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蕴含哲学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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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自身即为一个科学的体系。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的一部分，内涵丰富、意蕴深邃、逻辑严密。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继承、坚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与方法论贯穿其始终。文章基于形成背景、运用机制、实践特色和实践价值四个维度，分析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蕴含的哲学思维。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腐败并非自人类社会产生之日起就有的，它是随着国家与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党风廉政建设形势更加严峻，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更加复杂，新时代新形势要求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方法贯穿于全面从严治党过程始终，进而提高全面从严治党的能力和本领。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体系在形成背景、运用机制、实践特色和实践价值方面，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思维。

一、形成背景: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直面管党治党中出现的问题，充分借鉴国内外经验教训，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重大战略性安排，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自我革命的决心和勇气。(一)自我革命，在坚守真理中实现价值。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品格。中国共产党人是自觉追求真理与价值统一的实践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把握与遵循客观规律，坚持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坚定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作为一个拥有9000多万党员、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大党，一些不良风气不可避免地在党员领导干部和党组织中渗透和滋生，严重侵蚀着党的肌体健康，甚至有部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触碰纪律底线和法律红线，给党和国家的发展带来重大损失。正是基于实事求是这一重要思想方法，吸取了古今中外朝代更迭、社会动荡的经验教训，厘清了当前党内政治生态存在的问题，开始以猛药去疴的决心对党的肌体进行净化、整治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及时修订全面从严治党法律法规，有效遏制党内腐败问题，避免重蹈古今中外国家衰亡的覆辙。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从党内存在的重大问题这个实际出发，织密扎紧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有效治理腐败问题，才能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夯实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赢得人民的尊重和支持。特别是党的报告，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中，着重提出了“要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再次彰显了“全面从严治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决心和韧劲。(二)不忘初心，在追求价值中坚持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不断向前发展并有一定发展规律的，我们要根据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进一步认清自身所处的客观环境。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守望初心的血脉基因。反复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和根本保证。回顾中国共产党98年来的发展历程，由弱小到强大，从苦难到辉煌，一个重要法宝就是不断加强纪律建设，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管党治党。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改革开放时期，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党都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压态势。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党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肩负着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在此背景下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把党管好治好显得更加重要。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正是立足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阐明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历史逻辑和现实使命。

二、运用机制:贯穿着系统、矛盾、量质变的辩证思维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以系统形式存在的，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且始终处于矛盾之中。我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要树立全局思维和整体观点，用矛盾观去观察、分析、解决一切问题。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一部分，不仅要处理好其与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全面从严治党内部“六大建设”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全面从严治党中出现的问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一)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贯穿着系统的思维。1．整体性: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全党一起动手。“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是一个系统整体，由若干部分组合而成。党的建设就是要通过优化要素和结构，进而达到整体最优。”［2］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党委、纪委监委、审计机关、党员干部、社会舆论等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系统战略工程，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只有全党一起动手“履职尽责”形成合力，才能把此项工作抓好抓牢抓实，即中央和地方要上下协同、整体联动，各级党委要抓住“牛鼻子”扛起主体责任，纪委要深化“三转”聚焦主责主业履行好监督责任，各级审计机关要做好审计监督，党员干部要积极参与，社会舆论要营造氛围，杜绝“单兵作战”，进而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的最大合力。2．协调性:党风廉政建设与其他建设步调一致。党的建设是由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系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布局中。政治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统领，全面从严治党使政治建设更加坚定，践行“两个维护”更加自觉;思想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前提和基础，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思想建设的方向更加明晰;组织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载体，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组织建设更加有凝聚力、战斗力;作风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着力点，全面从严治党使作风建设落地生根并成为常态;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全面从严治党使纪律建设严到份上、严到实里、严到细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全面从严治党使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愈发有效。(二)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贯穿着矛盾的观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无时不在、无时不有，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特点。列宁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全面从严治党是一项庞大、复杂而系统的工程，矛盾观点贯穿于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始终。因此，我们在工作中不仅要敢于承认和揭露矛盾，更要坚持矛盾的、全面的、联系的观点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1．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中的“两点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一个矛盾群中存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且每对矛盾中存在着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一个系统，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坚持以辩证的思维来认识和处理管党治党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认为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纪律规矩意识淡薄、纪律松弛等现象，甚至存在我行我素等问题，需要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管治。同时，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着眼全局、点面结合，坚持以两点论为依据，强调要从主流和支流两方面来认识和把握当前的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任务，以纪律为尺度，既要丈量全体党员，又要紧盯“关键少数”，对“常态”“大多数”着重提醒警示、批评教育，对“少数”“极极少数”施以重拳，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达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打虎”与“拍蝇”的同步进行，抓常与抓长的有效统一，“纪法分开”与“纪法衔接”的有机统一，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严于治标和善于治本相统一，体现管党治党的全面性，实现对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监督全覆盖［3］。2．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中的“重点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矛盾统一体中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主要矛盾，起支配作用的是次要矛盾。因此，我们在实践中要善于抓住重点，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彰显了抓重点、聚焦点、破难点等特点，强调严明党纪首先要严明政治纪律，从严首先要从少数领导干部做起。这些论断抓住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纲”和“领”，极大增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实效。例如，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就体现了把握好一般和重点的关系，即对于“重点”的“病树”“烂树”必须毫不犹豫地连根拔起，对于涉及重大贪污腐败案件的人员必须严惩不贷，否则他们就会把这种“不正之风”“传染”给别人，影响整个“森林”的健康。3．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中的内外因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决定着事物的发展方向;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对事物的发展方向起影响而非决定作用。我们要坚持内因和外因的辩证统一，既要看到内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又要看到外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作用。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坚持内因和外因辩证统一的思维，一方面认为打铁必须自身硬，“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要建立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另一方面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为党员干部营造一个廉洁从政、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同时，指出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最初都是从内部自身因素引起的，加之外部环境的影响，才走向犯罪深渊。例如，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通过第一种形态的常态化让党员干部从早、从小处、从自身就树立起纪律规矩意识，实现从“不敢腐”向“不能腐”再到“不想腐”的转变，彻底从思想源头上根除腐败可能滋生的条件。这也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理论和实践中一个重大的创新。(三)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中贯穿着量变和质变的辩证统一思想。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量变和质变是事物联系发展的两种状态，事物是量和质的统一，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问题时把握好一个“度”。通过被曝光的一些违纪违法案件，我们可以看出很多人的违纪违法行为都是从小事、小节、小处开始逐渐积累起来的，都是一个从“不拘小节”到“锒铛入狱”的渐进渐重过程。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要做到抓早抓小、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必须持之以恒、抓常抓长，必须明确底线、把握节点，既做到拔烂树、治病树，也做到正歪树。1．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抓早抓小”。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引起事物的质变，致使事物的性质发生变化。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领导干部中，我们发现这些领导干部违“法”都是从破“纪”开始的，量变引发质变，沦为“阶下囚”，给党造成重大损失。“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强调监督执纪、反腐倡廉工作首先必须要做好预防工作，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对党员干部开展经常性教育活动，要求党员领导干部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现苗头就及时提醒、触犯纪律就及时处理，绝不能放任自流，防止在过程中有量的积累，最后达至质的变化，走向犯罪的深渊。例如，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第一种形态，就是要把好第一道关，打好“预防针”，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将可能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遏制在萌芽状态，在法律底线上设置多道防线，这样发生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减少。2．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持之以恒”。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当量变达到一定程度、达到一个否定自己的临界点之后，就会发生质变，推动事物实现质的飞跃。反复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工程。一方面需要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治理腐败问题、准确把握“树木”与“森林”的辩证统一关系，找准关键点抓好落实，进而把反腐这颗钉子钉牢钉准，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考验。另一方面，将治本与治标结合起来，坚持标本兼治，建立健全全面从严治党教育长效机制、监督机制、惩戒机制和问责机制等，以彻底根除顽症，达到良法善治，实现党内政治生态系统的稳定。3．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明确底线”。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质变。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问题时把握好一个“度”。坚持适度原则，明确“临界点”，既防止“过”，也防止“不及”，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强调，要“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通过明底线、划红线、架高压线等方式，告诫党员干部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从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例如，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中，要按照区别对待的原则，对那些思想认识到位、主动说清问题、改正错误、迷途知返的，应依规依纪给予从轻处理。既要以严厉惩治手段对违法违纪分子形成震慑力，又要以灵活变通的形式，采取柔性教育手段从根本上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切实体现“严管”与“厚教”的辩证统一。例如，落实“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原则时，必须坚持约束与激励相统一，在对干部一般性违纪问题的反映进行核实后，“没有发现问题的应当了结澄清”，对监督对象调查后发现“没有不当行为的，应当予以澄清和正名”等等，这些规定做到了约束与激励相结合，体现了底线原则。

三、实践特色:贯穿着实践第一的鲜明理念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如果人的认识脱离了实践，那么改造世界的目的就不会实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不断总结和探索。”［4］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坚持实践第一，狠抓廉政教育活动，重拳出击，从严“打虎”“拍蝇”，狠治腐败干部。这些特色实践活动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实现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探索了有效的实践路径。1．实践为基，开展廉政教育活动。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如果理论仅停留在认识层面，那么理论就失去了意义。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紧紧抓住思想建设这个根本［5］。根据实践第一的观点，把开展系列廉政教育实践活动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途径。2013年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塑了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进一步夯实了党的执政根基;2015年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干部作风明显好转;2016年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抓住“关键少数”，突出日常教育，成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抓手。2017年中办发出通知，要求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不断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程。2019年6月开始，在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通过开展这一系列廉政教育实践活动，广大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意识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本领不断提高。这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重拳出击，从严“打虎”“拍蝇”。实践行动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最好的证明。立足于实践第一的方法，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保护整片森林，对于“重点”的“病树”“烂树”必须毫不犹豫地连根拔起，对于涉及重大贪污腐败案件的人员必须严惩不贷，决不允许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烂树”;对存在轻微问题的党员干部及时提醒，尽早救治，即治“病树”;开启猎狐天网行动追逃犯，使腐败分子无路可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巡视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确立巡视工作方针，明确巡视政治定位，形成了巡视工作思想，这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根据工作实践的需要，两次修改了巡视工作条例，制定了巡视工作规划，凸显了巡视对于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重要性。巡视工作从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围绕“四个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到围绕“六项纪律”，突出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再到聚焦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深化政治巡视，站位越来越高，定位越来越准。党的在深刻总结我们党巡视工作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将开展中央单位巡视、市县巡察等内容写入党章，进一步提升了巡视工作的权威性。同时，党的提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组建监察委员会，与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推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这一重大实践探索，就要确保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厚植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根基。这一系列的具体实践举措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升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实效。四、时代价值: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6］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基本立场。1．让人民群众共享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果。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思考和分析问题，强调党就要为了增进人民福祉和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幸福感获得感而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管党治党摆在了新的高度;党的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中提出“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再次彰显出“全面”和“从严”的决心。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是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立足点，把人民群众期待作为出发点，把让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落脚点，反腐利剑永远指向问题所在地、问题所在人。同时，严厉惩治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不仅要“打虎”，也要“拍蝇”，让人民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带来的实实在在效果。2．紧紧依靠人民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的本质”问题出发，基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前提下，从“实践的人”进行分析，在阐释“人的主体性”上做出了重要判断，为“人民主体”相关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人民是共产党执政力量的源泉，人民也是推动伟大事业走向成功的重要力量，党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各项事业才会更加有效推动，党的执政根基才会更加牢固。正如所讲的“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一方面强调要拆除“围墙”和“玻璃门”，让党员领导干部真正与人民群众心贴心、面对面沟通交流，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另一方面强调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坚持一线调研法，倾听民意、汇聚民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前发展。综上可知，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深厚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渊源，它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基础上，吸收了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管党治党思想前提下所产生的科学思想体系，是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行动指南和科学指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4．

［2］赵宇霞，逯慧．党建思想中的哲学思维［J］．晋中学院学报，2019(1):18－23．

［3］马苹，侯凤英．论全面从严治党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2):74－80．

［4］梁子龙，张海燕．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哲学意蕴［J］．管理观察，2018(5):63－64．

［5］桑学成，孙乐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哲学底蕴［J］．红旗文稿，2018(14):26－2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作者:李海英 李亮亮 单位:太原工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