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难题及其政治哲学

导语：中国难题及其政治哲学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是文明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的过程。它是在时间和空间分离的情况下，人类知识的反思性运用。从此，人类走进了一个“祛魅”的时代，形成了理性的意识，催生了主体性意识，产生了现代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与此同时，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们都深刻地体会到现代化从启动之初就伴随着反省和批判现代化的思潮，这是一场张力与矛盾共存的运动。正如鲍曼所言:在现代化运动与现代性追寻过程中，伴随“大屠杀”之类的流弊和个人主义、工具理性、自由丧失的三大隐忧。同样，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伴随着种种的现代性恶果和病态。诚然，现代化的道路确实伴随着众多的恶果和风险，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除现代化之外，还看不到有别的出路。［1］因此，研究现代化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笔者无法在本篇文章中深入全面地讨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的方方面面，仅打算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做一些思考。

一、思考中国问题的几个基本维度

在西方，从17世纪开始到19世纪经历了一场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剧烈的变革，这是现代化生产力所导致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与此同时，后发展国家19世纪先后在西方殖民列强的殖民统治过程中被纳入现代社会范畴，二战后殖民体系瓦解，西欧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大多都从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新兴民族国家建立，纷纷面临着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和新的政治秩序的历史任务，即开始了自觉、主动的现代社会建设阶段。工业文明正携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冲击着全球，欧洲似乎成了这个世界的中心。然而，日俄战争中日本人的胜利使得整个世界为之震动，这让人们都认识到，唯有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才能矗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败。就这样，现代化的革命浪潮滚滚而来，从俄国到亚洲，之后掠过南美，最后冲进了非洲。落后国家为摆脱被剥削的命运而做出最后的努力。中国在1840年开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在理论上已经被纳入现代化的范畴，面对独特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国的现代化环境和道路有其独特的特性。维度之一:后发展的张力VS矛盾。由于变革的方式不同，现代化的多样化道路也具有两种不同的起源。西方国家现代化属于“内源型现代化模式”，其动力主要来源于本国家或地区社会系统中各系统之间的矛盾运动，外部环境对其国内政治系统的变迁影响较小。中国的现代化动力不同于西方，属于“后发外源型”，其起始动力来源于西方的冲击。作为已经成熟的西方现代化的果实自然而然地被中国全盘接收，这种来自西方的冲击必然会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迅速解体和现代社会的产生，这时就必然会进入一个消化、互动、吸纳或排拒的自发性选择过程。

这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起源必然带来不同的现代化发展的背景和环境。在外来因素作为主要推动力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则容易发生社会动荡和矛盾。“外国模式的刺激在后发现代化社会是一种强烈的、激发活力的力量。但是，除非这些社会的领导具有才智，区分清楚现代性的普遍适用功能和源于外国传统的制度形式，不然外国模式的影响可能会转移他们对经验试验的注重，并且妨碍有区别地考虑本土传统思想和制度遗产对现代功能的适应性。”［2］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化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源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化困难的根源所在。确实，作为后发展国家，被西方殖民主义以强制的方式打破了传统社会自身无力克服的封闭性与停滞性，传播现代化因素，这就促使现代化启动［3］;与此同时，现代化的发展也具备了借鉴先行者的可能性，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缩短实现现代化的历程;也可以利用外部市场，利用大量过去不曾有的技术和技能［4］，来促进现代化的发展。总之，“后发外源型”的国家确实拥有所谓后发的优势，然而却无法掩饰后发国家所客观存在的各种劣势，这种劣势往往比优势更为明显，影响更深。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因素必然会给后发外源的现代化带来一系列的危机，所谓的“二元结构”的局面越来越严重，现代化带来的短期的快速增长必将会为长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埋下祸根。另外，作为后发外源性的国家，政府在不得不承担起现代化推进者角色的同时也伴随着导致了社会力量的衰弱，而社会的力量才是真正现代化所需要的推动力量，这就必然会出现强化政府能力与政治民主化发展的矛盾。而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后发展国家都置身于一个吸收、融合与抵抗、拒绝的两难困境之中。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作为后发展现代化国家所面临的背景。维度之二:传统VS现代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然与该国的文化历史相关。作为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政治感情和政治价值取向等。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深蒂固的。作为后发外源型的现代化国家，本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必然对外来的现代化因素产生制约性影响。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必然具有文化思维定势上的惯性反应。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具有很强的保守性和排外性;几千年主导的儒家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内涵和取向也不利于现性经济的发展;长期的封建宗法制度使得国家至高无上，伦常秩序盛行，权力本位严重，君主民本意识深入人心。现代化的发展首先意味着工业化和市场化，这是对中国传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一种取代，其次，现代化还意味着精神和文化层面对传统的超越，这将给人们的政治行为和价值观念带来了全方位的震荡。同时，现代化还意味着制度层面的变革。这就会导致人治与法治、依附与参与、极权与民主等等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因而，如何在扬弃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文化体系，是我们进行现代化所面临的特殊课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化的推进，民主法治意识的高涨，政治文化呈现出多维化，传统儒学与现代化表现出了紧张的态势。时期的思想家更多地是把批判矛头对准儒家伦理，以为儒家伦理在根本上有碍于现代社会个人主义原则之确立。而近年来，很多人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辩护，指出一些例如儒家思想也包含现代价值，似乎可以推理出一种儒家现代性。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属于前现代的，根本不属于现代性的范畴，我们有没有必要让时空转换，生搬硬套的拉郎配?中国不同于东亚的其他国家，儒学在中国更加不同于日本和新加坡，中国厚重的历史共鸣使得反传统的现代化不可能长久应用。一个成功的现代化是有选择性的。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即现代与传统的相互挑战、相互批评、相互适应。因此，中国如何处理内在根深蒂固的传统因素与外来的现代因素间的独立与融合就成了现代化发展的首要问题，即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固守本国传统，而应当在一个可以共契共容的限度内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尤其重要。维度之三: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VS全球主义现代性就是启蒙带来的那个现代性，独一无二，它不是从个别的民族，而是从普遍的人性和理性出发来阐释科学、社会和文化，其核心是理性，包括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由于现代化理论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理解现代化的基本规范，因而现代化也经常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化的过程，逃不脱西方现代化样板的逻辑。然而，我们必须认清现代性既非资本主义性，也非社会主义性。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进程，绝不仅仅只有一种模式、一条道路、一种实现方式。

上世纪末新左派、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发生了一场左中右论争，即“非西方化”、“欧美化”、“拉美化”三种改革前景之争。是像新左派主张的那样以社会主义资源抵抗全球资本主义，以寻求中国非西方化的社会发展前景，还是像自由主义者那样敦促通过宪政改革而使中国走向欧美化道路，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分歧。中国有着特殊国情，首先，中国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低下，如果按照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将会导致尖锐的贫富两极分化，而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其次，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现代化的实现必须依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这样便可以有效地利用各方资源，为社会全体成员谋取更大的利益。另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逐步明确起来。中国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又不等同于社会主义。因而，社会主义也是现代化的重要实现方式。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属性和内在规定性，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始终，社会主义价值包括共富、公正、自由、平等、民主、和谐、友爱、互助等，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映，是进步人类的共同理想和永恒追求。现代化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必须是基于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制度之上的，在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的前提下，根据本国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推进现代化进程。

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难题

正是因为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有着独特的环境和背景，也就意味着同样一个现代化对于中国会产生不一样的难题。难题之一:效率与公平抽象谈论效率与公平的文章，浩如烟海。学界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一直有三种立场。强调效率的学者往往从“自由”这个道德立场对公平进行反击。哈耶克、弗里德曼都相信一个不自由的制度一定是个低效率的制度。［5］至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不平等现象，自由思想家认为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6］而罗尔斯则反对损害一部分人的不平均分配，认为那是不正义的。对效率与公平之间采取折中立场的奥肯主张促进平等直到更高程度平等所带来的收益正好等于它所造成的效率损失，［7］这无疑只是乌托邦的幻想，直觉告诉我们，在现实中这是难上加难的。对于这对关系的争论其实表征着中国改革的深刻困境。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逐步取代了传统的计划经济，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不平等程度的扩大未必是坏事。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差距小未必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但这也使中国形成了一种威权市场经济，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这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下唯利是图心理的后果。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不公平现象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已经越来越引起重视，我们不能放弃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平分配的目标。众所周知，公平与效率并不是简单对立的一对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作为我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之一加以系统阐述，并进一步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然而，现实中，做好这项平衡工作无疑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大难题。进一步说，这样一个难题，难点在哪里?难在“科学发展”上。自然、社会、人，政治、经济、文化，许多巨大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乃至代际之间的平衡关系，成为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核心。而这个核心问题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呈现，只有通过更快发展才能渐次解决。问题始终纠结在解决问题的手段里。难题之二:现代化与现代性中国的现代化，由清末至今，经历了整个20世纪。

从一开始的被动适应到后来的主动迎接，就这样在一股又一股的西潮冲击下走向了现代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成功地走进了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的进程。现代化在物质与技术层面对传统的超越给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转型即是发展的难关。在较短时间内，社会体制急剧的转变，社会结构发生变迁，市场化带来了物质利益的多元化，中国的“强国家———弱社会”模式也越来越显示出结构性缺陷。孙立平曾经概括这种现象为断裂与失衡的社会，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上，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城乡差距加大，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都出现了断裂的现象。在孙立平的笔下勾画出了转型社会的多元与复杂，各种伦理价值的挣扎反映了转型社会的无奈与痛苦。构建一个利益关系相对均衡、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基本能够得到维护的社会对于中国来说是现代化继续发展的一大难题。

此外，现代性带来了人类的个性解放，同时现代性对人性的规训却导致了人的客体化的趋向，产生了“疏离感”、“意义的失落”、“心灵飘泊”等等。20世纪晚期，围绕着现代性演出了一场批判与反思的多幕戏。哈贝玛斯指出今日的现代性已出现“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本雅明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历史同时也是野蛮的记录，现性作为人类心灵和生命腐蚀造成了所谓“现代野蛮人”。之后，后现代主义对此做出了深刻的批判和对质。因而，同时挑战中国的还包括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现代性。我们拥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各地区、各民族、各行业发展不平衡，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差异很大，人们所获得的外在条件和内在条件不同，这样的情况下要使每个人都适应现代性的发展涉及到社会的重构，由此会面临很多困难。也就是说，在传统和现代这样一个历史与文化的维度内，对于中国这样有着丰富传统记忆，又面临现代性困境的国家来说，人们容易陷入选择和构建的困境，这可以具体化为文化价值选择困境和人们的社会行为模式的制度建构困境。前者体现在人们的社会精神生活层面，后者体现在社会制度重构层面。难题之三:普世主义与中国特色现代化始源于西欧，现代化的“全球化”乃是西方的现代化文明模式向世界扩散的过程，因此，全球化的“文明标准”自然是西方的“特殊主义的普世化”，中国的现代化就毋庸置疑地成为现代化的“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价值在特定的历史空间中把握住了历史机遇，启蒙运动将西方价值推进到现代性时空，这些反映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是具有普世性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借鉴了人类普世文明的一项举动，但是在接受西方的这些普世价值的同时，我们如何做到警惕西方中心主义的幻想以及由非理性哲学、消费主义经济和宗教文化相互渗透形成的资本主义文化普世性的虚假幻象。［8］这一点是中国发展过程中需要时刻警醒的。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一般意义上说，现代性是通过现代化过程而实现的社会理想，以及与这种社会理想相适应的事物的属性，包括社会精神、社会建构的原则等。但现代化过程并非是一个完全统一和具有一致性的历史过程，它在欧美国家以外，呈现着复杂多样性。特别是出现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意识形态、发展道路、战略策略等许多方面的重大差异。即使在欧美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的国家，现代化发展程度也不均衡，依然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意味着现代性的社会理想具有不同意识形态性质。中国特色的命题是针对苏联模式提出来的，其本意是指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当我们将现代化问题纳入到对中国问题的系统思考中来，我们就发现，普世主义与中国特色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搞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可以说，不搞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肯定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又必须基于本国实际，甚至可以说，脱离中国实际的现代化肯定背离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基本要求。对于中国而言，基于本国的历史传统和国情特点来进行现代化的发展显得尤其重要，历史主义认为一切都只能在民族与文化的具体历史语境之中才能获得意义。一面是普世主义的普世价值，一面是本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如何处理好普世与特色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难题。这个难题显然是战略与策略层面的难题，或者说是发展道路上的难题。

三、中国难题之政治哲学思考

思考之一:时间VS空间时间是一种空间，空间是另一种时间。时间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内在的空间的连续，空间又是时间化了的空间，时间的流逝必然伴随着空间的迁移，所有的事件都可以描画成随时间的变化并投射在三维空间背景上的动图。因而，时空之间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这就启迪我们要将时间的流逝、空间的结构和事物的演化统一起来考察。从时间上看，中国属于后发展国家，后发展意味着落后，落后就等于发展空间的缩小。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扩张时期形成了宗主———卫星的关系，这就使得后发国家很难向外国垄断势力进行挑战，也就决定了后发国家的发展限度和方式，发达国家已经形成的强势地位必然会对后发展国家产生威胁，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发展和不平衡的发展环境。从空间上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现代大工业体系的建立，也正是这种宗主———卫星的关系使得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西方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趋势，是世界经济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是中国面临的新的空间，也给中国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商品和服务的贸易迅速增加，资本流动的规模、速度都在加大和增多，技术成果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可以说，处理好这个空间关系就赢得了发展的时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初期，市场经济因素只是初露端倪，必须打破改革开放之前的平均主义制度，从而，效率必须优先安排，这是时间问题。但优先安排，自然带来不均衡，使得中国面临了很多严峻的问题，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失业和下岗，这是空间问题。同时引入全球化要素，效率———公平的时空难题即被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置于现代化的语境中，这个时间———空间成为立体多方位的约束结构。那么，这样一个难题，难点在哪里?难在“科学发展”上。自然、社会、人，政治、经济、文化，许多巨大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乃至代际之间的平衡关系，成为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核心。而这个核心问题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呈现，只有通过更快发展才能渐次解决。问题始终纠结在解决问题的手段里。

时间———空间的政治哲学思考，实际是探讨中国现代化根本价值的选择问题，或者说是应建构关于中国发展的政治哲学，而这个政治哲学受制于中国问题发生学的制约，只能在给定的维度中思考，因而，这里将其置于时空关系中来探索。效率和公平是个两难选择的价值。但是，这个两难一般发生于同一时空中。关于发展的中国政治哲学所要研究的恰是如何突破这个两难问题，其基本进路就是建构超越共时空限定的效率与公平的价值选择战略。一个多重的复合的时空关系结构将成为首选的研究思路。在此笔者并不是要给出一个实践中的具体对策，而仅是做一种“效率———公平”问题的时空哲学思辨，构建一个哲学的逻辑，思考解决这一问题的进路。在平面或线性的视角中，效率与公平最终将呈现对立关系。然而，多重时空关系结构可以突破这样的研究思路，从分析几何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任何物体的空间结构都是不规则和不连续的，空间结构在本质上具有层次性、内部不均匀性和间断性，如果注入时间的因素，则有可能在复杂的层面上探讨特定的时空同一性。因而，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普遍化与特殊化、以及本土化与全球化等多重时空关系中，确立“效率———公平”和“公平———效率”的不同排序，并将这种排序置于特定对应的时空中，由此将攻克“鱼翅———燕窝”选择的困境。思考之二:社会建构VS制度建构解决现代化和现代性之间关系这个难题，从政治哲学的视域来思考，就是要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人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关系，并将其置于社会建构和制度重构中。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在于人的主体性的持续显现。可分为强显现和弱显现、直接显现和间接显现。人们中的各种宗教信仰及其活动体现为弱显现，而哲学思考、学术研究、科学创造发明等，体现为强显现。人作为言谈者、创造者、领导者、组织者等等，均直接显现了人的主体性，而当人们处于倾听者、被领导者、被组织者等情景和地位时，人具有了客体性，而人的客体性本质上是人的主体性的间接显现。这个主体则是伴随着现代性的产生而产生的。如果这个理论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社会建构在形态上是指人们组成社会的方式及其关系的稳定状态，但在内容上则体现为人的精神生活对人的主体性的表达方式及其稳定的状态。学者们比较普遍地关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但其中更多的人依然更关心其组织层面，而较少、较浅关注其精神生活层面的问题。积极培育良性的社会组织是整个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途径，这无疑已经成为共识，但这样的社会组织何以能够担当现代社会应实现的凝聚与整合、活力与秩序的重任，关键还在于公民社会的精神生活内涵，特别是公民这种历史主体的主体性要求的表达方式及其稳定的状态。社会学家们认为，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社会生活是通过人的生产与交往活动展现出来的。同时，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要过社会公共生活。因而考察人的社会行动模式是有意义的。中国人的社会行动模式是一种“多元嵌套结构”(王思斌，2006)。这种模式是情理取向的，这种行动以参与互动的行动者之间的基本关系，他们互动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行动者针对现实问题对自己责任的认知，以及行动者以往共事经验为基础。［9］这样的认识恰是本文上述观念的一个证明。

无疑，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可能会给予我们另外一些启发。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是指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问的协调、一致、结合的关系。涂尔干的逻辑是:依靠社会权威，制定各个阶段欲望与目标的上下界限，以及培养普遍的道德意识，使人们尊重与接受社会确定的界限两个过程。通过建立完善、理智的组织把个人整合于社会架构和群体之中以控制社会的经济活动。创建政府与个人之间的中间团体以解决孤立的个人与全能的政府之间所可能发生的直接冲突。这个理论将我们带入到社会制度重构的情境中。我们发现，现有的制度建构取向均实际上转移了主体话题，人成为真实的客体，从而，人通过制度的建构而设置了不合理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人的客体地位的固化。人必须是自己的主体性直接显现者，同时，人在直接显现主体性的时候，具有间接主体性。思考之三:普遍的特殊化VS特殊的普遍化普遍与特殊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是一种互为前提的辩证存在。

随着中国崛起，这一普世价值与中国价值的论战一直在上演着。在此笔者不想讨论普世价值是否就一定是西方价值，以及是否存在普世价值的问题，而是试图反思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解决普世主义与中国特色的难题必须进行普遍的特殊化与特殊的普遍化关系的思辨。首先，我们对于普世价值和普世主义必须予以正确的认识。普世价值是个人主义的，平等主义的，普遍主义的，是受到时间、地点限制的历史概念，正因为这样，它才可以冲破地域、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人类共同遵守的伦理底线。不同源、不同宗的东西方价值的“文化身份”具有相同的地位，即都来源于地方知识，因而，普世价值不是西方的专利，任何重要的人类文明都可能成为普世文明，西方的普世价值只是一种“特殊的普遍化”。其次，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品性，它记载了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有着丰富深刻的内涵，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文化中也包涵有共同的有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理念，这些共同理念无疑具有普遍价值的意义，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观念往往是寓于特殊的价值观念之中，因而，作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其实是一种“普遍的特殊化”。最后，走出一条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因为西方的普世现代性预设了一个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立场。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通过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的时间序列，将世界历史整合为一个具有统一终点的发展过程。［10］历史主义虽然是挑战普遍主义的一道符，但我们也不能盲目地陷入历史主义，以至于最终坠入“去西方化”的国家主义的深渊。实际上，普遍孕育着特殊，特殊包涵着普遍，不能限于讨论孰好孰坏，孰是孰非，而要从中国自身的经验中寻找出一条属于中国的现代性方案，才是成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