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合效用主义道德哲学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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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合效用主义”简介

功利主义思想在中国当代的主要表现就是盛庆琜的“统合效用主义”。盛庆琜在比较了以正义原则为最终原理的道义论和以效用原则为最终原理的功利论之后，开诚布公地说：“虽然我不打算驳斥别的伦理学理论，我还是相信效应主义(即功利主义)是最为可信的理论。”[1](p6)但是盛先生对古典效用主义、行为效用主义、规则效用主义并不满意。因为过去所讲的“效用”（即功利、幸福等）只是承受者的效用，不是行为者的效用，至多是一种汇总的或社会的效用，至于社会效用中的“社会”究竟涉及多大的范围，行为者的效用是否应包涵在社会的效用之中，过去的效用主义是无法回答的。正因为盛先生看到了功利主义的弱点，所以他提出了更为完备的“统合效用主义”的理论。他明确申明：“我这一理论可以被看作古典效用主义的延伸、修正与现代化，或者更恰当地说，是现代各种不同的效用主义理论的一种折衷和统合。”[1](p14)效用主义的核心自然是效用原则（即功利原则），统合效用主义的“效用”与传统功利主义的“功利”似乎不同。统合效用主义的“效用”是将哲学家、经济学家、决策理论家的“效用”予以统合，即任何事物的有用性之普遍量度，用“偏好”来界定“效用”，用“效用”来界定“价值”，而“效用”和“价值”是主观的，并具有统计性。统合效用主义视“社会效用”为人类的终极目标，而“效用原则”则为其核心，效用原则、自然原则和共存原则构成统合效用主义的原则体系。与行动功利主义相比，统合效用主义对作为终极准则的“最大效用”有特殊的解释，对计算影响别人、社会的行动效果时多出“增量社会价值”这一观点；与规则功利主义相比，统合效用主义强调行动层次的“效用”，而不是“规则”。这样，行动功利主义与规则功利主义之观点被统合，传统功利主义的困惑用“道德满足感”加以消解，所以称为统合效用主义。

二、统合效用主义的贡献

为了使统合效用主义更加合理和完善，盛庆琜对与功利主义相对的道义论思想尤其重视，试图从对立的思想中寻找说服自己的理由和根据，但他愈接触道义论的思想，就愈是相信功利主义。他对罗尔斯的《正义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有长期、仔细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功利主义新论》、《效用主义精解》、《统合效用主义与公平分配》和《AUtilitarianGeneralTheoryofValue》等著作和其他一系列论文中都有充分的体现。根据这些论著的思想，我们可以发现“统合效用主义”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来自不同学派的非难进行了答复：第一个贡献就是消除对效用原则即功利原则解释的模糊；第二个贡献将“价值”与“功利”或“效用”有机结合，用“价值”解释“效用”；第三个贡献是用“道德满足感”理论正确处理了个体与社会、利己与利他的关系。

1.对效用原则的解释。统合效用主义的第一个贡献就是指明传统功利主义没有解决或者没有很好解决的三个困难，并分别用自己的理论去加以解决。第一个困难就是对效用原则即功利原则的解释含糊不清。这里有两点：其一，“对的行为”是否总能导致最大的效用？其二，最大的效用是否必定在任何情况下都真的是最大的？何者为最大效用取决于善恶原则，何者为道德所要求取决于是非原则。这是功利主义的内在困难，是由道德的灵活性导致的结果。所谓“道德灵活性”是指道德行为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采取的这一性质，这种灵活性造成了确定何种道德义务或规则（正面义务和负面义务）、确定一种行为导致何种结果（效用最大化还是最小化）、如何应用效用原则追求最大效用的困难。问题的症结找到，那么困难就可以克服了。解决的办法是将传统功利主义的“行为”作具体的分析，为此盛先生对行动的情境进行了正面不连续—负面不连续、正面不连续—负面连续、正面连续—负面不连续、正面连续—负面连续四种情况的区分。“正面不连续—负面不连续”是指正面不连续的行动具有一种正价值，负面不连续的行动一定具有一负价值，是非原则和善恶原则都可以应用于这种情境，如救人；“正面不连续—负面连续”是指正面的行动只有一种程度，而负面的行动则有不同的程度，正面的不连续行为不具有价值，而负面的连续行为一定具有负价值，是非原则适用于这种情境，如偷窃；“正面连续—负面不连续”是指正面的行动具有不同的程度，而负面的行动只有一种程度，正面的连续行为具有正价值，而负面的不连续行动则不具有价值，善恶原则适用于这种情境，如捐款；“正面连续—负面连续”是指正面和负面的行动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情境，正面的连续行动具有正价值，负面的连续行动具有负价值，善恶原则适用于这种情境，如孝敬父母。前面两种情境说明，是非原则和善恶原则、“是”与“应该”合而为一；后面两种情境说明“最大效用”的原则不一定起作用，也就是说是非原则和效用原则出现分裂，那么统合效用主义则主张选取造成较小损害的行动，即两害相权取其轻，效用原则仍然间接起作用。“作为效用主义者，我不相信义务或规则是先验的，我也不同意罗尔斯的惯例规则在道德上永远是正常的。相反，我只是简单地把效用主义解释为目的论和后果论的。这也就是说，任何德行、任何义务或道德规则都将对总体效用有所贡献，这种总体效用就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我用价值来定义善和恶：一个好的行为具有正价值，而一个对的行为则或者具有正价值或零价值；一个坏的或错的行为有负价值。”[1](p46)社会责备那些未能履行负面义务的人，但却不对那些履行负面义务的人作多少褒扬，因为履行负面义务并不能创造道德价值。履行负面义务只是衡量行为道德与否的必要条件，即不履行肯定不道德，履行不一定道德。这样，我们就更需要有正面的道德义务，人们只有以不同的方式、程度去履行正面的道德义务，才能保证尽可能达到最大效用的追求，从而创造较高的道德价值。

2.“价值”解释“效用”。第二个困难是没有看出价值在“功利”或“效用”中作用，从而致使它面临了各种各样的攻击。盛先生用价值来定义善和恶：一个好的行为具有正价值，而一个对的行为则或者具有正价值或零价值；一个坏的或错的行为有负价值。“在理论研究中不需要精确的价值和效用，在实际作出决定的过程中，价值和效用有的时候是必须主观决定的。”这一困难在事实上并不构成问题，不能成为反驳效用主义的依据。盛先生认为，将效用主义的理论基础奠定在广义的作为人类一般终极目标的价值理论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善与恶、对与错、值得赞扬与该作责备、高尚与下贱”等道德判断用词的意义有时显得模糊、不确定或不肯定，特别是“善”这个被道德哲学家讨论得最多的词。虽然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为哲学术语给出精确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但也不至于让“善”与“恶”相对到如此混乱的程度。如一个小偷相对于江洋大盗而言则是一个善人，相对于好人而言又是一个恶人，那么小偷的行为到底是善还是恶？这是其一；其次，同样量的善对于一个人而言可能是善的，但对于另一个人而言则不一定。如普通群众与共产党员，贫民百姓与牧师之间就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同样量的善到底是善还是不善；其三，善的意义在同一个人身上因为身份或角色的变化而变化。如“苏格拉底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但却是一位恶劣的丈夫”等等，那么苏格拉底到底是善人还是恶人？所以善恶概念必须进一步加以明确。“价值”与“效用”理解和确定也是非常艰难的。首先，价值在本质上是主观的和具有统计意义的，并且具有一种机率分布；其次，行为有直接、当时的和间接、遥远的多种后果，传统功利主义尤其是行为功利主义只注意当时的直接的后果的价值，至于间接、未来的后果则在分析的视野之外，使道德判断的结论受到质疑；第三，遵守道德规范的价值之确定比行为后果之价值的确定还要难，因为遵守或违反道德规则的价值只有通过个体行为的例证进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判定，并且是在统计意义上的平均值，相对性、主观性更大。所以规则功利主义受到质疑也是必然的。第四，传统功利主义虽然没有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说法，但他们的思想实际上是以这一划分为基础的，工具价值是说，某些事物是善的，只是因为它们对于达到目的是有用的，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内在价值是说，某些事物是善的，只是因为这些事物的内在或本身的属性为善。而内在价值恰好难以确定，所以传统功利主义受到质疑。“效用”一词的使用也是复杂和模糊的。边沁用的是“快乐”，穆勒用的是“幸福”，许多评价者心中指向的是“欲望满足”、“利益”等，这样，“猪的哲学”、“利己主义”等骂名两百余年来不绝于耳。但是，这不足以否定功利主义的合理性，不会影响功利主义的发展，因统合效用主义可以克服其中的困难。首先，“从理论上讲，价值还是可以评估、假定或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价值的大约估算类似于决定主观的机率”。

统合效用主义对价值不做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划分，只做道德价值和非道德价值的划分，道德价值有个人道德价值、德行道德价值、行为道德价值和道德满足感的价值之分；非道德价值有物质价值、认识价值、美学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情感价值、宗教价值之分。这样划分之后，我们很容易明白，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存在道德判断，或都具有道德价值，若将不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排除之后，再对剩余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问题将要简明得多。其次，统合效用主义的“效用”要用“价值”来理解和确定，“快乐”、“欲望满足”太狭隘且容易导致骂名，“幸福”太宽泛，也被人等同于伊壁鸠鲁的思想，经济学家和常人的“利益”实际上就是指物质利益，而统合效用主义的“效用”则是物质和精神价值的总称。与一般哲学所讲的“价值”不同，统合效用主义的“价值”是主观的、可以比较和测度的，它具有程度和标记，具有统计学的性质，而哲学上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则是客观的。在统合效用主义看来，所谓的“价值是客观的”，实际上是“假客观”，我们拿“住宅的价值是客观的”来分析。表面上，住宅的价值是客观的，细致思考，我们会发现，住宅的价值实际上只是对住宅的拥有者才有客观价值，对于其他人而只有理论上的价值，而常人将这一理论价值即假客观的价值当成了住宅的客观价值，这就是问题的症结。统合效用主义的上述观点不仅使传统功利主义的困难不攻自破，而且为突破我们随大流、肤浅的习惯性思维提供了重要启示。

3.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调和。第三个困难是将具体与一般、个体和社会的行为揉合在一起，致使传统功利主义给人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深刻印象。个人的观点和社会的观点的分裂，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鸿沟，历来是哲学、伦理学上聚讼的焦点，而功利主义被我们打入“利己主义”的地牢，我们的道德理论就被自诩为集体主义，如果不是“利他主义”被别人提前使用，我们一定会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利他主义的。那么如何消除利己主义的评价甚至攻击呢？盛先生用“道德满足感受”理论给予了深刻的论证，从而使传统功利主义的第三个困难得到圆满的解决。所谓道德满足感是指行为者在做出决策并实际采取直到完成一道德良善行为整个过程中的总体感情。道德满足感“不仅是一种期待、经历和记忆某种道德善行的愉悦感，而且也是一种总体的、一般的和复合的情感。”[1](p176)同样的决策，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道德满足感。而且，当人们采取一种道德善行时，通常要在时间、便利、精力、金钱、权力、声誉乃至生命方面作出某种牺牲。根据统合效用主义的观点，这种损失完全可以由道德满足感来作补偿，这种道德满足感有时大到行为者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程度，因为牺牲者相信自己做出的牺牲会为社会贡献更大的价值。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道德行为是出自爱情、仁慈之心或纯粹的责任感，此时并没有为社会贡献更大的价值做为补偿，但行为者为高尚的爱情、仁慈或责任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因此得到满足。与这种道德满足感相对，当人们做道德坏事的时候，则产生一种道德失落感，道德满足感对于行为者来说具有正价值，道德失落感对于他来说则具有负价值。道德满足感或失落感使我们有可能对道德行为做统计学的分析，它并不依赖于任何心理学或道义论的道德理论，它只是良心或道德感之后果，并且它不包含在道德判断中或用着道德判断的准则，但它对于道德判断是有帮助的。当然一个人的道德满足感的形成，与他在所受的教育和成长的环境中习得的道德信念有关，“道德满足感”是行为主体道德决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行为主体为何会采取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人为什么在必要的时候会牺牲自己，成就别人？或者人为什么要采取道德行为？早在苏格拉底那里就有回答，一个人做坏事总是不情愿的，是“自己打错了算盘”，而统合效用主义认为，“当人们就一道德行为作出决定时，他们不仅从个人的观点来考虑这一问题，还从社会的观点考虑这个问题。按照个人的观点，人们会作出对自己具有最高价值的选择。而按照社会的观点，最终的准则是最大的集合的或社会的效率。当出自个人观点的选择和出自社会观点的选择出现冲突时，道德满足感就会发生作用了。要做出一种重视他人或社会利益更甚于个人利益的选择是需要有一种强烈的道德满足感作为支持的。这种道德满足感会有助于为所作的选择增加份量，这使它相对于所有其他的选择来说具有最高的价值。”

所以道德满足感对于沟通个人的观点和社会的观点、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道德满足感可以消除其中的隔阂和鸿沟。上述三个方面的困难及其消解，一方面说明传统功利主义的理论有待深化和明确，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统合效用主义的合理性。功主义内部的行为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的分歧，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分歧尤其是目的论或效果论与义务论或动机论的分歧、效用原则与正义原则的分歧，功利主义与统合效用主义的分歧等，统合效用主义用效用原则给予了有机的整合。盛先生针对这三大困难分别地作出了相应的深刻研究和诚恳回答，从而显示了“统合效用主义”的独创性和最新特点。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统合效用主义是传统功利主义在现时代、在中国的最新发展，是一种非常有深度且合理的伦理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