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幸福观角度谈论庄子生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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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着都希望有一个更幸福的生活，更欢乐的人生，但至今为止，人类存在的最大悖论仍然是用一生的时间去追寻幸福而经常生活于不如意之中。从人的出生、成长和走向死亡，在一个人生命成长过程中，有形与无形的苦难如影随形地伴随着生命的成长。人间有多少苦难，就有多少关于解脱苦难的思考:是逍遥无为还是积极进取?是看破红尘还是积极入世?是追求永恒之道还是当下及时行乐?庄子站在天道的环中，以人的生命为起点来思考，人应当以什么态度来度过自己的生活旅程。庄子生命哲学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超越了任何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摒弃了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通过“天下有至乐有无哉?”(《庄子•至乐》)①等问题去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与价值。本文力图从幸福观角度来解读庄子的生命哲学，以彰显庄子生命哲学的基本特点及其对现代人生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对老子思想加以继承并有较大超越和突破的是生活于战国中期，后被誉为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庄子，其所建构的生命哲学反映了他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对人生的终极意义与价值的思考。据《史记》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②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姓庄，名周，宋国蒙人，曾在家乡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后归隐，与梁惠王、齐宣王生活在同一时代。庄子虽家境贫困，居于穷街陋巷，靠编草鞋为生，但也不愿为有国者所用，表现出鄙弃荣华富贵和权势名利，追求精神自由的隐者风范，这成为其生命哲学形成的背景。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庄子》一书是庄子及其后学所著，其中的《渔父》、《盗跖》、《胠箧》诋訿孔子之徒，以彰明老子之说，表现出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现仅存由郭象编辑注解的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一般被认为代表了庄周本人的思想;外篇十五和杂篇十一为庄子后学的作品，但也间接地反映了庄子的思想。鲁迅(1881－1936)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庄子》说:“其文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③揭示出《庄子》中所具有的瑰丽奇伟的浪漫主义情怀和才思高超的思想智慧。这也是千百年来《庄子》能够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深受人们喜爱而得以广传的重要原因。庄子学说对老子学说既有所继承，更有所发展，使其生命哲学建立在宇宙论基础之上。从宇宙本原论上看，以“道”为本根虽是老庄之学的共同旨趣，但庄子在老子道论的基础上，又对“道”的“先天生地”存在作了哲学论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老子之“道”作为宇宙万物的生化之源与存在之本，本质上是虚无的，无始无终，无名无象。庄子则认为，“道”虽然不能为人的感官所感知，但它“自古以固存”，先于一切事物存在，是有与无的统一，由此进一步提升了本根之“道”的超越性与遍在性，宇宙万物、人的生命乃至天下国家，都是“道”大化流行的结果。

从宇宙本体论看，老子提出的“道”通过阴阳二气的运动来化生万物，道“周行而不殆”、“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等思想中虽已含有“道无所不在”的意义，但并没有直接指明“道”如何“无所不在”。对此，庄子在《知北游》中通过一则小故事作了具体而生动地说明:东郭子问庄子“所谓道，恶乎在?”庄子回答“无所不在”。东郭子请他说得具体一点，庄子就说“在蝼蚁”。东郭子奇怪，道怎么会如此卑下?庄子又说“在稊稗”。东郭子问，怎么更卑下了呢?庄子则说“在瓦甓”。东郭子惊讶，怎么越发卑下了，庄子干脆说“在屎溺”。庄子之所以用这么普通的东西来比喻“道”，主要是强调“道”生于天地万物之前，它既是超越时空的无限本体，又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表现在一切事物之中。“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今之渔父之于道，可谓有矣，吾敢不敬乎!”(《知北游》)如果说，以“道”为本的思想提升了生命的高度，那么，“道”无所不在的思想中所蕴含的万物平等观念则扩展了生命的宽度，这为后来的道家与道教关注现实的感性生命和具体事物的存在依据提供了理论说明。从宇宙生化论看，庄子通过“援气入道”，用一种经验性的方法来证明老子之“道”是“无在而无所不在”的，使原本抽象的生命哲学具有了一种质感。庄子认为，“道”为天地万物的最终本根，虽无形无象，但其表现方式则为“气”:“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为之公。”(《则阳》)万物之化生都是阴阳二“气”相交相融的结果:“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出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田子方》)“气”是构成万物的始基，故“通天下一气耳”(《知北游》)。人的生死也是由阴阳二“气”的变化决定的:“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至乐》)庄子“援气入道”是以“气”为无形之“道”而生成有形万物提供的一种理论说明，更为人如何顺气养生而得道成仙提供了思路与方法。庄子要求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以本真之心仿天道行事，顺应阴阳之气自然地与天地相沟通，这就是他所提倡的“德”。如果说，老子的宇宙论更多地表现在对“道”本根的论述，那么，庄子的宇宙论则凸显了对个体生命本真状态的探寻。庄子以个体生命为关注对象，用心来调节生命、运转生命和安顿生命，由此将一种生命哲学契入人的心灵世界之中。

庄子在老子以道为本的宇宙论基础上，又建立起以“齐物论”为核心的认识论，从相对主义的角度，对老子关于事物之间相反相成和事物运动返本复初的辩证认识作了发展，以帮助人认识复杂的生命现象。《齐物论》认为，任何事物都与其他事物构成一种彼此关系。从彼的角度看，则彼是此;从此的角度看，则此是彼，可谓“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庄子否认事物之间存在着差别，认为事物彼此之间的区别与对立都是相对的:“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由是而有非，由非而有是。”每一事物都是自是其是，又为其他事物非其所非，故“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既然事物彼此的区别并不存在，那么，评价生与死、美与丑、大与小、物与我等对立面差别的客观标准也就不存在了。从生死观上看:“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齐物论》)从美丑观上看:“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齐物论》)从大小观上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秋水》)从物我观上看:“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秋水》)这是因为从“道”具有的本根性、至上性、超越性和统一性来看，宇宙万物存在的一切差别，人世间的是非、善恶、美丑都是人自我分辨的结果，故以道观之，则鲲鹏高举，小鸟穿林，朝菌暮死，大椿千年，其实都是“道”的“物化”现象而已，故千姿百态的事物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人的生命变化也是如此:“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知北游》)“齐物论”作为庄子认识论的核心，是以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为特色，宣扬齐彼此，齐是非，齐物我，齐生死，从“道无终始”出发将事物变动不居的性质推到极致:“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庄子从否定认识的主观标准到消除事物本有的客观差别，由此宣扬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那么，人作为天地万物中的一物，若站在天道的环中，就能把握道的关键———“道枢”:“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齐物论》)当个体生命与宇宙世界之“环中”同在，就可能祛除“是彼”的视角而被真正中心化，也才能够以不变应付万变，认识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

庄子从注重人的个体生命存在出发，将老子对人的生命关怀发展为对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追求，呈现出一种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以及精神与身体关系的“生命哲学”之特征。在庄子眼里，人处于自然大化之中，死亡是人的感性生命无法跨越的最终界限。“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生，生物哀之，人类悲之。”(《知北游》)人来到世间，寿命非常短暂:“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之大哀乎!”(《齐物论》)庄子喜欢生机勃勃的生命，但又了然于人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常困于个体与生俱来的哀乐之情与名利之欲带来的悲哀与烦恼，故曰:“人之生也，与忧俱生。”(《至乐》)“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知北游》)“人卒未有不兴名就利者。”(《盗跖》)庄子借用孔子的寥寥数语就将人生活于现实中，时刻遭遇着生死穷达、贫富毁誉、饥渴寒暑等烦恼，而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情状揭示出来:“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个体生命处于自然、社会的网络和情欲的羁绊中，故无时不遭到戕害、扭曲的状态，庄子称之为“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达生》)由此将命运左右人生的被动状况呈现出来:“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大宗师》)庄子在面对各种人生痛苦境遇和生活艰难状况时，并没有从改变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社会环境去寻找解决的出路，而是期望通过在精神世界中去追求理想人格和超越境界，以美好的理想来消解人现实的痛苦。庄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有“至人”、“神人”、“圣人”、“真人”等，虽然名称不同，但都表达了他的理想人格是那种能够泯灭了物我界限、以顺任自然的心态，无所待而游于无穷，实现不受任何现实关系的规定、因果规律的束缚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的绝对自由。这是一种无己、无功、无名的逍遥境界:“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能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齐物论》)庄子在《逍遥游》中，以浪漫笔法描写了背负青天、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嬉戏于树林的蝉与学鸠，泠然御风而行的列子。庄子指出，它们看似很潇洒，但还是有所待，即需要依赖于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故而并未达到绝对自由。只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无所待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达到了逍遥自由的境界。《逍遥游》中通过超迈高远的想象和神奇瑰丽的描写，塑造了一个“藐姑射神人”，以此来说明什么是真正的理想人格:“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藐姑射神人假道而行，具有超人的神异之术，能够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过着一种绝对自由的生活。庄子笔下的古之真人，能够“登高不溧，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假于道者也若此”(《大宗师》)，后成为道教所信奉的神仙的一种象征。“逍遥游”既是庄子追求自由与境界的形象化描述，也凸显了庄子对个体生命本真状态的一种眷念之情。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要真正做到“逍遥”并不容易。“在不得其‘逍遥’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把人生看作一场梦吧。庄周梦蝴蝶，醒来还是庄周。也许是庄周梦为蝴蝶吧?也许是蝴蝶梦为庄周吧?”④庄子以诗性语言表达的对自由为中心的理想人格的向往，千百年来给生活在自然与社会重重制约下的人带来了精神寄托和美好希望。“逍遥游”既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也成为庄子思想的核心。这种理想人格在千百年来受到了广泛的赞赏，在政治、哲学、文学和宗教等领域中都曾大放异彩。三庄子的“逍遥游”突破了老子学说偏重社会政治哲学的一般形态，与老子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批判文明的异化以实现对人生的关怀不同，庄子突出了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庄子对老子思想的最大发展，是他把在老子那里主要是宇宙论及本体论意义的道转化为心灵的境界，从而使庄子哲学主要成为一种境界哲学。”⑤庄子尤为关注个体存在的境遇、解脱痛苦的途径与方式、理想人格的实现和精神境界的超越，用现代人的话语来说，是一种温暖人心的“心灵鸡汤”。

“逍遥游”的主体是心灵，“游心”所游之处是幻想中的“无何有之乡”，是顺事物自然本性而清静无为，“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应帝王》)这是纯粹的心灵自由和精神逍遥而非寄身于世外。如《大宗师》曰:“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因此，庄子思想有离世倾向，但不是出世，而是超世，其应世的态度是无心无情。无心即无思无虑，无情即无好无恶，也就是绝对不动心，如《德充符》曰:“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庄子的无心无情是老子无为思想的主体内化，“吾所谓无情者，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对待社会、人生的根本态度，也是庄子追求超脱名利、好恶、是非、生死等，实现精神自由的关键。因此，庄子将老子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⑥的看法推至极端:“夫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胠箧》)如果河水枯竭了，谷底洼地才能显示出它虚空般的巨大容量;如果把山丘夷平，深渊也能被填起来成为山丘;如果圣人都死了，向圣人挑战较劲的大盗也不需要起来闹事了，天下就自然太平无事了。换言之，如果圣人不死，大盗就会不断出现。谁要是尊崇圣人，提倡圣道，实际上就是推崇盗跖，创造有利于盗跖出现的环境。庄子用“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种惊世骇俗的道理来说明对圣人的任何推崇、提倡、表彰等都会引发人心的贪念，由此而导致天下的纷争，因此，只有泯灭美恶之对立与分别，去掉儒家圣人所倡导的仁义道德等伪饰包装，废止各种打着美好名目的争名夺利活动，天下才能自然地复归于太平状态，人才能按自己的本性来生活。庄子认为，最端正的“正道”就是那些不违背自然天性的情理。“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跂;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骈拇》)本该联在一起的地方不算粘连，本该分岔的地方也不算多出一枝来。该长的地方就不能算多余，该短的地方也不能算不足。野鸭子的腿脚虽短，若给它接上一截，它就会很别扭。仙鹤的腿很长，若给它折断一截，它就会很痛苦。任何事物都是以它最合理方式存在着，若人为地改变它，带来的只能是违背自然本性的痛苦。现存的万物世界从根本上说是混沌的，现实的人世间从表面上看是无秩序的，虽然万物千差万别，各不相同，凫胫短，鹤胫长，但谁能说它们何为正常，何为病态?“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意仁义其非人之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骈拇》)庄子希望从天地万物和人世间中寻找存在的合理性———自然天性，并将对事物的合理性思考推展到宇宙，由此形成他独特的解脱哲学。无论是逍遥游的顺化，还是无心无情的应世，其最终追求都是与道为一，那些最端正的“正道”就是在不违背自然天性的情理之中实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最高人生境界。对于庄子来说，时间的永恒维度也是其追求的理想目标，故他在老子的“摄生”、“贵生”和“长生久视”等思想基础上，更明确地提出了“养生论”。庄子认为，要获得自我生命的长存，还需要一些基本的养生方法，以使人的身心健康，延年益寿。养生的方法有二种:一是身体的保养，“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二是精神的修炼。“养生主”即是通过“心斋”、“坐忘”等方法进行精神修练，以延伸自我而达到与道合一的最高境界。“心斋”是虚静其心以达到如气一般地空明灵觉的境地即为体道:“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坐忘”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也是抛弃身心的感觉而追求与道为一。日本学者漥德忠认为:“《庄子》的主要思想是人生论，特别是长生的思想。庄周的长生尚不知是指肉体还是精神，不过似乎也有排除肉体长生的意思，因此可以认为是指精神不灭，其副产品岂不是养生术吗?”⑦庄子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以心灵自由和超越境界为归宿。老子与庄子共同倡导的静观、玄览、守一、坐忘、心斋、导引等养生术，后来都成为道教的修炼术。庄子从自然主义的立场，通过对人体存在及其生存境遇的分析，来反观异化的现实社会对人性的损害，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社会政治理论。在《庄子•大宗师》中，子贡问孔子:“敢问畸人?”孔子回答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畸人之畸包含了两方面:即生理之畸和心理之畸。

“畸人”虽然不同于世俗之人，但他们率性而为，与自然之理相通。自然的小人就是人世间的君子;人世间的君子就是自然的小人。日本学者福永光司在《老庄の“道”の哲学》一文中特别提出“畸”是站在“道”的立场上对常识的价值观的否定，“畸人”张扬的是自由的价值观。⑧其实在庄子眼中，“畸人”既无“机心”在胸，又无“机事”缠身，这就与世俗的那些追名逐利之人有了天壤之别，但他们却是道家心目中超尘拔俗的人。与老子的政治思想一脉相承，庄子同样主张自然无为，返璞归真，对君主专制和提倡仁义的政治理论进行了反省。他认为，天道自然无为，“无为”应该是君主治国的原则:“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天地》。)庄子批评儒家的政治主张，认为儒家提倡的仁义是“骈拇枝指”，标榜仁义是“使天下惑也”(《骈拇》)，甚至提出抛弃文明成果，回到“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的素朴的“至德之世”(《祛箧》)。老庄思想中的尚古主义倾向后来在东亚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尚古主义的保守性格在中国民族当中很突出，在日本也相当严重。”⑨庄子的生命哲学表现出奇诡莫测、变化无穷、气势浩荡、意象峥嵘的辩证思维和追求奇异浪漫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而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什么是人生幸福问题展开的。庄子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创造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他将以“道”为本的宇宙论、以“齐物论”为核心的认识论，作为其建构以逍遥自在、安时处顺为特色的生命哲学的理论基础。庄子改变了老子对社会政治的一般性关注，致力于探讨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将对生命的关怀发展为对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追求，使其生命哲学表现出心灵哲学和境界哲学的特征。庄子所追求的生命的理想状态和价值方向是:“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逍遥游》)庄子的幸福观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但他的那种以逍遥无为、悠然自得、顺应自然的情怀来度过自己独有的健康、圆融和丰富的生命旅程主张，对于今天那些过度沉浸在追求物质享受中的人们是否具有一定的精神启迪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