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哲学社会性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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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休谟以来，政治哲学家们开始注意到自由主义理论逻辑中的弊端，有意识地去探索解决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矛盾、个人性与社会性的矛盾以及个体和共同体的矛盾。马克思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也一直探索这些矛盾的解决，在蕴含着他的思想的政治经济学中，对这些“社会性”问题矛盾的解决是主要的主题之一。总体而言，马克思是由两方面来阐述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方面是通过市民社会，另一方面是通过批判自由主义。这样，马克思就产生了独特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并以这样的思路去审视和把握包括“社会性”问题在内的一切政治哲学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哲学;社会性;自由主义

自休谟以来，政治哲学家们开始注意到自由主义理论逻辑中的弊端，有意识地去探索解决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矛盾、个人性与社会性的矛盾以及个体和共同体的矛盾。马克思政治哲学在解决这些矛盾时，其更侧重社会性这一端，这自然使得对“社会性”问题的思考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但是，近年来学术界却很少有人重视“社会性”问题的探究，更多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是关于其它论题的，这也使得在“社会性”问题上的研究还存在着许多模棱两可的地方，不利于对马克思政治哲学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究。据此，非常有必要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社会性”问题进行研究。

一、自由主义视野中的“个人性”与“社会性”

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许多思想都是通过批判自由主义而发展起来的政治哲学观点。将自由主义当做一个参照系，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去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在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性”问题的论述方面，因为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阐释就是以批判自由主义为起点的。自由主义是近代形成的一种传统的政治哲学理论，许多著名的哲学家都可以归属当这一理论派别中，比如休谟、亚当斯密，再比如在思想上给予了马克思重要启迪的黑格尔等。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权力和自由，归属这一派的政治哲学家们在为权力和自由作辩护时，有四条近乎不可撼动的原则，而这四条原则在表述时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在从“个人”出发来彰显相应的规范性主张方面却完全一致。全面的来看，现代政治哲学是从个人性和社会性两方面对人的价值予以辩护的，自由主义只是一味的强调个人价值，几乎忘却了人的社会价值方面，这使得人的社会价值边缘化，进而激生了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以及个体和共同体的矛盾。当然，洛克等人并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觉得对个人价值端的重视不仅没有造成个人性和社会性的对立，反而由此推出了真正的社会性。他们之所以持有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证立的个人不是那种损人利己的个人，而是有着很好的道德品质的可以很好约束自己并且承认自我和他人价值的理性个体。在这里，其实洛克等人是将作为价值主体的个人论定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承认他人价值的人，按照洛克的意思，这样的人组合在一起就会构建一个彼此尊重个人意志，并且增加每个人福利的社会，这就是从个性所推出的社会性。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继承发展了洛克的思想，在经济学上，他提出理性人假说，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推动整个社会的福利，在道德的约束下，当每个理性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社会福利也到了最大状态。总之，自由主义都主张认为从个人性中可以推出珍重的社会性。

二、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及其“社会性”概念

从理性人的角度考虑，似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可以令人信服，但是要知道人不仅是理性的生物还是感性的生物，而且很多时候往往感性要压过理性。洛克、亚当斯密等人虽然都希望将自然法落实成条文法律，获得现实社会中的政治保证。但是，以自由主义为前提的法律实质上是为私人财产制度保驾护航，这说明其所能守护的只能是最低限度的“社会性”，并不能带来他们所支持的真正的机会平等。因此，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矛盾、个人性与社会性的矛盾以及个体和共同体的矛盾便始终充斥在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中的。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矛盾，自休谟以来的政治哲学家们一直探索这些矛盾的解决之道。其中，马克思在检视、批判原生的自由主义从而构建“社会性”上的见解是最为深刻的，因为他洞穿了洛克、亚当斯密理论并由此确立了历史根基———市民社会。洛克、亚当斯密等人所讲的权利和自由其实就是就市民社会中的个人而言的，所讲的社会其实就是市民社会，马克思也明确的指认了这一点。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不同意亚当斯密等人所讲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会妨碍到他人的利益，并最终会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与之相反，马克思清楚地看到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私人利益时，都是会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总而言之，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决定了自由主义传统不可能引申出诉求公利的“社会性”。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是深层次的历史批判，其是基于市民社会的私立化本质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这两点揭示出了自由主义在“社会性”问题上的错误。第一点:市民社会的私立化本质。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条文很大程度就是市民社会中利益诉求的体现，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一系列法典和宪法的深刻分析，洞悉了市民社会中权利和自由的本质。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市民社会虽然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组织形式，但其本质是私立化的，是“伪社会性”，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可能孕育出真正的导向普遍利益的“社会性”。第二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在这两者的关系上，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现代历史中形成二元分野之后，人便有了两重身份，一种是公人的人之身份过着共同体的生活，这与政治国家相对应;二是私人的人之身份过着私人的生活，这与市民社会相对应。二元分野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是没有交集的两个极点，事实却是现在资本世界的人们虽然有着两种身份和两种生活，但是人总是以私人的身份进入到政治国家去过共同体的生活，这使得共同体生活所代表的普遍性转变成了私人生活代表的特殊性。无论怎么说，马克思基于以上两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是触及到根本的批判。通过这种批判，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自由主义理论的“伪社会性”，而且建立了一种与之相对的真正的“社会性”价值维度的立场，旨在恢复类存在物、社会存在物、公人、共同体的应有地位，从而根本性地解决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个体与共同体、个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构建的“社会性”维度中，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显然，个体利益和个体性已不再具有那种导致相互伤害结构的私利性。

三、马克思构建“社会性”的价值维度

在构建“社会性”价值维度上，许多政治哲学家都进行过自己的思考和探索，其中除马克思以外，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黑格尔和罗尔斯。巧合的是，这两人的思想都与马克思的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马克思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继承，黑格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影响。而罗尔斯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是受到了马克思思想的启发。无论是黑格尔还是罗尔斯，他们构造的“社会性”价值维度，都站在国家的高点位置，强调国家所发挥的作用。虽然马克思、黑格尔和罗尔斯他们之间的思想具有紧密的联系，但是马克思并未像他俩一样，站在国家的高点上去构建“社会性”价值维度。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这段话实质上指的就是“社会性”价值维度的构建，他认为只有人解放之后，社会及其社会性才能建立起来。马克思强调只有当社会力量不再被所谓的政治力量分离时，人的解放才能到来，也就是真正的社会性才能建立。资本主义时代下人的公人之人身份和私人之人身份二元分裂，人只能依靠政治力量来维系社会性，这种事实恰好与马克思所认为的只有当这种二元分裂消除，政治国家不再以一种政治力量来维系社会性时，人的解放才会到来，真正的社会性才能建立。显然，马克思并未如黑格尔和罗尔斯那样，依托政治国家来思考社会性的构建。而且，马克思经过进一步的思考指出，政治国家表面上看是一个共同体的形象，但是实质上只是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共同体，而非那种真正可以维持社会性的，可以使人在这个共同体中得到全面发展的真正共同体。由此，马克思认为，依靠政治国家去构建“社会性”是一条假的道路，是一条歧路，并不能得到真正的“社会性”。马克思的真实想法是，只有在消灭阶级对抗后，使得人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存资料而不用仰仗他人，“社会性”价值维度才能真正的建立起来，“个人性”和“社会性”的矛盾才能得到最根本的解决。马克思虽然认为依靠政治国家不可能重建“社会性”，但是这不意味着马克思故意忽视国家的重要性，而只意味着马克思是以批判最粗糙真实的世俗世界来审理和把握“社会性”问题的。而且马克思更为深刻的用意在于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将包括“社会性”问题、正义问题在内的所有政治哲学问题，都投放到社会生产关系这个世俗层面来加以理解、透析、把握。这一点，无论是以休谟还是洛克为代表的倚重不同价值的政治哲学家所无法看到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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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林杰 单位: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