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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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最早一批信奉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其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非常深厚，虽然没有留下哲学专著，但是在他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建等方面的著作中无不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他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运用到中国具体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中来，可以说，他既是一个拥有深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理论家，又是一个善于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家。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确立

从受私塾教育到受学校教育、从受封建教育到受西方教育、从国内到东渡日本、再到留洋西欧，不断观察新事物，接受新思想，开阔新视野，逐步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转变。1917年，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在当时的“留日潮”影响下，东渡日本到东京继续求学。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传到日本，加之正值马克思诞辰100周年，社会上涌现了一大批反映十月革命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书籍，例如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以及《社会问题研究》《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通过这些书籍，初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使他从一名民主主义革命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重要开端。为进一步寻求救世济民的真理，1920年底，又先后到法、英、德等西欧国家留学考察。自旅欧之后，他广读博览，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先后研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且开始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所面对的实际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一文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分析俄罗斯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他指出：“一个革命的爆发，其内幕总要含有生产状况变动和阶级争斗的重大意义在内，这本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革命学说所尝召示我们的。”[1]57文中还对社会主义革命首现于经济落后的俄国作了精辟论述，并号召工业后进的国家认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实价值，仿效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中国的救世良方，并利用唯物史观加以论证，指出共产主义“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而加以顺势的变更”[2]381。依据中国经济的现状，“无论是外资或内资，只要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中国实业，其同一结果总是压迫贫民阶级使之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困苦颠连，以致历劫难复”[2]378。中国的出路在于应先实行共产革命，消灭私有制度，待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之后再用科学家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发展生产力，“凡是现今中国资本家所难以先决的条件，到那时都将不成问题”[2]382。可见，此时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并且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分析和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

人的行动是受世界观所支配的，一个人哲学理论的高度决定着其实践所能达到的高度。作为一名卓越的设计者和伟大实施者，之所以能带领新中国在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他称得上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师。（一）坚持认识的客观性，强调求真务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品质，也是哲学思想的最突出特点，更是其哲学方法论的基础。一直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他主张一切工作都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3]313。曾告诫全党领导干部要想正确解决问题就“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然后据此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这一切，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4]129。他极力反对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思想，指出：“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3]418。1949年后，他更是身体力行地进行调查研究，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1958年，他从武汉出发沿长江而上实地调研，与水利专家一起为三峡工程选择坝址。1961年，他深入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食堂供给和评工记分的情况，得出开办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的规定并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结论。1962-1966年，他先后三次到大庆油田考察了解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并为大庆矿区提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发展方针。正是在这种坚持认识的客观性、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求真务实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使他主观符合客观，理论联系实际，使他在面对各种复杂问题时能够作出更加科学的决策。（二）坚持辩证法，灵活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掌握了这一规律也就掌握了辩证法的精髓。不仅牢牢掌握了这一点，而且还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创造性地运用和发挥。他不但善于在尖锐的矛盾中求同，即在对抗性的矛盾中寻求非对抗性的同一因素，又善于在适当的条件下恰当地存异。正是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使我们在革命时期正确处理了党和统一战线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正确处理了我国和他国的外交关系。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有了区别，就有斗争。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要受其他阶级的影响。”[4]215可见，统一战线不应是“求同非异”，而只能是“求同存异”；如果是“非异”，即去除了斗争性，那么党就可能会失去领导权，甚至被对方吃掉，只有“存异”即在同一性的基础上保持斗争性，才是正确的态度和方法。1955年，在亚非会议发言中指出：“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3]154，其中的核心思想也是“求同存异”。之后，“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逐步演化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一直沿用至今。还反对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错误做法，提倡对待事物要用唯物辩证法进行科学分析。在观看昆曲《十五贯》之后，认为在艺术创作方面“古今中外都有好东西，都要学，不要排斥”[3]196，要善于借鉴国外的长处，还要辩证地吸收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好东西，为我所用。在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工作中，指出不能因为一个人的阶级出身而对其全面否定，不能因人废文。他说：“剥削阶级的出身不能改，思想却是可以改造的。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3]467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上，主张不能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的方法，他说“一个民族和国家，其所以能够存在，总有它一些长处”[3]197，我们要发挥人民的聪明才智，把“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3]441。（三）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总体来讲，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也要符合经济基础的变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更应表现在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上。1962年，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他反对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而过分拔高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的错误倾向，强调决不能违反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应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这样的次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力量，逐步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且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3]375。还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要素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社会主义要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3]159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确立，他还适时提出对于不适合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行深化改革，“因为经济基础变动了，上层建筑也要受影响，就是说，政治上、思想上也要受影响。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思想也要适合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3]266。可见，正是以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为指导，按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办事，才使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得以顺利进行，循序渐进地稳步发展。（四）坚持群众观点，肯定英雄人物的重要作用。群众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的工作方法。对群众观点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指出“脱离了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3]314。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但是组织原则，还是工作原则，他认为我们党的智慧来源于人民群众，我们要“善于依靠群众，同群众商量办事，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战胜我们面前的困难”[3]386。在坚持群众观点的同时，还充分肯定了英雄人物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1949年5月，他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向同志学习的号召，并且系统地阐释了群众和领袖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中国革命要走向胜利、社会主义事业要顺利进行，“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4]331。是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人物，“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思想。是这样指出真理的人，坚持真理的人，发挥真理的人。在中国革命三十年的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4]335。在充分肯定同志的历史功绩和重要地位的同时，他还辩证地指出绝不要把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并号召全国青年要向同志学习。

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自己的理论武器，并且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突出贡献。（一）在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具中国风格。自幼熟读经典古籍，深受儒家、道家等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思想中始终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留学西欧后，又接触到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转变。在他的哲学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发生了化学反应式的融合。中国自古就有“求真”的传统，早在《汉书》中就记载了实事求是的典故，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在接触唯物辩证法之后的哲学思想中又增加了“思辨”的因素。“求真”使从客观实际出发，调查研究、躬行实践、从不狂想；“思辨”使他能全面、联系、发展地看问题和做事情，不走极端。这种中西哲学思想的融合使既不是一个狂想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求真”和“思辨”一直贯穿在他革命生涯的始终，渗透在他工作的各个方面。还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用生动形象、富有哲理的中国语言展现出来，并且运用到实际工作之中。例如，把辩证法用“一分为二”“求同存异”等来概括，把唯物论和认识论用“做实事”“说实话”“收实效”等来表达，把外交哲学策略表述为“细水长流”“见缝插针”“弯弓不发”，等等。可以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创新并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飞跃。（二）在实践中检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具有普遍的真理性。然而，任何一种理论是不是真理不能仅凭个人的主观臆断，而必须放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张力，纯粹地为了理论而理论、将理论与现实问题割裂，必然使理论失去了现实的基础，最终沦为意识的空话；反之，单纯地为实践而实践，则必然使实践成为盲目、漫无目的地蛮干。一种理论必须从现实出发，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寻求合理的解答，并在实践检验中使之不断丰富和发展。紧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开展各个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国际地位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从而也反过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更进一步说明了我国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三）在实践中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强大的生命力。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所包含的容量，它不可能包含其前提中所未包含的东西，也不可能解决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从来就不是一种给定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直面现实、敢于不断同每一时代对话的批判性理论体系。作为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员，坚持奉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行动指南，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运用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工作之中。他在认真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同时，又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明的时代特色，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并发挥了突出作用。的理论建树和工作成就都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过时，它在这个时代依然管用，虽然马克思本人已经逝世，但是其哲学思想仍旧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政论选（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

[2]早期文集（下卷）[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3]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作者:蒋孝明 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