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哲学思想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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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的《诗学》和中国的《毛诗序》在文艺的本质、文艺的表达方式、文艺的教育作用、文艺之美与真善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认识，表现出了不同的哲学思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哲学思想是以客观世界的真实性作为核心，它要求艺术通过“模仿”客观的逼真的表现出现实世界的关系，以此来强调艺术对认识世界的作用，是求真的哲学精神。而中国的《毛诗序》艺术的最终目的是以求善为终极目标，所以重在强调政治伦理，它认为艺术主要是表达政治、伦理、情志的作用，强调艺术对整个社会的教育意义和感化作用。

关键词：诗学；记；诗序；天人合一；模仿；政治伦理

《毛诗序》是继《乐记》之后儒家哲学思想最为系统和最具影响力的伟大著作，重点体现了儒家传统的哲学思想。《诗学》是亚里士多德具有代表性和系统性的哲学著作，其中不仅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还总结了古希腊的文艺实践及其辉煌成就。《毛诗序》和《诗学》都是东西方早期发展阶段的作品，它们对于中西方文化艺术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论文试从文艺的本质、文艺的表达方式、文艺的教育作用以及文艺之美与真善的关系上着眼，探究中西传统美学思想的差异。

一、文艺的本质

《诗学》中提到：“史诗和悲剧、喜剧、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摹仿是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核心思想，他扬弃了柏拉图的“理式”，提出艺术主要是对现实的真实模仿，他认为艺术不单单是对自然机械的模仿和抄袭，更不是对“理式”世界的“幻相”的模仿，“和真实隔着三层”，而是对现实世界的直接摹仿，“行动中的人”是摹仿的主要对象，亚里士多德及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又肯定了人对现实世界摹仿的艺术的重要性。从而表现了美的本质是要通过物质世界来进行表达，而不是脱离美的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它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客观唯心主义认识。《乐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经典的儒家传统思想巨作，其中记载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与物也”乐记不仅描述了音乐艺术的起源。并且在文中提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就是说音乐是源于人内心世界和客观物质世界相互感应的一种精神活动。这是我国远古时期一种特有的唯物辩证思想的哲学观点。《毛诗序》在继承《乐记》中“感物”的基础上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更进一步的阐述了“诗言志”的内涵：“诗者，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言志”虽然没有亚里士多德《诗学》中那样去明确地肯定客观世界和艺术的真实性，并且阐述了艺术创作之中的主客观关系。“诗言志”虽然在心为志，但是却不同于柏拉图理式的精神世界，也不是否定感性世界的“志”而是继承了《乐记》，它来自于时间主体对客观外物的心中所感所想。“诗言志”虽然注重内心的思想，但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诗言志”往往离不开诗人们对政治伦理的观点。正如《乐记》以及《毛诗序》中都有说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毛诗序》中的“风”“雅”就是由此发展出来。“摹仿”“感物”“诗言志”都表现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在推翻了柏拉图“理式”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前提下，强调人必须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摹仿现实生活，正是这样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理式更高的原因所在。正是因为历史是描写的已经发生的事实，而诗人按照“可然律或或然律”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具有普遍性，能揭示世界的本质规律。虽然《毛诗序》与《诗学》在表现艺术与现实的主客观关系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与“摹仿”要求逼真的再现不同，“诗言志”则侧重于强调内心的情志抒发。诗要通过外界物质来抒发诗人的主观情感。同样是论述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注重客观的实在性，强调理性，要求艺术应该要反映客观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规律，因而着重整体性，而中国古代的“诗言志”着重对事物的情感抒发和政治伦理，强调艺术的主观性，将社会认识寓于诗歌情感之中。

二、文艺的表达方式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注重的是“摹仿的艺术，而《毛诗序》则是偏重于表现的艺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是通过人去“摹仿”人的生活，而中国古代文学以抒情和言志为主的则是需要借助自然去反映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全部世界史不仅是人通过劳动诞生的历史，同时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生成”即自然人化的历史。人比之动物优越，能够把自然作为“人的精神的无机界”。自然一旦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人就“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所以在农耕文明下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必然与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次受到儒、道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对自然有着深厚的情感。在《乐记•乐本篇》开篇提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以及《二十四诗品•雄浑》中提到：“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反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非强，来之无穷。”此外在《中国美学史》一书中提到《二十四诗品》中从雄浑到旷达有一个从春到夏到秋到冬的流动，所以可将其运用四季来进行划分。这无疑不体现了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道家哲学思想。所以自然是具有社会性的。《二十四诗品》以及《乐记》立足于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将人心与外物，主观与客观，自然与社会结合在一起，从而来作为社会之中礼乐的基点。“乐由天作，礼以地制”中国古人善于用天地宇宙之理制礼作乐，教化百姓。这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最高思想境界。此外《毛诗序》具体的提到了诗歌的六种表达方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中中国古典抒情诗的自然意象则主要是“兴”，托物起兴，先言他物，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思想、所言的事物。正如现今常见的象征的修辞方法。兴以情感寓于意象之中，于是兴便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所以中国古代诗人往往在他们的眼中自然是有灵魂和生命力的，它们将静态的画面变成丰富的动画，与自然对话，再将自己的性格投射其中。所以诗歌之中反映这各个诗人对自然不同的解读与理解，而诗人在境界与感情上的不同也在诗歌中体现出的不同的意象。亚里士多德在将主观与自然的客观事物紧密联系的基础之上，强调整体对美的重要性。他提到：“无论是活的动物，还是任何由部分组成的整体，若要显得美，就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即不仅本体各部分的排列要适当，而且要有一定的、不是得之于偶然的体积，因为美取决于体积和顺序。”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一个整体里，一切都是合理的，各个部分相互之间与整体相互联系，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他在之后的书中说得更叫清楚：“正如在其它摹仿艺术里一部作品只摹仿一个事物，在诗里，情节既然是对行动的摹仿，就必须摹仿一个单一而完整的行动，事件的结合要严密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若是挪动或删减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就会使整体松裂和脱节。如果一个事物在整体中的出现与否都不会引起显著的差异，那么，它就不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亚里士多德在排除了整体之中各个部分不合理性和偶然性的前提下认为整体中的各个部分都是必然的。通过亚里士多德对悲剧六个成分的划分，我们发现情节是对行动的摹仿，而悲剧的最根本的属性也在于它是对行动的摹仿《诗学》中强调：“事件的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的，因为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人的幸福与不幸均体现在行动之中，生活的目的是某种行动，而不是品质；人的性格决定他们的品质，但他们的幸福与否却取决于自己的行动”；“没有行动即没有悲剧，但没有性格，悲剧却可能依然成立。”亚里士多德通过强调行动进而突出了情节在悲剧中的核心地位。中国古代将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哲学观点对艺术和美做出解释，而亚里士多德则是从整体与部分的逻辑关系进行切入。《毛诗序》将中国的诗歌表达手法划分为六种，其中兴为最主要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表达手法，而亚里士多德主要通过强调情节在悲剧中的核心地位，来表现构成整体中最主要的部分。

三、文艺的教育作用

《毛诗序》以及《诗学》都十分重视艺术的教育作用，亚里士多德肯定了艺术的真实性，从情感出发，提出了“宣泄”一词。而《毛诗序》则依据诗歌本身的特质提出“风”一词：“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提到：“一个人是善还是恶，做一个好人还是坏人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所以好的德行是可以通过公正、节制、勇敢的行为去培养的，所以行动对于人具有指导性的作用，一方面这正是亚里士多德强调行动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凸显出悲剧对于教育雅典城邦人民的作用。悲剧的目的在于通过引起观众的“怜悯与恐惧”之情以达到疏泄的功能。悲剧通过戏剧的方式来引导观众完成情绪宣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得到一种宣泄负面情绪的平静，以此来保持身心健康。亚里士多德从艺术对观众的心理影响来解释了艺术所生的快感和作用。在儒家文化中“乐以治心”的思想说明了音乐的韵律可以影响人的内心活动，美的音乐可以感化世人道德善良，保持一种良好、健康的心理状态。此外《乐记》中提到了如何欣赏音乐会产生这样的心理状态：“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所以听雅、颂的音乐可以达到与天地自然万物合同的境界，并且为《毛诗序》中“风”提供了基础。《毛诗序》中强调风的政治伦理作用：“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乐与政通是“风”的核心思想，“风”上可对君王，下对臣民，着重于强调伦理道德的感化。儒家思想重视入世做人，求知是为了做人治世所以“致乐以治心”和“风”强调诗的伦理教化功能，而“宣泄”是强调艺术对现实的反映及其认识的作用，最终目的是希望从宣泄中发现真理，并且不断探寻其中的道理，以求知为中心，领悟其中奥义。

四、文艺之美与真善

再通过对比《诗学》和《毛诗序》对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艺术的表达方式、艺术的教育作用后虽然表现出了中西方不同的哲学思想，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文艺的本质有所不同。《诗学》注重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在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并要求艺术逼真的再现，理性的制约情感，最后将艺术的教育意义回到对世界美和真的哲学追求上。《毛诗序》注重政治伦理，将主观与客观，人与自然紧密联系，以人为中心，将诗人的情感通过艺术的形式寄寓自然之中，给人以感化，最终达到社会和谐，天人合一的境界，侧重于美与善的哲学追求。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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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亚里士多德.尼克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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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法.美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作者:熊壮 单位:贵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