变的影响，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解释能力有限。我们从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特点出发，研究中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演变的历史进程，并对未来二者的变革进行展望。二、1949—1978：优先发展重工业下的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基础薄弱、重工业成为发展的“瓶颈”。工农结构中工业仅仅占30％，其中，现代工业仅占16％左右，同时工业内部轻工业又占到73％以上①。主要工业产品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有较大差距。美国钢铁产量是中国的447．72倍，发电量是中国的80．26倍，甚至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相比也存在较大的差距②。正如指出的：“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1］（P329）中国薄弱的经济基础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严重不符，落后挨打的百年屈辱给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较大的压力。苏联模式在当时的示范效应以及冷战时期紧张的国际局势，更让中国政府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迫切要求建立起强大而独立的工业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人口大国，但不是一个经济大国。一百多年来的战乱和被侵略历史，使得社会财富消耗殆尽。重工业建设周期长、建设规模大、技术水平要求高，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实现工业化赶超，首先需要解决资本短缺问题，以跨越“贫困性陷阱”。与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需要打破需求方“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与供给方“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纳克斯，1953）两个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同时，新中国建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和经济封锁政策，使新中国很难发挥比较优势，从资本主义世界获得资金；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苏联也属于短缺经济并且援助重点在东欧，很难给中国大规模的资金援助。上述外部条件决定中国不可能选择依靠外援实现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中国政府只能通过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充分挖掘大国优势，独立自主地发展重工业。中国从1953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并仅用了4年的时间就建立起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时期，政府通过主要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工农业“剪刀差”和对公有制企业工资、利润、投资的高度控制，压低了城乡居民的消费，保证了高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的实现。这些措施让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收入更低、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条件下，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保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这个时期第一产业由1952年的51％下降到1978年的28．2％；第二产业产值迅速上升，1952年仅为28．2％，1978年则上升到47．9％，其中，轻重工业比重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重工业占工业比重由1949年的26．4％上升到1978年的56．6％，［12］奠定了我国工业发展的基础；第三产业从1952年的28．2％下降到1978年的21．6％，长期未能有效提高。在1949—1978年的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我国形成了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发展方式。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府通过有形之手，发挥大国优势，将资源直接配置到重工业部门，迅速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基建投资数据为例，“一五时期”投资于重工业的比重为36．1％，“二五时期”为54％；“三五时期”为51．1％；“四五时期”为49．6％。［14］（P72）在中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政府运用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发挥大国优势，在关键领域重点突破。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兴建、扩建了一汽、鞍钢、攀枝花等一大批重工业企业。从区域布局来看，中国投资方向集中在内地。苏联援建的“156”项中有106项民用工业和44项国防工业。民用项目有50项设在东北，31项设在中部，24项设在西部；44项国防企业有35项布置在中、西部地区①。“三线建设”更将大规模投资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政府主导的投资改善了内地经济基础薄弱的局面，利用了中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为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打下了重要基础；同时，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有利于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但这一时期经济基础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政府投资不足，发展相对缓慢。其二，中国作为后发大国，实现优先重工业只能通过自身积累。政府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和工业品的计划供应，以及严格的居民口粮标准和城镇职工工资管制，抑制居民消费，保证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于是，一方面是政府抑制下旺盛的消费需求，始终存在着“持币待购”现象；另一方面，重工业内部则形成内部供求关系的循环，即生产的产品又作为投资品用于扩大重工业的生产，于是就出现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双旺盛，形成所谓的“短缺经济”，国民经济始终处于紧运行状态。长期抑制的居民消费需求也使得轻工业与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其三，大规模的资源消耗与人力资源的投入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虽然中国人均资源有限，但从总量上看，中国自然资源丰富。为迅速建立强大的重工业体系，中国政府大规模投入资源，有的甚至不计成本。中国人口多的国情与政府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使得“人海战术”成为当时推动工业化的重要措施。其四，在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下，中国取得了“两弹一星”等尖端领域的突破，巩固了中国国际上的大国地位。政府还推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填补了工业空白，并探索出“鞍钢宪法”，希望调动广大一线工人的积极性，以推动技术进步。但由于这一时期国内科技人员长期受到政治歧视，科研单位、企业科技创新体制不完善以及政治运动的冲击，最终技术进步未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其五，传统的发展模式在推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同时，也存在经济运行的低效率。经济运行效率损失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进行讨论。从宏观经济来看，计划的不确定性、地方部门的“投资饥渴症”以及决策层的信息缺失和滞后，常常使政府投资失误，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就是极端的例子。而从微观经济来看，作为政府投资主要对象的国有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体制不健全，既缺乏约束机制又缺乏激励机制，往往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效益难以提高。在这一时期由于压低消费以保证高积累，并没有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政策，而是实行了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加上管理水平低，党和政府更多是采取精神激励和政治高压（运动）来克服低效率，但这些努力也存在“边际报酬递减”的问题。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解释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政治运动不断加剧的现象，最终在“”时期达到了政治运动的极致。总之，在优先重工业战略下，经过近30年的发展，虽然中国初步奠定大国发展的工业基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门类，但未能跨越贫困国家行列。带着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思，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三、1979—1997：产业均衡发展下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了中国今后建设的十条方针，包括加快农业的发展；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位置，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工业的建设等方面的内容。［15］（P456）它标志着我国从优先重工业的发展战略逐渐转变为农、轻、重均衡发展战略。为了克服计划经济模式下管得过死的弊端，中国进行了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市场化的渐进式改革。1979—1997年中国产业呈现出均衡发展态势，第二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占GDP比重维持在45％左右，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从1979年的21．6％上升到1997年的34．2％，农业比重下降，从1979年的31．3％下降到1997年的20％以下。从轻重工业的比重来看，重工业比重由1979年的56．3％下降到1997年的51％。伴随重工业比重的下降，轻工业比重上升。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我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人均收入由1979年的419元上升到6420元。经济高速增长，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短缺经济问题。1997年下半年，国内贸易部对我国613种主要商品的供应情况排队，结果发现供不应求的商品仅占1．6％，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66．6％，供过于求的商品占31．8％。在这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有着如下特征：其一，中国渐进改革，释放了大国改革的红利，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一时期，中国的改革无论是从物资配置体系、企业改革还是从区域发展的角度都体现出了“双轨制”的特点。“双轨制”中的“计划轨”保持了大国经济的稳定，保持了重工业等传统部门生产的稳定；“市场轨”则激活了经济效益，吸引资源向盈利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市场轨”又不断侵蚀“计划轨”，不仅提高了企业和家庭经营的生产效率，还优化了资源配置，使得资本和劳动力由效益低部门向效益高部门转移。因此，这个时期三次产业都获得高速发展，经济发展实质上更多得益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渐进式改革将改革成本成功地化解在大国的发展之中，比较妥善地处理好了大国的改革、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避免了爆炸式改革带来的经济崩溃。其二，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大国市场需求被逐步激活。由于是渐进式改革，计划与市场的作用是一个缓慢的此消彼长的过程，因此直到1997年，一方面，企业“投资饥渴症”仍然存在，旺盛投资需求拉动了重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长期抑制的消费需求显现出来，而且由于居民消费水平较低，居民消费需求集中于日用品，轻工业有了较快增长，在居民消费的拉动下第三产业也大幅增长。由于中国人口众多，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形成了较大的国内市场，促进了产业均衡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又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提高了劳动者收入水平，为居民消费提高注入活力。产业结构发展和消费需求呈现良性互动的趋势。其三，大规模的资源消耗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由于当时中国经济比较落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导致了政府压低资源品价格。大规模的资源投入与消耗成为企业和地方政府促进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每千克能源使用所产生的GDP（按照1995年美元计算），1980年为0．3美元、1996年为0．7美元。而日本分别为9．3美元、10．5美元；美国分别为2．7美元、3．4美元；巴西分别为4．7美元、4．4美元。［17］中国与这些国家相比，能耗效率偏低。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自然资源总量较多，在经济规模较小时，大规模物质消耗的弊端尚未充分显现；随着经济规模的逐步增大，人均资源不足的弊端逐步凸显。其四，1979—1997年外延和内涵共同发展中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城镇人均收入1985年为农村的1．86倍；1994年则达到2．86倍；1997年也为2．46倍。基尼系数逐步拉大，农村内部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为1995年的0．34；城镇基尼系数从0．16上升到1995年的0．28。［18］区域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从人均GDP来看，1979年四川是广东的70．5％，1997年则下降至40％以下。1979年贵州是广东的50％；1997年则下降至22．2％①。收入差距的拉大与大国不均衡发展带来了社会利益分化，社会矛盾逐步凸显。四、1998—2012：重启重化工业下的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经过改革开放近20年的高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告别“短缺经济”。1998年，中国人均GDP超过800美元，资本稀缺的局面也得以改善，告别了贫困国家的行列，但内需不足开始困扰着中国经济发展。为拉动经济增长，中国政府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财政投资；加入WTO，推动中国出口与国际资本的吸纳；推进城市化进程，刺激房地产业的发展；压低要素价格促进资本形成等措施拉动内需。在这些措施的拉动下，中国重化工业重启。这一时期重化工业的重启，与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原因完全不同，前者是要突破工业“瓶颈”；后者是因为内需不足，而重工业则可以实现内部循环，消化自己创造的供给。从产业结构来看，1998年我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46．2％，2012年为45．3％，始终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第三产业占GDP比重1998年为36．2％，2012年为44．6％；第一产业占GDP比重1998年为17．6％，2012年下降到了10．1％左右。［19］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GDP从1998年的817．1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6071．5美元。中国的工业化率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美国、日本2012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16％、20．95％。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人均GDP在839．39美元时，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20．8％。同为中等收入大国的巴西在人均收入5795．2美元时，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24．02％①。从工业内部的结构来看，轻工业在1998年、1999年不到50％。2000年以后中国工业统计的口径发生改变，中国规模以上企业轻工业比重2000年为39．8％，在同一口径内2011年下降到28．2％。从六大高耗能行业来看，我国除了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工业之外，其余的高耗能产业增长率都高于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发生了如下新的变化：其一，投资、外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与重化工业重启的重要动力。两次大规模的财政投入，拉动了内需，也拉动了重化工业的需求。例如，国家4万亿投资中重点组成部分，基础设施、灾后重建、保障房等项目都和钢铁行业有关，据有关部门测算这些项目将拉动2亿吨粗钢。［20］中国房地产业也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住房投资2009年比1998年增加了900％以上，［21］房地产的发展拉动了水泥、钢材等基础型重化工业的发展。从出口总额来看，1998年我国出口额为1837．09亿美元；工业出口总额为1632．20亿美元。2012年出口额达到20487．1亿美元，工业出口总额达到19481．6亿美元，分别上涨1015．2％、1093．6％。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产品总值的比重1998年不到89％，而到了2012年上升到了95％以上②。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出口大国、“世界工厂”。其二，物质资本消耗成为这一时期发展的重要特点。由于中国政府压低要素价格，资源、能源与环境未能进入成本。大规模的物质消耗成为推动我国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重要力量。政府为了推进工业化，压低投入价格，使得我国要素价格未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例如，中国目前矿产补偿率平均仅为1．18％，低于国际的2％—8％。而石油、天然气的费率为1％，远低于美国的12．5％和澳大利亚的10％。［22］（P206）中国能耗也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2009年，我国万美元国内产值消耗的标准油为7．68吨，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97吨，高收入国家为1．81吨，中等收入国家为6．48吨，均远低于我国消耗水平。人均资源匮乏的日本仅为0．97吨，人均资源相对丰富的美国也仅为1．93吨。［23］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随着经济规模逐步增大，不仅国内资源、能源供给压力日益凸显、环境承载力日益脆弱，也带来了国际资源、能源与环境方面的紧张。其三，中国虽然成为工业大国，但仍然不是一个工业强国。虽然在500多种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余种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中国核心产业的技术水平还比较低，总体上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我国大型民航客机，百分之百从国外进口；石化装备的80％、数控机床和先进纺织设备的70％依赖进口。［24］如果在核心技术上，中国不进行突破，很容易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极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四，在经济发展中，收入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仍然较大，发展呈现出大国“非均衡”增长的特征。2003年基尼系数达到0．479，2008年高达0．484，2012年为0．474，［25］远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2012年，东部地区人均国内（地区）生产总值为57722元，中部为32427元，西部为31357元，东部比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高78％、84％。城乡差距仍在逐步拉大，1998年城市收入比农村高150％，但在2002年以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一直保持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高200％以上①。收入差距拉大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未能得到全社会的共享，同时也不利于大国内需的释放。五、大国之道：中国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其产业结构演变有其特殊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又影响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一，中国的产业结构存在双重赶超升级的特征。从世界工业化普遍规律来看，随着经济不断增长，产业结构经历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的升级；而工业内部则表现出从轻工业充分发展之后，再向重工业的升级②。中国的产业升级则表现出双重升级的特点，即农业向工业赶超升级的同时，工业内部也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赶超升级。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社会主义大国，亟须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重工业优先发展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战略选择。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推动了整个工业化的发展，也决定了中国产业升级的道路植根于中国大国国情，与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普遍规律不同。第二，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国际关系演变对中国产业结构变化有着显著影响。在全球冷战的背景下，局部热战让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挑战。中印、中苏边境摩擦更加剧了中国周边环境紧张。建立强大的国防军事工业，成为中国优先重工业发展时期的重点。“一五时期”在苏联援助的“156”项中军事工业占将近1／3；“三线建设”更将战备推到了高潮。军事工业产品尤其是高端的军事技术，难以按照经济原则从国际市场中购买。这让中国必须自力更生，发挥大国优势，在高端军事领域集中力量进行突破。改革开放前，中国在薄弱的经济基础上，依旧取得了“两弹一星”的成就。改革开放前30年的国防建设，让中国的世界话语权不断增强，为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东西冷战结束，世界走向多极化，在大国竞争中，强大的军事力量依旧是国家“硬实力”的重要表现。中国在宇航技术、核潜艇等领域不断取得的突破，巩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而军事工业发展需要有强大的重工业体系作为支撑，为中国重工业的发展与升级提出更高的要求。由于高端军事工业存在技术密集的特征，高端军事工业的发展又存在对技术密集的民用工业（包括重工业在内）强大的技术扩散。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加速升级。第三，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农业地位至关重要。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必须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在优先重工业时期，中国就曾因农业供给紧张导致了国民经济陷入困境。随着工业化的逐步推进，虽然农业的比重逐步下降，但农业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农业的发展仍需要挖掘大国规模经济优势，加快农业技术进步，确保大国的粮食安全。第四，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问题是中国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面临的重点与难点。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选择了优先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长期受到抑制，大批劳动力被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滞留在农村，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的倾向。改革开放以后，为解决“就业难”的问题，逐步放开对城市私营服务业发展的限制，有力地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增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形成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新世纪以来，重化工业重启，在第二产业高速发展过程中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就业难困扰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未来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第五，资源和环境制约着产业结构升级。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足，环境脆弱。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资源与环境成为制约中国的重要因素。从“一五计划”开始，资源、能源工业的发展一直是国家开发的重点。虽然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石油、煤矿、电力工业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资源、能源短缺日益凸显、环境承载能力受到严重挑战，这就迫使中国产业结构进行新的调整。第六，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离不开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了发展中大国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推动了工业的高速发展。但由于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资源、能源有限，中国制造业更多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未来中国产业升级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应当积极将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推动企业走出去，延伸企业价值链，通过不断优化工业结构，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历史性转变。六、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演变的历史启示虽然中央政府从1995年就开始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2002年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十一五”时期提出一系列“约束性”的指标；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并在“十二五”规划时期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调整经济结构为主攻方向”，但重化工业重启尤其是基础型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使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未能完成。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让中国成功摆脱了“贫困性陷阱”，但是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主要包括：（1）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面临成本①不断上升的挑战。（2）随着我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内需与外需都面临较大的挑战。居民消费增长乏力更让内需不足的问题严峻。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越南、孟加拉等成本更低的国家工业发展，分别从高端和低端挤压了中国的外需空间。人民币不断升值更让外需雪上加霜。（3）由于政府二次分配职能弱化，“强势资本、弱势劳工”带来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而且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极易产生腐败问题，社会矛盾凸显。中国政府如果不进行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促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结合中国大国国情，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发挥大国优势，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在过去产业结构存在的双重升级主要是农业向工业升级、工业内部轻工业向重工业的升级，这种升级模式构建了我国完备工业体系，推动了中国高速发展，但也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中国当前面临的产业结构升级应当包含两个层次：一是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升级；二是第二产业内部由基础型重化工业向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升级以及第三产业内部由低端向高端的转变。中国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而第三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未来应当加大发展力度。中国服务业目前总体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未来应当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内涵性城市化，促进第三产业内部升级，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又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大国，工业在相当一个时期都应当是中国的支柱产业。由于目前中国基础型重化工业的发展导致了中国能源、资源、环境紧张，原有的高投入、物质资本消耗的发展模式难以维系。中国政府应当发挥政治动员力的优势，压缩产能过剩，对“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行业进行调整，促使中国经济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第二，推进市场化改革，释放大国改革红利。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经通过改革迅速激活劳动者、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推动了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但是当前市场仍不完善，制约着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未来推进市场化改革应当包括三个方面：（1）推进企业改革，通过发展混合制经济推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历史上政府发挥大国优势，形成了强大的国有企业，经过战略调整国有企业集中在控制国家命脉的行业，拥有强大的资本与技术创新能力。但是，经营效率始终是困扰国有企业发展的难题。民营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初具规模，而且运行灵活，市场经营能力较强。但是，技术进步需要大规模的前期投入，风险很高，单纯依靠民营企业难以胜任。这需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联合起来，通过建立混合制经济，相互融合、相互学习，发挥各自的特长实现大国在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延伸中国的价值链。（2）推进价格改革，理顺价格体系。中国政府的低价工业化重点就是对要素价格的控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外延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资源、能源的过度耗竭，环境破坏。通过价格改革，让市场反映上游产品稀缺程度，将环境纳入生产成本，成为转变经济方式的重要手段。（3）转变政府职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转变政府职能不仅需要减少政府对具体经济事务的干预，还需要重新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进行调整。虽然90年代末期以来中央政府逐步探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在21世纪之初进行了科学发展观的探索。但是，由于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仍未进行根本性的变化，替代GDP的考核指标制定难度较大，如绿色GDP就一直未能推出。在多重目标下，地方政府倾向于注重“GDP”这一重要指标。目前财税体系、土地出让金制度也让地方政府有动力推动大工业项目、房地产项目的上马，这些都构成了对重化工业强劲的拉动力。未来要改变这种发展模式，需要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财税体系进行调整，破除旧有经济发展方式对地方官员带来的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激励。第三，发挥大国人力资本优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个长期趋势。虽然第一次“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但可以抓住第二次“人口红利”机会，挖掘我国高素质人力资本的低成本优势，提高技术水平，延伸产业价值链。而如何激活中国科技进步的活力，在核心技术创新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仍然是未来中国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第四，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推动新型城镇化，挖掘大国消费需求。中国是人口大国，存在巨大的需求潜力，但由于在过去发展中注重资本积累与工业化的推进，压低了劳动报酬，也使得财富分配出现不均，制约了消费需求的提升。未来我们应当一方面注重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推动咨询、金融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改变工业部门存在“强势资本、弱势劳工”的状况；另一方面，政府应当通过二次分配的手段，着手改善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有效提升居民消费需求。未来城镇化应该以内涵增长为主，向重视质量提高的集约式发展转变，走智能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的道路。中国的基本国情至今仍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如何立足国情，发挥大国有利因素，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促成发展方式转变，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需要继续探索。增长的动力机制。同时，人是城镇的主体，应当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从而提高城镇化建设的质量。

（二）产业结构发展要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协调

在大力发展城镇化的同时，应当分地区进行以工业化和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具体来说，在东部沿海地区，应当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依靠以经济服务化引导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在中部工业化实现地区，应当继续积极地发展第二产业，有选择的承接一些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出来的产业。

（三）在中东部地区进行定向投资

为了促进产业良好发展，政府可以采取财政补贴、税收抵免等财政措施，引导社会资金定向流向工业或者服务业，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搭建融资平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支持创新型科技企业的融资；发展风险投资，支持科技型企业创业。在东中部地区，应分别引导资金流向现代服务业和第二产业，从而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

（四）发挥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互动机制

产业可以支撑城镇化的推进，城镇化为产业发展提供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变迁升级相互促进。因此，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搭建发达的交通网络；推进制度改革，减少企业交易成本；提供有利于人才发展的软环境，等等。

作者：胡俊叶瑞仝鑫单位：南京财经大学产业发展研究院

第二篇

一、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中的大国因素

其一，中国人口众多，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953年人口就达6亿以上，2011年人口达13．4亿，是世界头号人口大国，远在经济学家定义的大国标准之上。一方面，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潜在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成为中国发展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业问题也始终是中国工业化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其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国家。从人口比重看，虽然汉族占到90％以上（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汉族占91．51％），［6］但从地域分布看，少数民族不仅分布较广，绝大部分的县都有两个以上少数民族居住；而且少数民族自治区地域辽阔，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宁夏5个民族自治区的面积占了整个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中国作为有着大一统历史传统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民族团结的良性互动成为新中国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其三，中国国土面积广大、但经济发展不平衡。从面积上来看，960万平方公里横跨六大温度带，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与32000公里长的海岸线。中国的资源分布不均，83％的水资源集中在占全国耕地38％的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而黄河、淮河、海河、辽河等流域，耕地占全国42％，水资源却仅占9％；80％的矿产资源分布在西北部，石油和煤炭的75％以上分布在长江以北，而工业分布却集中在东部沿海，能源消费也集中在东部。［7］而且中国各区域间发展水平也不平衡。据有关学者计算，2005年，西部地区工业指数为25（全国为50，东部为78），尚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8］（P97）其四，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舞台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的发展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国需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强大的军事工业体系，以提升国际影响力。其五，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实现大国经济崛起仍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1952年，中国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仅为钢2公斤，煤115公斤，原油0．8公斤，电13千瓦／小时，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44％、15．9％、0．33％、2．9％。［8］（P67）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前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工业产值位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工厂”。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为6800美元，而高收入国家（2011）则达41095美元。［9］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始终是政府的重要战略目标。其六，从资源的角度来看，虽然中国资源总量巨大，1990年，中国矿产储量潜在价值位居世界第三。［5］（P41）但是中国人均资源匮乏，中国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1％，水资源占世界的7％，森林面积占世界的3．3％，石油占世界的2．3％，天然气占世界的1．2％，煤炭占世界的11％。人均资源不足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领导，具有很强的执政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担负大国崛起的重要历史作用始终未变。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有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经济赶超与产业结构跨越发展。其八，在中国经济赶超过程中，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在计划经济中，为构建大国完备的工业体系，中国建立了大量的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有经济仍然控制着经济命脉。占主体的公有制经济成为中国实现大国经济赶超的重要手段，公有制经济的改革也影响着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述大国特征影响着新中国60多年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演变。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对经济结构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未能考察大国国情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演变的影响，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解释能力有限。我们从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特点出发，研究中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演变的历史进程，并对未来二者的变革进行展望。

二、1949—1978：优先发展重工业下的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基础薄弱、重工业成为发展的“瓶颈”。工农结构中工业仅仅占30％，其中，现代工业仅占16％左右，同时工业内部轻工业又占到73％以上①。主要工业产品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有较大差距。美国钢铁产量是中国的447．72倍，发电量是中国的80．26倍，甚至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相比也存在较大的差距②。正如指出的：“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1］（P329）中国薄弱的经济基础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严重不符，落后挨打的百年屈辱给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较大的压力。苏联模式在当时的示范效应以及冷战时期紧张的国际局势，更让中国政府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迫切要求建立起强大而独立的工业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人口大国，但不是一个经济大国。一百多年来的战乱和被侵略历史，使得社会财富消耗殆尽。重工业建设周期长、建设规模大、技术水平要求高，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实现工业化赶超，首先需要解决资本短缺问题，以跨越“贫困性陷阱”。与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需要打破需求方“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与供给方“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纳克斯，1953）两个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同时，新中国建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和经济封锁政策，使新中国很难发挥比较优势，从资本主义世界获得资金；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苏联也属于短缺经济并且援助重点在东欧，很难给中国大规模的资金援助。上述外部条件决定中国不可能选择依靠外援实现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中国政府只能通过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充分挖掘大国优势，独立自主地发展重工业。中国从1953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并仅用了4年的时间就建立起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时期，政府通过主要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工农业“剪刀差”和对公有制企业工资、利润、投资的高度控制，压低了城乡居民的消费，保证了高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的实现。这些措施让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收入更低、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条件下，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保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这个时期第一产业由1952年的51％下降到1978年的28．2％；第二产业产值迅速上升，1952年仅为28．2％，1978年则上升到47．9％，其中，轻重工业比重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重工业占工业比重由1949年的26．4％上升到1978年的56．6％，［12］奠定了我国工业发展的基础；第三产业从1952年的28．2％下降到1978年的21．6％，长期未能有效提高。在1949—1978年的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我国形成了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发展方式。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府通过有形之手，发挥大国优势，将资源直接配置到重工业部门，迅速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基建投资数据为例，“一五时期”投资于重工业的比重为36．1％，“二五时期”为54％；“三五时期”为51．1％；“四五时期”为49．6％。［14］（P72）在中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政府运用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发挥大国优势，在关键领域重点突破。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兴建、扩建了一汽、鞍钢、攀枝花等一大批重工业企业。从区域布局来看，中国投资方向集中在内地。苏联援建的“156”项中有106项民用工业和44项国防工业。民用项目有50项设在东北，31项设在中部，24项设在西部；44项国防企业有35项布置在中、西部地区①。“三线建设”更将大规模投资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政府主导的投资改善了内地经济基础薄弱的局面，利用了中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为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打下了重要基础；同时，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有利于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但这一时期经济基础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政府投资不足，发展相对缓慢。其二，中国作为后发大国，实现优先重工业只能通过自身积累。政府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和工业品的计划供应，以及严格的居民口粮标准和城镇职工工资管制，抑制居民消费，保证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于是，一方面是政府抑制下旺盛的消费需求，始终存在着“持币待购”现象；另一方面，重工业内部则形成内部供求关系的循环，即生产的产品又作为投资品用于扩大重工业的生产，于是就出现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双旺盛，形成所谓的“短缺经济”，国民经济始终处于紧运行状态。长期抑制的居民消费需求也使得轻工业与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其三，大规模的资源消耗与人力资源的投入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虽然中国人均资源有限，但从总量上看，中国自然资源丰富。为迅速建立强大的重工业体系，中国政府大规模投入资源，有的甚至不计成本。中国人口多的国情与政府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使得“人海战术”成为当时推动工业化的重要措施。其四，在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下，中国取得了“两弹一星”等尖端领域的突破，巩固了中国国际上的大国地位。政府还推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填补了工业空白，并探索出“鞍钢宪法”，希望调动广大一线工人的积极性，以推动技术进步。但由于这一时期国内科技人员长期受到政治歧视，科研单位、企业科技创新体制不完善以及政治运动的冲击，最终技术进步未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其五，传统的发展模式在推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同时，也存在经济运行的低效率。经济运行效率损失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进行讨论。从宏观经济来看，计划的不确定性、地方部门的“投资饥渴症”以及决策层的信息缺失和滞后，常常使政府投资失误，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就是极端的例子。而从微观经济来看，作为政府投资主要对象的国有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体制不健全，既缺乏约束机制又缺乏激励机制，往往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效益难以提高。在这一时期由于压低消费以保证高积累，并没有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政策，而是实行了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加上管理水平低，党和政府更多是采取精神激励和政治高压（运动）来克服低效率，但这些努力也存在“边际报酬递减”的问题。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解释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政治运动不断加剧的现象，最终在“”时期达到了政治运动的极致。总之，在优先重工业战略下，经过近30年的发展，虽然中国初步奠定大国发展的工业基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门类，但未能跨越贫困国家行列。带着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思，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三、1979—1997：产业均衡发展下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了中国今后建设的十条方针，包括加快农业的发展；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位置，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工业的建设等方面的内容。［15］（P456）它标志着我国从优先重工业的发展战略逐渐转变为农、轻、重均衡发展战略。为了克服计划经济模式下管得过死的弊端，中国进行了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市场化的渐进式改革。1979—1997年中国产业呈现出均衡发展态势，第二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占GDP比重维持在45％左右，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从1979年的21．6％上升到1997年的34．2％，农业比重下降，从1979年的31．3％下降到1997年的20％以下。从轻重工业的比重来看，重工业比重由1979年的56．3％下降到1997年的51％。伴随重工业比重的下降，轻工业比重上升。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我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人均收入由1979年的419元上升到6420元。经济高速增长，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短缺经济问题。1997年下半年，国内贸易部对我国613种主要商品的供应情况排队，结果发现供不应求的商品仅占1．6％，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66．6％，供过于求的商品占31．8％。在这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有着如下特征：其一，中国渐进改革，释放了大国改革的红利，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一时期，中国的改革无论是从物资配置体系、企业改革还是从区域发展的角度都体现出了“双轨制”的特点。“双轨制”中的“计划轨”保持了大国经济的稳定，保持了重工业等传统部门生产的稳定；“市场轨”则激活了经济效益，吸引资源向盈利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市场轨”又不断侵蚀“计划轨”，不仅提高了企业和家庭经营的生产效率，还优化了资源配置，使得资本和劳动力由效益低部门向效益高部门转移。因此，这个时期三次产业都获得高速发展，经济发展实质上更多得益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渐进式改革将改革成本成功地化解在大国的发展之中，比较妥善地处理好了大国的改革、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避免了爆炸式改革带来的经济崩溃。其二，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大国市场需求被逐步激活。由于是渐进式改革，计划与市场的作用是一个缓慢的此消彼长的过程，因此直到1997年，一方面，企业“投资饥渴症”仍然存在，旺盛投资需求拉动了重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长期抑制的消费需求显现出来，而且由于居民消费水平较低，居民消费需求集中于日用品，轻工业有了较快增长，在居民消费的拉动下第三产业也大幅增长。由于中国人口众多，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形成了较大的国内市场，促进了产业均衡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又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提高了劳动者收入水平，为居民消费提高注入活力。产业结构发展和消费需求呈现良性互动的趋势。其三，大规模的资源消耗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由于当时中国经济比较落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导致了政府压低资源品价格。大规模的资源投入与消耗成为企业和地方政府促进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每千克能源使用所产生的GDP（按照1995年美元计算），1980年为0．3美元、1996年为0．7美元。而日本分别为9．3美元、10．5美元；美国分别为2．7美元、3．4美元；巴西分别为4．7美元、4．4美元。［17］中国与这些国家相比，能耗效率偏低。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自然资源总量较多，在经济规模较小时，大规模物质消耗的弊端尚未充分显现；随着经济规模的逐步增大，人均资源不足的弊端逐步凸显。其四，1979—1997年外延和内涵共同发展中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城镇人均收入1985年为农村的1．86倍；1994年则达到2．86倍；1997年也为2．46倍。基尼系数逐步拉大，农村内部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为1995年的0．34；城镇基尼系数从0．16上升到1995年的0．28。［18］区域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从人均GDP来看，1979年四川是广东的70．5％，1997年则下降至40％以下。1979年贵州是广东的50％；1997年则下降至22．2％①。收入差距的拉大与大国不均衡发展带来了社会利益分化，社会矛盾逐步凸显。

四、1998—2012：重启重化工业下的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

经过改革开放近20年的高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告别“短缺经济”。1998年，中国人均GDP超过800美元，资本稀缺的局面也得以改善，告别了贫困国家的行列，但内需不足开始困扰着中国经济发展。为拉动经济增长，中国政府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财政投资；加入WTO，推动中国出口与国际资本的吸纳；推进城市化进程，刺激房地产业的发展；压低要素价格促进资本形成等措施拉动内需。在这些措施的拉动下，中国重化工业重启。这一时期重化工业的重启，与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原因完全不同，前者是要突破工业“瓶颈”；后者是因为内需不足，而重工业则可以实现内部循环，消化自己创造的供给。从产业结构来看，1998年我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46．2％，2012年为45．3％，始终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第三产业占GDP比重1998年为36．2％，2012年为44．6％；第一产业占GDP比重1998年为17．6％，2012年下降到了10．1％左右。［19］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GDP从1998年的817．1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6071．5美元。中国的工业化率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美国、日本2012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16％、20．95％。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人均GDP在839．39美元时，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20．8％。同为中等收入大国的巴西在人均收入5795．2美元时，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24．02％①。从工业内部的结构来看，轻工业在1998年、1999年不到50％。2000年以后中国工业统计的口径发生改变，中国规模以上企业轻工业比重2000年为39．8％，在同一口径内2011年下降到28．2％。从六大高耗能行业来看，我国除了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工业之外，其余的高耗能产业增长率都高于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发生了如下新的变化：其一，投资、外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与重化工业重启的重要动力。两次大规模的财政投入，拉动了内需，也拉动了重化工业的需求。例如，国家4万亿投资中重点组成部分，基础设施、灾后重建、保障房等项目都和钢铁行业有关，据有关部门测算这些项目将拉动2亿吨粗钢。［20］中国房地产业也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住房投资2009年比1998年增加了900％以上，［21］房地产的发展拉动了水泥、钢材等基础型重化工业的发展。从出口总额来看，1998年我国出口额为1837．09亿美元；工业出口总额为1632．20亿美元。2012年出口额达到20487．1亿美元，工业出口总额达到19481．6亿美元，分别上涨1015．2％、1093．6％。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产品总值的比重1998年不到89％，而到了2012年上升到了95％以上②。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出口大国、“世界工厂”。其二，物质资本消耗成为这一时期发展的重要特点。由于中国政府压低要素价格，资源、能源与环境未能进入成本。大规模的物质消耗成为推动我国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重要力量。政府为了推进工业化，压低投入价格，使得我国要素价格未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例如，中国目前矿产补偿率平均仅为1．18％，低于国际的2％—8％。而石油、天然气的费率为1％，远低于美国的12．5％和澳大利亚的10％。［22］（P206）中国能耗也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2009年，我国万美元国内产值消耗的标准油为7．68吨，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97吨，高收入国家为1．81吨，中等收入国家为6．48吨，均远低于我国消耗水平。人均资源匮乏的日本仅为0．97吨，人均资源相对丰富的美国也仅为1．93吨。［23］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随着经济规模逐步增大，不仅国内资源、能源供给压力日益凸显、环境承载力日益脆弱，也带来了国际资源、能源与环境方面的紧张。其三，中国虽然成为工业大国，但仍然不是一个工业强国。虽然在500多种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余种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中国核心产业的技术水平还比较低，总体上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我国大型民航客机，百分之百从国外进口；石化装备的80％、数控机床和先进纺织设备的70％依赖进口。［24］如果在核心技术上，中国不进行突破，很容易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极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四，在经济发展中，收入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仍然较大，发展呈现出大国“非均衡”增长的特征。2003年基尼系数达到0．479，2008年高达0．484，2012年为0．474，［25］远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2012年，东部地区人均国内（地区）生产总值为57722元，中部为32427元，西部为31357元，东部比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高78％、84％。城乡差距仍在逐步拉大，1998年城市收入比农村高150％，但在2002年以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一直保持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高200％以上①。收入差距拉大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未能得到全社会的共享，同时也不利于大国内需的释放。

五、大国之道：中国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其产业结构演变有其特殊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又影响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一，中国的产业结构存在双重赶超升级的特征。从世界工业化普遍规律来看，随着经济不断增长，产业结构经历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的升级；而工业内部则表现出从轻工业充分发展之后，再向重工业的升级②。中国的产业升级则表现出双重升级的特点，即农业向工业赶超升级的同时，工业内部也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赶超升级。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社会主义大国，亟须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重工业优先发展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战略选择。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推动了整个工业化的发展，也决定了中国产业升级的道路植根于中国大国国情，与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普遍规律不同。第二，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国际关系演变对中国产业结构变化有着显著影响。在全球冷战的背景下，局部热战让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挑战。中印、中苏边境摩擦更加剧了中国周边环境紧张。建立强大的国防军事工业，成为中国优先重工业发展时期的重点。“一五时期”在苏联援助的“156”项中军事工业占将近1／3；“三线建设”更将战备推到了高潮。军事工业产品尤其是高端的军事技术，难以按照经济原则从国际市场中购买。这让中国必须自力更生，发挥大国优势，在高端军事领域集中力量进行突破。改革开放前，中国在薄弱的经济基础上，依旧取得了“两弹一星”的成就。改革开放前30年的国防建设，让中国的世界话语权不断增强，为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东西冷战结束，世界走向多极化，在大国竞争中，强大的军事力量依旧是国家“硬实力”的重要表现。中国在宇航技术、核潜艇等领域不断取得的突破，巩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而军事工业发展需要有强大的重工业体系作为支撑，为中国重工业的发展与升级提出更高的要求。由于高端军事工业存在技术密集的特征，高端军事工业的发展又存在对技术密集的民用工业（包括重工业在内）强大的技术扩散。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加速升级。第三，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农业地位至关重要。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必须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在优先重工业时期，中国就曾因农业供给紧张导致了国民经济陷入困境。随着工业化的逐步推进，虽然农业的比重逐步下降，但农业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农业的发展仍需要挖掘大国规模经济优势，加快农业技术进步，确保大国的粮食安全。第四，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问题是中国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面临的重点与难点。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选择了优先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长期受到抑制，大批劳动力被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滞留在农村，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的倾向。改革开放以后，为解决“就业难”的问题，逐步放开对城市私营服务业发展的限制，有力地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增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形成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新世纪以来，重化工业重启，在第二产业高速发展过程中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就业难困扰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未来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第五，资源和环境制约着产业结构升级。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足，环境脆弱。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资源与环境成为制约中国的重要因素。从“一五计划”开始，资源、能源工业的发展一直是国家开发的重点。虽然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石油、煤矿、电力工业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资源、能源短缺日益凸显、环境承载能力受到严重挑战，这就迫使中国产业结构进行新的调整。第六，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离不开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了发展中大国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推动了工业的高速发展。但由于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资源、能源有限，中国制造业更多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未来中国产业升级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应当积极将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推动企业走出去，延伸企业价值链，通过不断优化工业结构，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历史性转变。

六、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演变的历史启示

虽然中央政府从1995年就开始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2002年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十一五”时期提出一系列“约束性”的指标；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并在“十二五”规划时期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调整经济结构为主攻方向”，但重化工业重启尤其是基础型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使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未能完成。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让中国成功摆脱了“贫困性陷阱”，但是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主要包括：（1）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面临成本①不断上升的挑战。（2）随着我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内需与外需都面临较大的挑战。居民消费增长乏力更让内需不足的问题严峻。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越南、孟加拉等成本更低的国家工业发展，分别从高端和低端挤压了中国的外需空间。人民币不断升值更让外需雪上加霜。（3）由于政府二次分配职能弱化，“强势资本、弱势劳工”带来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而且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极易产生腐败问题，社会矛盾凸显。中国政府如果不进行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促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结合中国大国国情，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发挥大国优势，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在过去产业结构存在的双重升级主要是农业向工业升级、工业内部轻工业向重工业的升级，这种升级模式构建了我国完备工业体系，推动了中国高速发展，但也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中国当前面临的产业结构升级应当包含两个层次：一是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升级；二是第二产业内部由基础型重化工业向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升级以及第三产业内部由低端向高端的转变。中国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而第三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未来应当加大发展力度。中国服务业目前总体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未来应当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内涵性城市化，促进第三产业内部升级，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又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大国，工业在相当一个时期都应当是中国的支柱产业。由于目前中国基础型重化工业的发展导致了中国能源、资源、环境紧张，原有的高投入、物质资本消耗的发展模式难以维系。中国政府应当发挥政治动员力的优势，压缩产能过剩，对“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行业进行调整，促使中国经济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第二，推进市场化改革，释放大国改革红利。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经通过改革迅速激活劳动者、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推动了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但是当前市场仍不完善，制约着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未来推进市场化改革应当包括三个方面：（1）推进企业改革，通过发展混合制经济推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历史上政府发挥大国优势，形成了强大的国有企业，经过战略调整国有企业集中在控制国家命脉的行业，拥有强大的资本与技术创新能力。但是，经营效率始终是困扰国有企业发展的难题。民营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初具规模，而且运行灵活，市场经营能力较强。但是，技术进步需要大规模的前期投入，风险很高，单纯依靠民营企业难以胜任。这需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联合起来，通过建立混合制经济，相互融合、相互学习，发挥各自的特长实现大国在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延伸中国的价值链。（2）推进价格改革，理顺价格体系。中国政府的低价工业化重点就是对要素价格的控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外延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资源、能源的过度耗竭，环境破坏。通过价格改革，让市场反映上游产品稀缺程度，将环境纳入生产成本，成为转变经济方式的重要手段。（3）转变政府职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转变政府职能不仅需要减少政府对具体经济事务的干预，还需要重新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进行调整。虽然90年代末期以来中央政府逐步探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在21世纪之初进行了科学发展观的探索。但是，由于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仍未进行根本性的变化，替代GDP的考核指标制定难度较大，如绿色GDP就一直未能推出。在多重目标下，地方政府倾向于注重“GDP”这一重要指标。目前财税体系、土地出让金制度也让地方政府有动力推动大工业项目、房地产项目的上马，这些都构成了对重化工业强劲的拉动力。未来要改变这种发展模式，需要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财税体系进行调整，破除旧有经济发展方式对地方官员带来的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激励。第三，发挥大国人力资本优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个长期趋势。虽然第一次“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但可以抓住第二次“人口红利”机会，挖掘我国高素质人力资本的低成本优势，提高技术水平，延伸产业价值链。而如何激活中国科技进步的活力，在核心技术创新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仍然是未来中国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第四，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推动新型城镇化，挖掘大国消费需求。中国是人口大国，存在巨大的需求潜力，但由于在过去发展中注重资本积累与工业化的推进，压低了劳动报酬，也使得财富分配出现不均，制约了消费需求的提升。未来我们应当一方面注重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推动咨询、金融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改变工业部门存在“强势资本、弱势劳工”的状况；另一方面，政府应当通过二次分配的手段，着手改善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有效提升居民消费需求。未来城镇化应该以内涵增长为主，向重视质量提高的集约式发展转变，走智能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的道路。中国的基本国情至今仍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如何立足国情，发挥大国有利因素，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促成发展方式转变，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需要继续探索。

作者：肖翔武力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