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文科专业教材建设辩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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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材是教育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在整个人才培养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是影响国家和社会未来的奠基工程、培元工程、铸魂工程，但我国高校教材建设存在不少短板。要解决这一问题，我国高校教材建设尤其是高校文科教材建设，应该处理好政治性和专业性、管与放、统与分、编与创，以及教材体系与学科体系等方面的关系。

关键词：教材建设；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哲学社会科学

在整个人才培养过程中，教材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是教育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无论是中小学教育还是大学教育，教材的编纂、流通与选择是教育教学活动的前提。在大学阶段，教材建设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简称文科）教材建设尤其重要。站在国家战略高度要求：“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1］这是确保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

一、教材的源流与功能

什么是教材？怎样理解教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从教育的立场而言，教材通常被理解为教学过程中为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教学材料。《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一书主张，“教材（包括教科书、讲义、参考资料及教学辅助材料）是一门学科的知识和技能体系，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2］。李进才认为，教材就是根据教学大纲编选的指导学生学习的教学材料。它包括文字材料（如教科书、讲义、讲授提纲、参考书刊、辅导材料等）、视听材料（教学影片、唱片、录音、录像磁带）和网络教材等。［3］从这些定义可见，教材与通常意义上的教科书是不同的，过去我们常常把二者混为一谈。严格意义上的教材，在内涵与外延方面都实现了对教科书的超越，它指的是一切形式的教学材料，这些材料涵盖了相应课程的知识与技能体系，是人才培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教学资源。教材是伴随着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的需要而出现的。中国古代教材的编写始自孔子。周予同认为，“孔子为了讲授的需要，搜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重加整理编次，形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这种说法是可信的”［4］。隋唐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盛行，教材编写成为文化教育领域的核心工作。但直到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一直没有使用现代意义上的“教材”概念。而是使用“功课”、“课业”、“课本”、“课程”、“读本”等来指代。根据学界的研究，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教材”或“教科书”一词，是西方传教士首先使用的。“清同治光绪年间，基督教会多附设学堂传教，光绪二年（1876）举行传教士大会时，教士之主持教育者，以西学各科教材无适用书籍，议决组织‘学堂教科书委员会’。该委员会所编教科书，有算学、泰西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科，以供教会学校之用，间以赠各地传教区之私塾。教科书之名自是始于我国矣。”［5］随着近代大学在中国的出现，大学成了教材编撰的主体。戊戌年间，在筹备京师大学堂的过程中，清政府就有设立大学堂译书局的筹划。总理衙门认为，译书一事应和学堂相辅相成，且为措置统一考虑，以大学堂编译局统筹译事———“至京师编译局为学堂而设，当以多译西国学堂功课书为主。”［6］京师大学堂编译局的设立，乃是清政府为应对新形势，整合中西学、建立新教育所采取的措施。这时中国学界对翻译西方教科书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孙家鼐认为：“西学各书，应令编译局迅即编译。”学务大臣张百熙指出：“然译局非徒翻译一切书籍，又须翻译一切课本，泰西各国学校，无论蒙学、普通学、专门学，皆有国家编定之本，按时卒业，皆有定章。今学堂既须考究西政西艺，自应翻译此类课本，以为肄习西学之需。”［7］可见，京师大学堂编译局的职能之一，就是组织翻译西方的大学教材。教材是在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通过教材，知识以权威性的面目出现。它不仅能够为学生进行知识的导引，而且能够帮助教师明确教学任务，组织教学内容，为教师的授课提供参考。从“知识－权力”关系的角度来看，教科书的编写、选择、使用“都在实践一种权力运作———对读者施加知识的‘规训’。这其中既有较为明显的部分，比如价值观念、道德评判、文化认同，也包括相对隐性的，诸如知识的分科划界、次第排序、叙述模式等。对于成长中的少年和青年读者而言，这种‘规训’甚至可能成为伴随终生的精神留存”。［8］从文化传授的角度来看，教材有三个主要的功能。一是信息功能。教材是一种信息和知识的载体，它通过选择有价值的信息、知识来向学习者传递。二是结构化功能。教材通过对知识、信息的组织向学习者提供一种知识、信息图式，帮助学习者建构自己的知识，使其系统化。三是教育指导功能。教材包括学习指导信息，可以帮助学习者掌握合理有效的学习方式。［9］正是因为这些功能，大学通过教师、教材、教学延续了人类的文明，通过知识的传播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如今，人类文明已历经农耕时代、工业时代而进入信息时代。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和需求的增加，使得知识总量实现了几何级数的增长。另一方面，在教育领域，所谓“后喻时代”的来临，改变了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在这一背景下，教材在学校尤其是大学教育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学生可获得的信息渠道日益多元，使得传统教科书的权威性受到挑战，对教科书的批判性的学习，成为学生成长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教科书依然是课程的中心环节和学校教育的重要载体，教科书的地位同时也得到教师和考试制度的权威的强化。”［10］由此可见，网络信息时代，教材的编纂虽然面临着新的挑战，但教材本身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地位并没有削弱。建设科学适用的教材体系，是社会的需求，也是教师的天职。高校教材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间存在着不少复杂的矛盾关系，包括政治性与专业性、管与放、统与分、编与创、教材体系与学科体系等，需要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加以厘清。

二、政治性与专业性

教育是千秋大业，不仅关系到文明的延续，更是影响到人类的福祉。在政治社会，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教育系统总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志。教材的编纂当然也会受到这一政治定位的影响。2016年12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11］随后，还多次专门论述教材建设问题，要求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高度，深刻认识教材建设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为广大青少年打好中国底色的铸魂工程，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全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培元工程，是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奠基工程，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12］2017年国务院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成立教材局。同时，国家教材委员会设立专家委员会，通过层层推荐，遴选出200余名专家委员会委员。［13］2018年末，教育部教材局在国内部分重点高校和研究机构正式成立了11个国家教材研究基地。试图在中小学教材、少数民族文字教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材、专业课程教材的建设方面，从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高度加强研究和引导。对教材建设的行政管理，事实上并不限于社会主义国家。在美国，教科书的发行，不单单被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所控制，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关于教科书的审批政策这只强有力的“政治之手”的控制。美国将近一半的州———大部分在南部和“阳光地带”———成立了教材审批委员会。一般来说，是由这些委员会来决定该州的学校将选购什么样的教材。［14］教材尤其是社会科学教材的编纂出版，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的产物，是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作用的结果。“将学校课程看作是中立的知识，显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相反地，被认为是合法的知识，恰恰是复杂的权力关系以及身份等级、种族、性别、宗教团体不断斗争的结果。”［15］教材的出版是教育决策者、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影响学校教育的一个缩影。对这一事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作了精辟的论证：“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16］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立场和思想，统治阶级认可的知识，就是所谓的合法的知识。事实上，不仅一般的学校教材会受到政治这一“无形之手”的影响，就是教会学校也难以实现完全中立，它也有它的立场。1877年5月，教会“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正式成立。当年，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总干事威廉臣通知各教会学校，说明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目的，是以基督教的立场编辑课本，“此项课本，并能为中国人乐意采用，未进教会学校的青年，亦可借此获得知识”。［17］很显然，教会的立场与中立的立场不是一回事。在教材编纂过程中，围绕将什么编入教科书之中、将什么排除在教科书之外的争论，事实上蕴涵了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围绕着教科书编纂所暴露的冲突，往往反映出权力关系方面更深层次的问题。［18］教材的编纂固然会受到政治的影响，但由于教材所传播的毕竟是知识，因此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真理。所以教材的编纂不能无视政治，但更不能无视专业，或因为政治而否定专业。事实上，政治与专业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教材的编纂，代表的是专业化的知识，按照编辑理念或是国家官方的蓝图，“化约成普遍性的知识生产；这套知识体系，继之透过教师的讲授，传递至莘莘学子的身上。经由此道，原本专业且零碎的知识形式，透过有意识的编织以及学科建制的过程，转换成系统化的课程用书。教科书的出现，便是国家机器与专业学者携手打造的概念工程”。［19］在这一过程中，教材的编者依照国家制定的课程大纲，基于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系统，借助这一系统，教师得以引领学生、启发学生，学生得以掌握其应该知道的专业知识，从而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

三、管与放

随着教育的普及，教材的编辑出版成了一个大的产业。“进入20世纪，这桩生意的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情状之复杂，自不可与古时同日而语。各类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参与其间，官与民、精英与大众的角力不断。”［20］1980年美国整个出版行业的销售额为60亿美元，其中15亿来自小学、中学、大学教材的收入。［21］就中国而言，2018年全国在校大学生约3833万人，其教材销售额绝对是个天文数字。在当今社会，教材的编辑出版不仅具有经济方面的意义，而且就其内容及影响而言，教材建设也是事关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战略工程、基础工程。教材的好坏关系到能否“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因为教材承载的知识系统反映了主流价值和统治阶级的理想信念和利益诉求。教材编辑、出版、使用的过程，就是教化的过程，会影响到下一代人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和政治态度。“无论古代的官刻、私刻和坊刻，还是现代的出版传媒，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版都具有意识形态属性，都是统治阶级调控社会思潮和价值走向的平台。”［22］所以国家对教材实行宏观管理，乃是题中应有之义。从教育管理的实践来看，世界很多国家都以不同方式对教材进行不同程度的管理。二战后，各国对教材的管理大体上分为四种形式：教材编写制度、出版制度、审查（认定）制度和选用制度。从编写制度来看，少数国家出面直接组织编写教材，如韩国、日本；多数国家是通过制定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及考试制度为教材编写提供依据和标准。从出版制度来看，有的通过国有出版社和国家授权的商业出版社联合出版，如新加坡、韩国、日本、新西兰；有的由国家授权的商业出版社出版，如法国、德国、匈牙利、西班牙、加拿大；多数国家是由商业出版社自主出版，如英国、美国、意大利等。从审查（认定）制度来看，所有国家都对教材内容进行审查或认定，并对审定人员、审定时间、审定内容和程序有明确的规定。［23］从选用制度来看，有国家指定、国家推荐（目录制）和自主选择等形式。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重视高校的教材建设。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高等学校的教材，应该在党委领导下采取党委、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方法，经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认真予以修订。中小学教科书，由各省、市、自治区组织力量编写，编写时应当结合当地具体情况。中央教育部应召开各种教材的专门会议，交流经验，推荐较好的教材，确定全国应该通用的那一部分教材，确定各类学校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的科目。”［24］2017年，国务院正式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赋予其重要的职责：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教材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研究审议教材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研究解决教材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指导、组织、协调各地区各部门有关教材工作，审查国家课程设置和课程标准制定，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25］国家教材委员会主任刘延东主张：“要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提升教材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逐步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学段衔接的教材体系。要深化改革创新，加强完善教材各环节管理，使教材建设规范有序。”［26］同时，教材编纂还是一个复杂的、高级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要激发编纂者的智慧和创造力，必须给予他们足够宽松的思维空间。也就是说，在坚持政治原则的前提下，还要有学术自由，要有自由讨论相互启发的空间。20世纪60年代初，负责高校社会科学教材编纂工作的周扬还建议中央“在编写过程中必须保证学术争论的自由。（1）提倡由学术见解相同或接近的人合作编书，人选最好由主编挑选，这样效果较好。结合要根据自愿原则，不愿合作的人就不勉强组织在一起。同时也提倡个人写作，鼓励写一家之言。同一门课程，可以因学派不同和合作条件不同而同时组织编写几本教材。例如中国哲学史一课，我们既组织集体编写一本，又鼓励冯友兰教授个人写一本，冯的积极性很高。（2）已编出的教材初稿，印发有关专家，特别是不同学术见解的专家，广泛征求意见，展开学术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适当的必要的修改。我们鼓励不同学术见解的争论，但反对宗派、门户之见。”［27］这里所谓的学术自由，是鼓励专家们在宽松的氛围下，自由大胆地讲出自己的见解，在平等的条件下，彼此讨论、切磋，取长补短。

四、统与分

教材编纂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系统工程，需要调动多个方面、多位相关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1961年，当时负责高校社会科学专业教材建设的周扬提出了五条要求：第一，必须坚持党内外新老专家合作的原则。第二，在编书过程中必须保证学术争论的自由。第三，集体编书必须实行主编负责制，以保证每本教材观点的一贯性和完整性。……集体人数不能过多，一般三人、五人，至多十人、八人。第四，必须建立由专家组成的专业组，分别领导各专业的教材编选工作。第五，需要统一计划和调动全国的学术力量。［28］从这些要求可以看出，周扬已经意识到，教材建设不是少数人的事情，它必须集众智，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也要面向全国，在党内外寻觅专业人才，做到群贤毕至、老少咸集，既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又尊重带头人的意见，实行主编负责制。教材除了受制于课程与知识外，还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高校的教材具有多样性，同一科目往往有多种教材，有的科目甚至有数十种、数百种教材。”［29］在教材编纂中，首先要在正确的指导思想下制订统一的知识标准。但标准的统一，不等于定于一尊，不等于一门课程只有一个版本。多样化的教材并存应该是教材建设的常态。即使是统编教材，其原意只是“从各有关大学选拔优秀的教师，集中优势的兵力，避免各校重复编写，这样可以保证教材的质量。”并不是说全国一门课程统一成一个版本。如果定于一尊，“使得众多的教师与学生只能教授和学习一种教材，不利于发挥教师不同的教学风格，也不利于拓展学生的思路。”基于此，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建议：“无论是统编教材或是精品课程规划，都不能只搞一种课程和教材，允许几种不同风格的课程和教材并存。在抓统编教材的同时，我国的重点大学，应当鼓励那些学养深厚的学者，专事教材的撰写工作。”［30］20世纪60年代初，仅中国哲学史这一门课程，教育部除了组织全国力量统编的一本外，还专门请冯友兰个人编写了一本。花开两朵，任各学校自己选择。这一做法受到普遍的好评。在教材编纂方面，以往国内比较习惯于官方组织，而不大习惯于调动民间学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910年，上海《申报》发表文章反对部编教科书垄断教育市场，其理由是“凡事以有比较而有竞争，以竞争而有进步”。如果任由部编教材垄断，则“民间所编之教科书，势必束之高阁，等于废纸。……民间既不编辑，则民编教科书之比较竞争之机已绝，在民间固永无良好教科书出现于世矣”。［31］如何发挥官编与民间力量的积极性，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他看来，如果所有教材均委托官方编译局编撰，势必勉强。合理的办法是，应由中外教员按照现定的学制学时编成教材，交给学务大臣审订颁行。各省若有文士编成的精善教材，也可呈学务大臣鉴定，予以版权，准其自行印售发行。［32］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接受了张之洞的建议，在官编教材之外，民间自编教材经学务大臣审定者亦可采用。现在高等教育界，教材的采用大体上也是这种情形。除了统编教材外，一些教师个人自编的教材，经学校主管部门审批亦可作为正式教材，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统编教材的不足。另外，在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师资、学生、教材等教育资源都实现了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教材的编纂、选择、采用也不再限于国内。在水平相当的条件下，我们自然应该选择国内的教材，推进大学教材的中国化。但对于外国先进的教材，则应该大胆地引进。只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不少学科专业存在着政治敏感性，因此在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关教材时，应该特别慎重。

五、编与创

教材是根据课程知识的内在逻辑而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教材的内容篇幅一般是根据该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地位、教学学时、学生的基础等多种限制性因素，确定选择什么样的课程知识和学科知识，所以，在高校教材编写中，不能无限制地延长篇幅，不能无节制地罗列学科知识，而应当选择那些与教学目的密切相关的、学生需要且能够掌握的知识，并对这些知识进行体系化的组织和编排”。［33］这种体系化的知识如何编排、重组，主要取决于三个核心要素。其一是教学理念或教学指导思想。以学生为中心还是以教师为中心，其内容的结构是大不相同的。其二是教学方法。使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到教材内容的安排。其三是教学计划。教学计划有两种含义，一是课程教学计划，二是全程教学计划。前者决定教材的内容孰先孰后、孰重孰轻、孰多孰少，后者则决定本教材、本课程在整个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地位，及与其他教材在内容方面的关系。每本教材知识体系的构成，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总的来看，教材的编写逻辑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学术逻辑。即根据学科或学术领域知识生成、发展、演变的逻辑来编写，具体表现为由易而难，由浅入深，从古到今，由远至近；注重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保持知识衔接顺序，使教材内容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其次是心理逻辑。根据这一逻辑，教材编写主要是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接受能力和接受习惯，以学生容易接受、愿意接受、能够接受为导向。其三是教育逻辑。这种逻辑要求在编写教材时，把学术逻辑和心理逻辑结合起来，使教学内容既兼具学科知识的关联性，又有利于学生的学习掌握。［34］教育逻辑实际是对前两种逻辑的中和，在教材编纂实践中，为编者所普遍使用。教材知识内容的安排，要以学生的理解和接受为出发点，既要尊重学生的选择，又要照顾到学生的接受能力。如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主张，大学的专业规范与课程教材要为学生预留空间。在他看来，“越是好的学校给学生提供的选择余地就越大”［35］。也就是说，在既定的篇幅里，教材的内容空间要尽可能大一些，尽可能充实一些。另外，教材的编纂者也要注意，不要对学生提过高的要求，不要让学生负担过重。古罗马教育家马可•昆体良建议：“教师要克制自己的意愿，迁就学生的能力。因为要把水灌进瓶子，只有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往里灌，才能把瓶子灌满，所以，必须留意学生的接受能力：凡是他们也不能理解的东西，是灌不到他们的头脑里去的，因为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完全成熟，还不能接受这样的东西。”［36］如果无视学生的接受和消化能力，人为地拔高对他们的要求，则可能欲速不达、事倍功半。教材上所承载的主要是合法的、成熟的、经典的知识，对于这些知识，编者只需要梳理清楚其来龙去脉，注意选择解读的视角，寻找恰当的案例，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换言之，编纂者只要在选编上下功夫，就基本上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但是我们也不要对编纂作简单性的理解。好的编纂者不等于“剪刀加浆糊”。一个优秀的编纂者，在陈述获得学界共识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时，固然会综合百家之言，但是他绝对不是简单的抄录，而是以自己的语言进行独特的诠释。“一种理论或观点，即使是科学定义，完全可以用不同的表述方法予以诠释。不仅编写者、教师应当以自己的理解并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而且也应当鼓励学生这样做。”［37］谁能在编纂时创新出彩，谁的教材就能受到学生的欢迎。还应该指出的是，大学教材当然都是以合法性、经典性的知识为重点，但是每本教材编纂者不全是简单的教书匠，不全是简单的“知识搬运工”。高校的专业教师，包括专业教材的编纂者，也是课程所在领域的专家和权威人士，他们能够在这样的大学任职或者能够担任教材的编纂者，本身就说明他在这方面的造诣达了相当高的水平。如果在编纂教材时能够将他自己的知识创新，把自己创造的增量知识也纳入教材的知识体系之中，无疑是这本教材的亮点。这对于跟踪学术前沿，对于教材的推广发行，对于提高学生的学术兴趣，无疑是十分有利的。从中外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来看，每本成功的教材，实际上都是编纂与创新的统一。一方面，如果一部出版物中只有创新，那它就不是教材，而是专著，它只能为少数活跃在学术前沿的知识精英所关注。另一方面，如果教材里面只有经典知识、合法知识、成熟知识，编撰者只是做了“剪刀加浆糊”的知识搬运工作，哪怕它编得再好，也会因缺少前沿与创新而难以得到教师和学生的青睐。只有把编纂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成为深受师生欢迎的好教材。此外，正如一幅好画需要适当留白，好的教材也要为使用的教师和学生提供补充和修改的空间。“教师在课堂上使用教科书时都对教材进行补充和修改。同时，在学习知识过程中，学生也加入了具有自己阶级、种族、性别色彩的成分。学生也在选择性地接受这些合法知识，并对它重新解释，丢弃不需要的知识。”［38］总之，教材只有进入教学过程，得到教师和学生正确的理解、接受、诠释和创造性的补充，才会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完美，越来越受师生欢迎。

六、教材体系与学科体系

教材建设与学科建设紧密相连。没有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不可能有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教材。认为：“学科体系与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39］学科是大前提，学科的研究水平上去了，其研究成果举世瞩目，得到学术界普遍的认同和肯定，那么专业教材就能够充分地吸纳该学科领域最新、最先进的学术成果，在这种背景下教材的水平就能够得到保证。教材的编纂实际是学术前沿探讨的延续，而且这种探讨是在更广阔的背景、更丰富的实践层面进行的。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组成的编纂团队，可以围绕着教材涉及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从而把教材的整体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文科教材建设同整个学术建设是密切联系着的。教材的水平正反映着整个学术界的水平，同时通过教材的编选和讨论，又有助于活跃学术空气，推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促进学术水平的提高。”［40］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种情形，一门高水平的教材，往往也会成为一本高水平的经典学术专著。20世纪60年代，由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由王力教授主编的《古代汉语》，都是作为教材编纂的，但学界普遍视它们为高水平的学术专著。一本高水平的教材，能够引起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巨大反响，其主编或作者往往会因此成为大家支持的领军人物，进而成为学科建设的带头人；另外，这本高水平的教材本身也会成为学术研究的基础。好的教材与好的专著一样，是学科专业知识的重要载体。在建设一流学科的过程中，教材编纂和学术研究同样重要。在教学过程中，教材作为教师和学生的学习材料，会在更广泛的背景下，与现实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引起教师和学生的研讨和辩论。教材的理论体系、学术观点、政治立场以及教材编纂所依据的材料数据等，都会在开放自由的环境下得到进一步的检验。教师和学生的观点和建议，师生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新的兴奋点，不仅会循着反馈的管道达到教材编纂者那里，成为教材下一轮修订的依据，而且还会引发前沿学者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优秀的教材体系对于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由于教材体系与学科体系的密切关系。高校应狠抓教材建设，挑选一流学者组建教材编纂团队，或者委托世界级的大学者，立足于国际学术前沿，在系统归纳、吸收现有经典知识的前提下，聚焦最新的研究进展，同时结合自己的学术探索，根据学术逻辑、心理逻辑和教学逻辑，精心组织知识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设好适应中国特色需求的人文社会科学教材体系。

七、结论

教材对于人才培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正如教育受到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一个时代的教材自然会受到这个时代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的影响。如今我们处在信息化时代，政治民主、教育普及、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的标配。为了促进教育的发展，培养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必须建设高水平的、立于国际学术前沿的门类齐全的教材体系。作为一项文化工程，教材体系的建设必然存在内容上的政治性与专业性、编撰与创新的关系，编纂组织上管与放、统与分的关系，以及宏观层面上的教材体系与学科体系的关系问题。这些关系若处理得当，建设一流教材的目标就比较容易实现。政治性与专业性的关系，任何时代教材都无法避免。一个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会支配该社会的精神生产，将自己的思想意识上升为全社会普遍的思想意识，从而成为指导各种教材编撰的思想基础。教材的编撰绝不可能离开政治，但教材作为承载社会文化、传播科学知识的工具，在知识的组织与呈现上，必须坚持准确性、真理性的原则。政治是基础，是底线。在此基础上，教材的编撰还必须根据学科专业的知识特性，坚持真理，在内容与形式上，力求精湛准确，绝对不能为某种功利目的而扭曲真理、歪曲事实。在知识经济时代，教材编撰发行已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要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保证教材质量，应该对教材的编撰与发行进行必要的管理。从农业时代到工业社会，管理教育与教材就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事实上，现代东西方各国都很重视教材生产的管理，只不过因具体国情不同，管理的模式、方法略有差异。由于教材的生产属于知识生产的范畴，优良教材的生产，不仅需要良好的市场秩序，而且还需要编著者思想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必要的学术自由是一流教材建设的前提。换言之，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在尊重人类命运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编撰者的学术自由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教材建设需要管理，但是管理要适度，管理方法要科学，要适应知识生产的特性，这样才能避免“一管就死”。同时学术自由也不是漫无边界的，知识生产者也有其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由于教材的编撰出版有利可图，于是教材市场的良莠不齐肯定难免。但人才培养是千秋大业，绝对不能让劣质教材进入教育市场。为此，由教育部或其所属的权威机构（如各种学会），组织国内一流学者联合编撰，以优秀的统编教材满足教育界的需求，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事实上，在一段时间内，国内高校流行统编教材，这对于确保教育质量诉求而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门课程，只有一个统编教材，对相关知识只有一个解释，解读相关定理只有一个视角，没有其他的选择，即便教材承载的全部是真理，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笔者以为，在教育部领导下，组织编撰统编教材是必要的，但是也没有必要“一统天下”。在统编教材之外，应该允许有条件的高校、高水平的教授自编教材，以弥补统编教材的不足。教材所承载的大半是成熟的经典知识，它主要是前贤的探索和研究的成果。教材编撰者的任务，是根据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以适合学生接受、理解的形式，将相关的专业知识进行恰到好处的组织和整合。教材编撰者的工作，主要体现搜罗相关知识，梳理来龙去脉，精心挑选，合理组织，画龙点睛。但是教材生产如仅仅停留在编辑方面，那绝对不是一本好教材。好的教材还要通过经典知识的传授，激发学生的创新活力，引领学生进入学科专业前沿，这就需要教材编撰者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对普通原理别出心裁的解释，对内容组织的匠心独运，对前沿领域的深入探索，对学生求真欲望的激发，也属于创新的范畴。这些努力与对经典知识的编辑统一起来，才能打造出好的教材。教材体系与学科体系紧密相连，学科体系的建设成就影响着教材及教材体系的学术水平；而教材体系的建设成果，又会促进学科建设的发展。教材建设涉及对学科历史的追溯与反思，对各家学说的盘点，对学科前沿的扫描和预判，同时教材建设本身还会培养出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杰出学者，从而为学科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学科水平上去了，在此基础上，各学科专业的教材自然不会差。当然，要处理好以上诸多关系，需要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从国家事权的视角来思考，在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社会思潮、不同的教育理念碰撞、激荡、融合的背景下，教材建设如何才能与时俱进，反映全球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吸收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如何才能体现国家意志，发挥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铸魂作用、培元作用、奠基作用；如何才能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筑成适应社会发展、满足教育需求的完整的教材体系。

作者:张昆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