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哲学修辞手法的运用及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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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一本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的通俗读物。这本书能在当时识字率不高的社会背景下仍取得巨大的发行量，与艾思奇大量运用比喻、对比、设问及排比等修辞手法将书中内容通俗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通过对《大众哲学》中修辞手法运用的研究学习，可以得出在今后从事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工作时应该明确受众、注重形式创新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等启发。

【关键词】大众哲学；修辞手法；大众化传播

马克思曾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并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马克思主义，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方法论证其内涵的哲学道理，让其最终为大众所接受、理解并运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品的典范，人们可以从其创作中领悟一些关于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发。

一、艾思奇和《大众哲学》的简介

（一）艾思奇哲学出版著作及其影响力

艾思奇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哲学家。他的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为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们了解艾思奇及其诸多哲学作品，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艾思奇的诸多作品中，《大众哲学》是最代表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一部。他在1936年以《大众哲学》为名（曾名为《哲学讲话》）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读物前后经历了五十余次改版，到1949年时其销售量竟已达到数十万册。《大众哲学》是我国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领域中的开拓性作品，此书的广泛发行与普及为当时诸多爱国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它影响了一代人，也是艾思奇的成名之作。

（二）《大众哲学》的创作、出版发行及影响力

1932年，艾思奇开始用“思奇”为笔名发表文章。1934年11月，艾思奇在《读书生活》上发表了第一篇专门为大众写的《哲学并不神秘》，此后他在每期的《读书生活》上都发表一篇通俗易懂的哲学文章，至1935年10月，共发表了24篇。1936年1月，艾思奇将这24篇哲学文章汇编成册出版，取名为《哲学讲话》，并很快就加印至第3版。由于该书发行量巨大，受众众多且“持反动立场”，因此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而被查禁。艾思奇对书中内容作了一些修改后，将其易名为《大众哲学》，于1936年6月出版了第4版。这本书虽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造谣、污蔑和查禁，但它始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大众哲学》出版之后，数月之内就再版4次，两年时间内就发行至第10版，并于1948年12月印至第32版。“据图书馆学专家雍桂良同志统计，32版只是读书出版社的版数，事实上，全国解放前后共出过50多版。还不算各地用油印、石印、铅印等各种方法翻印的。”①《大众哲学》在当时社会识字率不足10%的情况下，出版次数仍能够达到如此之高，这不仅是出版史上的奇迹，更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奇迹。《大众哲学》不仅在芸芸众生中传播广泛，还给那个时代的众多名人们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在丰富和发展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时，就十分重视艾思奇的哲学著作。1936年10月，他致信：“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特别要求“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而有价值的”，其中专门提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可见对《大众哲学》一书的重视程度。②1941年1月30日，给他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写信鼓励他们多阅读，并给他们送去一批书籍，其中就有一本《大众哲学》。此外，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对《大众哲学》一书也有极高的评价。

二、从修辞手法分析《大众哲学》的大众传播

《大众哲学》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领域中的开山之作，它的出版和发行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在识字率不高的时代背景下，《大众哲学》仍然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艾思奇将哲学写得通俗化、趣味化，而这个过程中又以多次运用修辞手法为其主要特色。人们研究《大众哲学》中修辞手法的运用对当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有着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那么，艾思奇是怎样用其特有的修辞风格来写作《大众哲学》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呢？

（一）通过采取“比喻”的手法，使哲学原理更加通俗易懂

比喻又称打比方，指的是用某些有类似特点的事物来比拟想要说的某一事物。在写作中使用“比喻”可以化抽象为具体，把深奥的道理通过浅显易见的事物描述出来，帮助人们更加深入的理解，同时使得语言生动形象、富有文采。艾思奇在《大众哲学》的写作过程中最常运用的修辞手法便是比喻，即通过结合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化繁为简”地摆放在人民面前。如在《大众哲学》第七章《用照相作比喻》中，艾思奇为了说明“精神和意识是第二位的、派生的东西，物质才是第一位的东西”的反映论，就使用了“照相机”作比喻。他把照相机比作人的五官和头脑，把相机所要拍照的景物比作物质，然后把所拍摄出来的相纸比作意识；通过“摄像必须有两个物质条件做基础，第一要有照相机，第二要有能摄的外界事物”③来说明“人的认识也要有两方面的基础，第一是健全的五官和头脑，第二是直接或间接能接触到的事物”④；然后通过“照相机所摄的影像，是外界事物的影像。外界没有的东西，绝不会在底片上出现”⑤说明了“人的认识，也是外界的反映，外界有什么存在着，我们也就认识什么”⑥，从而生动形象地论证说明了“物质第一，意识第二”及“物质决定意识”的反映论。照相机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一种颇为新颖和流行的物质，很多市民和青年都曾在照相馆参加过照相活动，对其熟悉度较高。艾思奇运用比喻的手法把复杂的反映论通过照相机的摄影原理给表达出来，把哲学原理与生活实例相结合，使得所述哲理浅显易懂，令人过目不忘，极大地提升了所要表达内容给人的可接受性。

（二）通过采取“对比”手法，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优越性

对比，是把具有明显差异、矛盾及对立的双方安排在一起，进行对照比较的修辞手法。在写作过程中，对比的运用有利于充分显示事物的矛盾，突出被表现事物的本质和特征，加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并且可以突出好与坏、善与恶的对立，给人极其鲜明和强烈的感受。艾思奇在《大众哲学》的写作过程中经常使用对比手法，通过描写面对同一件事时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人迥然不同的态度和做法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结果，凸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优越性，高下立判。如在第十章《由胡桃说起》中，艾思奇为了说明正确的认识对于指导实践的重要性，把抗日战争期间采取不同想法的人及其不同的实践结果做了对比：先是亡国论者，因为其消极悲观，认为日寇不可战胜，因此在行动中灰头丧气，以至于纷纷投向敌人，作了遗臭万年的汉奸；再如速胜论者，轻率急躁，集中兵力与敌人打阵地战，结果伤亡惨重，使得民族力量遭受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最后是以同志为代表的诸多同志和指战员，因为他们认识到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规律，因此在抗战中就能作妥当布置，通过组织群众路线、发动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等手段，最终以较小的代价夺得了保家卫国的胜利，较大地保存了民族的有生力量。⑦艾思奇通过这个对比一方面充分体现了正确的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启发读者在实践过程中要形成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凸显出以同志为代表的广大我军指战员面对同一事物所采取的思想观点的优越性，而这种思想观点背后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做支撑的，从而使读者能够自行判断出当时社会背景下诸多思想理论的优劣之分，推动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三）通过采取“设问”的手法，激发读者对所述观点的思考

设问，是指为了强调某部分内容，故意先提出问题，然后明知故问，自问自答。“设问”在文中的正确运用能够起到引人注意、启发思考的效果，同时能够将作者的情感强烈地表达出来。《大众哲学》中的“设问”手法出现次数也较为频繁，艾思奇经常站在读者的阅读角度提出问题，然后在解答过程中将哲学原理阐述出来，给人以深思。在第十三章《无风不起浪》中，艾思奇就使用“设问”的手法来达到激发读者思考、阐述哲学原理的目的。如为了论述“事物的存在都是有原因和条件的”，艾思奇就以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民强烈不满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为例发起了设问：“反动势力为什么对人民那样残暴野蛮？”然后在下文中给予了回答：“如果你不知道反动势力要依靠剥削和压迫人民而生存，你就很难明白它一定要这样野蛮残暴的道理，更不懂得在这野蛮残暴的外表背后，还包含着它的弱点，就是说反动势力在实际上是很孤立的，是与广大人民对立的，它不能不用野蛮残暴的行为来补救它的孤立地位……”⑧在这一“设问”的运用中，艾思奇先是就“国民党反动势力剥削压迫人民”这一事实做出了现象上的提问，然后在下文给出了他们如此行为原因上的回答。通过这一问一答的模式，艾思奇生动地把“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有原因和条件的”这一哲学原理体现了出来，大大地增强了读者阅读时的代入感。同时，这一修辞的运用起到了强大的政治宣传效果：国民党反动势力对人民群众的剥削压迫危害甚大，可当时仍有一部分受害者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忍受着，没有思考他们深受苦难的原因，甚至把未来的美好生活寄希望于反动势力的自我改善。艾思奇的这一设问可以充分激发起这部分人的思考，促进他们认识到反动势力的压迫是其本性使然，要想改变状况必须将其推翻。

（四）通过采取“排比”的手法，大大增强所要表达的情感

“排比”是一种把结构相同或相似、意思密切相关、语气一致的词语或句子成串地排列的一种修辞方法。在写作过程中使用排比可以达到一种加强语势的效果，大大地增强文章节奏感、明晰条理性，从而更充分地表达强烈感情，同时也可以起到加强中心思想的表达效果。排比的运用在《大众哲学》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存在，艾思奇在文中通过这一修辞手法有力地增强了其写作气势，同时加强了其表达思想的可信服性。如在第十七章《没有了》中，艾思奇为了表达出“把否定之否定规律作为思想方法，就是在研究问题时要注意事物的曲折性”这一哲理，就通过“排比”这一修辞手法组织了大量例子予以例证：“不破壳变鸡，不可能生更多的蛋；不经过休息，不能恢复精力，继续工作；走路时一脚不停，不能让另一脚前进；不缩回拳头来积蓄力量，不能再伸出拳击打人；不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地区，不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不经过阶级私有制度的阶段，不能促进社会的生产力以达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⑨艾思奇在论证所要表达的哲学原理时使用了由大量实例组成的排比句，既大大增强了描绘语言的渲染力，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又把这一哲学原理在组成排比句的诸多例子中生动地体现了出来，极大地增强了所述哲学原理的可信服性，恰当地完成了写作中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

三、《大众哲学》的修辞手法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启示

（一）积极做好受众调查工作，在宣传时做到有的放矢

确定好作品的受众类型是《大众哲学》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艾思奇在《大众哲学》的第四版代序中曾写过这么一段话：“那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里，在乡村里，给那些失学者们解一解智识的饥荒，却不敢妄想一定要到尊贵的大学生们的手里，因为它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只是一块干烧的大饼。”⑩这段话体现了艾思奇一开始就明确本书面向的受众将会是社会上缺乏哲学知识的平民大众，而非一些学院派的名流学者。也正因艾思奇及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写作过程中非常照顾读者的感受，通过采取大量修辞手法把论述语言通俗化，极大地增强了可读性与可接受性，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一嵌入读者的脑海中，起到了非同凡响地教育和宣传效果。“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⑪的《反对党八股》中，这段关于宣传思想和方法的论述对于当今宣传马克思主义仍有着极大的参考意义。当前，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过程中，首先一定要深入群众，做好调查工作，了解不同群体的日常喜好，知识水平以及他们所持的立场观点等，切切实实地了解到广大人民群众真实的心理状态，从而在做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宣传工作时体现出更强的针对性，强化宣传效果。其次，在做具体的宣传工作时，一定要明确宣传作品的受众是谁，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要针对不同的群体使用不同的宣传手段和方法，给出符合其接受程度和情绪偏向的宣传作品，做到有的放矢、因材施教，坚决避免千篇一律。

（二）注重做好形式创新，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宣传

大量运用修辞手法是《大众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道路上的一个伟大的形式创新。艾思奇在《大众哲学》（时称《哲学讲话》）中曾写道：“为什么《哲学讲话》的写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种通俗的体裁还没有人尝试过，甚至是没有人屑于这样尝试的。”⑫李公朴为此书作序时也写道：“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还是仅有的贡献。”⑬可见，《大众哲学》的写作形式在当时还是开创性的。当时大多数理论家对于哲学通俗化是存在轻视态度的，他们在哲学作品的写作形式上也常常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而艾思奇不畏世俗的看法与批评，大胆地进行写作形式上的创新。他开创性地使用修辞手法创作哲学作品，把复杂的哲理通俗化，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最终赢得了创作上的巨大成功。在谈到艺术作品时曾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⑭良好的形式对内容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大众哲学》就是一部通过形式推动事物发展的代表作。作品中大量运用修辞手法提升其艺术性的做法对当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很大的启发。人们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的过程中，也可以大胆地学习艾思奇的创新精神，进行一些语言形式上的创新，如在宣传语言中融入一些流行网络用语或利用修辞等手法将其变得更具文学性等。此外，还可以积极推动一些传播手段上的创新，如利用动漫、歌曲等人民喜欢乐见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到形式和内容的良好结合。在当今社会，科技更新日新月异，新的传播手段也层出不穷。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要积极推动形式和方法的创新，构建出一个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强大阵地。

（三）密切关注人民生活，宣传内容紧紧贴近群众民生

所述内容贴近民生是《大众哲学》得以成功地关键所在。艾思奇曾表示：“文体的软化，是通俗文的一个条件。然而单单软化了文体，不一定就是通俗文。白话译的圣经，文体是软化了，然而大众并不爱读。把黑格尔的伦理学拿来添头添脚地解释一套，不见得就成为通俗文。通俗文必须要有大众来接受，这是前提。根据这一前提，作者就不能单从问题上着想，而须以内容接近大众为其基础。”⑮这说明在艾思奇的大众化思想中，推动理论传播不能只依靠形式的创新，更要注重将宣传内容切切实实地与群众相贴近。艾思奇的这一思想在《大众哲学》中得到了生动体现：艾思奇在写作《大众哲学》的过程中，多次将人民群众所熟悉的事物作为例证穿插在修辞的运用中，把举例和修辞相糅合以达到阐述哲学原理的目的，如通过排比将大量例子排列出来以反复佐证其哲学观点、通过比喻将哲学原理化抽象为具体使之浅显易懂……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所列举的例子都是人民群众所熟悉的事物，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极大地降低了读者们的阅读门槛，提升了书目内容的趣味性，增强了作品对读者的吸引力。也正是通过这些例子的佐证，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更加透彻地理解书中所要表达的哲学原理，加深了他们的阅读印象，做到了寓教于乐。艾思奇多次借用人民群众所熟悉的事物来宣传其思想的做法也很值得大家学习借鉴。在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宣传工作时，所呈现的内容要尽量贴近人民群众，争取与其生活密切相关，决不可试图通过一种人民群众不熟悉的事物来解释或宣传另一种人民群众不熟悉的事物。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密切地观察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积极跟进现实社会中的热点问题，学会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人民群众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让人民群众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活的息息相关性。同时，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切实地体现在解决人民群众生活中面临的困难中，注重群众的实际需要，让群众充分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站在广大人民一边的，增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赖感，激发其学习主动性。

四、结语

通过分析《大众哲学》的修辞运用及传播，人们可以认识到宣传过程中做到走进民生、贴近大众的重要性。当前，人们正在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这个过程中，应该积极学习艾思奇关注民生的情怀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文风，将个人努力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中。

作者：朱晨鹏 卢刚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