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特质及在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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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以质疑与批判为特性而区别于其他学科，它没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这正是其“智慧”的典型特征。马克思哲学自创立起也是以该特征出场和在场的，在此运思中，马克思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超越了费尔巴哈，创立了唯物史观，从而奠定了他“千年第一思想家”的历史地位。今天，面对种种错误思潮的“质疑”，我们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质疑与批判的哲学运思，才能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马克思开创的“革命与解放”的两大任务，继续走在人类解放和全面自由的探索之路上。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质疑;批判;在场

马克思哲学自其创建之日起，就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因此质疑与批判是其整体运思过程，也是其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成为马克思“改变世界”之实践活动的前奏，也是他整个实践活动的伴奏。今天，当马克思已然不在场的情景下，我们只有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斗争精神，并从中确立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真理性和革命性，才能为今天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寻求一种指导思想上的方法和出路。

一、哲学的特质

哲学，一种被解释为“爱智慧”的思想活动，一开始就让人存在着这样一种疑虑：哲学是一种在“智慧”之外的“爱”智慧活动，还是一种在“智慧”之中的“智慧”活动？哲学意义上的“智慧”活动又是什么？这些问题说明，哲学是在自身的不确定性中去探讨一个不确定的研究对象。对此，黑格尔曾说过：“哲学缺乏别的科学所享有的一种优越性：哲学不似别的科学可以假定表象所直接接受的为其对象，或者可以假定在认识的开端和进程里有一种现成的认识方法。”a换言之，哲学的不确定性就在于：一方面，它的对象不是“表象所直接接受的”，即不是具体的对象；另一方面，它的方法也并非“现成的认识方法”，即一种能够以“公式”来呈现和学习的方法。这种不确定性的确是哲学的弱势。然而，哲学对其他学科或科学的作用，以及在人类思想史中的实际地位显然不是这样尴尬。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要不是哲学已经先行于诸科学，那就根本不可能有诸科学。”b面对这种尴尬窘境，我们还是延续着哲学史上的惯例：每当“哲学”的思维遇到困境时，都是回到其源头重新开始。海德格尔在《什么是哲学？》中转引了柏拉图的一句话：“惊讶，这尤其是哲学家的一种情绪。除此之外，哲学没有别的开端”；也转引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因为古今的人们都是通过惊讶而开始哲学活动的”，因此他认为：“惊讶承荷着哲学，贯通并支配着哲学。”a当然，海德格尔对“惊讶”的解释并非满足于对一种“情绪”的心理分析，因而在转向对笛卡尔的论述时就变成了对“怀疑”的阐述。换言之，“惊讶”或许是对某种不曾减少之新事物、新特征的心理惊奇，但更多的是对呈现于眼前的某种新事物、新特征的怀疑，这种怀疑源于其与我们原有知识、观念和经验的差异乃至冲突。因此，这里的“惊讶”就包含了对现存状态的一种“质疑”。哲学虽然起源于一种惊讶，但这种惊讶和质疑不仅停留于发端处，更是贯穿并支配着哲学的运思过程。海德格尔认为，当哲学走向一种确定性的经验科学从而转变成为一种技术的经验科学时，它就走向了终结。于是哲学必须重启“思的任务”，它指向对当今“世界文明”的本质批判，去寻求“克服那种作为人类之世界栖留的唯一尺度的技术—科学工业之特性”b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他语境中的人类存在之“真理”，一种自由的敞开之境。罗素曾指出：“哲学的根本特点便是批判，正是这种特点使得它成为一种和科学不同的学问。哲学对于科学上和日常生活上所使用的那些原则都要加以批判地研究，而且要从这些原则中找出它们的不一致来；只有在找不到摈斥它们的理由的时候，才把它们作为批判研究的结果接受下来。”c在此，批判成为哲学与科学的重要区别，是哲学获得基本原则和知识的根本方法。批判是以质疑为前提的，质疑基础上的批判与批判中的质疑共同成为哲学获取真理性和确定性的方法。当然，真正哲学的批判不是一种完全的和无原则的质疑，质疑与批判是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并在一定的知识范围之内的，“因为一切的批驳言论都是从争论者所共同具有的知识出发；没有一种论证应该从空洞的怀疑出发。”d那些完全的怀疑主义者把自身置于一切知识之外，却又要求在批判中回到知识的范围之内以达成某种共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和滑稽的。在罗素看来，笛卡尔的“方法论的怀疑”是哲学的质疑与批判方法，因为他“怀疑任何似乎可以怀疑的事物，在于有了一点显然的知识，再经过一番思索之后，便自己思忖是否他觉得真的知道了这件事物。”e换言之，笛卡尔的质疑与批判是探寻确定性知识的一种方法。哲学的“批判”同样需要受到多重质疑。福柯认为：从功能上看，批判“是探求某个未来或真理的工具、手段，但它并不了解，也不会碰巧成为这个未来或真理。……它是一种功能”；从特征上说，批判是一种文化气质和精神态度，是一种思想方式，“批判是不被统治到如此程度的艺术”。f可以说，批判中包含着“反抗”“反思”。在福柯看来，康德对“什么是启蒙”问题的探讨，就是对什么是批判的思考，启蒙时代就是批判时代。从批判的否定性出发，福柯指出：批判“不再是为寻找具有普遍价值的正式结构”，以及“不是制造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不去确认“所有知识或所有可能的道德行为的普遍结构”，批判“试图为自由的未经定义的工作寻找一种尽可能深远的新的原动力。”g福柯对“批判”的表述勾勒出了哲学的基本特性，即在对各种确定性知识和结构之形而上学性的质疑中探寻人类走向自由的路径，拓展自由的空间。哲学就是在“智慧”之中“爱”智慧。“智慧”并非确定无疑的实证科学和精准知识，而是立足于质疑与批判之上的运思过程，能够推进确定性知识敞开其更大的发展空间。哲学是以“智慧”的方式追求着智慧、彰显着智慧的。

二、马克思哲学的出场与在场

马克思哲学自创建之日起就以质疑与批判的方式出场。“批判”始终是马克思哲学一以贯之的主旋律，是马克思“改变世界”之实践的前奏，也是其实践过程的伴奏。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是在“批判”中走向关注现实世界的。马克思指出：“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a显然，马克思哲学不是为了去“构想”某种永恒，而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也绝不是词句上的斗争或情感上的发泄，而是实际斗争的开始与展开。“所以，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政治的批判，把明确的政治立场，因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的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b在1843年4月《莱茵报》被查封之后，旅居巴黎的马克思于同年10月通过对德法两国的思想政治的实际比较，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发起了“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c的革命性批判。在写作《论犹太人问题》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德国制度和德国哲学的批判是面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等错误的政治立场，以宗教现实问题为切入点，最终落脚于对人的真正本质与人的解放的探讨的。马克思的批判源自当时的质疑：在1843年9月的《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中，马克思说到，德国的一切都遭到强力的压制，思想陷入真正的混乱，德国“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d针对思想上的混乱，首先，马克思对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的“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进行批判。他认为，这是教条主义的旗帜，“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受自己的对立面即私有制度影响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除了这种共产主义外，同时还出现了另一些如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e这种“共产主义”其实是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一种片面而拙劣的翻版，因为问题的关键应该是指出政治国家的内在矛盾，要从政治国家的角度去反映社会斗争、社会需求和社会真理。其次，马克思对宗教观念进行批判。他指出：“然而整个社会主义的原则又只是涉及真正的人的本质的现实性的这一个方面。我们还应当同样关心另一个方面，即人的理论生活，因而应当把宗教、科学等等当做我们批评的对象。”f因此，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因为“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g在马克思看来，虽然人创造了宗教，但当时的德国人却抽象地蛰居在这个世界之外的宗教中，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唯有进行宗教批判，人们才能回到“此岸世界的真理”之中，回到现实的人，“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h马克思是在“批判”中走向成熟的唯物史观的。唯物史观的建立，需要对具体实质性问题的批判、清理和阐述。首先是对工人阶级的关注和阐述。早在1842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林木盗窃法”的论述就是其关注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社会现实的开始。1844年，通过对私有制“异化劳动”状态下“工人”生存的社会批判，以及对布鲁诺•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忽视“群众”社会历史作用的批判，马克思逐渐找到了改造现存社会和实现“人类解放”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在对鲍威尔等的“批判的批判”所展开的“批判”中，马克思延续了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思路，指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它认为异化是它自己的力量所在，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a因此，在私有财产条件下，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使得他们不仅在现实中感觉到属于人的东西已经被完全剥夺了，而且在理论上也充分意识到这种被剥夺的实际存在，于是，无产阶级必须且只能通过自己来解放自己。马克思认为：“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完全明确起来”。b正是由于在对“批判的批判”所展开的批判中发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力量，此后马克思才真正进入了“现实的人”的实践新领域，进入了对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和对把人仅仅看作“感性直观”的批判，从而开辟了以“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去“改变世界”的“新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的新领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不仅把无产阶级看作是现有一切阶级、民族等解体的表现，而且认为其“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新的人类群体，他们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c总之，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发现和阐述，既是他从“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进入“对尘世的批判”的开始，又是他转向探寻“现实中的个人”的结果。无产阶级就是唯物史观所呈现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实践者和承担者，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关键点。其次是对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精确阐述。1844年，当马克思还是费尔巴哈的崇拜者时，他高度赞扬了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认为这两部著作“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因为它们使人们开始关注“现实”和“社会”，即“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这一概念，如果不是社会这一概念，那是什么呢？”d也就是说，费尔巴哈的“社会”概念成为促使人们考察尘世间人之“现实差别”的基本点，它起到了转变人们的观察视角的积极作用。然而，此后马克思迅速地批判了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观上的根本错误，即由于停留在感性对象和感性“概念”上，而不知道“感性活动”与实践。费尔巴哈的“社会”只是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空壳“概念”，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据此，马克思明确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e在这种历史观的基础上，才能追溯诸如宗教、哲学、道德等各种社会意识的产生基础，并阐明这些社会意识诸形式的变化和发展原因。这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活决定意识，从物质实践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的产生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义。不仅如此，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这本“很坏的书”，马克思展开了系统的批判，并从中进一步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1846年12月致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谬误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这种“哲学”暴露了蒲鲁东理论的基本缺陷。（1）他不理解“现代社会制度”。（2）他虽然看到了“社会发展”，但不理解“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3）他“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不理解“思想”背后的“事物”基础。蒲鲁东的“哲学”总体上体现了“黑格尔式的陈词滥调”。f对此，马克思逐一展开批判。（1）对于“现代社会制度”的产生，马克思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a但是，蒲鲁东将国家和社会制度形式归结为市民社会，浅尝辄止，就以为自己完成了一桩伟业，这其实是黑格尔的翻版。（2）对于“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生产力对于每一代人而言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一代人的生产力发展及其所建构起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继续地发展的。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b这说明，“个人发展”只有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才是可能的，“社会历史”虽然是由“个体发展的历史”构成的，但“个体的活动”的成功必然借助于社会历史所提供的当下物质关系，任何“个人发展”都不能任意地选择他们所遇到的历史中的物质关系，其中的核心是生产力。马克思是以作为全部历史之基础的生产力发展史来串起“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之关系的。人类的历史就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而发展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c因此，社会关系的变化、社会形态的更迭、人类历史的发展，这些都是由生产力的每一个新发展而引起并贯通的。（3）对于“混淆了思想和事物”，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想在政治经济学中“如法炮制”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却是“把它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马克思批判道：“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d也就是说，蒲鲁东把“思想”上的“经济范畴”简单混同于“事物”上的“生产的社会关系”，既没有看到思想来源于事实，更不理解黑格尔“思想”所具有的历史过程高度的哲学辩证法。“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e可见，蒲鲁东的“思想”是严重缺乏“事物”基础的，是一个观念史。其实，马克思认为，范畴、思想、观念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显现出历史性和暂时性。是事物产生思想，而不是思想产生事物。正是通过《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的批判，马克思进一步深化和巩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总之，除了积极参与革命实践外，马克思生前形成自身哲学思想理论的主要方式是对各种错误理论思潮进行质疑和批判。这是马克思哲学出场和在场的主要方式，它使得马克思哲学成为引领无产阶级革命并实际地改变现存世界的指导思想。

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在场方式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安静而永远地停止了他的思想活动。正如恩格斯所言：“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这个“空白”显然是思想上的，它坚定地指向“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和“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因为这两大“事业”（即革命与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f在马克思逝世之后的世界里，因他或以他的名义所展开的社会革命在不断地发生，在触动或改变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在21世纪的今天，马克思再次成为最伟大的思想家。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提到，英国BBC的调查表明，英国广播电台的听众把马克思选为最伟大的哲学家。如果把马克思的名字输入Google进行搜索，他仍然是搜索量最大的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只有达尔文和爱因斯坦超过了他。之所以如此，霍布斯鲍姆认为原因有二：第一，“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把马克思解放了出来”；第二，“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在一些关键的方面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见的世界极为相似。”同时，他还提到2008年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指出：“这时无人再对马克思回到公众视野中表示怀疑。”a当然，还有一个事实是霍布斯鲍姆没有提到的，即世界科技日新月异所带来的社会生活之巨大变化及困惑，这也使得人们试图在马克思那里寻求一种解答。上述这些事实表明，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从苏联官方僵化的思想体系中“解放了出来”，人们将再次认真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面对纷繁多变的全球化进程，人们将再次探寻今天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价值性。这些事实显然蕴含着一个严肃的问题：21世纪的马克思该以何种方式在场？革命和解放事业该如何继续？笔者认为，就思想理论性而言，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场的主要方式仍然是质疑与批判，即当西方一些理论家以当今世界的变化，对马克思及其理论展开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质疑”和“挑战”时，我们应该从实践经验和理论预见方面，特别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道路和理论创新等方面予以“批判”和“回应”，以确立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当代性。对此，笔者认为，在21世纪的高科技时代，马克思主义必须直面两方面的质疑并对其予以有力的批判。首先，人类已经进入高科技时代，海德格尔在反思人类发展深陷技术之本质的“座架”规定性时，也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实践”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唯物主义的本质“是在于一种形而上学的规定中，按照此规定讲来一切存在者都显现为劳动的材料”；唯物主义的本质“隐藏在技术的本质中”。b而当马克思强调自己哲学的实践性，即实践的唯物主义时，他又质疑道：“实践是通过什么被规定的呢？通过某种理论，这种理论将生产的概念塑造为对人的（通过他自身的）生产。”c在他看来，唯物主义把一切客观对象都看作“劳动的材料”，这些“材料”与主体、人的存在无本质上的关联。人类实践、生产、劳动的根本是建立在对技术的依赖上，因此必然带来人类自身的毁灭。可见，海德格尔勾勒出了他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实践—生产—技术的人类自毁之“形而上学命题”的逻辑推演。这种思维逻辑也出现在当代其他一些西方学者的理论中，成为他们否定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逻辑前提。如英国学者凯特•索普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唯生产力论”和“技术政治论”使得“绿色人士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反生态的理论，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d法国学者安德烈•高兹也认为：“至今还被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热望的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被放到这样的基础上加以重新审视，即它们如今威胁到了社会的生态支持系统。”e在他们看来，在马克思理论中是没有生态思想的。其实，以上述观点为代表的众多当代西方学者，一方面，缺乏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本质把握，不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义已经把对象纳入了实践的感性活动之中，纳入了与主体存在的关联中。人的感性实践使对象成为他的作品，人也因此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世界，人与对象世界的劳动是“生命活动”，由此建构起具有本质关联的今日话语——“生命共同体”。另一方面，当代西方学者也不理解马克思的“生产”，特别是“再生产”理论。马克思早期就指出：“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f此处的“全面”就包含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和一切社会关系的生产等主要方面。“整个自然界”显然不是指单纯的自然界，而是人类“再生产”出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整体客观存在条件，即人类社会。这种人类社会“再生产”就是把生产者之生存的“客观存在条件”及“生产者再生产出来”，a即包含着社会条件和人的再生产。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马克思不仅直接批判了资本对生产和社会的“驾驭”，使人类生产走向了掠夺自然的邪路，而且主张依靠无产阶级在改变现存社会中“再生产”出新社会（即“重建社会”）。因此，马克思的“再生产”是革命性与建构性相统一的实践活动。其次，在高科技时代，随着劳动手段的更新、生产方式的变革，安德烈•高兹提出了“告别工人阶级”，罗纳尔多•蒙克也主张“传统工业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b于是，在“无产阶级的危机”的一片喧嚷中产生了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个“乌托邦”等观点。同样，让•波德里亚和齐格蒙特•鲍曼则以人类进入“消费社会”的现实来批判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他们或者主张人们通过“符号消费”而“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c追求某种社会区分和实现某种社会差别次序；或者认为，在消费社会中，新穷人“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消费者，d即人的消费能力是穷人与富人“划界”的标准。他们虽然以此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但也质疑和否定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类“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e这说明，人类“怎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是与时展，特别是与时代的科技发展相关联的，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种佐证和表现，无产阶级之生产方式的改变并不能改变他们被剥削的社会地位和存在状况。而消费作为无产阶级的一种生存手段，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呈现着一种剥削的社会关系，已经反映了无产阶级仅仅以此维持着自身的生存而不至于死亡，即消费能力的绝对低下与不足。当今的消费社会，即便不只是物质财富的“丰裕”，而是所谓的“符号消费”，但以消费能力的相对低下和不足来构建“新”的社会分层标准，并试图否定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这显然是资产阶级学者没有实际意义的障眼法。由消费能力展开的社会分层理论的根本缺点是把消费者的存在看作孤单的原子主义，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这些学者的分析视角体现了他们刻意回避对资产阶级制度的批判的意识形态修饰。

总之，21世纪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当年马克思“出场”与“在场”时所未曾面对和想象过的场景。当雅克•德里达在面对“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时，他也在追问：马克思主义“那似乎仍然如一个幻影一般的非实在的、虚幻的或无实体的东西的实在性或在场究竟是什么？”对此，德里达提出了积极而富有启迪性的观点。其一，“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显然德里达表述了马克思思想的真理性所具有预示未来的理论特质，他所说的马克思的“某种精神”就包含质疑与批判的哲学精神。其二，“我们用来和其他的理论分支、其他的阅读文本和阐释世界方式做斗争的方法，这一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并因此永远是——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f可见，时代需要马克思，时代也需要马克思质疑与批判的斗争精神，其中立足于当代社会的新发展、新情况，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既是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捍卫自身在场的方法之一。

作者:许斗斗 闫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