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概念哲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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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既然是以“自然”一词的基本含义为依据的，那么要深究“自然主义”的概念，就必须从探究“自然”一词的含义开始。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东西方首次系统清理并确认“自然”一词内涵的自然主义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早期道家老子的相关论述，恢复“自然”一词的古典含义，进而总结出“自然主义”概念的确切的含义。这一做法在柯林伍德那里得到了支持，他说：“在现代欧洲语言中，‘自然’一词总的说来是更经常地在集合的意义上用于自然事物的总和或聚集，当然，这还不是这个词常常用于现代语言的唯一意义，还有另一个意义，我们认为是它的原义，严格地说是它的准确意义，即当它指的不是一个集合而是一种原则时，它是本源。……它总是意味着某种东西在一件事物之内或非常密切地属于它，从而它成为这种东西行为的根源，这是在早期希腊作者们心目中的唯一含义，并且是作为贯穿希腊文献史的标准含义。但非常少见地且相对较晚地，它也富有第二种含义即作为自然事物的总和或聚集，它开始或多或少地与宇宙、世界一词同义。”

一、“自然”一词的古典含义

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认为，古法文nature和拉丁文natura可以视为现代英语词汇nature一词的词源，这两个词都源自拉丁文nasci，其含义均是“出生的”［2］。“自然”在希腊文中对应的词汇是“phusis”，含义也是产生、生长，这均是从词源上说的。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时期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对“自然”概念作出明确规定和阐释的第一人，他对“自然”概念的分析和规定主要集中在其《形而上学》和《物理学》两部著作中。在《形而上学》第五卷第四章中，他先分别列举了“自然”一词的六种含义。第一，生长物的生成；第二，生长物最初由之长出的那个内在的东西，强调“自然”的内在性含义；第三，自然物自身内最初的运动来源；第四，自然物由以存在和生成的那个最初的东西，即质料；第五，自然物内在的“形式”。针对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说：“因此，那些由于自然而存在或生成的事物，尽管它从其生成或存在的东西已经存在着，但倘若还不具有形式和形状，我们就不说它有了自然。”［3］第六，“自然”是实体，这是从自然的形式实体的意义扩展到一切实体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进而总结说：“从以上所说，自然首要的和根本的意义是，在作为自身的自身之内具有运动本原的事物的实体，质料由于能够接受这种东西而被称为自然，生成和生长由于其运动源出于它而被称为自然。它是自然存在物运动的本原，或潜在地或现实地内在于事物之中。”［3］所以，从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思想，尤其是其关于事物构成的四因说理论的角度来考察，“自然”的根本的和准确的含义是内在于每一个自然物之中的“形式”。因为质料只有在获得形式之后才成为某一确定自然物，而此一自然物也才能获得运动的来源。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与之前的自然哲学家不同，后者用自然界中某种形式的物质质料来解释一切自然事物的本原，只说明了事物“从所出”的质料本源，没有说明事物“其所是”的本性。这一做法导致的结果就是在事物外部寻找事物运动的原因，而亚里士多德赋予事物以“形式”，并将其作为事物生成变化的根本原因，既使事物获得本性，解决了事物的“其所是”，也从事物内部解释了事物的生成变化和运动，表明了自然界的每一事物都是活性的、有机的，并且是具有独立本性的。

在《物理学》第二卷第一章中，亚里士多德也集中分析了“自然”一词的含义。他说：“在存在着的事物中，有些是由于自然而存在，有些则是由于其他原因而存在。……因为所有由于自然而存在的事物，都明显地在自身之中有一个运动和静止的本原———有些是在地点方面的，有些是增加或减少方面的，有些则是性质变化方面的。相反，床榻、罩袍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东西，在它们各自的名称所规定的范围内，并且就它们是工艺制品而言，都没有这样的内在冲动。”亚里士多德在对所有存在物作了以上两种区分后，提出了自己关于“自然”的定义：“所谓自然，就是一种由于自身而不是由于偶性地存在于事物之中的运动和静止的最初本原和原因。”［3］我们可以看到，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是通过区分两类存在物即自然存在物和人工制品而得出“自然”的含义的，即“自然”是事物自身之内使其运动和静止的本原。这一结论和他在《形而上学》中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他接着又说：“自然就是目的和所为的东西。”［4］这一视“自然”为目的观点也是他本人思想的归结。所以，结合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给“自然”下的定义，“自然”一词的含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自然是“形式”，而“形式”就是事物的本性，所以，“自然”是事物的形式，是事物的本性。第二，亚里士多德将“目的”纳入“自然”一词的含义中，表明自然物是自足、独立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亚里士多德还从“自然”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天性和城邦的起源。《形而上学》开篇就说明：“求知是人类的天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4］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自然”，即人之为人的本性就是“求知”。这句话说明，首先，亚里士多德将求知即追求对事物的理解、追求生活中的至善美德作为人的天性，这一做法比将理性作为人的天性更加指向一种心灵的原始力量和倾向；其次，这句话也表明亚里士多德认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可以说，经验主义就是自然主义者的认识论方法。在关于城邦的起源上，他说：“城邦显然是自然的产物。”

城邦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具有自然意义上的根源，即产生于人类对最优良、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人们出于自然本性以及延续后嗣的自然需要最先结合成为家庭。当多个家庭为了实现比生活必需品更多的需要比如生命安全、生活富裕等等而联系起来时，便产生了村落。当数个相互临近的村落为了进一步满足生活需要并为了更美好的至善生活而结合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大到足以自足或接近自足时，城邦就产生了。所以，城邦是自然的产物，源于人的自然物质需要和求知的精神天性。总之，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政治学理论弱化了柏拉图政治学的神秘主义色彩，削弱了政治学所具有的神学色彩，主张社会、国家和政治活动的自然主义起源，这之中尤其注重人的物质需要和求知的精神天性在社会政治的起源和演变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在汉语中，“自然”一词是先秦时期的老子发明并首先使用的。在《道德经》中，老子多次提及“自然”一词，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十七章）［6］。同时，老子首次赋予“自然”一词以特定内涵。他在《道德经》第三章说：“……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关于这一句话，王弼注道：“守其真也。”关于王弼的注解，楼宇烈也写道：“‘真’，即‘朴’。”［6］王弼注解中出现的“真”字是关于人之本性而言的。老子又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王弼注：“各返其所始也。”（第十六章）［6］就是说，人之为人存在一种质朴本性，统治者真正的统治是无为而治，以维护这一质朴本性；而在日常之中，人也要进行持续修炼以持守住这一质朴本性。这是“自然”的“人之自然”的含义。在第五章，老子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王弼注道：“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6］这句话里出现的“真”字意指一种自然物的本性。就是说，“道”化育万物、滋养万物，但对万物却无一丝偏爱之心，似乎漠然无情。如果硬要说有什么感情，那么可以这样说，正是这种“无爱”成就了“道”对万物的“大爱”，即“道”以自己的无为而顺从万物本性的方式成就了万物，成就了万物存在之“真”。这是“自然”的“物之自然”的含义。从这里出现的两个“真”字出发，可以说，在老子这里，“自然”具有两层基本的含义：一是物之自然，即一切事物根源于道的原初本性。二是人之自然，即人的质朴本性。人的质朴本性是通过人的有为过程来实现的，是通过具备了自我意识的人，在主动反思自身行为和自然界运行的基础上，自觉遵从自然规律，进而顺应物之自然和人之自然，以求达到物我一体、天人合一的和谐圆融境界的方式实现的。这里的“人”经历了从跃出自然又回归自然，从自在的自然到自为的自然的过程，最终成为老子说的“绝圣弃智”、“绝学无忧”的“返璞归真”的人。在人与物的关系上，“物之自然”与“人之自然”联通的方式是人的自觉意识。因为任何物之“自己”，物的所谓原初本性即物之自然都只有在人的意识的照亮下才显示出其存在意义来。这一点在西方哲学中，尤其是在从笛卡尔到康德建构“人之主体”的过程中阐释得已经很明白了。“物之自然”所具有的价值也只有在人的反思的前提下才显示出来。然而老子的意思并不是要人在对物的反思中脱离物并与之对立而将人视为在价值上高于物的理性主体，进而在对物的占有和征服中满足人不断膨胀的欲望，也不是要人在没有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的无知无觉的状态中和自然保持一种纯粹的一体状态，而是要人在自觉的意志努力下，将自身的主体意识视为对物之自然的遵从和持守，从而实现人之自然，最终达到物之自然和人之自然的合一，实现“道”的最高理想。同样，政治活动也应遵循人和外物的原初的质朴本性，尊重社会和国家的自然演变，尽量减少外在的人为干预，尤其反对违背社会自身规律的激进变革。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第六十章）王弼注道：“不扰也。躁则多害，静则全真。”

这里又出现一个“真”，意思是要统治者自觉维护社会的存在、演变之“真”。实际上，老子自然哲学的深层现实关怀就在于反思国家政治领域中统治者膨胀的占有欲望导致的主观妄为对人性之“自然”的扭曲、割裂，所以才提出一个无为政治的“小国寡民”式的政治理想，以此来实现其哲学中深沉的人文关怀。老子在论述“自然”的同时倡导人的“主体性”。然而这一“主体性”不是西方那种与自然界割裂的、进攻性和欲望型的主体性，而是在自我意识和理性地反思自身行为和自然运行的基础上，以事实性的“自然”为价值理想，要人进行内心修炼，作出意志上的努力以“回归”而不是“跃出”自然的整体存在和秩序的另一种主体性。也就是说，这一主体性恰恰是要人通过反思来意识到自己对于本性之“自然”、自然界、自然秩序的守护者身份。老庄的这一对人的“主体性”的主张来源于对周朝末年价值失序、群雄混战、生灵涂炭的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刻反省，其目的在于防止人的原初质朴本性被愈来愈强大的国家、权力、制度、军国体制等等人为制度所野蛮规训、戕害，避免人在有限生命中盲目争夺外物而遗忘人的本真之性的迷妄，防止人“役于物”；同时又防止人的主体意识恶性膨胀，结果陷入人与自己的原初自然本性相分裂，与他人相分裂，与自然界相分裂，而走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物质纷争的迷途上，即防止人“役物”。无论“役于物”还是“役物”都是违背“自然”的。老子说的“大制不割”、“圣人方而不割”，都是要人顺应自然，避免诸种分裂，主动归附自然秩序之中。综上所述，“自然”概念在古典时代的含义可以归结如下：第一，在对外物和人的存在上，主张“自然”就是一切事物（包括作为纯粹生物体的人）在自身之内的就具有的运动本原（这一本原作为了事物的本性、自性和目的）。所以，“自然”是自然物的形式、内在本性而不是具体自然物式的实体；主张从事物自身说明事物自身，反对任何以超验、先验唯心的方式解释万物的存在；侧重从人心灵中天然的原始情感、倾向或结构的角度解释人的本性。第二，对于人和物（包括社会制度）的关系，主张“自然”的事物都是完整的独立的自足的“实体”，强调事物和某一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形式在非人为性的自身演变过程中实现自身目的，反对来自人为的违背社会本性的激进干扰、破坏；人不应将事物视为实现自己欲望的手段，而应该尊重其本性和存在，并使自己主动遵从并维护整体自然的秩序，进而在人和“自然”的事物之间达到和谐的平衡。第三，在价值论上，“自然”或“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因而是完美的，而相比较之下“人道”却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因而是有缺陷的，所以主张“以天道明人道”，要人以“自然”的自然界的完美性作为价值追求理想，以此弥补人为世界的不足。“自然”的价值高于人为的价值。所以这就必然引出第四点，即方法上是从事实推出价值。

二、“自然主义”的概念史及其含义

作为一种哲学传统的“自然主义”在历史上并不连贯，内涵上也并不是很明确。所以当代有西方学者指出：“‘自然’的观念，或者‘自然的’客体或关系，或者‘自然主义的’研究模式，已经在很多不同时间和地点，因为不同的目的被很广泛地应用了，这些使用的广泛程度超过人类思想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概念。”［7］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试图从现有的各种对自然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中归结出“自然主义”这一概念一般的哲学含义。

首先从出自各种权威辞典的定义上看。《剑桥哲学辞典》认为：“自然主义有两个观点：（1）所有东西都是由自然实体构成，自然实体需要在科学内进行研究，自然实体的属性决定了包括人在内的事物的所有属性；（2）在某种意义上，关于确证和解释的可接受的方法与科学中的确证和说明方法具有连续性。第一个观点是形而上学或者本体论的，第二个观点是方法论或者认识论的。”［8］《新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为：“自然主义在哲学上，断定宇宙中的所有存在物和事件（无论其内在特征如何）都是自然的。通过这种方式，自然主义理论将科学方法与哲学联系起来。因此，关于宇宙的所有知识必须通过科学探索获得。”［9］《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在哲学上，自然主义有两层含义：广义的自然主义一般指那些主张用自然原因或自然原理来解释一切现象的哲学思潮，如中国汉代王充用禀气的厚薄解释人的智愚，宋代张载用禀气不同解释人性，欧洲哲学史中用人的自然属性解释人的道德现象，都属此例；狭义的自然主义，指20世纪30年代形成于美国的一个哲学流派。”［10］其次，从学界比较公认的自然主义的发展史看。自然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朔到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家的身上，当时的自然哲学力图以自然界某一具体物质形态作为本原来解释世界万物的本质和生成，而反对之前从神话中寻求解释的做法，反对神秘主义和超验主义的解释。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神学笼罩之后，在近代，自然主义哲学几乎是和自然科学一同出现的，“自然主义”自此成为一个确定的哲学概念。也就是说，17世纪之后，古希腊时期那些研究事物本质的自然哲学家逐渐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家，他们运用经验观察、分析和归纳演绎方法，借助科学仪器力图对物质世界进行更精确和严密的解释。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家就被称为自然主义者。最终在19世纪末，这样一种着重于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已经被完全内化于自然科学之中，自然主义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必要的部分随着科学家的理解和实践与科学一起逐渐发展起来了。自然主义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哲学流派正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这一时期的自然主义反对任何超验的或先验唯心的认知世界的方式，而主张唯物的解释方式；强调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进而将其应用到一切哲学问题上，而当代自然主义哲学是在对弗雷格开创的分析哲学传统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出现的。从对自然主义发展史简要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近代之后，自然主义与自然科学相互交织在一起，相辅相成而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不过，近代之后的自然科学式的“自然主义”在根本理念上仍与其古典原意一致，都承认世界以及人自身的客观实在性，主张经验的研究方法；在以事物自身说明事物自身，反对超验和先验的解释上两者是根本一致的。

三、结论

结合上文分析出的“自然”的古典含义，并参考中西方多个权威辞典对“自然主义”的解释和自然主义在古典、近代之后的发展史中一以贯之的内涵，我们可以说哲学上的“自然主义”概念包含以下含义。首先，对于外物的存在，主张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客观实在的；主张从事物自身说明事物自身；任何包含了内在运动本原的事物都是具有本性的，即作为此一事物的自性。这一运动本原或自性表明事物是独立自为的实体，不是任何人或神秘意志的手段和工具。事物是有机的自足的，自己以自己为目的；个体事物可以从经验科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和把握。其次，在对待人的本性以及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无论是早期道家将回归意义上的“质朴”（胡孚琛语）之心作为人性理想还是亚里士多德将“求知”即追求对事物的理解和至善生活的求真求善作为人的天性，都指向人性中的一种天然力量，都是要从人性中的原始结构、倾向或力量的角度来解释人，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只在于要反思和阐明自然界中“自然”的价值以及人的“自然”价值，并从理性和意志上作出努力来回归这种“自然”的秩序或状态，进而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反对有限却是过度的人为，重新肯定人的生命价值；将“自然”的自然界的完美性作为价值理想，主张人发挥“主体性”对前者进行阐释并归附，最终追求一种物之自然和人之自然合一的和谐价值。再次，在对待人与人相互关系的社会政治方面，主张社会、国家和政治活动的自然起源，即社会组织和政治活动都源于人的物质的、精神的自然需要，是由人的物质的、精神的自然需要在与各种外在的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相互作用以及相互积累的历史演变中逐渐演化出来并确定的；反对外在人为对这一自然秩序的过度干预，尤其是反对剧烈的社会变革；相信顺应人之自然、物之自然以及人与物的自然演进的社会制度的“自然”就可以达到社会治理的无为而治而秩序井然。这一点与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主张是相通的，两者都怀疑理性，反对激进人为，确立人为的客观限度即“自然”，并主张持守这一“自然”。