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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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开创人类文明新类型的巨大胜利。因此，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自觉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具备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同时，《资本论》占据着当今时代真理、道义和文明的“制高点”，又为作为时代文明表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提供了最经典的文本支撑。可以说，正是在理论传统、实践基础和文本支撑的“三维一体”中，作为“哲学中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才真正成为可能。唯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才真正成为反映时代、把握时代和引领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

关键词: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资本论》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哲学，伟大的时代也产生伟大的哲学。21世纪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正是在这一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世界上高高飘扬，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和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孕育和开创了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恩格斯指出：“《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①其实，《资本论》也是时代的“圣经”，占据着文明的“制高点”。这一切都需要建构一种“政治哲学”来进行总结、凝练和升华，不仅让世界知道“新时代的中国”，更让世界知道“哲学中的中国”。所以，作为追求和构建最佳政治制度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自然是当仁不让。可以说，在21世纪的今天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具有理论传统，又具有实践基础，还具有文本支撑。

一理论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发展及其当代复兴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首先需要面向历史———立足于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传统。作为构建最佳政制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政治哲学”，并不是新生事物，而是与哲学一样古至可以说，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城邦诞生之初，就是关于“政治”（politics）———探讨“城邦”（polis）事务———的政治哲学。在古希腊，人们以谈话、论辩的方式———辩证法的原初形态———探讨城邦事务，在此意义上，哲学和辩证法在其本义上就是政治哲学的。在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类似20世纪的罗尔斯，也起了“轴心式的转折点”的作用。正是苏格拉底，使古希腊哲学从追问自然转向了追问人自身，开始关心和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是最值得过的———未经省察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在苏格拉底这里，追问和探讨城邦事务的哲学不在书斋而在广场，哲学不是独白而是对话，哲学生活与城邦生活是一体的。但不幸苏格拉底却被以所谓“不敬神”和“败坏青年”的罪名为哲学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正是苏格拉底慷慨赴死，既成就了他自己，也成就了哲学。作为传承苏格拉底衣钵的最忠实学生，柏拉图汲取其老师之死的教训，使哲学从广场回到了书斋，开始在学园里讲授哲学。在柏拉图这里，虽然哲学的讨论、传播方式和地点变了，但哲学追求和构建最佳政制和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宗旨没有变，仍以“理想国”的形式存在着。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虽然在哲学观点上反对柏拉图，甚至喊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但在构建最佳政制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政治哲学意义上，他依然主张“合乎德性”的“沉思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可以说，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对最佳政制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建构，外诉诸于其民主政治，内诉诸于人之德性，且民主制的好坏受制于德性的善恶。在此意义上，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德性政治”。但这一“德性政治”，在漫长的中世纪被“神学政治”所取代。后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神学政治”又被近代的“理性政治”所取代。但进入20世纪“分析的时代”，“理性政治”又转变成了“技术政治”，政治哲学好像已与人之德性、理性无关，变成了纯粹“技术”的“计算”活动。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称人和世界都被技术“座架”了，是真正抓住了历史的本质性。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罗尔斯及其《正义论》的横空出世，才根本改变了“技术政治”一统天下的局面，政治哲学才重新回归“德性”，麦金泰尔甚至提出要“追寻德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实际上依然需要有“德性”基础。纵观西方哲学史，哲学自古希腊作为“智慧的诞生”以来，经过中世纪“信仰的时代”、文艺复兴“冒险的时代”、17世纪“理性的时代”、18世纪“启蒙的时代”、19世纪“思想体系的时代”和20世纪“分析的时代”，发展到21世纪，几乎是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相对集中的主题。但对于21世纪来说，似乎主题不太鲜明①。实际上，早在分析哲学几乎一统天下的20世纪后半期，或者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有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技术”或“资本文明”进行批判和反省的“政治哲学”开始崭露头角。作为一种哲学趋向，它开始与分析哲学或语言哲学分庭抗礼。其中最知名的代表，就是美国的列奥•施特劳斯。他在一定意义上于20世纪后半期以回归古希腊传统的方式复兴了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但真正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起决定性推动作用的，应该还是罗尔斯。1971年，罗尔斯的成名作《正义论》发表，旋即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掀起了一股绿色风暴（因《正义论》第一版封面为绿色）。这股“绿色风暴”并不是说该书发行量多，而是意味着哲学的主题和研究方式发生了石破天惊的根本转变———作为哲学所关注的实质而重要的“正义”问题，已不再局限于运用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方式来探讨，而是完全可以运用康德式的道德主义和契约主义来探讨和解决———经验论证重被理性论证所取代。也就是说，罗尔斯对“作为公平的正义”问题的探讨和解决，主要是通过理性来设计出实现正义的“两个原则”———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而为了保证这两个原则的落实，又设计出了“无知之幕”的情境、“重叠共识”的和解以及“反思平衡”的方法———这一方法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辩证法的当代最新形态。可以说，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完全是理性契约主义的而不是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因此，称罗尔斯的“正义论”为康德主义的“道德奠基”或“新契约主义”是有道理的。关于罗尔斯追寻正义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对分析哲学或语言哲学的超越或取代的重大意义，哈贝马斯称之为实现了当代西方实践哲学的“轴心式的转折点”①作用。国内学者姚大志也认为：“《正义论》的发表改变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历程：一方面，它使人们意识到，可以无须使用分析方法来讨论实质的哲学问题，从而直接导致语言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它提出了正义理论以及由此引起的巨大反响和深入讨论，激发了当代政治哲学的崛起。”②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崛起，“既可看作语言哲学的暮鼓（它终结了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关注语言的传统），又可视为政治哲学的晨钟（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政治哲学时代）”③。正是在“暮鼓晨钟”中，政治哲学逐渐成了21世纪哲学的主流和显学。在此意义上，我们用“政治哲学的时代”来标识21世纪是合理的。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既是对传统功利主义和20世纪分析哲学的超越和背离，同时也在新自由主义内部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如新自由主义内部的罗尔斯与诺奇克、哈贝马斯之争，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共和主义之争等等。实际上，这些论争大大激发和推动、甚至是左右了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和走向。对此，与罗尔斯同为哈佛大学教授的极端自由主义者诺奇克强调：“现在，政治哲学家们或者必须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内工作，或者必须解释不这样做的理由。”④由此可见，罗尔斯及其《正义论》的横空出世，标志着当代政治哲学在批评功利主义传统和超越分析哲学基础上的伟大复兴。但是，以罗尔斯及其《正义论》为标志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实际上只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复兴，还缺少一种实质而重要的“客观性”维度。无论是罗尔斯还是诺奇克、新自由主义还是社群主义，都是对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哲学辩护”和“主观表达”———它使政治哲学由“技术”转向“德性”，由“经验”重回“先验”。在此意义上，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和发展，特别是其对最佳政制和美好生活的设计和追求，仍然未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主要还是存在于主观领域，属于空中楼阁，难以落到实处。因此，当代政治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必然需要实现一种“客观主义转向”———在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中使之承诺的理想和设计落到实处。而在这一客观主义转向中，作为真正为广大人民谋幸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或缺。正如当代美国伦理和政治哲学家乔治•布伦克特曾强调的，有两项广泛的运动影响了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发展：一是对正义和权利的讨论，二是对马克思重新表现出兴趣⑤。实际上这两项运动是相辅相成、合二为一的：对马克思重新表现出兴趣正是在讨论正义和权利等具体政治哲学问题中表达出来的。也就是说，当代政治哲学对任何实质而重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自由、革命、解放、平等、权利、公平、正义、民主、阶级、国家、民族、种族、性别等等，都无法绕开或无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存在，或者说都必须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那里寻找理论资源。为此，加拿大政治哲学家金里卡曾深刻指出：当代哲学要发展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哲学，“第一步就是去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⑥。由此可见，在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及其客观主义转向中，必须构建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因为正是以《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基本结构解剖和分析，才真正推动了当代政治哲学的理想和设计落到实处并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固然没有像他之前的霍布斯、洛克以及他之后的罗尔斯、诺齐克那样，通过明确地证立某个或某些价值而发展一套体系完整、内容详备的政治哲学理论，但在他的思想架构中，却实际上容纳了现代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几乎全部价值要素和理论问题”①。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一定是在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卢梭、康德、黑格尔，再到罗尔斯、阿伦特、哈贝马斯等这条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延长线”上深入推进的。

二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不仅要面向历史———立足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更要面向现实———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成就，进行系统地概括、凝练和升华。哲学作为黑格尔所说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马克思所强调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不仅就其内容、而且就其形式来说，都要和自己的时代相接触并相互推进，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跳出或脱离它的时代是绝无可能的。正是在哲学与时代的互动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新时代，从中国自身的发展坐标来看：不但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和复兴的光明前景；也意味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更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全体中华儿女鮸力同心，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②。从世界发展的坐标来看：既意味着中国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又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还意味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③。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胜利：理论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胜利，实践上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开创人类文明新类型的巨大胜利。伟大的实践创造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及其历史性成就的取得，正是哲学与时代互动，也即马克思所强调的“思想成为现实”与“现实趋向思想”这一双向“互动”的结果。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重大的现实问题蕴含重大的理论问题，而重大的理论问题必然反映重大的现实问题。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走向了伟大复兴的征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过程中，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展提供了实践智慧和现实推动力。所以说，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自觉和时代表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创造和提供了最为本质和最为切近的巨大实践基础。从世界和中国这一双重坐标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还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这一“双化”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和武装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和“思想”武器，是最具人文关怀和彻底批判精神的理论，也是最能满足中国人民追求独立自由解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之需要的理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就是因为它是真正能够说服群众、掌握群众，并变成物质力量来改造世界和满足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科学理论。诚如马克思自己所言：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而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②。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来，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引领和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再到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过程，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而它们的共同之处无一不是由于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满足了中国人民的需要而推动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伟大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③。所以说，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最为充分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和带来的巨大理论优势和制度优势。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又具有了巨大的文明转型而带来的深刻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体现和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飞跃和全面复兴，同时，也证明和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崛起和科学社会主义大旗在中国的高高飘扬并焕发出新的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巨大世界历史意义，就体现为中国不断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开创和建构的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类型，又以中国道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形式，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那些渴望独立而又想加快发展的国家和民族所借鉴和选择。“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④。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取得的巨大历史性成就，所形成的中国道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以及所开创的新文明类型，不能仅仅停留在现实生活和制度层面，还需要凝练和升华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智慧。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成果和丰富实体性内容，必须通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进行凝练和提升，从而建构起反映时代、把握时代和引领时代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伟大创新和变革，也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取得的丰富实体性内容进行逻辑的凝练和理论的升华，最终以新的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和生活话语表达出来，使世界不仅了解“舌尖上的中国”和“新时代的中国”，更了解“学术中的中国”“思想中的中国”和“哲学中的中国”。

三文本支撑：《资本论》是把握当今时代的“圣经”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具有了面向历史的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传统和面向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础还不够，还需要面向文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获得文本的巨大支撑。而在马克思这里，作为倾其一生的伟大著作《资本论》，无疑是不二文选。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①的解剖和分析，揭示和把握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剩余价值规律，从而缩短和减轻了共产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胎体中分娩时的阵痛。在此意义上，《资本论》无论在理论上、逻辑上还是道义上，都值得令人信服。所以，《资本论》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圣经”，还是表达和把握当今时代的“圣经”。通过《资本论》，我们就能够把现代社会的一切关系看得清楚明白。《资本论》仍然是当今理解和把握时代的“真理的制高点”“道义的制高点”和“文明的制高点”，仍然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不可少的最经典文本。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多数国家仍是资本主义国家。一定意义上，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资本的时代”。而对资本及其时代解剖、分析和把握最彻底、最充分和最深刻的，就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三大卷的《资本论》，通过对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具体剖析，揭示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资本是如何奴役、统治和剥削雇佣劳动的，从而揭示出剩余价值是从哪里来、如何实现和怎么分割的，也即形象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是如何掠夺、洗钱和分赃的过程。在此基础上，《资本论》通过揭开“资本之谜”和“剩余价值之谜”而破解了“历史之谜”。对此，恩格斯指出，《资本论》第一次使“资本和劳动关系”得到了科学的说明，并强调正是剩余价值的发现，使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关系变得豁然开朗了，而之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批评者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②。列宁则认为：自从《资本论》出版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由假设变成了科学证明了的原理③。而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德国学者韦尔默则指出：通过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的《资本论》摧毁了关于私有财产与自由和平等之间的联系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幻觉”④。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摧毁了普遍永恒资本的神话，又摧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非历史的神话。《资本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双重“摧毁”，就是通过“重建个人所有制”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实现的。所以，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无情批判的《资本论》，就是射向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最厉害的炮弹，这一炮弹对他们进行了永远都翻不了身的打击。德国的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曾说尼采改变了对20世纪“主观精神”的批判，借用这一说法，可以说《资本论》完成了对20世纪“客观精神”———“资本文明”的批判。应该说，马克思比尼采更早地抓住了时代的真理和精华。为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福山为代表的一些国外学者高喊马克思主义死亡、历史终结了的时候，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却出版了《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强调不能没有马克思，马克思的幽灵永在。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上又掀起了一股阅读《资本论》的热潮。美国的大卫•哈维，出版了一系列研读《资本论》的著作，挖掘和阐释《资本论》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英国的伊格尔顿出版了《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从十个方面对否定马克思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法国的皮凯蒂，更是模仿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了《21世纪资本论》，通过对欧美等十多个国家近300年的历史资料和经济数据分析，论证了r＞g（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可以说，在21世纪的今天，《资本论》仍然站在时代“真理的制高点”，是难以逾越的高峰。表面上看，《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商品、货币和资本等可感觉物，而且《资本论》开篇也是从分析单个的商品入手的。但实际上，马克思之所以高于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以及皮凯蒂等当代经济学家，《资本论》之所以高于《国富论》和《21世纪资本论》，就在于其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了资本不是物，而是物与物背后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此，列宁才强调：凡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马克思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①。而这一关系，说到底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阶级之间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但这一不平等关系，决不是显而易见和通俗易懂的，而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形式的面目存在。为此，马克思才强调：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来分析经济形式，而必须用“抽象力”②。《资本论》通过“抽象力”所把握到的，已不仅是可感觉物，而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物，也即物与物背后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这一关系又以雇佣劳动者反抗资产者的奴役和剥削、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斗争表现出来。对此，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就是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活动着的人的独立性和个性，最终实现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③。所以说，人的自由解放是贯穿《资本论》的一条“红线”。在此意义上，《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完全可以换成“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或“神圣家族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资本论》通过“三大拜物教批判”实现的对“历史之谜”的解答，实际上就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指出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的“历史之谜”的问题，马克思正是在《资本论》中对其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和解答。在《资本论》这里，虽然马克思很少再使用早期的“异化”概念，而运用较多的是“拜物教”和“剩余价值”等概念。实际上，这正是恩格斯所强调的《资本论》的“术语的革命”⑤。也就是说，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术语虽变”但马克思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没有变，追求人的自由解放依然是《资本论》的宗旨和主题，《资本论》依然充满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它一直在为底层人民的幸福生活开辟道路。在此意义上，《资本论》依然占据着当今时代“道义的制高点”。为此，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才强调在人道主义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虽然《资本论》主要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和批判，但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否定“资本的文明面”所带来的人类文明的进步。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性。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一切历史的总和、总计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是新的社会形态的更新和进步，资本主义把一切落后的国家和民族都纳入到自己的轨道上来了，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出一个新世界。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强调：“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①在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辩护士看来，所谓的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文明是天然的，并且是普遍必然永恒存在的。但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中，这只是资产阶级的一厢情愿。实际上，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表面的平等交换背后，是深刻的不平等。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只是人类史长河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并且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对抗阶段。也就是说，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人类文明新类型的构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一定会被一种更先进的文明———共产主义所替代。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资本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时代，而“《资本论》的出现”，则标志着开辟和取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另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所以，《资本论》就是世界历史的重新书写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先声”。“《资本论》应该是无产阶级底层劳动人民和具有社会良知知识分子的希望之声、解放之声，也可以说是正义之声，是开辟了人类文明新纪元的文明之声”②。说到底，《资本论》就是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文明创造条件。在资本逻辑全球拓展的21世纪，《资本论》仍然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助产婆”，仍然是解决人类文明“最复杂问题的钥匙”（恩格斯语），仍然是时代“文明的制高点”。《资本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和对新文明形态的构建，具有巨大而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而作为《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的思想则充满了“极度的现代性”，他仍然是迎着新文明的旭日飞奔的人。可以说，马克思是最早揭示了资本文明（现代性）的进步意义和内在局限的人。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自觉和时代表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一定是奠立在《资本论》这一经典文本的独特思想视域和所开创的现代新文明类型的地基上，借鉴和运用《资本论》的基本理论和批判精神，直面、解剖和回答现代性复杂问题的基础上深入推进的。唯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才能更好开创新的文明类型，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也才拥有了巨大和深厚的经典文本支撑，从而才会具有真正的学术史和思想史意义。

作者:白刚 单位:吉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