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高端人才分布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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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才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为对象，分析哲学社会科学高端人才的分布及特征。研究发现，高端人才呈现出正高、博士学历基本是必要条件，男性占绝对优势，年龄集中在40～59岁之间，三分之一有学科交叉的教育背景，五分之二有国内外高校工作变化经历等群体特征；同时，地域和高校方面呈现出整体分布相对均衡但人数不均衡的状况。作者在此建议加强学科交叉融合，搭建校内外交流平台，坚持全过程分类指导培育和对相对落后区域和高校的精准扶持。

关键词：高端人才；特征；哲学社会科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016年5月17日，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面对新形势新要求，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加倍努力，不断在解决影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上取得明显进展。2017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了实现这些战略目标，更好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人才队伍的支撑至关重要，尤其是高端人才，他们具有旺盛的创造力和示范引领作用，高端人才的建设是人才队伍建设质量的关键。同时，我们也看到近年高校间的人才争夺越来越激烈，尤其是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引进高端人才成为各高校取得竞争优势的“捷径”[1]。尽管教育部等国家部门已经出台了多项政策，但高端人才依旧成为各大高校争夺的对象。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人才流动方面，主要研究高端人才如何流动、流动逻辑、资源配置、科研产出、成长路径等内容，从高端人才特征视角开展的研究相对较少。从高端人才的特征出发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准确识别高端人才，为人才的合理精准引进提供参考，另一方面，通过对人才特征尤其是其成长特征进行总结，可以为发现、培养、助推高端人才发展提供参考，从而促使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百花齐放的盛况早日形成。目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已有几个公认的人才群体，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现阶段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层次最高、资助力度最大、权威性最强的国家级基金资助项目，致力于推出具有重大学术创新价值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和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以及决策参考价值的重大成果，首席专家也无疑是所在领域的权威或是后起之秀。本文选取2020年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的338位首席专家为样本数据开展研究，通过网上公开检索首席专家的简历，提取所需信息进行计量分析，辅助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高端人才的特征分布情况，描绘出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高端人才的“群画像”“自画像”，为人才培养提供决策参考。

1文献综述

目前，已有很多学者围绕高端人才建设开展了深入研究，主要通过“定量研究”“履历分析”“文本-内容分析”“空间分析”几类研究思路[2]。主要的关注点是高端人才队伍规模的影响因素、人才流动原因以及培养体制机制等方面。影响因素方面，姜华等（2018）[3]研究了高校高端人才队伍建设成效影响因素，认为高校水平是直接影响人才队伍的最主要因素；刘军等（2017）[4]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子女教育条件、医疗条件、研发投入水平和事业平台建设五个影响因素对人才集聚有正向促进作用，而环境污染对人才集聚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人才流动方面，黄海刚等（2018）[5]基于国家“杰青”数据，认为我国高端人才并不存在过度流动问题，但存在区域和机构间的不均衡；李颜如（2019）[6]对高校人才流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开展了研究，认为绩效评价可以优化人才资源配置的效率，要从教育、社会和经济维度设计指标体系，形成全面、科学、客观的评价绩效，其中人才流动潜力绩效指标是指标体系的重要部分。黄洁（2020）[7]研究了哲学社会科学高端人才培养体制机制，认为这是个系统工程，要完善选拔评价机制、建立长效激励机制和营造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针对哲学社会科学高端人才特征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祝维龙等（2021）[8]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为样本，分析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端人才分布及流动的特点，认为分布具有“中心—外围”的特征，流动仍以经济驱动为主,组织声望的驱动作用减弱。回顾现有研究，虽然在人才建设方面有很多学者开展了研究，但是针对哲学社会科学高端人才特征和规律的研究还比较少，值得开展深入探索。

2哲学社会科学高端人才分布及特征

2.1人才的地域和校际分布

2.1.1地域分布从区域分布来看，此次样本中的学者分布于全国28个省份的47座城市。其中占比较高的城市依次为北京（21.3%）、上海（13.9%）、南京（7.1%）、武汉（6.2%）、广州（5.6%）、杭州（5.6%）和成都（3.6%）等。由此可以看出，第一，整体来看，学者覆盖了大陆大部分的省级单位，均衡性总体较好；第二，从城市来看，依然呈现出聚集现象，尤其以北京和上海最为明显，两地的学者在全国占比高达35.2%，这表明人才的规模依然与聚集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薪酬及其他待遇、平台和环境、当地社会保障条件等密切相关。2.1.2单位分布样本学者分布在131家单位。其中一流大学32所（169位），一流学科52个（88位），普通本科院校31所（61位），研究机构13个（17位），其他单位3家（3位）。可以看出，首席专家数量最多的单位依次为一流大学、一流学科、普通本科、研究机构和其他。从机构分布看，几类机构均有首席专家，相对均衡；从机构人数分布来看，集中在高水平院校，一流大学人数最多。

2.2人才特征

2.2.1基本特征338位学者中，男性占比为82.84%，具有绝对性别优势。从教育部的统计来看，中国高校专任教师中女教师所占比例从1999年的尚不足38%，上升到2015年的48.62%，再到2018年的50.32%，占比已经突破半数，其中本科院校女性专任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比重也达到了48.26%。马如冰（2016）[9]考察了“211”高校社会学在职教授中的性别差异，在纳入数据库的351名教授中，女教授占比为21.65%。而从这些占比来看，女性学者承担重大课题的比重相对偏低。年龄方面，检索到331位学者的信息，各年龄段人数呈正态分布，依次为70岁以上（4.8%）、60～69岁（16.6%）、50～59岁（39.3%）、40～49岁（35.3%）、40岁以下（3.9%）。在哲学社科领域，40～59岁这个年龄段的学者，度过了科研摸索期，年龄、知识、阅历、经验、声望等都有了一定的积累，是最具科研活力的阶段，他们在学术上容易获得快速、迅猛发展。但这并不说明高端人才都集中在这个年龄段，本文采用的是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作为样本数据，而年长的学者由于个人精力、体力以及对该项目的需求度等因素，可能选择不申报，或者有的学者不符合申报条件。2.2.2高等教育经历高等教育阶段是研究人员丰富知识体系和提升科研水平的最重要阶段[10]。对样本学者的高等教育经历（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进行分析发现，其中，91.4%的学者博士毕业；29.3%的学者有博士后经历；45.3%的学者有海外教育、博士后、访学或工作经历。同时，60.7%的专家接受不同阶段高等教育的学校有所变化，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等高等院校流动过的专家较多。以上这些高校均为传统文科强校，经历长期的积淀，学校综合实力较强，有领先的师资力量、教学水平，以及浓厚的学术氛围。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随着学历的提升，专家们转向文科强校继续深造的趋势较为明显。2.2.3学科背景33.1%的学者有学科交叉的教育背景，在这些重要课题的研究上，学科交叉的优势日益明显。学科交叉呈现出一定的特征和规律，这些既由学科的学缘关系属性所决定，也有由问题导向带来的自然多学科延伸。比如其中文文交叉最多，随后是法学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交叉；历史学与政治、考古、语言类学科交叉；中文、传播等学科交叉。同时也存在一定比例的文理交叉、文工交叉和文医交叉等，比如数学、统计、计算机、医学、农学等学科与经管类的交叉较多，显示了经管涉及的问题面比较广，超越了经管自身的知识范围。当然，也有极个别纯理工科出身的学者，显示了软课题硬做的可能性。2.2.4流动分析对学者在国内高校工作流动的轨迹进行分析，发现41.4%的学者有国内外高校工作轨迹的变化。从年龄段来看，各年龄段有工作轨迹变化的比例无明显规律。从国内流动来看，学者们多流向上海、北京、广东等地。

3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总结出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呈现出如下群体特征：正高、博士学历基本是必要条件；男性占绝对优势；学者年龄集中在40～59之间；三分之一的学者有学科交叉的教育背景；五分之二的学者有国内外高校工作变化经历的特征。同时，地域和高校方面已经呈现整体分布相对均衡但人数上不均衡的状况（集中在高水平机构）。从这些数据可知，我国哲学社科的人才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而且很多人才都有学科交叉的背景，同时经过“双一流”建设，区域、学校百花齐放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当然，通过这些分析，我们依然发现存在的一些短板，比如机构、城市聚集度较高，女性学者比重相对偏低等。高校不仅是培养专业人才的摇篮，也是研究发展新技术的园地，在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重要的背景下，为了既从整体上保障哲学学科人才的高地，进一步长板做长，更要有针对性地补短板、强弱项，实现哲学社科人才在区域、高校、性别等方面更加百花齐放，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加强学科交叉融合。通过对学科背景的研究，发现三分之一的学者有学科交叉背景，还有极少数纯理工科出身的学者也拿到了重大项目。学科交叉不仅是学术思想的交融，也是不同思维方式的交叉。面对复杂的学术问题，仅从一种视角进行研究已经体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跨学科思维方式可以帮助学者形成更全面、更完整的认识。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驱动下，多学科交叉汇聚与多技术跨界融合将成为常态，并不断催生新学科前沿、新科技领域和新创新形态。第二，搭建校内外交流平台。通过对学历背景的分析，可以发现学者们要么本身就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实力较强的高校学习，要么就是随着学历的提升，倾向于进入实力更强的学校流动继续深造，这说明平台、人脉等的积累对于丰富学术经历、开拓实验、提升个人能力有着重要作用。学者们不断进行学术积累，提升自身科研能力，高水平的学术经历以及学术人脉的积累也是必不可少的。积极搭建校内外交流平台，助力学者成长。在校外，与科研实力强的机构、团队、其他学者开展学术交流，为本校学者提供更多去高水平机构访学交流的机会等；在校内，可以通过老带新、传帮带的方式帮助学者成长。第三，坚持全过程分类指导培育。人才的成长需要时间，需要一个漫长的阶段，要根据其所处的不同阶段如探索和适应期、发展和稳定阶段、瓶颈期停滞阶段等分类指导、培育。例如探索期和适应期的新人，需要得到更多基础及常规的指导和帮助，对于处在瓶颈期的学者，他们需要得到更多观念方面的帮助等。同时，要进一步关心女性人才队伍的建设。第四，对相对落后区域及高校的精准扶持。一方面，对其优势领域精准扶持；另一方面，对其具有地方特色的冷门绝学进行精准扶持。通过样本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学科中具地方特色的方向亦是哲学社会科学中的重要部分，是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也面临学科队伍不完善、后继乏人等问题。想要对相对落后区域和高校做好精准扶持，就要先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从科学规划、协调机制、制度体系、保障机制等方面全方位入手。

参考文献

[1]柳瑛,薛新龙,苏丽锋.中国高端人才布局与流动特征研究: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例[J].中国科技论坛,2021(2):100-108.

[2]张波.国内高端人才研究:理论视角与最新进展[J].科学学研究,2018,36(8):1414-1420.

[3]姜华,潘慧源.高校高端人才队伍建设成效影响因素研究[J].现代教育管理,2018(12):68-73.

[4]刘军,曲晨瑶,杨浩昌.海外高端人才集聚的影响因素:基于“青年千人计划”引进人才的分析[J].阅江学刊,2017,9(4):76-85,146-147.

[5]黄海刚,曲越,连洁.中国高端人才过度流动了吗:基于国家“杰青”获得者的实证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8(6):56-61.

[6]李颜如.我国高校人才流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D].徐州：中国矿业大学,2020.

[7]黄洁.哲学社会科学高端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研究[J].中国高等教育,2020(Z2):61-63.

[8]祝维龙,苏丽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端人才分布及流动特点研究: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的分析[J].教育经济评论,2021,6(3):24-37.

[9]马如冰.中国社会学共同体的社会分层分析[D].济南:山东大学,2016.

[10]李峰,吴蝶.高等教育背景如何影响不同学科科技人才成长:以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例[J].高等教育研究,2016,37(10):42-48.

作者：孔繁翀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