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哲学思维范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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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理性的起源及国内外主要观点

“生态”的词源可追溯于希腊语的“house”或者“environment”，起初是指家或者人们所处的环境，后来“生态”一词发展成为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理性”是人类通过思考做出的合理行为的能力，因此，生态理性即作为有机体的人类在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下做出的符合理性的行为能力。按照经济学家的解释，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并非能够直接实现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尤其在心智方面还存在着短期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本性，这就直接导致了人类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往往走向暂时趋利于人类的道路，在不断的试探中总结经验调整自身的行为模式。由此看来，生态理性反映了人类的受动性和主动性在与环境的反复互动中形成的一种适应性行为能力。国外关于生态理性内涵的探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德雷泽克认为生态理性指人类与环境构成相互依存和协调的系统结构，并且在人类与环境的互动下使系统向低熵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高序的稳定系统结构，这种观点认为人类应该合理的控制自身行为，以可持续的方式作用于生态系统[1]。第二，以高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理性是基于生态条件的经济活动的效能限度，它反映的是生态文明时代适应环境的意识形态[2]。吉仁泽等人强调了人类的认知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得到不断发展，并且形成人类做出反馈于环境信息结构的合理行为策略[3]。第三，哈耶克和史密斯认为生态理性体现了人类在自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秩序，而这种社会秩序深深的植根于在此之中的个人，由此影响着人类对待生态系统的行为，它强调了社会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形塑作用[4]。国内关于生态理性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唐代兴指出现代人类文明所沾沾自喜的由科学理性构建出的新技术革命文化，其直接催生了全球化的生态危机。因此，要应对形势窘迫的生态危机，必须突破科学理性的瓶颈，构建生态理性[5]。种海峰认为生态理性是对人类现代性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即通过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理性思辨，将人类文明实践引向新的方向，是人类文化理性进步的体现[6]。牛庆燕认为生态理性的思维范式包含三个层面：生态理性是系统有机的思维范式，生态理性是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思维范式，生态理性是事实与价值相契合的思维范式[7]。因此，总结国内外关于生态理性的论述可以看出，生态理性是现代人在认识、完善自身与自然界的过程中形成的,规范、约束和指导自我实践活动的自觉意识,表现为对人类生存终极意义的真切眷注。这是一种追求全球生态系统安全的理性,它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智性分析与悟性体验相统一的综合性思维方式，它遵循最优化价值原则、追求限度性的和谐生活方式。生态理性会引起哲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广泛关注，并且引导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展开。

二、生态理性、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的逻辑关联

工业革命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但是过度追逐资本会导致工具理性的猖獗，并逐步建构成人类社会的主要理性形态，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最终引起生态问题进而引发生态危机。生态环境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的栖息、繁衍和发展的根基，人的自身发展离不开水、大气、土地等自然资源，但是部分自然资源的增长是极其漫长的过程，当这种增长速度无法满足人类发展需求时，就会反向成为人类发展的客观制约因素。应该看到，古代四大文明古国的诞生都是基于充沛的自然资源，并且因为环境危机而淘汰的人类文明也比比皆是。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区域起始的人口膨胀导致居住环境恶化，产生土地沙漠化、森林破坏、动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进而直接使该区域的人口急剧下降。因此，和谐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人类永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当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从而让人们反思现有理性形式的可行性，以生态理性为基础思维范式建构的哲学体系推动了全新的文明形式———生态文明。首先，生态理性指导着生态哲学的思维范式，促使我们对工业文明的哲学基础进行反思。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与自然的共同演进中形成的现代化工业文明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生态理性在人类的反思与批判中应运而生，是对工业文明下人类观念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一是哲学自然观的转向，工业革命催生的人类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主从关系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转变；二是生产范式的转变，即从以现代科学为知识资源的征服性技术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向可再生环境技术转变,最终实现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三是发展理念与目标转向，生态理性下人类不再盲目追求经济利益单一效益，而是权衡经济、生态、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效益，抛弃财富至上的价值观念。因此，生态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孕育了生态哲学，促使人类通过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与反思，为文明的发展方向予以哲学思考。其次，生态哲学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之基与实践之源。生态哲学通过哲学的思辨指导绿色运动的开展，又不断的发展生态哲学自身，以至于逐渐走向成熟。从生态哲学的内核来看，它颠覆了传统主客对立的二元论，而是以人与自然共处的有机生态观作为理论核心。生态哲学的发展为我们系统地认识自然、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更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导，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德国哲学家萨克塞认为，人类在深入探究生态问题之后，逐渐跳出了追逐客观物质欲望的深渊，推动了现代社会人生意义迈向更高境界[8]。毋庸置疑，生态问题关乎人类命运的延续，面对生态问题，就是人类理性深刻思考人何以存在的问题。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对当代人类文明发展形态及其前途命运进行深刻反思，在工业文明穷途末路之际，人类必然会重新思考工具理性，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哲学的引导下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全新的实践路径。最后，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理性和生态哲学发展的价值归宿与最终目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过程也能更好地推动生态理性的扩展觉醒、生态哲学的不断完善。西方现性的精神启蒙无不散发着人类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不再是人类敬畏的对象，而是在人类通往自由彼岸必须要克服的障碍。与此同时，人类对社会文明程度的衡量标准以人类战胜自然能力的强弱为划分，在现性以从必然实现自由的思想引导下，不断刺激人类增强自身控制自然之力，并最终完全实现支配自然。因此，工业文明的思维范式就是工具理性与资本逻辑结合后的无限谋利理念，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其哲学基础的危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在生态理性思维范式引领下、在生态哲学理论指导下的生态实践行为，是生态理性觉醒和生态哲学发展的价值归宿。同时，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也能更好地完善生态理性与生态哲学的发展。因此，生态理性、生态哲学和生态文明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生态理性是思维范式先导，它的觉醒能够促使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哲学基础进行反思，构建新的哲学体系；生态哲学是理论实践基础，它是在生态理性引导下对工业文明哲学基础的反思与批判；生态文明是终极价值归宿，也是生态理性觉醒与生态哲学发展的具体实践，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也能反过来促使生态理性与生态哲学的完善。

三、探寻生态理性的实践路径，推动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的新发展

首先，应当塑造和培育生态理性的人格。理性是人所独有的能力，生态理性最终必须转化为生态理性人格（生态人）。相较受生物本性和自然本性驱使的“自然人”，生态人更强调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主体性；同时，相比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单面人”，生态人突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生态价值和社会意义；与经济理性支配而形成的“经济理性人”相比，它要求人类承担起保护自然的历史任务。因此，我们需要完成生态理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结合，让生态理性成为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滋养，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生态理性的社会实践。总而言之，培育和发展生态理性，是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其次，应当构建和弘扬生态经济理性。生态经济理性就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在经济物质发展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必须弘扬生态经济理性，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改变传统粗放式生产模式，尽可能降低能耗、环境污染而获得高质量的经济产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也只有充分考虑生态效益的经济发展，才能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持续性。再次，应当审视和彰显生态科技理性，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将生态理性融入科技理性中去。首先，要求人类必须扭转形而上的机械自然观，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调解人与自然有机系统的内部矛盾。其次，要求我们实现科技价值观念的生态转向，将生态价值尤其是生态道德引入到科技理性中，以此维护人在自然实践中的合理行为。同时，要依靠21世纪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实现科技体系的绿色化生态化发展。21世纪以新一轮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科技与产业变革在众多领域都将实现生态化、智能化的转向，这也是我们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最后，在工具技术理性和生态理性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目前，我们将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多是推给了工具理性，然而适当尺度的工具理性是推动社会进步中力量，之所以导致生态危机，是资本与工具理性的深层缠绕，致使工具理性失去限度。在资本的操纵下，人类逐渐丧失了主体性，被裹挟着追求无限增长的物质欲望，生态危机也就从中“应运而生”。20世纪60年代，生态危机造成的危害促使人类反省对待自然的粗暴行径，生态意识的觉醒使人类开始重新思考工具技术理性。相比而言，生态理性是新生儿，思想体系还尚未成熟，依然未能完全摆脱技术理性框架。但是，理论总是在实践中才能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生态理性也会随时代的发展得到修正，一旦新的思想发展成熟，旧的问题就会消失。

作者:徐敬博 单位: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