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政治哲学平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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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先秦两大显学之一的墨学，其思想主张一直有其独特的一面，而作为墨学创始人的墨子，同志曾评价说“墨子是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1）由于其出身并非显贵，因此思想主张里有许多平民理念，尤其是以“节用”为主的爱惜民力主张，更有其可贵之处，司马迁在《史记》中谈到墨子时说：“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2）对以勤俭节约为美德的中华民族来说，这样的思想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但为何此主张在先秦之后渐渐失去声音，也是需要探讨的。

一、墨子正视民众的消费需求

墨子在《非乐•上》里认为“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三点是民众的巨患，而解决衣食住行这个问题是统治者的基本职责。在春秋战国这个动乱时期，当时的事实却是统治者“暴夺民衣食之财”、“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墨子•辞过》），广大民众过着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生活。面对这种极度不公平的社会现状，墨子从生产资料的来源着手，提出“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劳动者既然付出了劳动，自然应该有消费的权利，应该获得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满足，要求统治者正视民众的权利需求，坚决反对“亏夺民衣食之财”，认为这是一种涸泽而渔的行为，将会导致民众的不满，产生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对立，以至于起而反抗，甚至于让国君社稷不保，得不偿失；因而，作为国君统治者，应该时刻考虑让利于民，让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可以取其所需，达到墨子政治理念里所说的“交相利”，互利互惠，和谐相处。

二、节用和节葬目的在于开源节流

墨子的“节用”，主要是针对日常用度，必须加以节制。作为平民出身的墨子，他的生活经历并没有太多的奢华，所以觉得当时之国家人民，对于“当用”与“不当用”，没有清晰之观念。因此，造成不必要之浪费，故主张节用。而墨子“节葬”之提出，乃是反对厚葬久丧，造成人民耗费太多之物力、财力，造成很大的社会损耗。因此，墨子提出薄葬短丧之法以处理之。墨子的“节用”主张就是要节省财用，而墨子要求节用要做到去国家无用之费，做到用财不费，民德不劳，而兴利多。墨子认为在财物、时间、心力要用其所当用，去其不当用。那么所谓当用是什么呢？墨子认为凡满足必要之欲望者，也就是日常生活所必需者，皆为当用，就像充饥止渴之饮食、保温防暑之衣服、避风雨、别男女之房屋、水陆交通所需之舟车，皆为日常生活所需，故为当用。而像雕镂篆刻之美、宫室台榭之乐以及厚棺、修坟墓，则为不当用，因其没有实利。现在看来，这些主张充满了平民主义色彩和朴素的政治经济理念，从消费的源头开始节流，对于战乱中的百姓来说，很容易得到他们的共鸣。墨子在《节葬下》中说道：“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以政权的稳固来指到了为政者的要害，也容易引起他们对节葬的思考。墨子还在《辞过》中提到：“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脩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姦邪。姦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由以上可看出墨子之用心良苦，墨子倡导兼爱兴利，但是天下凋蔽民不聊生，而王公贵族不但没有爱惜民力，而且又浪费有限之财，厚葬久葬，奢侈无度。百姓却因遭逢战乱，颠沛流离，生活困苦。因此墨子才会有主张节用和节葬之观点；墨子从衣食住行等方面要求王公贵族，能体会百姓生活之困苦，维持一个适当的生活水准，彻底实践简朴生活，则天下之利，才有产生之可能，而额外的装饰或要求，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应予舍去才可，墨子日常消费中所表现的态度，就是简朴生活的平民生活理念。墨子在《墨子•非命上》：“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其目的在于希望王公大臣能像上古明君那样体恤百姓，爱惜民力。墨子在《墨子•兼爱》中提到“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故文公之臣,皆爿羊羊之裘,韦以带剑,练帛之冠,入以见于君,出以践于朝……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这是个很生动的比喻，为政者喜欢的事物,臣下就尽力去迎合,以上带下，如果君主在节用上能够起到表率作用，那么上行下效，这样就可以移风易俗,有效遏制铺张浪费，效果可以事半功倍。

三“、非乐”是非劳民取乐

墨子所在的先秦时期，同为显学的儒家提倡“礼乐”教化人民，而墨子却反其道行之，提倡“非乐”来加以批驳。综观墨子提倡非乐之缘由，不是全然地反对音乐，毕竟，墨子也知道音乐有教化人心之功。而墨子却非乐，那是因为当时之王公大人因为作乐，每每耗费庞大的人力与物力，而使生产停摆，致使民生凋蔽，实在是劳民取乐，所以墨子才反对作乐。墨子考虑音乐的意义，其目的主要是和人民生计相比，作乐是一种享乐层面，不得不从百姓安居乐业来考虑，来劝说为政者，禁止作乐。墨子认为王公大人作乐，是一种奢侈和浪费。他们要撞巨鐘、弹琴瑟，必将厚敛于民，竭民之财而夺民之利。《非乐上》：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鐘、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从社会多层面考量，墨子反对作乐，因对上不符合圣王的所为，对下不符合平民百姓的利益。想从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两个层面皆面面俱到，依当时民生之困苦，是无法做到的。其实墨子并不反对音乐。但是一想到如将作乐之事与人民之利益相衡量，则作乐所显现之价值，当比不上人民之利益。而且墨子凡事以义考量，当然，会在衡量一切事物，而一切以公利为优先。可以看出，墨子之视野并不狭隘，而是悲天悯人。

综上所述，墨子的思想主张中充满了平民理念，以“追求最大多数人之最大幸福”为出发点，虽然精深广博，但却是针对实际社会的问题，为民请命，提出其观点，是很具有道德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