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思想在外交哲学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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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下思想是中国外交哲学中的重要内容，这一思想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不断更新与进步。它始于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反映；它发展于近现代，随着世界格局的转变，“天下”与“国家”的关系逐渐受到学界关注。此后，在新世纪呈现出中国外交哲学的新态势。经过几千年的演进和发展，天下思想代表着中国自古以来的理解自身以及世界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天下观；新天下主义；天下思想；命运共同体

“天下”是东方语境中的独有词语，字面意思是“溥天之下”，最初的理解是所有人进行一切生产生活活动的地理区域。由于古时受地缘限制，古人仅认为所见所知即为全部，不知在未知的地域还有其他人类文明的存在，故而最初的“天下”虽指中国，但其认知区域也相当于如今的世界，因此中国的天下思想也是一种世界观。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汀阳对“天下”的解释为“地理、心理和社会制度三者合一的‘世界’”：一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天底下所有的土地’”；二是“所有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的心思，即‘民心’”；三是“它的伦理学/政治学意义，它指向一种世界一家的理想或乌托邦（所谓四海一家）”①。天下思想并不仅仅是某一个实体或地理概念，它存在于空间、制度、思想以及文化等多个层面。经过几千年的演进和发展，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对外交往、国民生活等各方面起到独特的作用，可以说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理解自身以及世界的思维方式。

一、天下思想在先秦时期的形成

我国的天下思想起源于古人对“天”的认识，并随着这种认识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演变。至上神的观念自商朝起便已产生，起初称“帝”，后来称为“上帝”，大约在商周之际又称为“天”，周朝因沿袭了商朝关于“天”的思想，对“天”赋予了政治性和宗教性。为便于统治，周人借助“受命于天”的权威来增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天下观自此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社会哲学的基本理念。《诗经•小雅•北山》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体现出王土与王臣的观念，所有地区都在天下范围之内，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于天子。天下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和宗法上的父子关系。同时，天下观念又强调人的主观作用，将“德”引入“天”的思想中，贤人治世、德者为王成为王权的依据，维护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合法性，使原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对立关系，变为从四周向中心、从臣民向君王的自觉归顺的关系。“天命有德”“以德配天”的“德政”，成为王权政治的核心理念和根本原则。春秋战国时期，“天”作为至上神的权威地位逐渐弱化，儒、墨、道等各派思想家对于“天道”各有主张，各家互相攻击，同时也相互影响。天下观念产生于先秦时期，又经百家争鸣内涵得以丰富，逐渐被思想家建构为一种意识形态。孔子强调自然规律，如《论语》中的“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墨子强调“天志”，如《墨子》中的“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老子、庄子强调“天道”，如《道德经》中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一”，《庄子》中的“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荀子强调自然天道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如《荀子》中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制天命而用之”“列星随旋，日月递照，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二、天下思想在近现代的发展

进入20世纪以来，学界对于天下思想最早的阐述是成书于1902年的《大同书》，在这本书里康有为融合中国传统思想中“仁”的思想、三世思想、大同小康思想以及西方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和博爱思想等，通过去除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业界、乱界、类界以及苦界，最终实现天下“大同”。尽管“大同”思想很大程度上是种乌托邦式的脱离实际的空想，却展现出超越传统与现实、中学与西学的中国外交哲学。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对先秦政治思想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剖析了作为天下思想起源的“天道”思想：随着古代“一神观念”的确立，神意政治转化为天意政治，天下思想由此产生。同时，天下思想又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演变进化的，从“有意识的人格神”，变为带有哲学意味的非人格的抽象物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有一部分学者承接前人、启蒙后学，推进了天下思想的研究，并进一步阐释了“天下”和“国家”的关系。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讨论了“中国是否一国家”，认为，在中国的传统理念中，对“天下”观的重视多于“国家”观，“国家”一词在传统理念中多代表朝廷或者皇帝，而“天下”更具有抽象性，它指的既不是某个国家，也不是某个种族，而是一种文化。在“天下”观念中，“中国”指的是王朝国家或文化天下，并非民族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在于它能够代表文化。在此表述的“中国”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有别：对内而言，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这种社会构造使其缺少国家应有之功能；对外而言，中国缺乏国际对抗性，中国既不是国家至上也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西方以团体和个人为重，中国历来以天下和家庭为重③。书中还提出，具有对抗性的国家消融在没有对抗性的社会之中，“天下”观念由此产生。钱穆在《晚学盲言》中提出3个论点：第一，通过考察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提出中国的天下观自古以来就存在，认为中国之所以“经5000年历史之严谨，绵延扩大，以有今日。扼要言之，不外两端。一则在个人之上有一家，一则在一国之上有一天下”④。第二，将中国的天下观与西方的国家观进行比较，认为“中国人此种观念，绝不与西方相似。西方人视国外尽是敌，抑不许敌我之相安而并存。中国人之天下，则敌我一体，同此天，同在天之下，同为人，不同一政府，此谓小别而不同”⑤。第三，基于以上两点，认为当今的世界已经达到国家之上共有一个“天下”的境界，天下不宁，国何得安⑥？钱穆还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提出：“中国古代人，一面并不存着极清楚极显明的民族界线，一面又信有一个昭赫在上的上帝，他关心于整个下界整个人类之大群全体，而不为一部一族所私有。从此两点上，我们可以推想出他们对于国家观念之平淡或薄弱。因此他们常有一个‘天下观念’超乎国家观念之上。他们常愿超越国家的疆界，来行道于天下，来求天下太平。”⑦“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在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⑧进入20世纪90年代，两极体系的瓦解推动了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加速了国际关系全球化趋势，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愈加紧密，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天下”思想自此再度引起关注，既因为它是中国几千年来治理国家和理解自身的关键，也因为对天下作为中国世界秩序模式的讨论再次流行起来。赵汀阳在《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描述了一个拥有普世性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引起中外学界的关注。美国著名汉学家柯岚安评价说：“随着中华文化地位的上升，许多人感觉爱国的中国人不仅有责任将中国的价值观、语言和文化推广到亚洲,而且还要推广到世界。因此，天下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试探性的工具，以理解中国精英如何看待世界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天下观不是指导我们走向一个能够解决全球问题的乌托邦世界秩序，而是规范性权力运作方式的一个实例，因为它使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作为一种在国内政治中的爱国行为而重新居于中心地位。”⑨

三、天下思想在21世纪的革新

随着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非传统安全威胁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面临的问题，南北差距不断拉大，尤其在近年，恐怖主义、核安全威胁的严重性急剧上升，这已不仅威胁到个别国家或地区的安全，而且成为国际社会需要共同解决的难题。此外，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存在，大国侵犯别国主权的行为引发国际社会不满。二战后，国际社会倾向于西方中心主义，而如今事实证明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并不能维护国家、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念受到冲击。同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使中国外交哲学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在这种背景下，新天下主义将更多地进入公众视野，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它是从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具有现实价值的国际关系理念。它源于历史，又超越传统，以现实为出发点，以未来为目标，试图实现中国认同的重构。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从中汲取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的智慧，在国际舞台上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引领21世纪的新型文明观。这些都是天下思想中“大同”“和合”思想精髓的延续，是新天下主义的突出体现。新天下主义“不以中西为沟壑，古今为壁垒，而是追求全人类的普世文明。……（新天下主义）有世界主义的胸怀，同时又有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意识。继承了古代中国天下主义与夷夏之辨的辩证传统，在普世的天下视野里面追求中国文化自身的定位和认同，在普遍与特殊的融合中建构‘我者’的主体性，同时，不断地将‘他者’文明的优秀成分化为自身的一部分”⑩。其进步性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尊重不同文明，追求共同进步。“和而不同”是中国外交哲学自古以来遵循的原则，它一方面承认文明的多样性，支持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依存；一方面肯定文明的多元共存，不同文明不再是相互疏离、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的，不同文化、民族的发展道路应得到尊重。世界上约有2000个民族，他们拥有各自的文明，信奉各自的宗教。然而，由于价值观的差异，一些地区矛盾尖锐，长年动荡，若能将“和而不同”的理念推广开来，被世界人民接纳，将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第二，超越民族国家，推广普世价值。新天下主义的主体是国际社会而非中国自身，以普世文明为出发点，仁义为怀，着眼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它超越了民族主义，是世界的、全人类的，而非狭隘的、具体的、本国的利己主义。“克服其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狭隘立场，以普世主义平衡特殊主义。”􀃊􀁓古语云“四海之内皆兄弟”，新天下主义将中国的家庭宗法伦理扩大到国际交往当中，天下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正所谓“天下一体”，即使存在矛盾，也是可以包容、让步并化解的内部矛盾。第三，坚守和平主义，反对霸权政治。中国素来反对武力，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通过谈判、合作等方式建立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对外关系基本准则，将“新安全观”作为对外战略的核心内容，将“睦邻、安邻、富邻”作为周边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价值的现代回归。第四，吸收传统精华，适应时展。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对自己文化的信心大大提高。同时，西方学界提出的“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中国威胁论”等对中国发展模式的预测，在国际上一定程度地增添了对中国外交哲学的误解。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核心概念的“天下”重新引起政界和学界的兴趣。谈及“天下”一词，国内外不少人会想到中国古代“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场景，尽管古代天下思想建构的国际关系是一种等级化的君臣关系，但是并非征服、侵略、殖民的关系，崇尚的是和平和和谐，反对通过武力实现统一、巩固统治。传统的天下主义以实现“中华帝国”大一统为目标，对内推行同心圆的多元化治理方式，对外以朝贡体系为中心建立互惠互利的经济贸易、政治文化的复合型网络，并以民族国家至上的思维处理国际事务、协调利益冲突。而新天下主义作为中国外交哲学的一部分，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使中国外交对于传统天下思想的理解和运用发生适时的革新。它源于传统的天下思想，又通过扬弃，“去中心、去等级化，以平等的共享为核心，在普世文明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普遍性，即所谓‘分享的普遍性’”􀃊􀁔。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不能以古今、中西来给自己画地为牢，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冲破固守特殊主义的认知窠臼，促使民族精神实现世界转向，进而追寻一种具有普世性价值的政治文明——‘新天下主义’文明”􀃊􀁕。它在经历了国际局势的变迁发展、国家领导人的宣扬升华之后，呈现出中国外交哲学的新态势。将自身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演进相联系，既充分利用世界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身，又以自身的进步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人类共同繁荣。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人民共同面临的挑战接连不断、矛盾日益尖锐。以本国为中心，无视他国利益的零和博弈被时代所摒弃；以“天下”为己任，兼济世界各国人民的胸怀，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意识，通过合作共享实现互利共赢，建设一种更加适应全球化语境的“天下一家”的文明新视野和新格局。新天下主义不仅符合从中华历史传承而来的治国理想，同时展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意识，也有利于多元地解决世界人民共同面临的全球化问题。

作者:常笑 单位:1.上海外国语大学 2.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