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空间变迁政治逻辑

导语：关系空间变迁政治逻辑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到今年，中国共青团已经建立了九十周年。这九十年也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发生巨大变化的九十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中国共青团在与时代同行过程中切实履行着自身的职责。而为了实现自己的功能，中国共青团也不断根据时代要求推动自身组织发展。在践行职责和实现功能过程中，通过政治实践与组织变迁互动，中国共青团发展的内在逻辑不断在经验层面上被演绎着。随着时展，中国共青团也还会像曾经经历过的那样遇到许多挑战，也还需要通过推动自身发展来实现自身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理性地回应时代的要求，而理性态度的标志就是遵循事物发展内在规律来办事。因此，在纪念建团九十周年之际，最好献礼之一就是对中国共青团九十年来发展的内在逻辑予以把握和展示。为此，本文拟从组织形态角度对中国共青团发展规律进行研究，以期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一、权力关系与组织形态：共青团研究的一个视角

尽管在界定上和理解上存在着诸多分歧，但是，大多数分析家们还是承认，所谓“权力”在最低限度上讲是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动的能力［1］。同时，人们还认为权力不仅导致人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单向制约的影响关系，而且形成一种相互需要的依赖关系［2］。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将权力认为是人们交往的一种媒介，由于普遍存在这种以影响能力为核心的行动关系，社会才得以正常运转并形成秩序［3］。因此，社会的交往关系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权力关系，而整个社会之间秩序形成也是以权力关系有机化为基础的。这种权力关系弥漫在社会各个环节之中，既有以松散方式存在着，也有以紧密方式存在着。其中，组织就是以相对紧密方式来构建权力关系的一个空间和领域，因此，我们有理由将组织视为一种具有高度紧密化特征的关系空间。由于组织是权力关系紧密化运行的空间，因此，我们对组织的理解就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抽象层面或是某个静态的、单一的角度，而是应该从具体层面动态和整体地来把握。组织形态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学术视角。所谓组织形态不是单纯指狭义的静态的组织，而是指以实现组织功能为目的，以组织结构为支撑的，围绕组织中权力运行方式及其机制为核心而展开的整个组织的政治生活的总和。组织形态是对具有多重要素有机统一在一起的组织机体的一种综合性描述的概念，是权力关系在组织内运行互动的各方面规定性体现，从内涵来看，构成组织形态的要素有组织权力、组织结构、组织过程和组织价值。组织权力是指组织基于自身所拥有的功能及其在更大体系中所处地位而获得的权力，以及运用这一权力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组织结构是指组织权力结构形式，包括组织内部权力关系结构和组织与其作用对象之间权力结构形式，前者指组织内部结构，后者指组织作用其外在对象的组织体系结构。组织过程是指组织权力实现的过程，具体体现为组织为了实现自身功能，在组织内部运用权力以及在整合外在对象时与各方互动而实现权力运用的过程。组织价值是指组织权力和权力运行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基本价值诉求，以及组织内部人员和组织外部人员对组织权力和权力运行方式的观念与认同［4］。由于组织形态包含有多个要素，但其中一个或多个要素发生变化时，整个组织形态就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要素变化情况，来分析组织形态变化的逻辑以及对组织发展历史进行分期。上述关于权力关系与组织形态关系以及组织形态内涵等内容是从组织理论角度予以理解的，具有普遍性和适用性的，而中国共青团是青年政治组织，因此，这一理论视角和基本规定同样可以适用于对中国共青团的研究。不仅适合于对某个时期的共青团组织运行情况进行分析，而且还可以以此为工具对其整个发展内在逻辑予以把握。

二、党团关系与团青关系的变迁逻辑：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的内在规定

基于分析视角差异，组织空间所包含的权力关系可以有多种类型。从所处空间角度来看，可以分为组织外权力关系与组织内权力关系，前者是组织与组织之外主体之间权力关系，后者是组织内权力关系；从所涉及主体来看，可以分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组织与个体之间的权力关系，组织与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同时，如果对上述两个维度进行组合的话，那么所形成的权力关系类型就更多了，这里就不一一列举。虽然，在组织具体运行过程中，这些权力关系都在发生着作用，但是其中一些权力关系对组织发展却起到根本性决定作用，而其他权力关系却只是起到一般性作用。如何辨别哪些是起根本性决定作用的权力关系呢？笔者认为，应该从组织权力来源以及组织功能两个维度来把握。虽然组织以及其中各要素主体之间都存在着权力关系，但是从整体来看，我们还是能够分辨出组织的根本权力以及这一权力的来源。同时，我们还可以从组织最根本功能角度出发来把握组织这一根本权力发挥作用所要影响的主要对象。由此，我们就能够得出以下结论：组织与赋予组织权力的主体之间关系以及组织与组织所需要影响的最主要对象之间关系，是决定组织生成和发展的一对最具根本性的权力关系，这对权力关系构成着组织形态生成和发展的基本逻辑维度。权力关系是组织形态的本质规定，组织形态是权力关系的实现方式。组织形态变化是无法突破这一对权力关系所决定的空间和边界。然而，如果这对权力关系中任何一个或两个同时发生变化的话，那么，组织形态就可能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对青年有效领导以及保持自身可持续发展而建立的，它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有效影响和整合青年，从而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和持续的领导和执政奠定青年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青团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从组织理论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由此得出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青团最根本的权力来源，而且青年是中国共青团所需要影响的主要对象。因此，对于中国共青团来说，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就成为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对权力关系。虽然，这一对关系对共青团组织来说是属于组织外权力关系，但是它们却对共青团组织内部权力关系和其他外部权力关系以及作为这些权力关系实现形式的组织形态都起着决定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共青团就是以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为坐标所形成的包含其他权力关系在内的关系空间，其组织形态不过是这一关系空间动态的和有机的实现形式。

三、组织形态发展的历史逻辑：共青团功能实现的组织化基础

中国共青团建立以来的九十年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发生巨大变化的九十年，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不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不同任务，而且也导致青年生存形态的差异。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动中国发展过程中，对如何构建有效的整合社会的组织体系方面在不同时期也存在着不同理解和认识。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建团以来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不断发生着变化，从而使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也因此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前后经历了四个时期和十个阶段。

1.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生成时期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生成时期，是从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到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发出之前。这一时期，中国共青团组织功能和权力基本确立，组织结构和体系初步搭建，组织过程和对象开始明确，组织价值和认同已经形成。但是，由于政治形势变化、国际因素影响和党团自身认识等方面原因，党团关系在具体层面上还处于摸索阶段，甚至对共青团组织应该如何发展方面还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虽然这一时期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相关要素已经初步生成，但是整体还是处于不稳定状态，乃至对共青团是否应该存在或如何存在都进行了争论和探索。

（1）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创立阶段从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到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创立阶段，其中，团的一大召开是中国共青团创立的标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建立过程中就开始思考组织青年和建立党的后备军问题［5］。正是基于此，在党的早期组织和随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才得以建立。因此，党在赋予共青团以组织权力时，还赋予其两方面职能：一是以“组织广泛的青年”为目的的党的助手职能；二是“以共产主义预备学校”为性质的党的后备军职能。共青团权力来源和权力目的的上述规定性，使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成为了团的组织形态发展的两个决定性的逻辑力量。经过两年多筹备，1922年8月团的一大正式召开，选举产生了团一届中央执委会，制定了团的纲领、章程以及若干工作和组织的决议案［6］。这标志着青年团全国性的组织权力、组织结构、组织价值基本确立，完成了组织形态创立的任务。

（2）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初建阶段从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到1937年4月西北青年救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初建阶段。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的探索和磨合使这一阶段团的组织权力、组织过程和组织价值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波折。其中，党团关系问题贯穿着整个阶段，团青关系问题从后半段开始出现。由于青年共产国际因素［7］和党团自身原因，党团关系一直未能理顺，再加上党团任务同构等因素，导致党团内部分别出现了“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现象。组织权力建构和运行的模糊性使共青团存在着第二党倾向［8］，这种第二党倾向在这一阶段后期还体现在团青关系上。在王明路线影响下，共青团在工作方式上严重脱离群众，在组织发展上实行“关门主义”的倾向，使共青团作用日益削弱，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共青团成为了无法带领青年群众共同斗争的狭小组织，大量组织受到了破坏和取缔［9］，从而导致组织结构也受到影响。

（3）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改造阶段从1937年4月西北青年救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到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发出之前，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改造阶段。根据青年共产国际要求和国内抗日统一战线局势需要，1936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共青团在性质上和组织形式上进行全面改造，要求各地“必须大批吸收过去的青年团团员加入共产党”，“不再组织团的支部或团组”［10］。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由原来团组织负责筹建作为青年统一战线组织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从1937年2月起停止共青团工作，并在当年4月召开了西北青年救国第一次代表大会［11］。同时，中共中央还要求“在共产党各级组织内应该有青年部或青年委员会及青年干事，在各级党部总共的领导之下，担任青年运动的工作，共产党应该是青年运动的唯一领导者”［12］。上述这些决定和措施意味着共青团的组织权力被共产党收回，组织结构解体，组织过程停止，组织形态发展中断了。

2.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成熟时期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成熟时期，是从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发出后到1978年10月中国青年团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前。这一时期，在吸取之前共青团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通过理顺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中国共青团的组织权力、组织结构、组织过程和组织价值都在更高层次上予以重建，并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实现了组织形态的巩固。然而，因整个国家的政治形态在期间陷入危机，共青团组织形态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冲击。

（1）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重建阶段从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发出后到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重建时期。团的组织形态生成时期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建立一个党团关系明晰的政党青年群众组织，是党有效领导青年的重要手段。为此，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决定试建青年团。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青年团重建工作的完成。重建的青年团，与改造前的老共青团有着较大区别：在政治上完全服从党的领导，在组织上实行党团双重领导，在工作上有着明确任务，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职能得以进一步明确。因此，在全国解放背景下，青年团重建使团的组织权力来源和权力关系得以明确和理顺，组织结构和组织网络得以恢复并扩大到全国和深入到基层，组织权力运行过程得到了政党支持和青年认同，组织价值再次得以明晰。这就意味着青年团重建不仅只是一般意义上组织形态的恢复，而是在更高层面上的发展，标志着青年团组织形态进入了成熟时期。

（2）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巩固阶段从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到1966年8月团中央书记处被改组之前。这一阶段，计划经济和单位社会的逻辑使政党组织成为建构社会的核心力量，作为党的青年组织，共青团也因此成为整合青年的组织力量。因此，在充分理顺党团关系的基础上，共青团组织权力边界和内容得以明确和保障；组织结构获得了充分发展，组织网络嵌入所有单位组织之中；在组织过程中，共青团在党的支持下能够较充分动员青年，在单位社会逻辑和政治热情驱使和作用下，青年也能够较认同地支持共青团工作，使共青团权力能够得到较好的实现；同时，在强化以共产主义为根本价值取向基础上，通过推出时代典型———雷锋之后，使组织权力运行的价值原则得以明确，形成了与单位社会相匹配的以组织在先为主要内容的组织运行逻辑。这一阶段，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在充分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巩固，但是也因此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3）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危机阶段1966年8月团中央书记处被改组之后到1978年10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危机阶段。随着“”爆发，整个中国政治形态陷入了危机，甚至中国共产党在地方和基层也一度停止了工作，共青团作为党的青年组织受到了严重冲击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在这一阶段，共青团组织权力基本被剥夺了，组织结构基本瘫痪，甚至被“红卫兵”等其他青年组织所替代，组织过程陷入停顿和危机，共青团对青年影响力几乎消失，组织价值也被严重扭曲。虽然，在1969年4月之后中共中央提出开展整团工作，基层团组织略有恢复，但是在“”干扰下，整体来看也还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整团建团”工作［13］。

3.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复原时期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复原时期是从1978年10月团十大召开到1993年12月团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由于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共青团组织形态复原包含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恢复被“”冲击的共青团组织形态，推进其从危机和病变状态走出。二是根据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出现的新形势，开始着手调整共青团组织建设相关内容。但是，由于整个工作思路与具体措施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社会体制的框架内进行，因此，从整个组织形态来看，依然还是属于组织形态复原内容。由此，复原期可以分为恢复阶段和调整阶段。

（1）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恢复阶段从1978年10月中国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到1984年10月共青团全国基层工作会议召开之前，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恢复阶段。从团十大之后，共青团中央就全面开始推动团的领导系统和基层组织的恢复工作，从而使组织权力和组织结构得以重新恢复。在此过程中，共青团还通过开展各项活动和推动各项工作来使共青团组织权力运行得以恢复。但是，在与青年互动过程中，组织权力运行还是以共青团单向推动这一权力运行模式为主要内容的，这一模式正是在建国初期所建立起来的符合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社会体制的权力运行的组织过程。虽然在社会中也出现了“潘晓来信”这一类青年主体性意识萌芽的事件，但是对共青团组织权力的认知以及组织运行的价值基础，不论是共青团组织内部还是青年对共青团的认识，都还仅仅是恢复到“”之前的状况，即依然还是强调组织在先、纪律为主。

（2）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调整阶段从1984年10月共青团全国基层工作会议召开到1993年12月团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调整阶段。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农村团组织工作开始遇到了一系列问题，为此，1984年10月团中央召开共青团全国基层工作会议，研究共青团基层工作的改革问题，标志着共青团组织形态调整阶段的开始。这一阶段组织权力建设有两个特征：一是从恢复整体组织体系权力向强化组织对成员个体权力影响过渡，出台了团干部考核和团员证等制度。二是从组织权力恢复向组织权力规范过渡，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团内工作运行制度。在组织结构上，着手改革团的基层组织设置和团员管理办法。组织权力运行过程开始由过去以组织意图为主向根据团员实际情况变化而进行组织设置和团员管理方式调整过渡。但是，组织权力过程还是局限在团的组织结构内部调整以及团组织与团员之间关系上。组织价值建构上，这一时期也略有调整，开始呈现出兼顾组织在先和尊重个体的特征。

4.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转型时期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转型时期是从1993年12月团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至今。从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是以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为内容的制度变迁所导致的社会结构转型；第二次是以互联网普及为内容的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社会结构转型。两次社会转型，不仅导致了人们交往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还导致了社会成员的生存形态发生了变化，青年在转型中也受到了深刻影响。为此，在适应青年行为方式和生存形态变化过程中，共青团也不断推动自身组织形态转型，先后经历了承转与拓展两个阶段。

（1）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承转阶段从1993年12月团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到2003年团十五大召开之前，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承转阶段。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做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将导致青年生存形态从单位化向原子化转变，从而对团工作产生根本影响。为此，1993年12月团中央召开了十三届二中全会，制订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我国青年工作战略发展规划》，标志着共青团组织形态转型开始。在组织权力实现方式上，共青团开始探索遵循现代国家、社会的建设、运行规律，重构共青团整合青年的权力逻辑：影响对象从强调组织成员到强调青年个体，实现手段从强调团直接影响青年到借助党与国家力量，组织功能从强调政治功能到强调社会功能。在这一阶段，共青团组织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在启动“两新”组织团建的同时，进一步探索团的工作社会化结构和着手建立社会资源整合平台。在组织权力运行过程中，力争改变传统单向控制方式，探索与其他权力主体合作的模式。另外，通过推出“青年志愿者行动”，开始构建团组织和青年之间以主体平等和主体在先为前提的新型团青关系，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运行的价值原则。

（2）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拓展阶段从2003年7月团十五大起至今，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拓展阶段。从本世纪开始，中国进入了网络社会，网络社会使青年自我组织的多元社会权力中心开始出现，为此共青团从团十五大起就着手探索适应网络社会条件下青年工作的新模式，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推动共青团组织形态拓展。在组织权力实现方式上，推动影响对象由重视青年个体向兼顾青年个体和青年组织转变，作用空间由物理空间向虚拟空间延伸，覆盖范围由体制区隔向社会整合发展，权力主体上全面强化领导机关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在组织结构上，在重视市场经济影响基础上兼顾网络社会影响，建立青年中心以实现整合青年的组织载体创新，探索区域团建以推动共青团组织运行机制变化，创新组织类型以力争组织结构与社会结构相吻合，运用网络技术以促进组织结构与运行方式的扁平化。共青团的组织过程中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中最典型的内容是团青互动从服务青年个体模式向兼顾服务青年个体又联系青年组织模式转变，即从“B2C”模式开始向“B2C”&“B2B”模式转变。组织价值上开始探索尊重多元与寻求共识相结合的原则。虽然，这一价值建构思路在团组织的整体自觉中尚未完全形成，但是在组织权力运行以及组织结构创新中已经有所体现。

四、作为关系空间的组织形态：共青团发展的内在机理

任何规律的总结，都是通过先对事实进行分析而形成经验，而后再对经验进行抽象而获得。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实际上是从组织形态视角对九十年共青团发展的历史事实所进行的经验分析，尚未达到对共青团组织形态自身运行的规律的把握。理论逻辑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对此做进一步抽象，以达到对规律的把握。因此，我们必须对上述历史经验做进一步研究，以期把握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的内在机理，这就意味着我们除了分别对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变迁机理以及共青团组织形态变迁进行研究外，还必须对它们之间传导机制以及共青团组织形态内部各要素之间互动机制进行研究和把握。

1.作为政治空间的共青团组织形态：政治结构与共青团组织形态虽然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存在，但是中国共青团在中国政治空间内依然是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这就意味着中国共青团生成和发展是受整个中国政治结构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通过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的逻辑性传递实现的。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的内在机理时，首先必须考察政治结构空间内主要组成要素是如何影响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的，以及如何借助这对权力关系作用于共青团组织形态的。在现代政治中，政治结构空间是由政党、国家和社会三个主要要素构成的。首先我们来看政党对共青团影响的逻辑。由于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因此，政党不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纲领上的变化都会导致党团关系的变化。在组织上，党的存在是作为其青年组织的共青团存在的前提。党在建立过程中同时创立了共青团，因此共青团组织权力是直接来源于党的；期间党受到破坏，共青团也因此陷入了危机。在纲领上，党的纲领不论是政治纲领还是组织纲领的变化，将决定着团的变化和发展。

党在提出新的纲领和任务后，就会要求共青团也要调整自身政治任务，同时还会要求共青团调整组织形态，甚至要求共青团停止工作，如抗战期间。如果说党的影响是直接作用于党团关系来影响共青团组织形态的话，那么，国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党的作用并借助党团关系的逻辑来影响共青团的，这种影响对象可以对组织权力，也可以对组织形态的其他要素。如抗战期间，虽然中共是基于共产国际要求而对共青团进行改造，但国内原因之一也有基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拟接受“国防政府”领导的需要考虑。另外，中国共青团的许多组织过程中的一些行为，也是利用其作为执政党的青年组织与国家机构之间进行有效互动。如果说国家和政党主要是通过作用于党团关系来影响共青团的话，那么社会主要是通过作用于青年而后借助团青关系来实现对共青团的影响。比较明显的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建立和网络社会生成，社会结构产生了两次转型，导致了青年行动方式和生存形态发生巨大变化，从而使共青团在不同阶段通过对权力运行方式、组织结构体系、组织过程内容以及组织价值原则等进行不断调整和创新，起到构建和维护相对密切的团青关系，保证团的政治职能得以实现。

2.作为关系空间的共青团组织形态：党团-团青关系与共青团组织形态中国共青团作为政治组织，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具有高度紧密化特征的关系空间。在这一关系空间中，存在着多种权力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权力关系是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而在这两种权力关系中，对于共青团组织形态来说，党团关系又是更为根本。因为，在共青团组织形态各要素中，组织权力来源、组织结构建构原则、组织过程的边界以及组织价值中的根本性部分是由党团关系决定的，而团青关系只是决定组织结构具体形式、组织过程中的具体方式以及组织价值中的具体运行原则部分。也就是说，党团关系决定了共青团组织权力的根本规定部分，而团青关系只是决定了共青团组织权力的具体实现形式。虽然，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在每一时期都存在着一些具体问题，但是，从整个共青团发展历史来看，党团关系问题相对严重的主要是在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生成时期，而团青关系问题相对严重的主要是在组织形态复原期和转型期，特别是转型期。在建团初期起，由于青年共产国际因素和党团自身原因，党团关系一直处于未理顺状态，因此，出现了“先锋主义”和“取消主义”倾向，实际上是围绕着共青团组织权力的性质问题而产生争论。虽然共青团被改造主要是基于统一战线需要，但是并第二党倾向也是导致其被改造的十分重要原因［14］。党团关系问题在共青团重建之后就基本解决了，随后共青团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不是由党团关系所带来的，即使是期间共青团的危机，也是整个政治变动导致，而非是共产党之本意。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建立和网络社会生成导致青年生存状态发生巨大变化，青年行动逻辑与共青团在单位社会条件下所形成的组织逻辑存在着较大差异，从而使团青关系开始出现不够紧密的现象，使共青团组织权力的实现不断遇到挑战。也正是基于此，共青团才不断推动自身组织形态发展和创新，以期提高对青年的影响力。

3.作为组织空间的共青团组织形态：组织形态内部要素互动机制作为组织运行的整体政治生活总和，组织形态内部运行也有自身的特性和规律，组织形态各要素之间存在有机互动的机制。具体来说，组织权力是组织形态的核心要素，组织权力的生成与维系是组织形态存在的前提，由此组织权力决定了组织形态的其他要素。组织结构是组织权力维系的基础条件，组织结构的具体特性主要是受组织权力和组织环境影响。组织权力是关键性要素，如果组织结构消失，组织权力也将因此而消亡。组织结构还对组织过程有着十分重要影响，不同组织结构将导致不同组织过程，而组织过程的变化也可能因此导致组织结构的变化。对于组织结构和组织过程来说，组织价值具有灵魂性的作用，组织价值变化了，将导致组织过程和组织结构的变迁。一定意义上说，组织价值特别是组织运行中的价值内涵，更多的是在组织过程和组织结构安排上得以体现，这就意味着组织过程和组织结构是组织价值的表现载体，对其具有十分重要的制约性。从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经验来看，正是因为共产党创立了共青团，并赋予共青团以领导和整合青年的权力，共青团才因此而有了组织权力。随后，根据组织权力实现的要求，在组织价值中的组织原则支持下，开始构建组织结构，并在与中国共产党和青年的互动过程中，不断推动着组织形态的发展。共青团改造使共青团组织权力被收回，导致了组织结构和组织过程也因此消失了。“”爆发，共青团组织权力受到了冲击，并一度完全中断权力运行，由此也导致了组织结构和组织过程受到了严重影响，组织价值也产生了严重扭曲。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青年行动逻辑的变化，要求共青团与其互动的组织过程、组织结构、组织价值都需要变化，否则青年就将用“以脚投票”的方式远离共青团，即共青团组织权力可能因此导致空转而无法在现实中起到应有效果。因此，共青团组织形态由此出现了发展和创新。组织价值和组织过程以及组织结构彼此之间不断产生着有机互动，在推动着组织形态发展的过程中使共青团组织权力得以获得绩效。

五、复合型团青关系与枢纽型组织形态：共青团发展的战略选择

探寻规律的目的就在于运用规律来指导实践。因此，我们研究九十年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历史所得出来的经验和规律，就是为了能够对未来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提供一个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政策建议和理论依据。根据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由于建国之后党团关系基本稳定，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市场经济建立和网络社会生成，使青年生存状态发生了剧烈变化，先后经历了单位化、原子化和自组织化等三种状态，这就导致团青关系稳定性受到了挑战。因此，建立密切团青关系就成为当前共青团发展中最急迫的战略性任务。由于三种生存状态在青年中同时存在，而不同生存状态的青年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这就要求团青关系在具体模式上应该从单一形态向复合形态转变。另外，青年自组织化现象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具备了区别于传统党团组织和经济组织为组织主体的自我组织能力。这就意味着在团青关系构建中，共青团不仅需要考虑与不同类型青年之间遵循具有差异性的逻辑建立联系，而且还必须思考如何有效整合其他组织化力量，实现共青团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的主导性地位。因此，复合型团青关系构建，既要包括共青团如何与不同类型青年之间建立关系的内容，而且还应包括共青团如何实现主导性的办法。从本质上来说，组织就是一种关系空间，是基于一定目标和功能、按照一定原则和制度将人们整合起来的一种关系复合体。对于共青团来说，团青关系建立，就意味着共青团内部关系与不同类型青年之间的关系对接，而密切的团青关系就意味着这种关系对接的成功，从而实现共青团组织权力对青年的有效作用。这也就是说，复合型团青关系要能够得到有效建立，就必须建构与之相适应的共青团组织形态。笔者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共青团就必须从以支配性为诉求的单维权力运行模式的平面化的同心型组织形态，向以引领性为诉求的多维权力运行模式的立体化的枢纽型组织形态转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共青团组织权力结构体系、组织权力运行过程和组织价值生成机制等方面做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

六、结论

权力关系是社会秩序建构的基础，组织是以相对紧密方式来构建权力关系的一个空间和领域，而组织形态就是权力关系在组织内互动所形成的政治生活的总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成为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的一对决定性力量。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导致了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由此形成了四个时期和十个阶段。对共青团发展历史的分析，使我们对其组织形态发展的规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基于这些认识，笔者认为，应该将密切团青关系作为当前和未来共青团工作的战略任务，并通过构建复合型团青关系和枢纽型组织形态来实现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