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精神与中国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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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哲学是思想发展的精粹，在中国漫长的文明进程中，哲学精神的血液浸润着中华文明的成长。现时代资本主义纵深发展以及由其带来的利益本位价值观的尘嚣掩盖了哲学精神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如何推开资本的铁幕，还原中国社会发展的哲学精神，关乎民族命运和中华文明的前途。深入探索哲学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显性关系和隐性线索，把握哲学精神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对于我们认识哲学精神的重要价值，锚定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哲学精神；社会主义；中华文明；全面小康社会

一、哲学精神的重要现实价值和社会发展意义

（一）哲学精神的本质与哲学的现状

哲学精神的本质是求索———向未知的领域发起不计生死的挑战。这样的哲学精神注定会使哲学成为极少数头脑才能佩戴的桂冠。正因如此，哲学从事者以巨大的自我牺牲追索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方向，使得在每一个时代，哲学都成为极其重要的时代精神先锋。但是近代以来，在资本的支配下，哲学暗淡了，被误解了，哲学的形象被“异化”了，哲学精神被深埋于资本大潮之下。在当下抽象统治世界的历史语境中，反而没有了抽象的哲学一席之地，资本统治世界导致的哲学失语就此产生，哲学精神的旁落也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深沉的痛苦和最致命的弱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段性递增空间扩大，已经造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第二形态”①正在发生异化，“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我们又不得不敏锐地嗅到，资本的统治在逐渐侵入到精神领域———资本在慢慢从不自觉向自觉转变，资本也在产生着自我的异化，活的生产的资本在向活的自觉的资本进化，以物的依赖性为主的人的独立性趋向发展为以物和精神的双重依赖性为主的人肉体的独立性。人的境况的这种恶化，显性为资本主义的纵深发展背景下金钱标准的支配地位，隐性根源在哲学精神的缺位。“世界不再被追问‘是什么’？人们关注的是世界的‘如何’？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基础与理论内容都已被置换，技术的世界取代了形而上学的世界。”［2］这种境况的直接后果就是人的类存在被消解为无理性的生产理性和消费理性，每个人都围绕在资本周围，丧失对自身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求索和渴望。这样一个资本化了的社会，显然是在承认在人性这一跳板上把人性送入。而实现把人性送入的第一步就是消解哲学，消解哲学精神对人的肯定，而这“一种从内部瓦解掉哲学的潮流实际上在上世纪已经悄然兴起”，“那个被哲学所追问的世界的本源和真实被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和新实用主义者以语言游戏和信念的方式化解掉了，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真理和实在的本质，有的只是相对于使用语言来说的主体的合理性和说服力”［3］，这就在根本上开启了终结哲学精神对现时代社会的影响力的进程。

（二）哲学精神与人类文明发展

哲学精神的遭遇会在人类文明史视野中呈现怎样的变数呢？纵览西方文明发展脉络，哲学往往扮演了时展的领头羊。整个西方文明史中，作为文化命脉的哲学在每一个时代都是极为令人瞩目的巅峰。从泰勒斯肇端的西方哲学物质本源追问，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建构的理性的王国，而后是中世纪哲学和神学的斗争下唯名论和实在论的真理和迷信之争，继之是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自然科学之辩，旧的哲学争辩模式终结于德国古典哲学，由马克思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局面，而近代后西方哲学流派各发其声，产生交辉影响的就是西方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哲学精神。在发轫到壮大的过程中，哲学引领了时代的发展，战胜了神学的愚昧，挤压了不可知论的生存空间，为知识寻求到被认可，为人类文明拓展了边界。借鉴而知，一种文明的发展，是万万不可缺少哲学求知精神和真理精神的。纵然是在当下资本主义纵深化发展的后现代语境中，我们依然要坚守哲学这块知识阵地，从宏观角度把握人类文明走向与共同命运，用哲学精神的理性对抗人类的非理性，才能用正确的哲学武器抵御资本异化的镜像，透视社会生产发展的本质，正确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脉搏和轨迹，引领人类文明向更为合理的社会制度发展。

（三）哲学精神建构人类生存意义

生存的意义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只要人类存在着，就会面临对自身价值和意义的求索。这种求索既体现在个体对自我生命的认知，也体现在群体对集体命运的关注。这样的关注直接构成了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本质性界说。但是我们知道，随着人类已知领域的逐渐扩大，人对自我命运的认知也会逐渐扩大，并不断更新世界观，从而走向人类历史的新领域。而勾勒这种未来图景的桥梁就是哲学，哲学不同于普通科学，也不同于神学，哲学是在客观的合理性之上建构起来的未来图景，这从根本上规定了哲学求索结果的现实可能性。而驱动哲学进行持久探索的就是哲学精神：对真理的追求、对知识的热情、对生命的敬畏。哲学史上开拓进取的哲学家们并没有直接从哲学获得利益，他们对哲学的追求和探索是出于自觉的使命，康德、尼采等真正的哲学家具有不问牺牲的哲学精神。正是在这样的哲学精神驱动下，哲学才能纯粹地为人类整体的生存需求获得普遍的利益。哲学家们探寻生存意义的第一步，就是自建一套规则去批判和重建。“维也纳学派哲学家们‘不满’黑格尔的学说———他们被称之为逻辑经验主义者是在其学说逐渐产生影响之后的事，认为黑格尔著作中许多词句，既非分析命题，又非经验命题，而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他们用‘可证实标准’来区分有意义的经验命题或科学命题和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他们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分析的方法。”［4］通过方法论之争，改换的是哲学探求的结论。黑格尔运用其辩证法，得出绝对精神的结论，将人世的一切归结为绝对精神的外化和自身实现，这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一个巨大的限制。而黑格尔这种路径，也正是他看到康德学说强调绝对律令的不足而产生的新解释理念。当然，康德二律背反与先验理性批判等体系，实现的是对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而黑格尔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企图用思辨统御经验，从而得出与康德“造出一个上帝”不同的理念之塔：绝对精神。他们都试图将人的存在和意义归结于某一个图腾或者文化形象，然而18世纪以来的启蒙，则是根本不可能使这种建构成立，因而唯心的信仰之塔被推倒后，我们在面临资本主义这个过于物性的世界时反而失去了自我。面对这种境况最亟需的任务是寻求对世界理性的解释，对人的价值理性的定位，而后才能寻求到对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普遍的理解与赞同，从而实现对人类价值实现的引导。

二、哲学精神指引着当代中国社会全面建设进程

（一）哲学精神指引改革进程和方向

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改革攻坚期，改革进程步入深水区。改革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改革首先破除的就是隐于社会发展中的利益关系。在北大考察时指出：“推进中国改革发展，实现现代化，需要哲学精神指引，需要历史镜鉴启迪，需要文学力量推动。”［5］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在我们面临改革重大利益调整的时候，既要充分认清调整利益格局的重大现实性困难，也要用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正视历史变革。在改革进程中实事求是，就是要认清利益是马克思学说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批判的核心所在，认清利益具体表现为利润，核心要素是剩余价值，认清剩余价值则是统治人的无生命主体。面对利益格局的变化，很容易造成牵引拉动，导致改革危机。因而在改革中，如何保证改革的方向不动摇，确保改革的效果不打折扣，稳妥推进改革整个进程，需要全党上下实事求是。改革带来的大调整，需要实事求是作为坚定的精神柱石支撑起改革大棋局。生产力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途径，属于器物这一层面。但作为“道”这一层面的要求而言，实事求是的哲学精神恰恰充当了当之无愧的第一小提琴手，指引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二）哲学精神指引精神文明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是社会发展的一体两翼。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在近年来日益提上重要日程。精神文明是社会发展的软实力，丰富和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内涵，需要倡导个体主体性的参与，也需要重视集体主义价值导向性和规约性。近代以来的启蒙哲学，始终强调人的发现和实现。人本主义逻辑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关注的现实性问题，马克思所有的学说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而创立的。因此，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应重视个人对自我的认识和实现，重视个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贡献，这就需要哲学精神去引导个人发现自己，认识自我，正如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上的那句话，“认识你自己”。只有认识了自己，才会认识自己在社会建设和发展中的角色，才会真正地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成长为真正的主人翁，推动社会文明。这也是为什么苏格拉底将“认识你自己”作为哲学宣言的重要用意：认识自己不仅是自己的事情，更是社会的事情，也是人类历史的事情。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需要哲学精神确保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重要地位。正是因为哲学具有高度的统筹视域，所以才能更加深刻地阐释作为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哲学立场：不仅是社会治理的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人类的发展是群体的发展，任何时候的群氓意识和集体的无意识，均会造成巨大的历史灾难，十字军东征和两次世界大战是鲜血写就的教训。没有哲学精神引领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很容易造成纳粹主义、军国主义，而拥有哲学精神主导的头脑，会站在历史和文明的高度审视集体的决策和行为，从而引导精神文明建设朝着有意义的方向发展。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和平指向，这也同样解释了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唯有华夏文明的传承未曾断代，这其中既有中国传统哲学精神“同”与“和”的理念，也有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取向，这些优秀的哲学传统所具有的哲学精神，既引领着我们历史上文化的辉煌，也引领着我们在现代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辉煌。

（三）哲学精神指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当前中国的发展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民生的关注需要人的关怀。制度体制的变革需要核心治理理念的统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始终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当作使命追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精神就是关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关注人的生存境况，在最初遭遇林木盗窃法事件的困难后就转而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这直接关注的是广大无产阶级的阶级生存基础和现状。正如马克思早年在文中曾写过为人类幸福工作的理想一样，马克思在其哲学探索中始终关怀的是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他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倾注了他对于建设美好社会的全部心血，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中，唯物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三者的核心指向和价值旨归是共产主义。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内涵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高度的契合和同质性。同时，中国传统哲学中“大同”“小康”思想，强调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百姓的幸福和安康、天下的治平与和谐，都体现了哲学精神对世俗社会的期望和引导，与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着生动的互证互解。

三、哲学精神规约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石性问题

（一）哲学精神的基础性地位

作为最高的智慧结晶，哲学始终回答或正在回答人类文明已知或者未知的一个个问题。哲学派别林立，流派纷呈，然而哲学对知识的热情却千面一体。一个个哲学派别的兴衰枯荣衬映出人们对人类社会的不同关注层面，一批批哲学家的熙来攘往写意着古往今来有限的个体对无限的知识的向往，光怪陆离的哲学学说和现象构成了一幅幅扑朔迷离的场景。然而在这个哲学的舞台上，斑驳陆离的观点透露出内容的贫乏与重复，新颖时髦的术语遮盖不住模仿的陈旧痕迹，以至罗蒂借用了一句好莱坞的行话形容哲学场景：“我们每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6］。但是这并不能抹杀哲学精神在当代社会的基础性地位。没有哲学精神规约性，人们就会“无所厝手足”，不知心之所归，生而为何。哲学精神的存在，要比宗教更具有现实性意义，并且哲学精神内涵的开拓进取的精神特质，无疑对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能动性价值，这都是宗教所不能比肩的。但是宗教相对于哲学的容易接受性，又给哲学提出了挑战。在争夺人类头脑的战役中，宗教始终是哲学的劲敌。这不是因为哲学的无能，而是因为哲学探求知识的艰涩和辛苦，与简单地从宗教获取慰藉实属于两个极端。并且，哲学是对知识的高度抽象，这种工作需要人们具有高度的自觉、自为意识，而宗教却始终强调皈依与虔信，满足了人的惰性。但纵然如此，哲学构成人类对世界基础性认识的学科性质没有变。因为哲学正确的界划，我们才能够正确地进行实践活动，正确地处理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关系。哲学精神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使我们能够认清哲学的本源所在，担当起振兴哲学精神的重任。

（二）哲学精神回应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遇到的根本性问题

社会的发展需要合理的框架，进而从事相应的建设。而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也需要在一定框架内建构，这个框架就是哲学所指向的价值归宿。要构建我们的社会核心理念，首先需要哲学构建一个牢不可破的信念塔。在现行可能的精神领域内，迷信早就失去了自己的位置，神学也解释不了诸多的人世问题，精神学科和心理学局限性太明显，自然科学无法解决人类生存的问题，只有哲学在始终不渝地探索着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在中国同样如此，宗教无法解决，不存在神学的地位，面对脱离封建社会民主风气大开之后的中国，在顺应改革开放的同时，需要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这种问题的解决需要发挥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作用，而中华文明持续发展是原生源泉。这种关乎核心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需要提倡哲学精神，彰显哲学精神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和渗透，“哲学是哲学精神的外化体现，只有当我们具有了这种哲学精神，才能拥有‘哲学感觉’，才能真正地与（古代的、现代的）哲学家们进行平等‘对话’，而不是‘研究’、‘意识形态的批判’或‘全盘接受’。”［4］所以在面对哲学的时候，在建构和发展哲学精神的时候，要认识到哲学对于探索的包容性，也要认识到哲学精神对于哲学探索的指导性原则，在深刻把握了哲学精神的内涵和外延之后，回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生态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改革发展问题、民生问题等发展困境。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时候起飞，我们应当对哲学有信心，必须不遗余力地推进哲学研究，以哲学精神为文化发展核心驱动力，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担当起真正的时代先锋。

作者:熊久勋 李晓阳 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5.

［2］仰海峰.人的单向度化与形而上学的回归———读《单向度的人》［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7（03）.

［3］蓝江.现时代的哲学使命［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3）.

［4］潘天群.后现代主义的背后———论哲学精神［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1）.

［5］.人生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05-05（01）.

［6］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