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解析学三原则和翻译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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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和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为我们开辟了许多新的译学研究的视角。人们从更多的方面和角度来研究翻译。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阐释学，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理论和观念，改变了人们看问题的方式。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提到的三大哲学阐释学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为一本多译等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一、理解的历史性

在理解的模式上，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前结构理论:每一种解释都建立在一种前有的基础上，为了理解某个事物，我们总得先要具有这个事物。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建立在我们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对每一种事物或现象的解释都不可避免地受“前见”的影响，这种“前见”就是我们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译者只有把自身置身于历史性的视域中，才能真正理解原作的意义。“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历史的，理解的历史性又构成了理解的偏见，进而决定了理解的创造性和生成性”。

我们是历史性地存在的。无论是认识的主体或客体，都内嵌于历史性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文本的理解无疑也是历史性的。理解的历史性导致了历史的偏见，包括误读现象。伽达默尔认为这种偏见是“合法的”。他认为正是这种“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伽达默尔声称“偏见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和错误的，实际上，我的存在的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的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2］伽达默尔对偏见的积极性的一面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了误读的意义。庞德唐诗英译中的错误在美国引起的新诗运动，寒山诗于20世纪50和60年代在美国和日本引起的激潮，都说明误读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理解主体不同的历史背景使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从而生成了不同的偏见，进而在翻译中做出不同的选择，书写出不同的译本。

二、视域融合

视域融合是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第二大原则。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它包括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达默尔认为，作为理解者或解释者的译者，其视域并不是封闭孤立的，而是开放动态的。因此，作为理解者和解释者的译者，其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并与其他视域交融，达到一种历时性、共时性的“视域融合”。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的主体———理解者，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两者都各有自己的视域。译者对文本的理解是由其带来的各种成见所规定的，它们构成了译者现在的视域。而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作的视域。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带着当时的时代氛围形成的视域和文本的历史视域相遇和融合。但这种理解不是让理解者抛弃自己的视域，亦不是用其中一种视域代替另一种视域的过程。视域融合的过程是差异性之间的对话，是不同的视域相互碰撞、冲突甚至排斥的过程。在翻译中，在文学形式融合过程中出现的不同视域相互碰撞，相互过滤的现象十分普遍。如AuthurCooper用ShytheNymph来代替《诗经》“关雎”中的“窈窕淑女”。Nymph是古希腊神话里的“仙女”，它使《关雎》蒙上了一层西方美丽的外衣。一位“君子好逑”的中国古代少女，一下子变成了西方的仙女。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观道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实质，即在翻译中，译者应努力接近原作者的初始视域，从而领悟作者的本意。

三、效果历史

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第三大原则是“效果历史”。“历史”或“传统”并不是过去的简单的沉淀物。过去会对现在发挥作用，现在也会对过去发挥效果。在“理解”中，这两个相反的效果会相遇。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是历史的存在，文本的意义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形成过程之中，伽达默尔将这种过程历史称为“效果历史”。我们要对任何文本有正确的理解，就要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和某个特定的具体境况里对它进行理解，理解在任何时候都包含一种旨在过去和现在进行沟通的具体应用。“阅读的理解并不是重复某些以往的东西，而是参与一种当前的意义”。［4］同一件艺术作品，却总是在当代世界中在场，即在当代世界中表现出其意义。“流传物的历史生命力就在于它一直依赖于新的同化和解释”。［5］伽达默尔指出，文本是开发性的，其意义永远不可穷尽。因此，它是超越生成它的那个时代的。这就为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它的理解提供了可能性。

文本意义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文本的真正意义是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生成之中。伽达默尔关于效果历史的论述，有助于我们认识重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名著的重译值得提倡。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对翻译研究有重要的影响和启示。第一，由于理解的历史性，不同的译者对同一文本的理解和解释是不同的，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视角会产生不同的误读和偏见，因此，对于同一文本会有不同的译本并存。但历史赋予不同时代译者不同的创造力，所以文学名著的重译值得提倡。第二，虽然不同的译者对同一文本在不同时代重新赋予解释，但是，所有的理解都离不开原作文本的最初意图，也就是说，虽然文本意义是向理解主体开放的，是可以重译的，但是在翻译标准问题上并不说明可以乱译、胡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