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认传播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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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体认传播学是认知科学与传播学交叉互浸的产物，它定位于当代传播学的一个学派或一种兴起的思潮，也可以视作传播学研究的认知转向。体认传播学的核心视点与理论框架受益于认知科学前沿的最新成果，更上溯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精神遗产，“社会实践”“哲史对话”“现实的人”这些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命题对体认传播学的基本原则和相关旨趣产生了直接影响和谱系勾连。体认传播学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宏大理论体系专业化题域的创新型探索，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行当代诠释与再度出发的又一进路。

关键词:社会实践；哲史对话；现实的人；体认传播学认知科学

作为集群的出现对传统学科的范式发展影响深远，在跨学科蓝海的导引下已经滋生出超越各自本体的深层交叉或复合式蝶变领域，如认知心理学、认知社会学、认知翻译学、认知诗学、认知哲学、认知语言学、认知病理语言学，等等，在学术的大花园里各放光华，纷领潮流，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万千气象。认知科学与信息传递和行为研究的结合，在国外主要聚集在两个领域：一是电子工程学或计算机工程学，如认知无线电（CognitiveRadio）；二是医学领域，如依托于脑科学的认知交流（CognitiveCommunication）。实际上，国外有关这方面的互浸研究与传播学尚没有发生任何攀援关系，而在国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传媒研究院于2010年共同主办了“传播学与认知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式拉开了认知科学（主要是第一代认知科学，即心理学、神经科学、语言学集群等）与传播学联姻的序幕。自此以后，有关认知传播研究的学术成果呈井喷式爆发。截止到2013年，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的统计分析，达到了24176篇，这个数字比2000年萌芽阶段的成果657篇足足增长了接近40倍。目前，有关认知传播研究的文章稳定在30000篇左右。[1]2014年全国首届认知传播研究高峰论坛暨认知传播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召开，正式确立了认知传播学（CognitiveCommunics）的学科发展方向。至此以后，认知传播学逐渐完形为体验哲学视域下的一种传播学研究进路，即以体认传播观为指导，注目于人类社会传播过程中信息与意义的产生、加工和认知改造，心智与传播现象、各要素的内在关系等，其核心是要揭示传播与人类认知行为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不是传播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定位于一个学派或一种思潮，也可以视作当代传播学研究的认知转向。[1]目前的传播学界已呈现出喻国明领衔的认知神经传播学派和欧阳宏生代表的认知传播学团队二水分流之势，心智、意识、隐喻等人类的精神活动范畴越来越受到传播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认知传播研究进入成熟期并逐渐建构其在学界的合法化地位。但大多数学者依然认为，传播研究的客观本源基础仍旧是其学科体系存在的前提，为避免矫枉过正，在强调心智作用的同时不偏废经验事实作为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基本前提的实在意义，亦在概念拟定上与认知交流（CognitiveCommunication,简称CC）相区别，我们拟将认知传播学（CognitiveCommunics，简称CC）修改为体认传播学（Embodied-CognitiveCommunics，简称ECC），并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对整个西方哲学、后现代主义思潮、认知科学的事实影响与精神泽被，从社会实践、哲史对话、现实的人等关键命题确证体认传播学的基本视点与理论框架均来自于世界文明史上的伟大遗产—马克思主义。

一、“社会实践”从本体论判“体验”的先导与启迪 

学界基本认可，认知科学集群发端于20世纪30、40年代的美国，以语言学、心理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为核心，这是其形塑的第一阶段。到了20世纪80年代，认知科学的发展迈入了第二阶段，以雷科夫与约翰逊为代表的体验哲学异军突起，拉开了认知科学革命的序幕，并促成了两代认知科学的并轨合流，从而对人文、自然学科前沿的理论范畴嬗变与实证体系飞跃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近年来，认知科学中有关“涉身性”或“体验性”的研究更是走上前台，已成为西方哲学和认知科学话语中的核心概念与关键述语。目前大多数学者对于身体在认知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基本看法：一是强调身体作为认知的载体、实现者的作用，突出人的身体与认知的密切关系，认为认知只能在人的身体上才得以产生和进化；二是突出身体作为认知生产者、塑造者的功效，即主张身体不仅是人的认知发生和运作的特殊基础，更直接生产和塑造认知，属于认知产生机制的核心内容。[2]基于这样的结论，雷科夫和约翰逊明确了心智的体验性作为其理论核心的重要地位。而正是由于心智的体验性，我们脑中概念系统的形成与建构基本上由人的感知和运动系统决定，人的身体与外界环境、客观事实的接触感知直接导致了我们对世界的印象和日常生活中分类范畴的型构，从而影响了人类知识生产的整个过程。[3]以两代认知科学为理论指引的体认传播学高扬“体验性”的旗帜，形成了有别于实证主义传播学派的体认观，即认为人类的思维、话语、交往中既有“体”的感知基础，也有“认”的理性成分。前者为我们的研究提供“经验事实”，后者则以人的主观因素和价值判断对基本事实进行加工和阐释。[4]这与西方主流传播学强调的离身性效果研究，即认为传播是一种精神思想的勾连与互动，本质上与人的身体无关的学术立场[5]产生了较大的区别。在技术决定论的考古质疑中，新媒体的繁荣和发展带动了人的主体性的活跃，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在基于对刺激—反应框架下的行为效果研究和只强调抽象符号的传播仪式观的反思，开始关注身体体验在传播维系社会稳定和个人行为中的作用。体认传播学对身体体验意义的凸显，诚如布尔迪厄所强调的“惯习”结构的形成，即个体从生活实践中获得零零散散的经验，而这些经验的日积月累则以“知识茎块”的形状固化为人们头脑中的认知图式，刻板成人们在将来的行为中反复遵循的倾向性立场。这种从个体经验生发出来的，用于维系特定社会整体协调的传播就是一种共识和意义身体化的过程。他认为:“只要一整个集团和一整个象征性地被结构化的环境，在没有专门人员和规定时段的情况下进行匿名教学行动且进行传播，那么定义了实践掌握的操作方式的本质就在实践中以实践的状态得到传播，并且不进入言语的层面（即这种实践类型不经过符号体系的表征过程即可运作）。实际上，我们模仿的不是‘模式’，而是别人的行动。”[1]在体认原则的视角下，人类的传播活动之所以能够通过文化符号体系对特定社会进行时间承续和组织协调上的维系，其可能的一种解释就是以个体的具身体验作为中心，力图让自我作为他者的观念范畴延展为社会关系的共鸣。[2]故此，“体验”是人类社会精神活动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我们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先在与预设。体认传播学的产生直接获益于认知科学前沿理论的创新发展与破题释义，实际上也是间接受惠于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对整个西方哲学体系发动的哥白尼式革命。在西方思想史上，马克思以社会实践的哲学思维方式导引了西方哲学的划时代嬗变—实践论转向。辩证唯物主义以人类实践的优先性取代了天赋理性的优先性，强调人的感性生存行为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明确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3]这就深刻而完整地揭示了物质决定意识、客观世界先于主观世界的唯物论真谛，批驳了唯心主义哲学家对世界联系的前后颠倒与主次混淆。然而，马克思虽然鞭辟了黑格尔把自然界看作是观念的异在形式的精神便秘，推倒了建立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形而上之藩篱，但马克思并不把自然看作是人们顶礼崇拜的对象、只能顺从而无法改造和超越的神灵，他同样彻底诟病了所谓自然界具有优先性的观点。马克思承认自然界具有领先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先在性，但并没有推论出自然界被赋予的优先性，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偷换概念的理论陷阱，往往被一些受利益驱使和有多元价值的人居心叵测地滥用。另外，所谓自然界优先性的提出，把人和自然截然分开，割裂了自在之物与自为之物的有机辩证联系，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人与自然、社会的多主体互动模态，明显蜕化为一种静止和僵化的程式，这必然会导致本体论上一种虚无飘渺的斯芬克斯之谜。总而言之，在马克思眼里，只有人类实践，只有社会整体意识支配的主动性言语行为方式，才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4]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把人与自然互为对象的关系这一基本范畴置于其逻辑的起点，认为人正是通过其感性的实践创造活动来认知自然、改造自然，把自然界打上了人的烙印，也让自然的影廓进入到人的大脑、人的意识和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从古至今的一切事物，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人类周遭存在的世界都是人体验认知的世界，人类的气息与自然的风物交相互浸，人类“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哲学把人类整体活动的体验方式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手段，突破了传统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窠臼，建构了主客观统一、自然与社会融合、人与自然和谐的多重互动有机网络，从而在本体论上勾勒了人的视界中的鲜活的世界图景。通过对大量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审视与分析，马克思得出了人的身体在认知世界、精神交往、改造世界中扮演重要作用的结论，他指出：“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的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2]这里说的“全部的感觉”即包括眼耳鼻舌身意，涵盖人体的全部器官与组织，这明显是强调了身体在个人习得知识和认知外界中的关键角色。在谈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时，马克思特别凸显了“体验”的实践本质，“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体质，人间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3]。这段论述已经清楚地阐明了马克思对于人通过“体验”来获取经验性事实的根本立场，确证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身体体验”的界定与赋型远先于认知科学对涉身性的探讨与发掘，更完全足够启迪与导引体认传播学的理论视界与社会应用。

二、“哲史对话”从动态关系上对实证主义的扬弃与超越

体认传播学显扬对人类体验实践的原点倚重与聚合推广，而且认为强调概念、范畴、意义均源自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知识生产路径并不必然导致一种实证主义传播立场的再度形成。在实践性生存的前提下，深受体验哲学影响的体认传播学尤为看重一种历史的视野，一种望向先验事实的“史识”，即置身于线性、历时的时空序列中去比对观照传播学研究的现实问题，开展一场哲学思想与历史经验的对话，而不是妄自切断当下与历史的血脉联系，也不是一种仅仅依靠“抽象的经验主义”的自我言说。20世纪80年代欧美的传播学研究开始受到一种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冲击，尽管福柯的思想并未获得一致的认同，如基特勒就指出，“话语分析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实条件并非简单的方法论举证，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一种技术—历史事件”，[4]但他对知识、文化与权力紧密连接的分析，物体、事件和制度都受话语型构制约的断言，依然深深地影响了媒介考古学的现实发展。在此视阈下，人类的传播进程在过往时空的客观存在与观察者的主观性诠释之间不断转换，几乎所有的历史事实本身都被纳入诠释者编织的意义丛林之中。由此，对历史的描述和解释不仅遵循动态的原则，还被建构为一个动态的领域，[5]这一领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事件、行为、线索等活跃因素，还时常经历着后来者的反复诠释和再度出发。有鉴于此，体认传播学认为历史就是由一系列人参与的事件构成的，诚如历史也涵盖一切可以量化的实体和行动一样，而与历史的对话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事件的再度描摹和隔空商谈。基于动态性事实与静止性场景共振的事件域认知模型（Event-domainCognitiveModel，简称ECM）认为，人们常常是以“事件域”（Event-domain）为单位来体验和认识世界的。所谓“事件域”即包括“行为”（Action）和“事体”（Being），是一系列由多要素和多层级构成的、发生于一定范围内的事件，强调事件内部的层级性和复杂性。一个行为包括动态性行为和静止性行为（如存在、处于、判断等），由很多具体的行为或子动作构成。一个事体也由很多个体构成，包括人、事件、工具等实体，也涵盖抽象或虚构的概念。[1]在此影响下的行动语义学并不仅仅把人看作是事件的载体，因为人不是普通的实体，而是兼具实体与精神双重概念的复合体，因而事件就有着与实体（不论是物，还是人）相同的本体论尊严。[2]人类的传播行为在历史上每一个事件域中的体现，包含了其源有自的各种要素，而不仅仅是传播者、接受者、作用力、解释力、场景力等传统框架范畴，而且这些范畴之间还存在着层级性关系和主题性概念的突变，以及人们对这些要素与关系的主观性诠释。人类正是从史学经验中习得了万千事件域单位中的各种知识块，并储存于自己的大脑之中，辅之以一定程度的认知加工—情感偏向、个人喜好、立场倾斜等，形成了对于世界、事物、环境的基本看法和精神交往的种种行为旨趣。在德布雷的视阈下，历史被视作一种“间接的实践”，一种迟到的传递。但他认为，“把历史看作对个人汲氧来说不可缺少的开放窗口”，形成对历史循环观的反复借用和立体镜鉴，从过去旨在改变世界的总体性、抽象性和理想性思维模式转化为一种多重的、补充的和多学科的跨越与连接的精神探险，不失为一种具有理论高度和阐释能力的人文学科方法论创新。[3]在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体认传播学的思想命题从来不把与历史的联系仅仅局限于对经典文本的怀旧、挖掘与勾稽，因为这很容易走向一种臆想、设定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研究进路，即堕入帕拉蕾丝-伯克所指称的使用者对观念与语境的一种模糊表达，以及“观念单元”与经验文本作者产生的一种“失联”窘境。[4]体认传播学借鉴了斯金纳对语境进行生发与题解的既成性思路，即对代表性文本历史语境的着重把握，尤其是对析出时空的政治社会背景和话语背景的考察，延伸释义了这样的看法，“经典作家们当初都是处于特定的社会之中并为其写作的，正是政治生活本身向政治理论家们提出了一些重大课题，引起了对许多结论的怀疑，使一系列相应问题成为辩论的主要对象”[5]。但又扬弃了其对人类社会的思想、观念发展过程的简单化定性和理想式衍义，认为这种对历时性的片面附会可能导致希冀建立哲学与历史理性互视的中道崩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历史观虽然强调了在时间的长河中探寻意义的生产、延续和实现，但其对线性价值的高扬与独重实际上设置了一场理性的骗局，导致了逝去的事实成为他绝对理性的派生物和副产品，并被矮化为一种茶余饭后的消遣或者围炉叙谈的童话。由于清楚地识别了黑格尔致命的缺陷和天生的短板，后形而上学对其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拘禁于人们思想围墙之内的历史观念，不过是理性拟构或制造出来的悬在半空的精神符号，说得更直接一点，是理性出于某种目的想象擘划的“合理规制性叙事”。这种由人的主观性臆造出来的所谓历史，往往以其“客观”“自然”“规律”的面貌表征假冒汗青镌刻的真实，致使我们可以知觉的历史异化为一场理性的骗局，并常常以一种自证合法的狡黠方式去戏弄人类的社会实践。[6]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早在100多年前就立足于对宏大叙事的观念论哲学的根本批判，把哲学编织进历史的总体现实运行，用哲学理性与历史事实展开一场互补增益的对谈，既与只重思辨的旧形而上学分道扬镳，又和僵化的实证研究范式划清了界限。历史唯物主义以拷问的视角观察发生的事实，从话语事件这个特殊的口子切入时空的星河，更加关注其背后折射的“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生过程”，它基于一种批判的出发点，并不满足于获得那些既定的、完形的经验事实，把直观的感觉经验作为真实事实肯定下来，而是要求思想和实践能够对事实及其前提保持一种审视、反思的立场，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一般规律，定型为一种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性原则。[1]马克思曾经这样概括和总结自己的观点：“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像的主体的活动”，它是“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化物”[2]。由此，存在便成为鲜活的存在、事件的存在、实践的存在，标举了一种对话的叙事和唤醒的逻辑。在对历史事件进行仔细甄别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唯物史观的生命力通过“事件性模式”实现了跳跃式的思想创造和路径革新，突出了实践主体自身进行自我生存的事件性和纷繁复杂性，以及齐泽克所言说的大对体的极致崇高性。赫尔舍尔在谈及“历史时间”这一概念时指出：“历史时间这种假定的整体性事实上是一种产生幻觉的形而上学结构……历史时间按年代排列分成了时代或时期，它看上去提供了一种尺度，能为每一种事件的序列定位，允许每一个过去的事件在历史中有其独特的位置，即一种易于区分的个性。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阐明这些个体事件的整个体系，并揭示所有这些事件之间的关系，以便揭示历史世界的整个精美结构。”[3]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精神遗产的德里达、福柯、阿多诺、利奥塔在自己的思想领域都引入了事件哲学的思考方式，并尝试从事件哲学的框架出发再度回望和重新诠释历史。在他们的理论基础之上，巴迪欧则更进一步，把现象学、后现代性、生命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思路有机连接在一起，强调哲学在其思想创造中所展现的生成典范，这正是“事件作为事件”的性质及其生动形象的在场表演过程。他认为，当存在显现于世界，实现其在哲学视野内的无蔽而展开的时候，正是存在作为事件而成为哲学思考的原始内容的珍贵瞬间，[4]从而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并延展了其在多样化专业题域的传承发扬。历史唯物主义的超凡之处正是既批判了由抽象、主观、意识主宰的思辨哲学传统，又超越了呆板、固化、静止的实证主义范式，实现了历史科学与哲学的有机结合，并引领了19世纪以来蓬勃兴起的人文思想大潮。

三、“现实的人”从价值论对心智理性的高蹈与发凡

体认传播学以“体验+认知”作为其基本的学理逻辑，以计算机模型和哲学理论推断探究出人的大脑中存在着一套认知加工系统，并认为人们对于外界的认识正是通过这一思维模块进行信息生产、记忆储存、意义建构、概念形成、范畴整合的结果。在认知科学家的眼中，外界的客观镜像源源不断地经由人的感官进入大脑，通过人类心智的多样化加工而凝聚为各层次的知识图景深埋于人脑之中，并由此构筑成繁简有度、层级复杂、各异其趣的认知基模，引导着情感渲泄、价值建构、理性玄思、精神交往等种种人类意识活动。不过，体认传播学强调，反映外界事物的人类心智并非一面机械、实在、透明的“自然之镜”，对被反应物原封不动、不加区分地映射、复制、储存、放送，而是一面基于各自的个性、背景、图式、语境等繁复因素多重影响的“哲学之镜”。也就是说，外界的客观存在是本源，乃基准，为前提，基于人类心智的认知加工或标识视角的改变，或反映情感的修饰，或实施缝隙的补足，或进行结构的完形。不同文明间的跨文化传播更是秉持这样的观点，传输文本中的空隙或者说裂缝天生存在，因为没有一个文本可以涵盖一切事实或所有真相。这些缝隙在解读者参与创作和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过程中产生不同的效果，因为差异化的信息和多样化的阐释会从不同角度把它们填满。基于这个原因，一个文本可以有多种意义的延伸，而且没有一种阐释可以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因为每个单一个体的读者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填充这些缝隙，从而排斥其他立场和视角的可能性。而这些被放弃的每一种可能性都是一种合理的诠释，一种别样的解意，因此说，一个文本的意思因人而异。这些缝隙正是原作者留给读者的认知空间，原作者在对空的言说中邀请读者积极参与解读，发挥想象力，构建新文本。[1]在这样的视野下，体认传播学宣示了自己学术立场主观性的一面，强调每个人对同一客观事物的看法与认知可能多多少少会有差别，但其核心原则是“显大同，存小异”，即看山还是山，不过有青山、绿山、黛山、石山、秀山，险峰、土丘、圆岭、尖顶、穹窿等等的细微区别。这种现象的出现可以归结于后真相时代人们对于各种文本和生活世界的多样化体验性解释力。如唐朝诗人张继的名诗《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在国内外竟有四十种不同的解释文本，在这些文本中，倾向各异的读者都在认真寻觅原作者表达在原诗中的多种意义指向，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填补这短短四句诗的文本中的各种缝隙。如把“乌啼”理解为“乌鸦的叫声”“乌啼桥”，把“江枫”解释为“江边的枫树”“江村桥与枫桥”，把“渔火”认作是“渔船上的灯火”“打渔的灯火”“打鱼人的灯火”，对“船”与“山”或用拼音，或直译，把“霜满天”引申为“下霜”或“地上的霜”，把“客船”描述为“慢悠悠的船”“旅行者之船”“流浪的船”，等等。在兰盖克的认知识解理论里，这些差异化的解读都凸显了文本阐释的主观性，从定位不同的辖域、选择差异的视角、突出兴趣的焦点、权衡具体而微的精细度来观察事态和解释场景，呈现了认知加工的场景和境界的体验力与解释力。[2]体认传播学在唯物、唯真的前提下宏扬了人的主体性以及这种主体性在信息加工、知识储存、意义生产、价值型构、精神交往等题域不容小觑的作用。这个知识座标的本质源头事实上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关键命题—现实中的人。正是马克思高蹈宏智的人本主义思想以社会实践理性和阶级意识的整体形成，埋设了我们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直至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知识生产和革命实践路径，并成为指导人脑信息加工活动的总体规律和一般性原则。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价值观有别于笛卡尔、康德、黑格尔提出的天生理性、认知理性和从事理解的自我意识。康德把理论理性作为人类最高的认知能力，即遵循一种所谓心理学的知识进路，由感性进展到知性，再由知性进展到理性。“从感性那里获得素材，获得经验的和先天的素材时间和空间。它思维这个素材，但是它的思想是和这个素材完全不同的东西。或者说，知性是另一种特殊的能力；只有当两方面都具备了，感性供给了材料，知性把它的思想与材料相结合，这样才产生出知识。”[3]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想象和逻辑推论生产出来的、朴素的认知加工思想。但他也认识到，理论理性只能获取有限的知识，而要了解形而上的存在则显得力不从心，这不是理论理性所能胜任的，必须要以“现实的人”为思想原点，依靠实践中的认知理性来解决，只有实践中的认知理性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开辟通往自在之物领域的康庄大道。实际上，康德已经认识到了启蒙运动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泛灵论弊端和工具理性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普遍占有，力图用“绝对命令”来限制自我欲望和尊重他人的自由意志，但这在他来说是未完成的学术任务和不能实现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的人”这一立场出发，把实践认知理性作为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手段。早在1843年7月马克思就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的论断，而在1845年马克思又精辟地总结道：“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大厦中，人是一切的根本，并不是历史把人当成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人在创造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集合活动而已。更进一步，马克思主义把人作为一切社会活动和精神生产的出发点，“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是他们的意识。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于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在这样的价值旨归之下，人的存在、人的需要、人的欲望、人的物质与精神交往、人的心智、人与各种对象的关系、人的主体间性、互动渗透的社会关系……，凡是与人的生存与发展有关的一切题域都被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真正实现了对人的自由、规制约束、尊重自然的多维考量和对自在之域的倾力探索。马克思也意识到，“现实的人”这一哲学范式必须在一定的阶级语境下展开才有价值意义。受工具理性支配的资产阶级所掀起的政治革命，只是打着寻求社会普遍解放的大旗，其本质还是要实现其作为新兴权力阶层的特殊地位和价值诉求。马克思一阵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是立足于其自身的政治立场和本质利益来引领所谓社会解放的。这个阶级为了号召广大群众，把自己的特殊权益粉饰成普遍的社会追求，但它致命的缺陷，即对私有财产的占有决定了它不可能被赋予人类解放的重任，只有作为“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阶级”的无产阶级才能够担当起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因为它是不断壮大的经济地位相同的现实社会力量，也非传统意义上（受特定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束缚）的阶级，或者说，它的形成本身就意味着现存社会的解体和总有一天阶级的消亡。在马克思那里，人类的解放就是作为头脑的哲学和作为心脏的无产阶级结合的产物，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完成。这就意味着掌握了文化和教育手段的无产阶级必须具有整体的阶级意识，而这个整体的阶级意识要求无产阶级首先要清楚自己是一个彻底被资产阶级私有制戴上锁链的阶级。[3]只有具备了这种清醒的自我意识，武装了彻底革命的理论体系，无产阶级才能够首先自己解放自己，成长为历史的普遍阶级—“社会的理性和社会的心脏”，并进而完成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使命。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把“此在人生”和无产阶级整体意识的形成作为其终极价值关怀，实现了对西方实体本体论和逻辑知识论的颠覆和终结，从而开创了文明史内涵中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批判哲学，完成了人类思想界的一场伟大革命。为西方学界所公认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以其博大精深、富有预见、批判现实的总体格调影响了卢卡奇、柯尔施、福柯、利奥塔、德勒兹、伽塔利、德里达、杰姆逊、梅洛庞帝等知识巨擘，其精神遗产潜藏于后现代思想庞大谱系的隐秘深处，而这些学者的开宗立派、辐射绵延，又广被了现象学、符号学、功能心理学、后结构主义等的当代进路，并对第二代认知科学、体验哲学的繁枝茂叶培土加水、施肥助长，完成了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深化与迭代相传。

四、结语

体认传播学的提出，以学派的视阈对发端于美国的实证主义传播研究范式进行了批判、补充、修正与发展。雷科夫和约翰逊认为，客观主义就是古典现实主义，它看到的只是物理现实，而不是文化的现实或人的现实。[1]这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点如出一辙。体认传播学的发凡，与欧陆批判学派、英国文化学派、中国华夏学派、新世界主义学派等传播学变异分支一起共同丰富了人类整体传播学的理论视野，其思想源点其实上溯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哲学、第二代认知科学和体验哲学的相关观念范畴及精神流韵。体认传播学阐明了人的意识、范畴、概念来源于客观世界的本源映射，同时凸显了人的心智在知识生产、媒介传播、社会交往中的认知加工作用，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大厦的“社会实践”“哲史对话”“现实的人”等核心旨趣所凝练而成的体认原则作为人们精神交往活动的顶层指导，是对马克思主义宏大理论体系专业化题域的创新型探索，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行当代诠释与本土演绎的又一进路。体认传播学着眼于超学科的视角，以超脱于传统研究中按图索骥、地面观蚁的平面逼仄格局为学术追求，定位在领域交叉和知识跨界的高处，俯瞰21世纪思想大融通的前沿版图，关注人文学科理论题域与实践范畴的内爆重组、相互破壁、涅槃再生，力图为传播学知识生产范式的革新与中国化型构提供综合性思路与可选择的方向。

作者:林克勤 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