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批评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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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哲学批判的根源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惊异”。哲学对什么“惊异”？无非是对“问题”产生“惊异”，因此，哲学起源于“惊异”这句话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哲学起源于“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指出：“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1]亚里士多德说：“欲作研究而不先提出疑难，正像要想旅行而不知向何处去的人一样。”[2]狄德罗也说：“惊奇是一个伟大现象的第一个效果：这是要哲学来消除它的。”[3]黑格尔指出：“一般来说，哲学应当从困惑开始，困惑是与哲学俱来的。”[4]问题既是时代的声音，也是哲学的生命线。没有问题就没有哲学，哲学的历史就是问题的历史，哲学是在思考问题中诞生的，问题是哲学史的主旋律。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学问题是由泰勒斯提出来的，这就是万物从何而来又复归于何处的所谓“本原”问题。“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问题看似朴素但却是西方哲学第一个真正的哲学命题。近代哲学家因为思考人类知识的来源问题而展开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康德通过批判，提出“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这一哲学命题创造性地解答了人类知识的来源问题，但同时康德又给后人留下了“未来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哲学家总是在解答前人问题的同时又给后人留下新的哲学问题。哲学永远在思考、追问、解答问题的“途中”或“路上”。问题是哲学永恒的主题。哲学因为问题而展开批判。当代科学哲学家波普指出：“理论对科学知识增长所能做出的最永恒的贡献就在于提出新问题。问题导致我们科学知识的发展。科学开始并终结于问题。问题不断地增进科学的深度及其丰富性。”[5]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6]马克思的深刻洞察力的一个表现，是“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7]哲学问题往往是哲学难题，而哲学难题实质上是人类难题。哲学家把解答哲学难题或人类难题视作自己的神圣使命，所有的哲学概念、哲学方法、哲学运思、哲学体系都是为解答哲学难题或人类难题而创设的。在康德看来不能解决哲学难题这是“哲学的耻辱”。哲学直面的问题，大致可归为两类问题即“哲学中的问题”和“问题中的哲学”。所谓“哲学中的问题”是指形而上的哲学问题，如本体论、认识论、生存论、价值观等；所谓“问题中的哲学”是指现实中隐藏的哲学问题，这是属于形而下的问题。形而下的问题需要以哲学的方式去反思、提升和超越它。从根本上说，一切真正“哲学中的问题”都来自于“问题中的哲学”。“问题中的哲学”是因，“哲学中的问题”是果。只研究“哲学中的问题”而轻视“问题中的哲学”所创建的哲学体系只能成为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只有善于发现和提升现时代中重大哲学问题的哲学家才能真正提出有生命力的哲学理论。

二、怀疑：哲学批判的内驱力

哲学源于问题，发现问题首先需要怀疑。亚里士多德讲：“凡愿解惑的人宜先好好地怀疑；由怀疑而发为思考，这引向问题解答。人们若不见有‘结’，也无从进而解脱那‘结’。”[8]黑格尔说：“在怀疑论的面前,人们是怀着很大的敬意的。”[9]他指出，怀疑是一种“具有极高修养的辩证意识。”[10]“怀疑论,一切确定东西的辩证法,是哲学史的一个必然的环节。”[11]马克思称赞怀疑论者是“哲学家中的学者。”[12]恩格斯认为，怀疑论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到过重要作用的。”[13]古希腊皮浪提出“不作任何决定，悬搁判断。”[14]首倡“悬搁判断”的怀疑论，在他看来:“每一个相等的命题都有一个相等的命题和它对立,我们相信人只要停止判断,就会得到这个结论。”[15]高尔吉亚在他的著作《论非存在或论自然》中提出的三个著名怀疑论命题：“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它；第三，即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16]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然哲学的宇宙观和真理的存在，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格拉底说，未经审慎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生活。当人们都热衷于应用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中的演绎方法时，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培根在其《新工具》中对传统的演绎逻辑提出质疑，推崇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当主流的知识观都强调知识是普遍的、客观的、必然的、确定的,绝对不可错之时，笛卡尔提出“怀疑一切”的方法论原则和“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首先对主张绝对不可错论的主流知识观提出质疑；但在康德、海德格尔、萨特看来，笛卡尔的“我”、“思”、“在”三个理论支点也是不自明的、未经证明的，同样必须对其进行怀疑和扬弃；休谟既是英国经验论的继承者，也是英国经验论的终结者，休谟以“不可知”的怀疑方式切断了经验论这条通达知识的道路；正是休谟把康德从“独断主义的迷梦”中惊醒，康德从此才开始质疑“理性”的能力，并由此开创了一条批判哲学的道路，引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现代、后现代西方哲学更是显现出哲学的怀疑威力，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克尔凯郭尔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对与柏拉图_笛卡儿—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进行了彻底的怀疑和颠覆，导致了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产生；而“拒斥形而上学”、“哲学的死亡”和“哲学的终结”等这股强大的怀疑思潮，用不确定性取代确定性，反对绝对性、整体性、共性，反对基础主义，追求差异性、多元性、破碎性,促进了后现代哲学的诞生。由此可见，以其说“怀疑”是人类智慧的“怪胎”，不如说怀疑是人类正常而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一旦新的思维方式被建立起来，许多旧的问题就会消失。确实，这些问题会变得难以理解。因为，这些问题与我们表达我们自己的方式一同发展。如果我们自己选择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这些旧的问题就会与旧的外衣一同被遗弃。”[17]哲学的历史，没有“怀疑”是不可想象的。“怀疑”永远是哲学批判的内驱力，哲学因为有了“怀疑”才变得蓬勃生机，“怀疑”为哲学产生与演变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怀疑是哲学创造的助产婆。怀疑在不断挑战人类心智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拔高人类智力水平的高度。

三、理论批判和现实批判：哲学批判的向度

如果说哲学因为问题而怀疑，那么同样哲学也因为怀疑而批判。如罗素所说：“哲学的根本特征———是批判，它批判性地考察运用于科学和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原则；它寻找任何可能存在于这些原则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它只有在批判研究的结果表明没有出现拒绝它们的理由时，才接受它们。”[18]“怀疑论把那个传统本身具有的理性批判精神应用于自身。”[19]由于哲学问题包括“哲学中的问题”和“问题中的哲学”两个方面，因而哲学批判便有了理论批判和现实批判两个向度。哲学的理论批判就是通过对哲学理论的前提进行怀疑与反思，逻辑论证，澄清概念，发现理论困境，让“不明的前提”变成“自明的前提”，让被遮蔽的“逻辑基础”“敞亮”开来，从而为彻底的哲学理论奠定坚实的逻辑基础。现实批判就是以哲学的方式去发现现实矛盾，捕捉、批判、化解、引领现实问题，为实现人类幸福生活设计理想蓝图。哲学的现实批判与理论批判相互依赖，辩证统一。纯粹的理论批判和纯粹的现实批判都是不可能的。离开现实批判的理论批判是空洞的，离开理论批判的现实批判是盲目的。现实批判是理论批判的源头活水，理论批判永远是现实批判的清醒剂和指南针。真正的哲学批判从来都不是概念或理论的纯粹思辨，哲学批判的棱角总是伸向时代的根本性问题。真正的哲学产生于危机的时代，哪里有时代的危机，哪里就有哲学。哲学总是在危机中寻找希望，如生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苏格拉底面对希腊各城邦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他针砭时弊，自喻为神圣的雅典牛虻；近代在经济上落后于英国、政治上落后于法国的德国尽管没有首先实现资产阶级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但却率先完成了哲学革命。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是近代德国时代危机的产物；马克思哲学当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直接继承者，但是马克思哲学的真正使命是要解答现实中最为迫切的问题，这就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实际地改变和推翻奴役人、压迫人的现实状况，使无产阶级和人类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等现实问题。作为继承马克思哲学批判精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直接将其理论定位于“社会批判理论”上；而被认为最为难懂的后现代哲学看似零乱杂多，但其主旨是通过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领域隐藏的深刻危机,为人获得自由和幸福提出建设性的方案。

总之，哲学批判应在理论批判和现实批判之间、形上批判与形下批判之间、“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之间构建必要的张力，既要“上得去”又要“下得来”，既要“进得去”又要“出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