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背景下文学与自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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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批评于20世纪70年代在英美初露端倪，从90年代至今发展迅速，在不少国家的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是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等课题的研究的。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出版专著《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中提出“文学的生态学”(literaryecolo-gy)这一术语，主张批评应当探讨文学对“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的揭示，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1978年，鲁克尔特在《衣阿华评论》当年冬季号上发表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一词，明确提倡“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强调批评家“必须具有生态学视野”生态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大大提升了大批文学研究者的生态自觉，使曾被文学研究界忽视的“环境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生态批评的产生有着时代的必然。当前全球所面临的环境危机有目共睹。文学应该直面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现状。生态文学家有着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把生态环境问题与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命运攸关的社会问题在文学中表现出来。

一、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生态文学

1．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与文学。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天人合一”讲的就是天与人、人与物，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古代丰富的生态思想形成的基础。《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庄子追求精神自由，认为人与天地自然的合一，是最高的生存理想和生存境界。此外，中国古代的文人志士无不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欧阳修在他的《画眉鸟》一诗中，以物咏志，自然呈现出来的生机和活力，回归自然过无拘无束的生活。韩愈在《山石》中则反映了一种把自然当作家园和归宿的情结:“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天人合一”的恩想表现出了一种生态伦理，体现了中国古人善待自然、保护生物资源的朴素的生态智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栖身的家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相互依存的，珍惜自然就是珍惜人类自己的明天。

2.西方文学中人与自然的和谐音。在西方，产生了支配人类意识和行为达数千年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这种思想基础之上，人类以征服自然为荣，以统治自然为乐，这种征服与统治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人类将为此承受长期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然而，西方也有着绵延数千年的生态思想。西方最早的文学主要是神话、诗歌等口头文学，是由群体创作群体传承的，其原始性大都具有原生形态的天然特色，这类原始文学，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生态文学。作为西方文学一个主要源头的《圣经》，既包含了征服、统治自然的观念，同时也有很多物种平等、生态平衡的生态思想。《创世纪》第13章记载，亚伯拉罕和罗德各自拥有大量的山羊和绵羊，而土地不能同时承受它们，因为他俩拥有的羊只太多，所以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一起生存。亚伯拉罕对罗德说:“让我们分开吧，你如果往北我就往南，你要往南走我就到北边。”《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已经有了生态平衡的意识。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质疑，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样的生态思想蕴含在西方生态文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揭示和艺术表现中。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不以人类的利益和行为准则为价值判断的尺度，含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梭罗是浪漫主义时代最伟大的生态作家，被评论界认为是“绿色圣徒”。梭罗在《缅因森林》里，批评了只知道占有和利用自然的态度，呼吁人们诗意地对待自然。他说:“几乎没有过什么人来到森林里看松树是怎么生活、生长、发芽的，怎样将其常青的手臂伸向光明—看看它完美的成功。大部分人都只满足于看到松树变成宽大的板，运到市场上，并认为那才是真正的成功。”在梭罗看来，人的发展绝不是物质财富越来越多地占有，而是精神生活得充实和丰富，是人格的提升，是在与自然越来越和谐的同时人与人之间也越来越和谐。

二、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反生态文学

生态批评不仅要研究所有生态文学作家和作品、所有作品具有生态意义的部分，而且还必须对己有的反生态的作家和作品进行生态思想角度的重新审读和重新评价。这有利于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重新铸就一种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人文精神。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思想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记载了普罗塔戈拉的一句话:“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物不存在的尺度。”古希腊文学鼓励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是人类中心主义最深远的思想根源。拉伯雷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巨人传》以赞赏的口吻描写了巨人卡冈都亚不可抑制的强烈欲望。卡冈都亚是格朗古杰国王的儿子，他生下来就会说话，要喝17000多头母牛的奶，要用12000多尺布做一件衣服……小说大肆夸张巨人们的生理需要，肆无忌惮地大谈特谈饮食男女之大欲，所有这些都象征着人类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渴求，以及对探索自然、开创未来的渴求。历史地看，这部小说具有反抗禁欲主义和张扬人性的进步性;但如果从生态角度审视，则不难发现这部小说的巨大危害性。假如所有人都像巨人这般疯狂地、毫无限制地满足无尽的欲望，那么，生态系统总崩溃早就到来了。在中国，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文学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经历了由和谐、疏远到对立这样一个过程。从庄子的“与造物者游”到陶渊明的田园之游或李太白的酒酣“梦游”，文学反映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亲近的。元明清以降，城市的商品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与之相应的叙事文学形式如话本、小说、戏曲、鼓词开始兴盛起来，文学艺术的主体遂由田园逐渐转向了市民生活。《金瓶梅》、《牡丹亭》、《红楼梦》等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作品中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肯定是更加丰富了，但在无意间却渐渐丢落了在古代文人和诗词中占据绝对意义的“自然”。20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刚刚摆脱战争的灾难，整个中国大地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然而，这时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偏差:他们把人类的进化程度与社会的发展程度等同于人与社会摆脱自然约束的程度。于是，整个社会在有意识地进行着改天换地的操作。这一时期的文学如《红旗歌谣》突出地反映了这种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关系。

三、融入生态思考的文学批评与创作

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批评，因而人类对自然的生态责任成为了生态批评主要的伦理取向。人类进入加世纪中期，地球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呈现出重重危机，引发了西方文化领域的反思和自省。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作为“新社会运动”的一支，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等一起席卷欧美，向西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发起挑战。融入生态思考的文学批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生态批评认为:由人类行为造成的地球生态灾难已经迫在眉睫，解决环境问题刻不容缓;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文学批评实践承担着不是微不足道的、辅助的，而是至关重要的任务。在这种认识下，20世纪90年代前期，生态批评倡导者主张，改变过去文学研究中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立场，代之以“生态中心主义”的批评。这种融入生态思考的文学批评，把自然当作一个社会的、心理的构建，对自然与文学、文化关系进行深入的剖析，通过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来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与和谐。库伯说:“如果绿色研究不能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不能改变人的行为，不能抵制地球的污染和恶化，它就不能被称为‘生态批评’，绿色研究不仅是关于自然的言说，而且也是自然的代言人。”

人类的人性危机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物欲膨胀、技术至上、人类中心主义等使人严重异化的东西污染了人的天性。人的心态污染才是最大的污染源!没有人心的污染，岂会有生态的污染?拯救人心，改造人性，才是当代人类走出生存困境的最根本出路。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之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常常被急功近利的竞争所掩盖和恶化，人性的分歧与冲突将更加尖锐，其所负载的历史内容也更加沉重我们的文艺在面对这些涉及人类文化、人文价值等深层问题时，应当秉持一种文化批判的精神，直面当代世界自然环境和文化精神的生态失衡现实，在跨学科的生态与文学视野中重新思考人类的自然观，推动关注生态和谐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引导人们构建面向未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将生态思考融入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之中，是文学对现代化进程中自然生态危机和人类精神文化危机的积极回应与参与，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表现，也是作家和学者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运的深深忧虑在创作和研究领域里的必然反映。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促使了生态文学创作及其研究的繁荣，同时也促使人们反省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思考人与自然平等共存、和谐相处，共生共荣。融入生态思考的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必将在净化人对自然的感情，提升人类的生态责任意识，促进生态环境的优化，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